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莱蒙托夫的创作达到了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小说《当代英雄》是其代表作，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在小说中存在着一些重复性的母题，这些母题和浪漫主义思想紧密相关。主人公毕巧林身上一方面体现了对自然、天空的崇拜精神，对保持纯真童心崇高精神的赞美；另一方面又集中了“恶魔”形象的特点，沉浸在追逐道德精神堕落的快乐中。

关键词 ：浪漫主义 天空 童心 恶魔

莱蒙托夫在浪漫主义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评价莱蒙托夫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俄国是没有对手的。小说《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的代表作，作品遵循了浪漫主义的人文精神，是其巅峰之作。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主人公，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色彩又通过重复性的母题表现出来。根据浪漫主义精神，原始自然有助于摆脱世俗烦恼，提高精神境界，又能通过某种方式和纯真的童心相联系起来。同时，主人公毕巧林具有恶魔性特征，“恶魔人物对自身悲剧命运总是顽强反抗，但总是屡遭失败，这种奋争与挫败感给人带来一种‘审痛意识”，恶魔形象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具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也是毕巧林这一人物形象的魅力所在。他对理想充满渴望，但又一事无成，矛盾和不安是他内心最强烈的情感体验。本文主要归纳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母题，并分析这些母题中蕴含的浪漫主义思想。

一、天空和童心

梅列日可夫斯基认为：“把大自然的安详和美与人们的庸庸碌碌和丑陋对立起来——这就是莱蒙托夫诗歌的主要源泉。”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自然风景的描写，这些有关自然的描写或推动情节发展，或烘托人物的心理，塑造人物的性格。大自然、天空和童真这些意象经常出现在风景描写中，并总是能够引起叙述者特定的情感心理体验。自然、天空在小说中被赋予象征性意义，成为叙事者愉悦心情的源泉。在浪漫主义作品中，自然常常是被歌颂的对象，成为主人公投射自我情绪的对象。

首先，在《贝拉》这一章节中，“道路好像通向青天似的……仍有一种兴奋心情充满全身的血管，而且似乎感到很开心，因为我高居世界之上了。这种心情，毋庸置疑，是一种童心，远离社会制约而靠近大自然，我们不由自主就变成了孩子”。显然，此刻叙事者的心境正如俄罗斯学者尼科列娃评论的那样：“在壮丽的大自然怀抱里，却感受到了大自然和自己狂热心灵之间的和谐。”此处的感情心理和卢梭、拜伦的浪漫主义思想相一致。卢梭认为，一个人精神境界的高度和肉体所处的高度相联系。拜伦也曾在其作品中表达过这种情怀，他厌倦了喧嚣的世俗城市生活。当沉浸于周遭的大自然时，高山使他感到兴奋快乐，整个人犹如获得新生。置身于大自然，接近天空，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让叙事者产生愉快、重生的感觉，这种感觉犹如让人重新获得纯真的童心，忘却世俗烦恼，摆脱束缚，重获自由。正如赫尔德林所呼吁的那样，忘记后天得到的一切，像新生儿一样寻找神圣的自然。

其次，在《梅丽郡主》这一章节中也出现了相似的情感体验。“空气洁净而清新，宛若童吻一般；阳光明媚灿烂，天空一碧如洗——其美看来无以复加”。此处的情感体验属于叙述者毕巧林，大自然的美好使毕巧林感受到了儿童天性的纯真美好，平日里的欲望和惋惜在此时此刻已毫无意义。原始的自然带给人的体验就如孩子的童心、童吻那般清新美好，尚未受到社会的污染，尚未被“思想的苍白投影弄得满面愁容”。浪漫主义者常常借助基督对孩子的赞美来表达对孩子天性的赞美。这是因为孩子通常被认为是摆脱了罪孽。虽然在小说中此处和上述的情感体验出自不同的叙述者，但是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同的叙事者产生了相似的情感联想。毕巧林所描述的这种状态也是高居世界之上的感受。“这种状态被看作宗教意义上的被解救的幸福状态……这种情况下主人公的堕落是无意识的堕落”。

最后，当维拉离去，毕巧林骑马急追未果，毕巧林因可能永远失去维拉而痛苦，可以说，这是他对女人鲜有的真挚感情的流露。“我一头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像个小孩似的哭了起来……”在这个片段中又一次出现了“孩子”这一意象，虽然这次不再是高居世界之上带来的新生的快感，但是可以发现依然是对孩子自发性天性的赞美。此刻毕巧林身上涌现出的真挚情感已经压制了后天形成的精神和理智。又如，毕巧林在进行内省时，“像对一个自己喜爱的婴儿一样，爱抚和惩戒自己”，此处又将心灵和婴儿联系在了一起。在莱蒙托夫的诗歌中，也可以发现儿童、纯真这样的字眼。例如，在诗歌《断片》中，“他们的日子，像儿童的纯真日子，像流水一般奔流”，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没有各种规范束缚的童年时期是一个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纯真朴素的天性还没有受到无端苦闷的折磨。

莱蒙托夫是描绘大自然的能手，他笔下的高加索风光总是给人留下深刻奇妙的印象。小说中“大自然也成为莱蒙托夫笔下的内省主题主体之一。人与自然之间已形成主体间的雏形”。在作品中纯洁广阔的天空总是和人物的精神世界相联系，形成主体间的对话。“天空与大地，灵魂与肉体。人的灵魂似乎來自天空，圣灵的起源。而肉体似乎来自大地，人间的灰尘”，高居大地之上，就可以找回失去的纯真的童心，使肉体摆脱一切束缚，重获新生。正如莱蒙托夫在其诗歌《一八三一年六月十八日》中所表达的，“谁离天近，谁就不会为地上的东西所伤损”。纯洁广阔的天空是心灵的圣地，它象征着自由，成为人们的精神理想寄托，给人以重生感，使免于世俗铁链的束缚。

二、上帝的对手——恶魔形象

毕巧林敌视命运，其思想行为具有矛盾复杂性，无法用善恶概念来简单判定。海德格尔曾说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向往上帝和撒旦的两种要求，“对上帝至善的祈求表达的是一种向上的愿望，而对撒旦的祈求（兽性的祈求）则是追逐一种堕落的快乐”。这恰好和毕巧林这一充满矛盾的形象相一致，在毕巧林的身上存在两个对立的自我，“一个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作恶的自我，一个对生活中‘作恶的自我作反省审视的‘除恶的自我”。在作恶时，大自然带给他的纯真快乐不复存在，毕巧林开始享受充当决定别人命运的上帝的角色，追逐堕落的快乐。“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却成了某一个人痛苦与快乐的根由”，毕巧林把给别人造成痛苦的行为当作自己骄傲自大的美食。他将自己置于最高存在的位置，至高无上，迫使周围的一切都对他马首是瞻，这是他最大的满足和胜利。他开始追求绝对的自我，试图掌控别人的生活，在他身上表现出来恶魔性。对他来说，“快乐的源泉开始发生改变，它已经不再是自上而下能够解救内心的重生感，毕巧林开始追求自己成为快乐的源泉”。毕巧林身上高尚的道德不复存在，他也不再远离社会生活，也不再和高居世界之上的自然亲近。

在《贝拉》章节中，为了得到贝拉，毕巧林故意设计诱惑亚扎玛特，然而不久之后山野女子的爱也开始让他觉得乏味，最终导致贝拉家破人亡。在这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毕巧林无形之中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他操控了贝拉及其家人的命运，贝拉的父亲在寻找女儿的途中被杀，弟弟亚扎玛特之后则下落不明，杳无音讯。毕巧林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对未知的事情充满无限的渴望，他佯装受骗，享受拆穿阴谋的快感。在《塔曼》中，他执行公务路经塔曼，却搅乱了别人宁静的生活。在海上他和陌生女子纠缠，他扮演观众的角色，在他看来，这是一部充满哑谜的喜剧，而他自信地以为自己把握着这部喜剧的节奏，最后反倒险些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这一相似情节的高潮发生在《梅丽郡主》章节中。“‘想解的死结有了！我满怀喜悦地惊叹道：‘我们要为解决这出喜剧的死结而手忙脚乱，坐卧不安了。” 可见，毕巧林计划安排的一切只不过是他消磨无聊時光的乐趣。不幸的是，梅丽和格鲁什尼茨基却成为他这部喜剧的牺牲品。毕巧林却为自己的盘算不会落空而欣喜若狂。在这部喜剧中，毕巧林既是导演，又是演员。最后，喜剧的结局以格鲁什尼茨基的死亡而结束。面对虚伪的格鲁什尼茨基，毕巧林自觉承担起类似于上帝这样的审判者的角色，他以宣判一纸死刑判决书的方式拆穿了格鲁什尼茨基及其同伙的阴谋，准备行使自己作为导演兼上帝的权利。莱蒙托夫的诗歌《荣誉》中的内容是对这场戏剧最准确的诠释：“我，无名的偶然的裁判者/揭穿了他人的内心深处/把那用礼仪掩盖起来的罪恶/大胆地交给耻辱。”毕巧林的内省心理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处于这样高级状态下，他才能评估上天的裁决”。毕巧林已经开始像恶魔一样，想成为“认识与自由的皇帝”，追求与上帝平起平坐。“毕巧林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企图成为人们的上帝的时候，他也在无意识地重走成为堕落天使的道路”。毕巧林逐渐成为站在上帝对立面的“恶魔”。这一形象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人物具有更强、更敏锐的感受力，更容易在道德精神堕落中消耗生命，因为只有在其意识处于迷醉的情况下，他们才能体验到常人所拥有的幸福感，才可以摆脱内心挣扎的痛苦。

在基督教文化中，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审判者，恶魔则是反叛上帝的堕落天使，是上帝的敌对者。毕巧林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并且崇尚自由。根据天才的心理，普通人的生活是平淡无趣的，“他们耻于与他人同一类泥土造成，而希望成为自己眼中的一位天使或恶魔——首先是一位恶魔”。毕巧林心灵过早地枯萎凋零，精神变得空虚，慢慢开始堕落，沉迷于追逐世俗的快乐，其身上的恶魔性变得越来越清晰，他总是设法在别人的生活里充当导演和演员的角色，最终给别人带来不幸。对毕巧林，或者准确说是对莱蒙托夫那个时代的精英来说，心灵过早枯萎成为优越性的标志，他们身上的不安分恰恰是对社会的反叛，“对空虚采取一种高傲的蔑视态度。他不愿放弃对神的这种高傲的反叛，仅仅是因此这有助于他免于沉降到平庸的层面” 。

无聊苦闷是莱蒙托夫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感情基调，也是莱蒙托夫作品中的关键词。毕巧林孜孜不倦地追求快乐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但是对快乐的追求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反而导致了不幸。心灵俨然变成了作恶与除恶的格斗场所，经受着折磨。“我对所有这些都摸得烂熟——无聊就无聊在这上头”。《恶魔》中，“毫无享受地播种着邪恶/凭着那一身高强的技艺/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敌手——但作恶已使他感厌腻”正是对毕巧林心理状态的最好描述。坐在窗前的毕巧林“实在无聊”，紧接着，便有了《贝拉》这一情节。不久之后毕巧林也厌倦了“自然人”贝拉，甚至高加索的枪林弹雨也没能帮他摆脱苦闷，百无聊赖，苦闷也随之达到了极限。毕巧林也像他的前辈奥涅金一样，厌腻上流社会的生活，读书、学习和做学问也无法拯救他空虚的心灵，饱受煎熬，碌碌无为，正如别林斯基评价的那样，“当代英雄就应该是这样的，他的性格要么是完全无所作为，要么是空忙一阵。”最后，毕巧林选择了出走旅行，也恰如他自己预言的那样，死在了从波斯回来的路上。《恶魔》中也表现了“苦闷”这一主题：“为自己生活，因自己苦闷/老是进行着这没有胜利/没有和解的永恒的斗争……”而且去蔑视世上的一切……毕巧林蔑视世俗的空虚，又在苦闷中挣扎，以这种无法和解的内心斗争来表现自己的不平庸。

“厌倦”也是毕巧林的生活状态之一，这种厌倦感慢慢地吞噬着毕巧林的生活，他的生活空间变得越来越荒芜。在莱蒙托夫所处的那个病态的社会里，道德才能无用，天才注定要成为一个放逐者，厌倦和苦闷引发的绝望是天才注定要染上的一场瘟疫。因此，他们像毕巧林一样，开始追求各种冒险，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厌世的程度似乎和不安分的程度成正比，在苦闷没有出路的社会里，不安分才是厌世者需要的人生。人生路上的暴风雨是毕巧林生活的调味剂，似乎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感受到自己真实而又不平凡的存在。冒险和不安分慢慢变成他们生活的嗜好。像“这种贪欲要把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所遇到的一切都吞噬”的论述一般会在浪漫主义神话中使用，用来表示主人公填补自由精神的空虚，放弃自己最初的崇高使命。而主人公没有出路的悲剧在于缺乏实现愿望的可能性：根据浪漫主义者从基督教传统继承的关于恶魔的观念，精神堕落造成的空虚感和孤独感只会日益增强。毕巧林也对自己的抱负和使命思考过，他认为上天赋予了他某种崇高的使命，然而他不知道这种使命是什么，只能通过沉湎于无限的欲望和冒险来摆脱苦闷和无聊，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快乐是短暂的，被空虚感和孤独感不断地消解着。

结语

“一个诗人越是崇高，他就越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发展密切关系联系在一起”。莱蒙托夫的作品便具有这一特征，他在读者面前呈现了一部社会心理性巨作，刻画了全社会的悲剧。这一悲剧不仅仅是具有卓越才华人的悲剧，更是处于社会发展停滞时期和生不逢时的一代人的悲剧。毕巧林是作家在其所处的痛苦的时代里给自己及同时代的英才所作的肖像。在充满悲哀、苦闷、厌倦和绝望的社会里，他们成为浪漫主义的忧郁患者，或诉诸自然，逃离社会，体验童心纯真的美好，或沉湎于世俗生活，游戏人生，追逐感情冒险，通过追求无限的渴望来摆脱空虚，消耗无用的生命。作品通过饱含浪漫主义思想的母题，深刻地刻画了毕巧林这一丰富的人物形象。作为“当代英雄”，毕巧林既享受这狂妄自大带来的愉悦感，又感受着天才带来的苦闷和痛苦，这两种体验无不和空虚相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的毕巧林选择用近乎于“恶魔”形象对社会发出抗议，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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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周欣，俄语语言文学硕士，武警后勤学院基础部助教，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和俄罗斯文化。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