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永玲

摘要：从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间，浙江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经历了创建、发展与繁荣三个时期，形成了仪式感的单向传播、人格化的主持传播和人设化的主持传播的特点。这三个特点的形成不仅是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发展史的缩影，也体现出浙江人民审美趣味变迁的地域特色。这三个特点的形成与演变，既可以见证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逐渐成熟并形成独立专业的过程，也可以从中考察浙江经济、科技、文化发展及受众审美变迁等众多问题。

关键词：浙江播音主持 仪式感 人格化 人设化

从1949年5月25日，浙江新华广播电台宣告成立，至2019年，浙江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走过了70年的辉煌历史。浙江播音主持发展既是国家播音主持发展的缩影，又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浙江是全国的经济、文化大省，广电事业的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当地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创作出许多高水平的广播电视节目。因而，梳理和勾勒浙江播音的发展脉络，总结其发展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从时间和播音主持特色的维度进行分析，将浙江播音主持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概括为仪式感、人格化、人设化进行详细论述。

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仪式感的单向播音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认为：“传播作为人类的互动和交往，序化和整合社会传播具有形式化和仪式化的特征，即便是大众传播也具有很强的仪式性。”所谓仪式感，即在仪式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场所中，行为主体产生的身心活动，且通常伴随着相互交流而进行的。仪式不是偶尔一次的行为，而是接连不断的行为组成的完整进程。在传播过程中，仪式感是传者和受者表达内在情感的直接手段。具有仪式感的行为是为了达到内在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个体化的、反复的、服从既定的程序，代表着特殊含义的行为方式。彭兆荣提出：“仪式的权利性和权威性来自于程序性。只有按照人们认可和习惯接受的程序规定才算得上是仪式，如果程序被任意篡改或变动，仪式的庄严性就丧失殆尽。”解放初期，为确保播出质量，所有播音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备稿制度，每次备稿时间不得少于三倍播出稿件的时间。播音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在开播前15分钟完成，保证准时播音，如有迟播则是大事故。

构成仪式的特点、时间、事务、声画、情景和人，在仪式观的象征性符号系统中，都附着和隐喻了特定的内涵。仪式传播场域的效用体现与传播参与者关系密切，参与者个体依赖仪式场域，而仪式场域为群体心理所构建。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建台初期，由于尚未装配录音设备，节目都是由播音员直播。直播间，即播音室，是播音员做直播播报的场所，也是仪式中的物我场域。那时候的播音室比较简陋，但是播音工作非常严谨，播音间张贴着播音制度和章程，要求播音员天天写播音日记。播音员说的话代表了官方的声音，也给播音员内心营造了庄重神圣的氛围，让其专注于直播。改革开放前，对于物质贫困的国人来说，唯一可选择的文化娱乐方式就是广播。在缺乏电视、报纸等媒体竞争且拥有个人收音机的人数较少的前提下，广播独大的地位自然形成。彼时广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不可替代的，收听广播是很庄重的事情。因此，收听场所成为仪式的物我场域。在仪式化聆听的过程中，传者与受者形成共鸣，达成共同的仪式信仰。

媒介仪式以声画语言为载体，其中，由播音员创作完成的解说元素是声画语言中“声”的主要内容，也是媒介仪式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1950年6月，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增设每天播报1小时的“记录新闻”栏目，该栏目主要是摘编党委和政府公布的政策法令与报纸重要新闻，以记录速度优势快速播送。面对直播，选用的都是有丰富直播经验、政治和业务素质强的播音员。播音内容由革命战争时期富有政治紧迫感的新闻广播向和平建设时期宣传社会主义建设中典型人物与事迹过渡。稿件中鼓舞激荡的语句被播音员处理得大气磅礴、慷慨激昂。富有时代节奏铿锵有力的播音强烈地激发了在共享仪式下传受双方的共同情感体验。1959年国庆前夕，周恩来总理为国庆十周年撰写的文章《伟大的十年》，通过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陈平饱含深情的直播，鼓舞了一代人不断前进。1951年4月18日至20日，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浙江人民反对美帝國主义武装日本广播大会”栏目，每日听众最多达60多万人次。该栏目连续三天在18点至22点播出，引发了听众广泛的情感共鸣。声音是广播媒介唯一的传播表达方式，声音起到了传递稿件内在思想感情和烘托气氛的作用。播音员对稿件的二度创作形成了鼓舞激荡的力量，这种力量直抵每一位听众的心里，最大限度地达成了仪式感的传播效能。这种仪式感的播音表达不同于日常的人际传播，比日常口语表达更富有深层意义。

传播的起源和最高境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参与传播的人们建构和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解放初期广播节目仪式感的播报不仅提高了国民自信心，同时也加深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播音员主持人节目主持的风格和特色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人格化的主持传播

传播的人格化是指节目主持人运用自身的人格力量所赋予的文化品位、思想情感、语言修养和独特的个性魅力，去塑造形象、传达信息、沟通情感，使节目更具亲切感和人情味。主持人不仅是传播者，也是媒体的代言人。主持人人格化的传播令受众感到了其独有的人格魅力。节目中，主持人不只是代表媒介发声，也有其本人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其所传递的信息使得传受双方达成共鸣。改革开放后，人们更加注重个性化表达，在这样的趋势下，广播除了原有的新闻性、教育性、文艺欣赏性等节目外，还办起了对话交流性、服务性等一些新类型节目。1983年，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友》节目开办，这是新中国广播史上最早引入主持人概念的广播节目。主持人轻松、活泼，通过大众传播营造出平等的人际交流环境，这是早期人格化传播的初级表现形式。1986年12月，中国内地第一家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随后全国各省市电台纷纷建起各类专业直播广播电台。1989年，浙江电台创办经济广播电台并开办大版块直播节目，由此浙江电台人格化传播模式形成。版块型节目要求主持人变“播”为“说”。改革后的直播广播需要主持人用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他们关心的事，这也使得主持人不再是高高在上、未知不可接近的人。

主持人作为传播者，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主持人以第一人称“我”的语气与观眾平等对话，受众通过节目感知主持人的人格特征，并达成共识。主持传播的人格化特征首先表现为传播主体的人格化。20世纪80年代，长时段的热线板块直播形式通常由主持人负责全程的采编播，主持人的个性化表达得以形成。当时，造就了一批知名的广播主持人，如浙江电台的节目《阿宝路路通》的主持人阿宝、文艺节目《伊甸园信箱》的主持人万峰等。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大板块直播节目中，主持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节目标志性的特色。在主持人的魅力感召下，广播受众呈几何级增长。作为传播的中介人物，主持人与观众是平等的关系，改变了以往的单向传播模式。节目中主持人人格化的表达方式给予受众十分贴近的平等感和亲切感。

主持过程中人格化的传播符号表现，最能体现传播符号人格化表达的当属电视节目主持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浙江电视台开办了民生服务类节目《小强热线》《范大姐帮忙》和《1818黄金眼》，这些节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受众通过主持人的手势、姿势、表情和眼神等副语言传播符号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感受到主持人这一身份的真实存在。在媒介传播过程中，传播符号的人格化扩充了传受双方的主体意义，增强了节目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同时，主持人在传播过程中富有人文关怀也是人格化传播的表现。在民生服务节目中，他们对热点问题进行追踪、评述，不仅传递信息，还对问题进行解决，呈现浓浓的人文关怀。2009年，浙江经视开办的《新闻深呼吸》节目，主持人舒仲胜的点评幽默犀利、有思想、有个性，在节目中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在每个细微之处展现人文关怀。主持人的评述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通过交流引导观众进行思考，人格化的主持传播特征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具有人格化的主持传播特色的节目，使主持人不再是“工具”，而是一个具体、可感知、有感情、有温度、有具体形象和独特个性的人。受众收听和观看一档节目，实际上是看主持人及其所带来的内容和独有的点评。主持人成为节目的核心标志，而这些独有的人格魅力正是主持人节目人格化的传播特色。

三、21世纪初至今：人设化的主持传播

人设最早形容漫画和小说中的对角色定位或者是人物的设定。主持人设指的是主持人的形象设定和角色定位。互联网时代，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了直播互动、弹幕评论以及算法推送等，弱化了传统媒体节目主持人的衔接串场功能。因此，仅像过去那样与受众建立人格化联系的主持人，已不能满足当前互联网环境下面对海量信息的处理整合能力，只有独特魅力或是富有创造力的人设才能适应当前的媒体融合状态下的主持。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是全国率先推出广播节目“可视化”形态的媒体。2006年，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联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文艺广播频率在省内推出首档电视夜谈节目《万峰时间》，将广播和电视两种传统媒体联合。此后，部分一线城市的广播与电视出现融合迹象，通过网络达成广播的可视化直播，使得广播走向了网端，这也开启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与自媒体创新融合发展之路。正如1983年美国传播学教授伊锡尔·索勒·普尔在《自由的科技》中指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发展的趋势。”2010年，浙江广播电台率先与官方微博结合，扩展了“浙江之声”的报道传播平台，加快了与听众的互动速度，微博用户无形中成为广播媒体的延伸受众。在融媒体发展背景下，2014年，“浙江交通之声”成为全国广播节目“碎片化”的领先者。其率先在广播节目的内容呈现、线下活动推广、广告营销、与自媒体融合等方面进行“碎片化”整改。

在广播与新媒体环境的融合发展中，由于节目传播类型的改变，带来了主持人传播方式的变化。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广播节目中，主持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发挥串联节目、调度节目、加强互动等作用，而需要成为传播的主体，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跨平台曝光和作品塑造，让用户建立对这个“人”的立体认识和想象。这就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人格化传播，而是一种人设化的播音主持模式。

2005年4月11日，“杭州交通之声”开播的《我的汽车有话说》，针对需要买车的用户提供有效建议，解决有车族的维权问题。节目主持人于虎为群众解决了上千起纠纷和维权，因而在节目中，听众亲切地称他为“虎哥”。在新媒体潮流下，广播节目主持人能够扩展多层次的传播空间，深入打造个性传播形象。广播节目主持人通过线上线下与用户分享交互，形成以人设为中心的传播矩阵，扩大了传播效果。

互联网打破了大众传播的逻辑，裂变为社群传播。大众传播时代的主持人如果没有“这一个”的特定人设，显然就会淹没在茫茫人海中，无法凝聚起属于其自身的社群。可以说，社群是人格化的群体，更是人设化的产物。场景传播则是移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不懂得场景传播，不了解用户，也就无法融入用户的内容消费生态，无法建立强关联和高黏性的用户关系。当然，在融媒体传播时代，对主持人的审美观、创意能力和外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这是人设化传播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关键。

四、结语

播音员、主持人不仅担当着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承、文化建构的重任，还担负着引领文化时尚、陶冶大众情操、净化人们心灵、影响全社会文明道德素质的重要责任。浙江播音主持事业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也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这都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系统总结、提炼与升华。因此，对地方播音主持发展史进行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中国广播电视学科系统的研究领域，也从实践上为播音主持提供了有力指导。同时，播音主持理论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其内在规律，为浙江播音主持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讲师

本文系2018年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浙江播音史”（项目编号：19NDJC214YB）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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