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幸穗 朱冠楠

我国拥有丰富的水稻遗产资源和优良的技术传统

我国是世界水稻作物的原产地。中华民族在一万多年前的原始农业时代，就已经开始对野生稻进行驯化利用、培植繁育，由此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水稻品种。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先后记载过5万多个水稻品种名录。这说明我国拥有大量的极为珍贵的水稻种质资源。前四批共91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与水稻遗产相关的有23项，约占1/4的比重。这也说明，水稻在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中仍然是保护发掘的重点领域。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吃饱的问题。水稻新品种选育，首先要追求高产，好吃不好吃还在其次。后来粮食供应充裕了、丰富了，这时就开始讲究吃好，光产量高的稻米就不受欢迎了。现在呢，又发展到“吃巧”了，也就是不光要好吃，还要有益环保，有益健康，不施用农药化肥的优质生态水稻才称得上“良品”。这几十年走过来，从吃饱到吃好，再从吃好到吃巧，要求越来越高，不断推动水稻生产的变革和发展，社会越来越进步。

我们希望通过稻作遗产项目的“良品”宣传推介，实现水稻生产的四个转变。一是充分挖掘我国水稻的优质传统品种资源，实现水稻种植结构的品种多元化优质化；二通过挖掘我国传统水稻品种的抗逆性遗传资源，提高品种自身的抗病抗虫特性，实现水稻生产“减肥少药”的变革；三是通过扩大遗产地种植更多经得起科学检测的“稻米良品”，实现稻米产品的优质优价，确保农民能够“良品优价、优质增收”；四是通过遗产地的局部试验和成功运作，逐渐推广开来，实现从水稻生产大国向优质米生产大国的转变，从而实现“端好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目标。

水稻“农遗良品”争创活动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当前，我国各地入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稻作遗产地，已经在“农遗良品”的争创活动中开展了很好的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我们需要及时进行组织引导，大力扶持，总结经验，推广应用。

我国许多乡村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十分注重传统品种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陆续恢复种植了历史上遗存下来的优质良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贵州省的一个农业文化遗产地，恢复了历史传承下来的“稻鱼鸭复合种养系统”，采用绿色有机的种植技术，不用化肥农药，种植当地传统特色品种“香禾糯”，实行稻田養鱼、稻田养鸭。“有机香禾糯”市价每公斤60元，鱼鸭价格也远高于普通产品，实现每亩稻田综合收益超过6000元，带动了大批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这些成功的事例说明，传统农业中蕴藏着珍贵的遗产价值，可以成为现代农业的发展要素，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途径，成为农业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

我国的传统农业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其中必然有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理念、技术传统以及与时俱进协同演变的机制。当代农业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古代传统农业中获得借鉴和启迪。历史悠久的传统农耕文化，在当代农业发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最近，有一个经常被学术界提起的成功案例。云南农业大学朱由勇院士对哈尼梯田遗产地的传统水稻品种进行稻瘟病抗病遗传机理研究，发现了当地传统品种中含有控制病害的遗传基因。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NATURE》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引起了国际植物病理界的很大震动。这个例子证明，我们的农业遗产里面确实含有过去所不知道的宝贵资源，确实需要我们利用科学理论知识去发掘，去发现，去开发利用。朱院士发现了水稻品种里面的抗病基因，其他传统品种里面是不是还有抗虫基因、抗寒基因、香味基因、早熟基因、高产基因、彩色基因，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挖掘出其中的奥秘。

还有，在化学农药之前，中国传统农业的病虫防治，有以虫治虫、以菌治虫、以生物农药治病虫等多种办法。因此，要加大对生物农药的研制和开发，在新的文明平台上建设高水平的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减少使用合成农药和生物激素，可以从我国丰富的药用植物中寻找突破口。许多药用植物过去主要用于人畜的病虫防治，近年兴起“中医农业”的概念，开始用于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的优点是对人畜安全，有利于环境保护。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我国过去有着5万多种传统水稻品种，近年我们过度追求高产、追求标准化，水稻品种种植越来越规模化甚至单一化，越来越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差异化、品质化，呈现的是“万田一色，千种一味”的稻米生产格局。随着人们康养意识的提高，对稻米品质和功能特色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为我们提倡的“农遗良品”打开了广阔的消费空间，开拓出广阔的市场前景。从我国的稻作遗产中，可以找到克服品种单一化的路径。一是坚持水稻育种的多元化方向，克服过度追求产量的导向；二是坚持水稻良种评价中的优质化、特色化、地方化标准，在“三园三区一建设”中，重视传统优质品种的提纯复壮和推广利用；三是进一步发掘并利用好水稻遗产良种资源，加强引导管理和监督，确保优质优价、良品良誉。

加强对传统水稻品种的提纯复壮基础研究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在开展“农遗良品”的水稻传统品种保护开发中，要十分重视传统品种的提纯复壮工作。我们知道，被列为“核心保护”的传统品种和栽培技术，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原汁原味”保护的，是不可能让它们年复一年地自生自长的。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任何农作物的代际之间，都会发生遗传和变异。这是生物进化的规律。没有遗传，就不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变异，就不会有更甜的瓜、更香的豆。

但是，生物的变异总是随机的、万向的、不确定的。它们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很坏。这里所说的“好”与“坏”，还有依据生物自身和人类需要的不同立场进行区别和判断。比如，自然状态下，水稻植株的矮化变异，对它自身是不好的，因为变矮了，它在群体中获得阳光的机会变少了，而被洪水淹没的机会增多了。但是矮化的植株重心降低，不易倒伏，适合密植，对人类有好处，于是就有育种家利用矮化变异性状，培育出了惠及全世界的矮秆高产品种。还有，水稻的早熟变异，对它自身也是不利的，因为如果只有个别植株的穗子早熟，很容易被鸟兽吃掉。但是康熙皇帝在丰泽园稻田中发现了一株早秀的稻子，立即指令随行的侍从官选拔出来，后来就育成了早熟的“御稻”，成为救灾济乏的主要品种，救活了历代无数灾民，善莫大焉。

不过，在大多数场合，水稻的自然变异无论是对它自己或者对人类都是不利的。比如，水稻植株变得更容易感病、穗子变得很小、谷粒容易发芽、生长期变长、抵抗旱渍的能力变弱、抗逆性差，等等。我们近年在遗产地的考察调研中，看到不少核心保护区生长的禾苗或稻穗，就有许多不利的变异植株，都被当作“遗产”来播种甚至保护了。比如，在不少的梯田保护区看到，稻田里的水稻植株整齐度不好，高低不齐，成熟度也不一致。这说明它们的原种已经退化或者混杂了，可能很多年没有进行“提纯复壮”了。真正的传统优良品种，应该具有几乎纯合的基因结构。长满禾苗的稻田，呈现的是“一剪平”的田园景象，让人很震撼的自然美。

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5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认识到“选种”是增产优质的重要途径。《齐民要术》“收种篇”提到的选种技术是：“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别取种，以拟明年种子”。也就是说，谷物要年年选种，选择纯色的好穗子，与大田分开种植，用以作为第二年的种子。这种方法有似现在的种子田。对种子田要加强管理，还要注意收获后要先脱粒，单收单藏，要用自身的稿秸来掩蔽窖口，否则“必有杂芜之患”。品种的保纯防杂，必须同选种和繁育良种结合起来。

应当看到，直到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许多遗产地都没有做到1500年前老祖宗提出的要求。那些被我们保护起来的“水稻遗产”品种，有的发生了不同品种间的纯度混杂，有的是自身的抗病性减弱的变异，也有的是来自異源花粉的天然杂交，等等。这些都需要进行“穗选”提纯，以保持原种的优良性状。传统良种的“原汁原味”是选出来的，不是一经认定为“重要遗产”就可以安享“万年”的，也不是遗产地生产出来的稻米必然就是“良品”。

发挥“农遗良品”在乡村振兴、端牢饭碗中的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条标准是“产业兴旺”。振兴乡村首先是振兴农业。“农遗良品”的本质特征就是节本增效、优质安全、绿色发展。在这个独特的发展路径上，我国丰富的农耕文化遗产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稻米生产的战略布局上，一定要牢牢记取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我国当前的农业发展，需要从数量导向向质量效益导向转变，提供优质、安全、绿色、有机的农产品，充分满足市场对稻米产品的优质安全的需要。

农业遗产地生产出来的稻米产品，本质上就是当前提倡的生态食品、有机食品。它们是历经了几千年传承积淀的优质种品，有的还是历史上的名特优稻米，是历朝历代的“贡品”。这些特点能够调动遗产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种植结构调整中愿意调、主动调，调出效益，调出绿色，调出新型农业模式。在现代水稻生产的技术体系中加入传统水稻品种的元素，是水稻生产领域“提质增优”的优先方向。因此，对水稻“良种”的认定，要重视汲取传统农业的精华，必需建立正确的取舍观和扬弃观，科学地判断“取什么、舍什么，扬什么、弃什么”，做到古今一脉，择善而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

在“提质增优”“农遗良品”方面，我国具有独特的品种资源优势和生态技术优势。这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农业所不具备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立足传承的根基和源泉。在水稻遗产保护领域做好农耕文化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利用，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加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曹幸穗：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朱冠楠：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农业史及农业遗产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