杨丽娟

2019年9月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又一次唱响“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道出了尽人皆知的事实——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鲜为人知的是，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各地调查统计出的少数民族名称曾多达400多种。今天世人周知的56个民族，是民族工作者经过20多年的科学识别与调查，直到1979年才最终确认的。

翁独健、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民族学大家，主持完成了这项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工作。从大西南的少数民族村寨，到东北内蒙古的游猎牧场，从湘西崇山峻岭间的土家地区，到福建地处偏僻的景宁畲乡，他们带去了中央的关怀，在民族识别与调查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摸清了“家底”，更为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奠定了基础。

土家第一人

1950年国庆节前，洋溢着节日气氛的北京城迎来了389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周恩来总理邀请进京参观的各地少数民族代表。衣着各异的各民族代表中，有一位来自湖南永顺县的女青年，名叫田心桃。她的身份是苗族代表，在观礼期间却意外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自己是土家人而不是苗族。

当时，土家和其他的很多少数民族一样，还不太为人所知。土家姑娘田心桃能够成为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代表，有点偶然。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进军湘西，田心桃的家乡迎来了解放。在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中，中学教师田心桃认识了一四一师政治部主任李忼，了解了党的政策。她向李忼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土家的情况，经李忼介绍，田心桃走出大山，先后来到湖南省民政厅和中南区民政部，介绍土家语言风俗。1950年9月15日，田心桃领到了一个少数民族代表证，证上写着苗族—— 因为她的外祖母是苗族人，而土家在历史上没有被承认过，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土家。就这样，田心桃代表苗族列席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随后又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她最早向中央提出派人调查土家情况、确认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的要求，因此后来被称为“土家第一人”。

像田心桃这样的阴差阳错，彼时并不奇怪。中国共有多少个民族，有哪些民族，新中国成立前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都没有准确的答案。

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19世纪末才出现在中国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论及日本人自称“东方民族”时，直接从日本书籍中引用了“民族”一词，这是中文著作中第一次使用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20世纪初，随着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文章的出现，“民族”一词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但是，人们对民族的认识，仍然相当有限，甚至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眼中，少数民族是“非我族类”的蛮、夷、戎、狄。民国时期，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但却以为中国只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因此提出“五族共和”的政纲。自诩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干脆否认了少数民族的存在，认为汉族是“国族”，其他民族僅仅是汉族的“大小宗支”。如此态度，自然不会探究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次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彻底改变了官方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共同纲领》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其实，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时期起，就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长征期间，由于红军经过的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彝族、苗族、瑶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直接接触，留下了“彝海结盟”这样的美谈。只是，革命战争时期，完全没有科学调查研究的条件。于是，对各民族进行科学辨别、认定的任务就留给了新中国。

1950年国庆期间，面对田心桃的要求，中央民委特意在各民族代表的座谈活动后，派中央民委参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杨成志对她进行了专访座谈。专访中，杨成志让田心桃把身体、数目、代词、人名、亲属称呼、服装等日常用语翻译成土家语，并介绍土家的风俗习惯。10月20日，中央民委为了研究各民族的语言，拟了一篇文稿，请各民族代表将文稿译成民族语言录音。田心桃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教授的主持下，进行了土家语录音，当时，罗常培就判断说：“土家语属于藏缅语族。”

田心桃随少数民族参观团进京，使民族识别—— 也就是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进行辨别的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几乎与此同时，中央派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访问团，也遇到了民族识别问题。

民族访问团

1950年6月，日后任中央歌舞团舞蹈队队长的彭清一刚刚毕业，正等待组织分配时，校长吴玉章找他谈话，让他随团前往少数民族较集中的云、贵、川地区开展工作。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民族隔阂，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党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不到20岁的彭清一，参加的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访问团—— 西南民族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团里配有少数民族翻译，还有像彭清一这样的专业歌舞人员。

出发前，访问团在国子监进行培训，听取有关民族问题的报告和讲演。毛泽东主席为访问团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题词，周恩来总理亲自给团员们作报告，临行前还专门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写信指示：“该团到少数民族地区，第一等任务是搞好民族关系，凡是少数民族不欢迎去的地方即不要去，不同意做的事情即不要做。”

7月2日，访问团一行百余人带着粮食、布匹、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资，浩浩荡荡由北京出发，直奔西南而去。8月，以沈钧儒为团长的西北民族访问团出发，随后，中南、东北内蒙古民族访问团分别在1951年和1952年动身，为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带去了中央的关怀。

访问团的主要任务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史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索文清告诉记者：“当时，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非常不便，人们居住比较分散，对新中国人民政府也不了解，一开始见到访问团还害怕地躲起来，但访问团的工作最后都很成功。”他们尽可能地深入到每一个能够抵达的村落和山寨，通过劳动、联欢等方式，拉近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继而宣传政策方针。在贵州黄平，为给苗家寨子的群众放映电影，访问团电影放映队冒雨抬着发电机，午夜2时才赶到;在贵州凯里，访问团赠送医疗器械，协助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卫生所，举办卫生人员培训班，讲授内外科疾病的治疗与预防方法，为1万多名群众接种了牛痘;在广西龙胜，访问团对龙胜灾荒做了专项调查，得知情况的中央和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当年内就为龙胜发放救济米55万公斤，贷出农贷粮7万公斤，访问团还协助当地成立了中南地区最早的民族自治区。

为了赢得少数民族的信任，访问团有时甚至要面临生命危险。彭清一曾撰文回忆，有一次在凉山地区，他所在的小组外出访问，正好遇到两个部落闹纠纷，双方僵持不下，准备武力解决。眼看两个部落拿着土造枪支和长矛大刀的人越聚越多，访问团十几个人都阻止不了，便决定通知附近的解放军前来化解。可是去解放军驻地必须经过两个对立部落的地盘，非常危险，但大家都争着去送信。最后，两名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小心翼翼地绕道出发，却还是被其中一个部落的小头目当成对方的“奸细”抓住了。两名同志耐心地解释：“我们是西南民族访问团的成员，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宣传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平等团结，更希望你们民族内部搞好团结。我们这次匆忙经过这里，就是要请解放军来制止他们对你们的进攻！”小头目半信半疑，最后派人跟着他们一起下山。解放军部队及时接到了消息，立即派骑兵前往，果断制止了这场冲突。访问团趁热打铁，分头做和解工作，终于将双方的头人约到了一起。趁着双方态度松动，访问团又给双方送上盐巴、布匹和针线等慰问品，最终剑拔弩张的两个部落握手言和。

彭清一回忆，类似这样的工作，访问团做了许多。3个月后，当访问团要离开时，凉山地区40多位不同家支的头人纷纷表示，接受军政委员会和访问团的建议，把历史隔阂与仇恨暂放一旁，共同走出山来举行协商会议。就是在这次协商会上，各方达成了建立第一个彝族自治区政府的协议。

除了慰问少数民族、宣传民族政策外，访问团也做了一些与民族识别相关的工作。费孝通后来接受采访时曾介绍，访问团还有一个任务是亲自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弄清楚他们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包括风俗习惯）。正因如此，像他这样的专家学者才会被派去参加访问团。1951年参加过中南民族访问团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在其著作《中国的民族识别》中提到：“访问团关于《防城县偏人情况》的调查，实际上就是对壮族的识别调查，根据其历史来源、风俗习惯、语言等均与广西其他地方的壮族相似，确认‘偏人是壮族的一个支系，就是壮族中自称‘布偏的那部分……”

但是，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像“偏人”那样，很快就能确认是什么民族。比如，中南民族访问团在海南（当时属于广东省）时，发现海南苗族在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与瑶族近似，追溯历史渊源才发现，海南苗族原是400年前从广西十万大山迁来的瑶族，可是，到海南后他们一直被认为是苗族，且本民族的干部群众也都认可“苗族”的族称。苗族和瑶族当时都是比较公认的族称，问题是他们应该归属于苗族还是瑶族？再比如，访问团在湖南时，遇到一些土家人，和田心桃一样要求确认他们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但土家还不是一个大众认可的单一族称，怎么办？

世界上独一无二

1953年，民族识别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为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央决定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工作，这就是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调查只登记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四项内容。不料，随着民族访问团将民族平等的政策宣传开来，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纷纷踊跃报出自己的族称，调查结果出来，全国6亿多人口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竟有400多种，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这400多个自报的民族名称是否都是单一的民族？索文清教授介绍说，“仅从表面看，就发现这些名称很混乱，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名称，有的名称竟然是特殊职业，比如云南世代以种甘蔗为生的‘蔗园人。”从民族科学定义上看，这显然需要一番甄别。再者，从政治方面，即将进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要体现民族平等，依据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分配代表名额，迫切需要明确民族成分，确定民族名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需要搞清楚哪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用施联朱教授的话说，“没有民族識别，人大代表怎么选举、民族区域自治怎么形成？”这种情况下，民族识别成了当时民族工作领域的当务之急。

1953年6月，中央民委派出了施联朱任组长的畲民识别调查小组，赴福建、浙江等省调查研究畲民的族别问题。同年，达斡尔族识别调查小组赴黑龙江、内蒙古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几乎与此同时，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方也陆续组建了许多民族识别调查组，深入本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一时之间，民族识别成了一件全国铺开的大事。

民族数量最多的云南，任务尤其繁重。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经过长达半年的工作，将云南的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成了22个，其中最复杂的要数对彝族支系的归并。时任调查组长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中写道：“讲彝语的各单位人口多，当时有300多万人，且支系繁杂，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仅云南就遇到数十个支系。”

如何判断这300多万人是单一民族还是彝族的一部分？索文清告诉记者，当时识别的基本依据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论断：“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比如，林耀华在云南识别“土家”人（非今天的土家族）和“蒙化”人时，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将双方的语言与当地彝族（称为“罗罗”）进行分析。据对1000多个词汇进行的比较，“土家”语与“蒙化”语有76%相同或相近，“土家”语、“蒙化”语分别与“罗罗”彝语比较，各有61%相同或相近，三者在词汇方面有些不同，但语法结构完全一致，语言系统也基本相同。可以说，“土家”人和“蒙化”人的语言都属于彝语的方言。此外，“土家”人和“蒙化”人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与彝族也相差无几，比如都保留有氏族残余（族长制、同姓不婚）、“夫兄弟妇”婚俗、火葬遗迹、祖先灵台、多神崇拜、巫术等彝族普遍的特点。据此，认定“土家”人与“蒙化”人都只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另外，前文提到的“蔗园”人，当时人口不足1000，以种甘蔗为生，他们到底是不是少数民族？林耀华等人考察后发现，“蔗园”人实际是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显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

不过，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并没有成为教条。施联朱在2014年的访谈中就谈到，斯大林所说的四个特征，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人民共同体的特征总结出来的，而我们所识别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完全套用的话，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符合。开始没有人敢提这个问题，“怕被说反苏反共”，后来，还是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政策可以这样，但是实际上也要“灵活”，也就是说，“要根据国家的情况，也要结合民族的情况。”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的胆子都大了起来，这才完成了施联朱口中“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民族识别工作。

实际上，我们在具体识别时，四个特征并非缺一不可。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中，施联朱举了例子：

锡伯族早在明代以前就生活在东北绰尔河、嫩江、松花江一带，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巩固充实西北边防，將一部分锡伯族从东北调往新疆塔城一带，不久又移驻伊犁河南岸，从而造成锡伯族人民分居东北和西北两地的状况。他们虽然不具备斯大林提出的共同地域的特征，但在语言、习俗等方面仍保持着共同性，因此，他们仍然是同一个少数民族。

再比如，云南地区的彝族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已经进入到了封建社会，而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却还保持着奴隶制。显然，两个不同聚居区的彝族谈不上共同经济生活，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彝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未完，待续）

（选自《北京日报》201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