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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何不去日本疗养

2020-01-25陈漱渝

读书文摘 2020年11期
关键词:通缉令许广平疗养

陈漱渝

鲁迅晚年没去日本疗养是否在抵制蒋介石的“劝降”,这是一个尚存疑点的问题。持“劝降”说的依据是李秉中1936年7月13日致鲁迅的一封信。据鲁迅同年7月16日日记记载:“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许广平代笔的复信今佚,许广平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对此事也只字未提,但李秉中的这封来信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信纸用的是“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用笺”,行文采取的是旧式的“黄伞格”,即每次提及受信人都要换行顶格,以示敬重。主要内容是:

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至无结果,不识师意何若。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曷胜伫盼!

这封信就是所谓的“劝降信”,这件事就是所谓的“劝降风波”。最近重读李秉中的来函,又参阅了鲁迅其他致亲友的信,觉得以上提法似有“过度解读”之嫌。因为现在并无任何证据说明蒋介石是这封信的幕后指使人,也无证据证明这就是一口政治陷阱。从李信的原文看,也可理解为李秉中的个人行为,单纯出于一个学生对老师的关爱。但由于此时师生置身于不同的政治营垒,这种“关爱”,鲁迅并不领情。

鲁迅何以被通缉

信中“解除通缉”一事,是指鲁迅1930年2月13日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列举名于发起人,结果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作为“堕落文人”予以通缉。自由运动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宗旨。

这份通缉令究竟是否正式颁发,研究者之间曾有不同的意见。倪墨炎在《鲁迅革命活动考述》一书中认为,国民党中央对浙江省党部的呈文是否正式批复尚存疑点,不知“是否实有其事”?只不过“鲁迅对这个通缉令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但王锡荣对倪先生提出的疑点又进行了质疑。王先生认为对鲁迅等人的这份通缉令的确存在,只不过因为是秘密通缉,并不是公开张贴告示,所以一般人难以看到。王先生引用了1930年9月30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签发的公函15889号,证明国民党当局准备查封“并缉拿其主谋份子”的左翼团体,除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外,还有“中国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罗诗社”“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中国革命互济会”“革命学生会”等。然而遗憾的是,当年国民党中央对浙江省党部呈文的批复原件至今也未解密。

鲁迅因为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一事的确遭遇了风险。他在1930年3月20日日记中就有“归途有形似学生者三人,追踪甚久”的记载,也曾于同年3月19日至4月19日到内山书店阁楼上避难。鲁迅在同年9月20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还说:“现已在查缉自由运动发起人‘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听说连译作(也许连信件)也都在邮局暗中扣住。”但由于自由运动大同盟当年5月就中止了活动,所以这份迟到的通缉令也就在实际上失去了效力,并没有对鲁迅构成长期的实际威胁。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实际存在的时间还不到半年,鲁迅当时为什么会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呢?

这首先是一种政治选择。自从国民党右派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之后,鲁迅被这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他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他原来观察社会问题时的进化论思路因之轰毁,于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被摧毁、被镇压的革命政党一边。这正是他革命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表现。

其次,鲁迅认同的是保障公民正当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不认同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某些主张和观点。这一点鲁迅本人解释得非常清楚。1930年3月21日他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谤诼骂,又复纷纷起来。”从鲁迅这番话可知,除冯雪峰之外,鲁迅跟该同盟的领导层并不熟悉。他的具体活动仅仅是作过几场讲演,不但内容限于文学范围,而且他的文学观点也跟“极左”的观点“格格不入”。

既不认同左倾的观点,而又参加这个左倾的团体,这看来是个悖论,其实是统一于鲁迅所说的那个“共同目的”之下,即“目的都在工农大众”。这正如同鲁迅既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又跟左联中的“国防文学”派有着深刻矛盾一样。鉴于鲁迅在文坛的崇高地位,自由运动大同盟想借助于他的威望。鲁迅明知这一点仍然愿做“梯子”,这也正如他明知左联成员良莠不齐而仍然参与发起左联一样。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既严辞纠正了“国防文学”倡导者的观点,但又公开声明“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这就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活的鲁迅。

面对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而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一事,魯迅本人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态度?笔者认为是既警惕而又蔑视。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鲁迅主张进行“堑壕战”,所以他曾短期外出避难。但在总体上是蔑视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站在正义这一边,而魔鬼的手中也必然有漏光之处。所以他以“洛文”“隋洛文”为笔名发表文章,对给他扣上“堕落文人”帽子的敌人进行辛辣反讽。1936年,《越风》杂志的编辑黄苹荪三次向鲁迅约稿,鲁迅明明知道他的后台就是当年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他的国民党党棍许绍棣、叶溯中,黄办的报刊也是由许、叶之流资助,仍于同年2月10日在复信中明确表示:“三蒙惠书,谨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这就是对呈请通缉他的浙江党棍的公开回击,充分表达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精神。

一度交好的师生

要解答鲁迅赴日疗养问题,必然涉及鲁迅跟李秉中的关系以及他对这封“劝降信”的态度。

鲁迅承认,他的社会联系面十分复杂,李秉中即为一例。李秉中(1905年—1940年),字庸倩,四川彭山人,鲁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跟鲁迅母亲鲁瑞也熟识。从1924年开始,双方交往长达12年,鲁迅日记中跟他的交往记录多达132次。鲁迅生前收到李秉中来信共52封,现存8封;复李秉中信28封,收入《鲁迅全集》21封,7封今佚。

根据现存李秉中来信,他是鲁迅参与编辑的《语丝》周刊的忠实读者,因家道中落而愤世嫉俗。1924年冬,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心悦诚服,李秉中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参加了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江战役,其所在连队一百二十余人仅存五十余人。李秉中因作战勇敢,得金牌奖及奖金大洋三十元。1926年李秉中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陆军,1927年11月又得官费赴日本学习陆军。1932年6月,李秉中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任教员。抗日战争期间,李秉中在四川成都任禁烟缉私办公室主任。

根据鲁迅跟李秉中之间的通信,李秉中对他在军政界的任职颇以为苦。鲁迅在1928年4月9日信中劝他:“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可见在鲁迅心目中,李秉中并不是什么党政要员,只不过因为行伍出身,所以在军事机构混一口饭吃。从现存鲁、李之间的通信来看,彼此还是能讲真话的。李秉中心目中,鲁迅是唯一能安慰他的人(見1925年1月31日信),所以跟鲁迅无话不谈,连跟女友分手,爱看广东疍户(水上居民)女孩一类生活细事也告诉鲁迅。鲁迅在复李秉中信中,也有四次跟他讨论结婚的利弊等问题。这在鲁迅书信中并不多见。

李秉中虽然跟鲁迅常处于异地,少直接交往,但却十分关心鲁迅的安危。1931年初,李秉中在日本听到鲁迅被捕的谣传,便向鲁迅三弟周建人打听消息,并力劝鲁迅到日本暂避文祸。鲁迅在同年2月18日复信中明确表示:“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国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愤叹。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鲁迅在这封信中还谈到“去年颇欲赴德国,亦仅藏于心。今则金价大增,且将三倍,我又有眷属在沪,并一婴儿,相依为命,离则两伤,故且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可见在是否出国的选择上,鲁迅考虑的是实际生活问题,丝毫未涉及当局会有什么刁难的举措。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李秉中听到鲁迅失踪的消息,又驰书关切。鲁迅复信除报平安之外,还告知他在英租界避难的情况,可知鲁迅对李秉中并无戒心。

李秉中的一厢情愿

1933年—1935年之间,鲁迅跟李秉中之间几无联系。1936年7月16日,鲁迅收到李秉中13日从南京寄来的这封信。虽然信纸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但并不能视为官方文件。李秉中既然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工作,用公笺写私信也很平常。以李秉中的职位,距离蒋介石有十万八千里,毫无实证说明这件事是蒋介石的亲自授意。笔者认为这多半是李秉中的个人行为,不能称之为“劝降”,事后也无社会影响,并未掀起“风波”。

前文已经述及,李秉中劝鲁迅暂避文祸,始于1931年,其时李秉中还侨居日本,直到1932年才归国,所以这只是作为学生的一种善良愿望。1936年李秉中关心解除鲁迅通缉令一事,起因是鲁迅“齿德日增,衰病荐至”,有到日本疗养的想法。他希望鲁迅脱离这种“形同禁锢”的生活,能生活得更自由一点。由于他当时置身官场,愿意从中疏通,行文用笺也确带官气,不同于往日来信的风格。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是受命于某方某人,也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交易的条件。他预设的前提仅仅是“绝不致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但他也同时声明“成效如何”“未敢预必”。所以,把这件事视为李秉中的个人行为,也许比把这件事说成政治阴谋更为合理。

由于鲁迅当时在重病之中,李秉中只希望师母许广平“代作复示”。1936年7月16日,鲁迅收到李秉中信的当天上午即由许广平代为回复,因为鲁迅“艰于起坐”,“一时颇虞奄忽”。遗憾的是这封复信并没有被保存下来,许广平的回忆文章中也未提及此事。然而有两篇带回忆性质的文章中提及了许广平复信的内容。首先应该提及的是鲁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忆鲁迅先生》一文。内山问鲁迅是如何回复李秉中的。鲁迅回答的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仍旧让它去吧。”

然而,蒋锡金先生于1978年在《新文学史料》发表过一篇长文《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蒋先生认为李秉中的来信是直接秉承了蒋介石的旨意。蒋先生的依据,一是1941年冬他对许广平的采访。他从许广平那里听说,蒋介石素来很敬仰鲁迅,还想跟鲁迅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在大学院任特约著述员的职位也当然保留。蒋先生的文章还援引了一些其他旁证,比如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对鲁迅致李秉中一封信的一段译注:“李受蒋介石之意而探询鲁迅,劝他在解除通缉令的同时出国游历,这是鲁迅对此的态度。”此外,蒋先生还引用了许钦文、俞芳等人的回忆以证明他的推断。

以笔者阅读回忆录的经验,觉得相对而言,较早的回忆录往往比较晚的回忆录更接近于历史真实,至于转述他人的回忆,可信度则更低。内山完造是鲁迅十分信任的日本友人,他的回忆录写于鲁迅逝世不久,即1938年左右,应该比其他人的说法更为可靠。至于俞芳,她是鲁迅寓居北京砖塔胡同时房东的女儿,其时只有14岁,所以她能追忆的只能是一些生活细事。俞芳转询许钦文,许钦文肯定了李秉中给鲁迅写信要求南京政府撤销通缉令,“但鲁迅回信说,不必了。因为这样做,肯定是有交换条件的。”许钦文并没有提到李秉中是受蒋介石之命进行斡旋,也并未提及有什么具体的交换条件。

关于松枝茂夫对1931年2月18日鲁迅致李秉中的译注,更有明显的错误。因为李秉中当时跟新婚的妻子正侨居日本,直到1932年4月才归国。一个远在日本学军事的侨民,怎么可能跟国民党的党魁蒋介石直接沟通并进行什么密谋呢?所以笔者认为,李秉中劝鲁迅出国或表示愿为解除对鲁迅的通缉令进行斡旋,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好意”或“一厢情愿”。1932年以后他跟鲁迅置身于不同营垒,所以在政治上处于隔膜状态,无法沟通,最后自己在鲁迅那里碰了一个软钉子。

不過,这次通信并没有影响李秉中跟鲁迅和许广平的正常关系。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主持出版《鲁迅全集》,因鲁迅的文章和著作此前曾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出版全集面临许多障碍,许广平利用了各方面的关系从中斡旋,其中也包括了李秉中。1937年6月21日,李秉中委托何钰将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审查意见批文寄给许广平。信中李秉中还表达了对《鲁迅全集》落实出版单位的关切,以及希望预订《鲁迅书信集》精装本的愿望。虽然许广平跟李秉中联系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至少表明他们之间并未处于敌对状态。

鲁迅的犹豫未决

鲁迅为什么未能去日本疗养,最具权威的是鲁迅本人对亲友的解释。

现在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离东京近,就不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陆。那时再看罢。(1936年7月11日鲁迅致王冶秋)

又说:

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1936年8月2日致沈雁冰)

沈雁冰(茅盾)收到此信后于同月14日回复鲁迅:“前次来信谓若到日本,总要有通日语者同去,则你较为省力;鄙意倘一时无此同伴,则到日本后雇一下女,似亦可将就,因此前杨君夫妇在日本时雇过下女,杨日语不很高明,杨夫人完全不懂,但下女似乎很灵,作手势颇能了然。”沈雁冰信中所说的“杨君”指教育家杨贤江。

鲁迅同月16日致函沈雁冰:“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危急中开口。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

鲁迅母亲鲁瑞也关心鲁迅的病情及疗养情况。1936年8月25日,鲁迅致母亲信中写道:“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

此外,同年致曹白、赵家璧、杨霁云等人信中,鲁迅也谈及对转地疗养的设想。除日本外,鲁迅还考虑到青岛、烟台、莫干山等处疗养,但又顾及“山上海边,反易伤风”,故一直犹豫未决。

通过以上鲁迅给亲友的信函中我们可以确知,鲁迅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会在1936年10月去世。李秉中的所谓“劝降”信是1936年7月13日写的,然而鲁迅同年8月下旬还有转地疗养计划。他的首选之地就是日本长崎。鲁迅丝毫没有担心出国会受到当局阻挠,仅仅顾虑到抵达日本之后“能否上陆”。因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进行准备,在日本国内也加强了对中日两国左翼人士的监控和迫害。当时萧红正在日本选修日语并进行创作,她就受到了日本特高课特务的盘查,心情十分郁闷。鲁迅完全没有提及赴日本疗养会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陷阱,或者可能有意无意间使之成为一场政治交易,这是再明白不过的。

(选自《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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