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南京63名农民工的口述内容和后期的整合数据分析得出农民工阅读行为存在着三重矛盾性：“读书有用”和“阅读少”的矛盾、“重视子女的阅读”和“将责任托付于他人”的矛盾、“书有好坏之分”和“不看‘好书”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寻矛盾产生的原因：阅读的观念一直漂浮在农民工心灵的表层，他们从未践行过，在表面的认可之下更多的是一种行为的惰性，是他们在“个体现实”和“大现实”之间挣扎的无奈。

关键词：矛盾 农民工 阅读行为模式

一、引言

大部分学者对农民工的阅读调查都倾向于大规模发放问卷，运用SPSS等专业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部分学者采取问卷与个别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式，但重心仍是放在问卷之上。本文将重心从问卷转移到访谈，不做出任何预设，试图从自由访谈中去较为客观地展现农民工群体的阅读现状。本次调查共采访了六十三人，文中数据皆是在排除五个无效样本后得来的。调查的结果呈现了其阅读行为具有三重矛盾：“读书有用”和“阅读少”的矛盾、“重视子女的阅读”和“将责任托付于他人”的矛盾、“书有好坏之分”和“不看‘好书”的矛盾。笔者基于访谈中的具体回答、语气分析探究农民工的内心活动，从而归因出这三个矛盾背后是阅读观念从未真正深入他们的心里，他们的行为一直在与观念相矛盾。

二、三重矛盾

1.“读书有用”和“阅读少”的矛盾

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民工中有94%持“读书有用”的态度（其他6%的人没有作答）。在回答过程中，大部分人都是不假思索，立马脱口而出，而且在回答的语气中呈现出一种坚定和理所当然的态度，如在回答了“有用啊”之后，自己又加强了语气重复地答道：“读书肯定有用啊。”但在落实到每个人具体的阅读行为的时候，只有21%的人是经常读书，52%的人是现在几乎不读书。在为什么不阅读的回答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条是“工作忙”，占比為55%；其次是“浮躁、没有精力”，共计44%。看似客观条件是实现阅读的阻力，然而当调查者问到是否有其他爱好时，大部分人回答“会去刷抖音”，在上班的零碎时间和下班后的时间。是真的没有阅读的时间和精力，还是不想去阅读，这仍然是有待商榷的。

笔者整理了他们对于读书有用的解释，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获得学历和赚钱，共计31%（实际上他们对获得学历的解释也是等同于赚钱）；二是人际交往、思维锻炼等内化技能和知识，共计47%；三是用现实逻辑反推和反复强调“有用”作为回答，即“如果没有用为什么要提倡看书”，这一类为10%。针对第一种，日常的阅读并不能获得学历和直接获取经济效益，所以实际上读书对于他们而言是无用的。在第二种回答中，有21%的人指出了明确的作用，即丰富想象力、提高语言组织能力、了解人情世故这三种；剩余26%的人只是反复提到“可以增加知识”，但对知识并未下定义，已举出来的实际作用对于农民工而言，都不是目前生活中十分迫切需要的技能。这26%的人则是同第三种一样对于“有用”存在一种概念性的认识，并未真正去思考和实践阅读对于自己的用处。

综上所述，“读书有用论”虽然在农民工群体中被广泛认可，但是这种言论在触碰到个人现实时，则显示出虚假的一面。书籍确实很难在他们具体的生活、工作中直接地起到作用，有用停留于读书时代或者是概念性上。在观念上的“有用”和现实中的“无用”发生冲击时，他们在观念上保留，在行为上不作为。

2.“重视子女的阅读”和“将责任托付于他人”的矛盾

在对子女的阅读期待上，农民工们都表示希望自己的子女（或未来的子女）能够多读书，并且普遍表现出一种金钱上的支持。但在真正面对孩子的阅读教育时，他们在行为上又普遍呈现出不作为：在有效填答人中会对老师推荐的书进行甄别的仅占11%，而且42%的人对于孩子看网络小说这件事情认为管不了和没必要管。考虑到教育本身涉及家长的知识水平，于是将学历和对孩子的教育关系程度进行关联，数据显示这部分真正面临阅读教育问题的中年农民工的学历并不是非常低，即学历与参与孩子阅读的程度并无直接的关系。在一一试图与其他变量相关联后，笔者发现年龄为影响最大的参数。未婚无子的青年农民工都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参与态度，而真正面临教育孩子的中年农民工反而是参与热情最低的。在问及会鼓励孩子阅读什么类型的书时，他们的态度大都是“老师推荐的”；在问及孩子现在具体在读什么书时则回答说“这个我不太清楚”。他们更多呈现出将阅读教育托付于学校或者家里的其他人，在原因上则用“忙”和“不懂”的双重理由一带而过。

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成立的，他们对于孩子教育的漠视主要是在于对阅读本身的理解上。在对子女教育的观念和实际行动中，农民工群体依旧是一种矛盾的状况。同“读书有用”和自己不读书的矛盾一样，他们对孩子的阅读期待也只不过是“读书有用”观念的变相延展，实际上他们遵循的行为准则还是读书无用，所以才呈现出责任的转移。

3.“书有好坏之分”和“不看‘好书”的矛盾

在为数不多的阅读频率高的农民工中，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看网络小说。在文学作品是否有好坏之分的问题上，68%的人认为有，18%的人认为没有，另有13%的人说自己不知道。在谈及好坏的标准时，词条大部分集中于“有意义”和“名人写的”，而且他们自觉地将网络小说排除在有意义、好书和有用之外，哪怕是经常阅读网络小说的人，态度也是“没什么用”“也没事干，看肯定要看啊”。

在实际的阅读行为上，他们鲜少阅读“好书”；在阅读经历上，农民工对于“好书”的阅读仅仅只在于他们上学的时候，而且数量也不多，所以大部分人对于“好书”几乎没有以前的印象，也没有后来的了解。“好”并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判断，也不是在阅读后做出的判断，而是一种先验性的理念，这种先验性的理念影响着他们，却又难以在行为上对他们做出指导意义。为什么这种理念难以落实到行为上？其一在于这种反应仅仅是因为长期灌输和环境影响下的条件反射，其二在于在以往的实际阅读中并没有出现一种可观的“好”的结果（实际上其少量的阅读也难以产生好的影响）。

三、结语

农民工群体身上明显地体现出社会所倡导的阅读理念，例如读书是有用的、读书应当读经典的书、对社会规范的经典性书籍表现出明显的认同。然而，这种强加的外界观念并没有在个体上真正起到作用，“好书”也仅仅只是一种与己无关的社会评价。但这种观念被加诸下一代身上，所以这种观念和行为矛盾也同样在农民工对下一代的教育中体现出来。观念背离了行为，却保持着诡异的双轨生存。对于这种行为和观念上的矛盾，他们对其的解释为“只有在求学时期读书才有用”。在采访过程中作为参照对象的几位成功从农民工身份转型到城里人的受访者们似乎可以验证这一点，他们的经历展现出的确实不是阅读改变命运，而是个人拼命工作改变了命运。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在农民工的身份之下，阅读能对他们起到的改变命运的实际作用十分微小。这也是大部分农民工所认清的“现状”——读书有用，但对“我”没用。

实质上导致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有两种：一是他们所认为的观念在现实中受挫，导致行为随现实改变了，但观念还是保持着一种惰性；二是不读书的行为发生在观念形成之前，观念轻而易举受到外界力量（诸如教育宣传）的介入，但他们在行为上却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惰性。对农民工在求学时期的阅读行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推论出后者是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在他们所认为的“阅读可作为攀升的阶梯”的岁月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因为读书有用而去阅读，阅读更多是作为一种娱乐性消耗，而不是功利性的求利。总之，他们的阅读行为是前后一致的。

然而，为什么观念如此顽固地漂浮在思想的表面？其原因可能在于外界不断地强化这种观念，宣传“读书有用”的实例，如寒门子弟读书改变命运。在面对外界塑造的“大现实”和自身所遭遇的“个体现实”之间，他们矛盾地活着，既无力抵抗“大现实”的冲击，也无法忽视自身的遭遇，于是在回答与行为上不断矛盾。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项目《转型期农民工群体的阅读现状与文化边缘困境——基于南京地区的调查》的研究成果

作 者： 王茜，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