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权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200433）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交际工具，语言被人类运用的目的是为了达意传情。但是，达意传情有一个效果好坏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只要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他开口说话或提笔写作，总想使自己的达意传情有一个好的效果。为了取得好的效果，表达者（说话人或写作者）就必须在语言文字经营上有所努力。这种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修辞”。研究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就是修辞学。

作为一门学问，修辞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可以说，人类有语言的历史有多久，修辞的历史就会有多久，研究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修辞学的历史也就会有多久。只要人们在达意传情时还有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经营努力的情感冲动，修辞活动就不会停止，研究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修辞学就不会消亡。正因为修辞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所以有关“修辞”的定义始终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变化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莫衷一是。为此，我们在研究修辞学时必须首先对“修辞”这一概念内涵予以明确界定。这样，修辞学的研究才能有一个坚实的立足之基，修辞学的学科体系才能建立起来。

修辞跟人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要分类，根据其涉及到的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内容等，可以将之区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别。如外交修辞、商业修辞，广告修辞、公文修辞，口语修辞、书卷修辞，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如果我们以修辞跟政治的关系为分类依据，则可以将修辞区分两大类：一是政治修辞，二是非政治修辞。非政治修辞，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日常修辞。

对日常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日常修辞学。对政治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政治修辞学。日常修辞学，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普通修辞学是一致的。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只是普通修辞学也会涉及到政治修辞的内容，而日常修辞学则排除了政治修辞的内容。除此，日常修辞学与普通修辞学在研究内容上都是重合的。不过，应该指出，虽然理论上普通修辞学也包含了对政治修辞的研究，但是在实践上，就中国学术界来看，至今并未见到有普通修辞学著作或教科书讲到政治修辞的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修辞的研究始终未进入中国修辞学者的视野。事实上，由于政治修辞有其特殊性，跟日常修辞有很大差别，加上政治修辞学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其研究的主力主要是政治学者。可是，由于政治学者对修辞学并无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们谈及政治修辞时往往流于空泛的学术术语的运用，并不能“以语言为本位”、基于语言表达的视角透视政治修辞主体的政治修辞行为，因而对于政治修辞主体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的分析就缺乏鲜明的学术性与应有的理论深度。因此，在中国，“以语言为本位”、基于语言表达的视角而进行的政治修辞研究并未真正展开，系统研究政治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政治修辞学也就始终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建立起来。

由于政治修辞学是一门多元复合的学科，既涉及修辞学，又涉及政治学。因此，对于政治修辞学的研究，就需要研究者有多学科研究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功底。如果只懂政治学而不懂修辞学，其研究一定会流于泛泛的政治学分析，而不能“以语言为本位”、基于语言表达的视角对政治修辞主体的政治修辞行为及其所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进行具体而微的修辞分析，总结政治修辞的规律，为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的政治交际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如果只懂修辞学而不懂政治学，势必不能将修辞分析运用到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的政治修辞行为上，修辞学研究的实践应用价值将得不到体现，修辞学的学科地位也得不到凸显。

在中国学术界，“以语言为本位”、基于语言表达的视角而开展的系统而专业的政治修辞学研究，由于迄今尚无具体成果，所以，目前我们要进行政治修辞学研究，不仅无现成的理论可以运用，也无现成的学术体系可以依傍，甚至连何谓“政治修辞”这样基本的学术概念也没有人从学术上作出过严格的界定。就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除了西方文献外，汉语文献中谈到政治修辞的并不少，但却很少见到有对“政治修辞”下定义的。因此，这些论文有关“政治修辞”的概念运用并不十分明确，让人很难了解其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政治修辞”这一术语。以2020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在以“政治修辞”为关键词的不多的几篇论文中，都只有“政治修辞”术语的使用，而不见其概念的界定，当然更看不到“以语言为本位”、基于语言表达视角的修辞文本分析。如刘练军《作为政治修辞的天赋人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王莉丽、张文骁《特朗普推特执政的政治修辞与政策合法性建构——以中美贸易战为例》（《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7期），马忠、达雅楠《揭开政治修辞的幻象：“普世价值”的话语透视》（《思想教育研究》，2020 年第5 期）等，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只有吴礼权《政治修辞与承转文本的建构》（《宜春学院学报》，2020年第7期）、《政治修辞与比喻文本建构》（《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两篇，是纯粹“以语言为本位”、基于语言表达的视角而进行的政治修辞文本分析。客观地说，在此之前，中国学者涉及政治修辞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少，无论是以“政治修辞”为关键词的论文，还是字面不提“政治修辞”而实际是在讨论“政治修辞”的论著（如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事实上都没有明确给“政治修辞”进行过概念界定，更不见“以语言为本位”、基于语言表达的视角而从学术上对“政治修辞”进行严格的概念界定。

基于此，为了有效开展中国的政治修辞学研究，我们就必须直面现实，不仅要独立自主地提出一套政治修辞学理论，还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政治修辞学学科体系，甚至对相关的学术概念也要从头开始进行界定。本文讨论的“修辞”与“政治修辞”，是政治修辞学所要涉及的两个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学术概念，也是我们政治修辞学研究与分析要经常用到的两个概念。它们既是政治修辞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因子，也是政治修辞学体系的立足之基，更是政治修辞学的基本术语，是政治修辞文本分析的基础工具，就像医学解剖上的手术刀。可见，对“修辞”与“政治修辞”这两个基本学术概念的内涵进行清晰的界定，在政治修辞学研究中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修辞

“修辞”一词，就现存可见的汉语文献来看，其最早的源头见于先秦《易·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唐人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修辞立其诚，所谓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可见，先秦时代孔子所说的“修辞”是指“修理文教”，意谓对人民加强道德文明教育，是治天下的一项功业所在，不是指在语言表达上讲究技巧的意思。但是，后来人们对“修辞”二字的涵义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所以“修辞”二字便由原来的一个词变成了一个动宾短语，“修”被解释为动词“修饰”或“调整”“适用”“加工”“选择”等，“辞”被解释成了名词“言辞”或“语辞”。由此，“修辞”二字遂由先秦时代的一个政治词汇变身为后代的修辞学术语。如宋人文天祥在谈到修辞与德业的关系时，曾对孔子所说“修辞立其诚”及其“修辞”二字作过如下阐释：

修辞者，谨饬其辞也。辞之不可以妄发，则谨饬之。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盖一辞之诚，固是忠信；以一辞之妄间之，则吾之业顿隳，而德亦随之矣。故自其一辞之修，以至于无一辞之不修，则守之如一，而无所作缀，乃居业之义。……上言修业，下言修辞；辞之修，即业之修也。……辞之义有二：发于言则为言辞，发于文则为文辞。（《文文山集》卷十一《西涧书院释菜讲义》）

可见，文天祥不仅将修辞与德业联系到了一起，而且明确将“修辞立其诚”作为修辞的准则提出来，这跟孔子的原话在涵义上有了根本的区别。除此，文天祥还第一次明确将“修辞”解释为“谨饬其辞”，即将“修辞”二字看成是一个动宾短语，将“修”解释成动词“谨饬”，而将“辞”明确解释为“言辞”与“文辞”。

尽管宋人文天祥事实上已经对孔子“修辞立其诚”的“修辞”二字作了重新阐释，使之由一个政治概念变成了一个学术术语，但是现代中国修辞学者对于“修辞”二字的理解却仍然存在着分歧。其中，在对“修”字的理解上，大家的分歧最多，或认为“修”字是指“修饰”，或认为是指“调整”与“适用”，或认为是指“加工”，或认为是指“选择”。

主张“修饰”说者，自古以来都有。如明人武叔卿曰：“说理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隐，则宁质毋华可也。达意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见清人唐彪《读书作文谱》六），就是典型的“修饰”说。现代学者中，主张“修饰”说者也不乏其人，如杨树达在其所著《中国修辞学》（1933 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55 年更名为《汉文文言修辞学》，由科学出版社再版，1980 年由中华书局重印[1]236）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是主张“修饰”说，但在其第一章“释名”中，对于“修”字的解释是：“《说文解字》九篇上《彡部》云：修，饰也。从彡，攸声。段玉裁注云：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论语》十四《宪问篇》云：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左传》成公十四年云：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公羊传》庄公七年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2]1虽然没有一字是作者自己的意见，但根据其所引《说文解字》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释义及其为其佐证的《论语》《左传》《公羊传》的三个例证，足以表明其是主张“修饰”说的。又如张弓在其所著《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 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 年由李济中等修订后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3]246）中对修辞所下的定义，虽然没有用“修饰”一词，而是用了“美化”一词，但意思是一样的。其定义是：“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3]1。并特别加以说明申足道：“古语：‘言以文远’（《文心雕龙·情采》赞语，暗用《左传》的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以及‘情欲信而辞欲巧’（《礼记·表记》），这两句话正可以借来帮助说明这个问题。”[3]1“这‘文’就是‘文饰条理’，就是我们说的‘美化’。‘言以文远’就是‘语言因为美化才能够传远垂久’，这就是说明语言美化的功能。‘情欲信而辞欲巧’是说内容要真实而文辞要‘美化’，‘巧’可以当作‘美化’。这句话和《易·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意思相近。这是说明语言美化与表达态度的关系，说明语言美化与表达的真诚态度的相应关系”[3]1-2。可见，张弓是典型的“修饰”说持论者。又如李维琦在其所著《修辞学》的“绪论”部分，给“修辞”下的定义是：“修辞就是修饰词语，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4]1，可谓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修饰”说的观点。又如姜宗伦在其所著《古典文学辞格概要》中，也对“修辞”的涵义有明确的界定，说：“修辞就是修饰词语，就是对语言进行修改、加工、润色，就是通过对语言的整理修饰，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5]3，也是典型的“修饰”说持论者。除了修辞学者外，还有非修辞学者的其他语言学者也有持“修饰”说的。如《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于“修辞”的释义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6]1465。作为汉语最权威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不仅第六版（2012 年）是如此确凿地坚持“修饰”说，而且是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此说，没有丝毫的观点更新。如第三版（1996 年7月出版的修订版）的释义，跟第六版的释义文字一点不差。可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们作为非修辞学专业的学者，其所持的“修饰”说观念几十年几代人都是没有改变的，可谓是相当根深蒂固。虽然其观点不能说是主流，但起码对数量最多的非修辞学专业人士及普通大众是影响最大的。

主张“调整”与“适用”说的代表是陈望道，其在所著《修辞学发凡》中不仅明确地阐明了自己所提出的“调整适用”说，而且还驳斥了“修饰”说的不当：

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以修饰为修辞，原因在（1）专着眼在文辞，因为文辞较有修饰的余裕；（2）又专着眼在华巧的文辞，因为华巧的文辞较有修饰的必要。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文字的修饰。[7]3

由于陈望道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有详细的理据分析，比较具有说服力，因此得到修辞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也得到了海外学者的认同。如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在其所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中，于第一章“绪论”的开篇部分就表达了对陈望道“调整适用”说的认同。认为学术界很多人将“修辞”的“修”理解成“修饰”[8]1，或是作“修饰”用，都是“从狭义来解说或使用‘修’字的”[8]1。他认为，“如果从广义来说，‘修’字实含有调整或适用的意思”[8]1。并举了五个例子予以论证。第一例子是：“平江李次青元度本书生，不知兵。曾国藩令其将兵作战，屡战屡败。国藩大怒，拟奏文劾之，有‘屡战屡败’语。曾幕中有为李缓颊者，倒为‘屡败屡战’，意便大异。”（见于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所引）第二个例子是：“欧阳永叔守滁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五年，东坡为大书重刻，作‘泉冽而酒甘’为‘泉甘而酒冽。’今读之，实胜原句。”（见王嘉璧辑《酉山臬》引《泊宅编》）第三个例子：“荆公尝读杜荀鹤诗：‘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惟闻折竹声’，改云：‘宜作禽飞竹折。’”（见于王嘉璧氏辑《酉山臬》引《零陵总记》）第四个例子是：“东坡《超然台记》云：‘美恶之辨战乎中，去取之择交乎前’，不若云：‘美恶之辨交于前，去取之择战乎中’也。”（见于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文辨》）第五个例子是：“汪内相《劝主上听政表》云：‘汉家之厄十世，知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独在。’盖佳语也。或曰：若移上句为下句，则善不可加矣。”（明陶宗仪《说郛·隐窟杂志》）郑子瑜认为，以上所举的五个例子，“实际上都没有修改一个字，只是把字、语或句倒置或交换位置罢了。像这样的修辞现象，只能说是调整或适用，不能说是修饰”[8]1-2。可见，郑子瑜之所以认同陈望道的“调整适用”说，是有其道理的，决不是盲从。他跟陈望道都认为，“修辞”的“修”应理解为“调整”或“适用”，而不是“修饰”。

主张“加工”说的，在现代中国修辞学者中也不在少数。如吴士文在其所著《修辞讲话》中就明确主张说：“修辞是语言的一种加工活动，即说的‘措词’”[9]2。又如李德裕在其所著《新编实用修辞》中也主张说：“修辞活动，就是对语言进行加工的活动，修辞学也就是研究语言加工艺术的一种科学”[10]3。既讲到“修辞”，也讲到“修辞学”，全部以“加工”说一以贯之。又如朱星在其所编《语言学概论》中说：“修辞是讲词句艺术加工的法则”[11]156，其对“修辞”的定性表述也是属于“加工”说一类。可见，这些主张“加工”说的学者，都是将“修辞”的“修”理解成“加工”了。

主张“选择”说的，在修辞学者中也大有人在。如张志公在《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一文中明确提出：“什么是修辞？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12]3。又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大学教材《现代汉语》（修订本）有曰：“针对不同的表达内容的语境，如何选择最恰当最完美的形式以收到最好的交际效果，这就是修辞”[13]475。再如王希杰在所著《汉语修辞学》（198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对“修辞活动”下定义和对“修辞学研究的对象”进行论述时，也提出了对“修辞”一词涵义的理解。在给“修辞活动”下定义时，说：“为了达到预期的最佳表达效果而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的过程，就是修辞活动”[14]6。在论述“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时，说：“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各种同义手段的选择”[14]11。经过30 多年后，在200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订本《汉语修辞学》中，作者仍然没有改变先前的这些观点。可见，这些“选择”说的坚持者，实际上都是将“修辞”的“修”理解为“选择”了。

至于“辞”字，虽然早在南宋时代文天祥已经说过是包括“文辞”（书面表达）与“言辞”（口头表达）两个方面，但是在文天祥之后仍然有学者认为“修辞”的“辞”只是指“文辞”，不包括“言辞”。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明确说过：“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意思就是说口语表达中不存在什么修辞问题，修辞只是书面表达的事。对此，陈望道认为“这只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7]2，并明确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偏见的批评意见：

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引者注：指口语表达），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在中国，后来固然有过一大段语文分歧的时期，执笔者染上了一种无谓的洁癖，以谨谨守卫文言为无上的圣业。而实际从语体出身的还是往往备受非常的礼遇，如“於菟”“阿堵”之类方言，竟至视同辞藻，便是其例。如所谓谐隐，逐渐发展，成为灯虎商谜，竟至视为文人雅事，也是其例。而（1）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要是承认下游的文辞的修辞方式，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语辞的修辞方式。（2）文辞和语辞（引者注：即文天祥所说“言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要是承认文辞的修辞方式，也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语辞上同等的修辞方式。（3）既是文辞语辞共有的同等现象，即不追寻源头也决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文辞独得之秘。就修辞现象而论修辞现象，必当坦白承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何况文辞现在也已经回归本流，以口头语辞为达意传情的工具。而我们听到“演说的修辞”云云，也早已没有人以为不辞了。这就是实际上已经把语辞认作修辞的工具了。[7]2

由于陈望道的批评中肯，所以除了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讨论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时候有少数学者坚持“只有文言才能修辞，白话不能修辞”的声音外，之后学术界的意见基本趋于统一，即认为“修辞”的“辞”应该包括“言辞”（口语表达）与“文辞”（书面表达）两个方面。这既可以看成是对文天祥观点的继承，也可以看成是对陈望道意见的认同。

另外，还需说明的一点是，“修辞”二字在历史上也有被写成“修词”的，如20世纪初现代学者汤振常所著《修词学教科书》（1905 年出版[1]31），书名就是用的“修词”二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新加坡学者郑子瑜认为，这是因为“自秦汉以来，词与辞时常被人浑用了，如《史记·儒林传》说：‘是时天子方好文词’；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这里‘文词’和‘词章’，都是指文章而说，本来应该写作‘文辞’和‘辞章’才对，可是却被司马迁和韩愈浑用了。《后汉书·蔡邕传》说：‘……辞章、术数、天文。’这个‘辞章’的‘辞’字便用得对了”[8]2-3。可见，在郑子瑜看来，作为一个修辞学术语，“修辞”不能写作“修词”。为此，他以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对“辞”字的解释：“辞，讼也”，以及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训释：“按：分争、辨讼谓之辞”为依据，认为“辞”是“引申为言说的意思”[8]2。并引证文献论证道：“《荀子·正名篇》有‘辞合于说’的话，注谓‘成文为辞’。《易·系辞》说：‘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礼记》三十二《表记》篇说：‘情欲信，辞欲巧’。《论语》十五《卫灵公》篇说：‘辞达而已矣。’说辞要文，要巧，要达，指的都是成文的辞，与文法上表示一个观念一个意思的‘词’是不同的。《说文解字》段注说：‘积文字而成篇章，积词而为辞。’例如‘天作淫雨’一语，‘天’是一个词，‘作’是一个词，‘淫雨’又是一个词，是共有三个不同观念不同的‘词’，但合起来看，便是所谓‘积词而成辞’的‘辞’。所以‘修辞’的‘辞’，是‘言之成文’的‘辞’，并不是在文法上代表一个观念的‘词’”[8]2。

讲清了“修辞”一词的涵义及其源头、用字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正式谈“修辞”作为修辞学术语所具有的学术涵义了，也就是“修辞”的具体定义了。

对修辞学有所了解者都知道，有关“修辞”的定义很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各家的说法，去异求同，则可以给“修辞”下这样一个去繁就简的定义：

所谓“修辞”，就是交际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而应合题旨情境”[15]1，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

二、政治修辞

前文我们已经讲清了“修辞”一词的源头及其学术界对于“修”“辞”二字词义所指的不同理解，清楚界定了“修辞”作为学术术语的具体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政治修辞”下这样一个定义：

所谓“政治修辞”，就是政治人（特定身份的交际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交际目标而应合特定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

这个定义跟前文我们所下的“修辞”的定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有一个关键点是需要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这就是“政治人”这一概念。了解了“政治人”这一概念的特定涵义，那么对于我们上述“政治修辞”的定义也就易于理解了。

政治人，从言语交际学的视角看，就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交际者”或曰“说写者”。只不过，跟普通的交际者（或曰“说写者”）不同，这个交际者不是普通的自然人，而是一个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或是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下临时被赋予了政治人角色身份的人。前者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职业政治人”，后者可以称之为“角色政治人”。

职业政治人，这个概念顾名思义就能明白，就是以政治工作为职业、具有特定政治地位与党政职务的人。如现代西方世界的国王、女王、总统、总理、首相、部长、州长、国会议员，等等；中国古代社会的皇帝、宰相、大臣、谏官以及各级朝廷命官，等等。

角色政治人，是指自然人在跟职业政治人谈论政治话题时，经由当时特定的政治情境而临时获得的政治人身份的交际者。这个政治人身份的获得，就像演员演戏时饰演某一角色时所获取的身份一样。例如：

太祖初渡江，至宋石，驻薛妪家。饿甚，坐谷笼架上。问妪此何物，对曰：“笼床。”烹鸡为食，问何肉，曰：“炖鸡。”饭以大麦饭，曰：“仁饭。”太祖嘿喜。盖龙床、登极、人范，皆语吉也。天下既定，召妪赏之，至今有薛家洼云。（明·文林《琅琊漫钞》）

上引这段文字，是明成化年间进士文林所记的一则历史掌故。故事中的薛妪只是元末中国江南农村的一个乡下老婆子，没有任何政治身份。但是，因为跟她对话的受交际者朱元璋是典型的政治人（汉人起义军领袖），对话的内容在实质上是肯定与赞赏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统治的行为，表达的是希望朱元璋能够起兵成功，取蒙元朝廷而代之，坐龙床、登极为帝、为万民之表率（即“人范”）的良好祝愿。由此在这场由她一手导演的戏码中获得了角色政治人的身份。本来，朱玩璋问她的话都是有关日常生活的事情，对话内容无关政治。如果薛妪真想讨好朱元璋，要说一些令朱元璋高兴的吉利话，完全可以不涉及政治话题，要演戏也只是日常生活的戏码。但是，薛妪却硬是将吃饭休息的日常生活政治化，将之与登基坐殿的朝代鼎革大事联系在一起，由此将一场主客间应酬的日常生活戏码演成了一场政治戏码。可见，上述故事中的薛妪不仅是一个政治人，而且还是一个超级的政治人。只是她的这个政治人身份不是职业政治人身份，而是由她刻意跟典型的政治人朱元璋进行政治对话的政治情境所临时赋予的。

理解上面我们所下的“政治修辞”的定义，除了要对“政治人”这一概念的特定内涵有充分了解外，还要特别注意一个关键词，这就是“题旨”。众所周知，“题旨”是修辞学上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交际者（也可以称之为“修辞者”）说写表达时所要传达的思想或情感。“政治修辞”定义中的“题旨”，当然也与说写所要表达的思想或情感有关。但是，跟自然人的日常修辞不同，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都带有政治色彩，是就某一政治议题或话题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或思想理念，是就某一政治议题或话题所持的立场或情感作出的政治表态。如果说得再直白点，再通俗点，就是说写的内容一定要跟政治上的人与事有关涉，不能是无关政治的家长里短，或是日常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的那种海阔天空的闲聊。如果说写的话题或议题无关政治，即使交际者与受交际者双方都是职业政治人，那么，他们说写表达时在语言文字上的一切经营努力都不算是政治修辞。如：

有一天，参政员开会休息时，三三两两坐着闲谈，有人讲了些嘲笑胡子的笑话，说完还对沈老（沈钧儒）发笑，沈老是有一口不算小的胡子的。他立即笑着说：“我也有一个胡子的笑话可以讲讲。”大家很诧异。沈老接着说：“当关、张遇害之后，刘备决定兴兵伐吴，要从关兴、张苞二人中选一个当正先锋，叫他们当场比武，结果不分胜负，又叫他们各自讲述他们父亲的本领。关兴说他父亲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杯酒斩华雄，讲了一大套。张苞也说他父亲如何一声喝断灞陵桥，如何三气周瑜芦花荡等等，说得也有声有色。关兴急了，说：‘我父亲丹凤眼，卧蚕眉，一口长髯，飘到胸口，人称美髯公，你爸爸比得了么？’正讲到这里，关羽忽然在空中‘显圣’了，横刀怒目对关兴说：‘你老子有这么多长处你不说，单提老子的胡子做什么？’”自然，大家听完也是哄堂大笑。（徐铸成《旧闻杂忆续篇·王瑚的诙谐》）

在上引这则故事中，不论是说笑话的交际者，还是听笑话的受交际者，都不是普通的自然人，而是国民参政会（抗日战争期间由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组成的最高咨询机关，是一个具有广泛政治影响的议事机构）的参政员（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作为交际者的沈钧儒，对于其他参政员拿他胡子开玩笑的行为虽有不满，但是又不便于直接发作，直言斥其无聊。所以，为了表达内心的不悦之情，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同僚之谊与政治人物温文尔雅的风度，他便运用讽喻修辞手法，即兴编造了一个关兴与张苞比武而关羽显圣的故事，借故事中的关羽之口，不仅婉转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之情，同时还顺手牵羊地讽刺了其他参政员拿他胡子开玩笑的无聊行为，既讨了别人的便宜，又以生动的表达娱乐了大家，由此在中国政坛传下了一段佳话。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故事中的交际者沈钧儒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受交际者（众参政员）也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虽然沈钧儒为了实现其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讽刺众参政员拿他胡子说笑的无聊行为）而在语言表达上作了经营努力（运用讽喻修辞手法即兴编造故事），而且在事实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他通过即兴编造故事而在语言表达上所作的一番经营努力（即建构讽喻修辞文本），仍然不能算是政治修辞。因为关张比武、关羽显圣的笑话不是政治话题，不带任何政治色彩，跟自然人日常生活中运用一定的表达技巧讲笑话、娱乐大众的日常修辞没有任何区别。

由以上所举薛妪娱乐明太祖朱元璋、沈钧儒讲故事讽刺众参政员两个例证，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交际者为实现其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而在语言文字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到底是否算是政治修辞，关键不在于交际者与受交际者的身份是否属于典型的职业政治人，而是要看其说写表达的内容是否跟政治议题或话题有关。如果有关，则是政治修辞；如果无关，则就不是政治修辞，当属日常修辞的性质。

交际者为实现其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是否属于政治修辞，上面我们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客观的判断标准，即以交际内容在议题或话题上是否具有政治色彩，是否跟政治有关涉作为依据。其实，这还不够。因为在现实政治情境下，有时候职业政治人作为交际者在跟受交际者进行交际时，虽然达意传情的预期目标也是为其特定的政治任务服务的，但在议题或话题上却有意规避或淡化其政治性色彩，让受交际者觉得交际者是在跟自己家长里短的闲话家常，感觉跟自然人之间的日常修辞没有区别。其实，并不然。事实上，交际者的闲话家常只是表面现象，受交际者需要透过特定的交际情境以及对于交际者身份背景及其心理的了解去把握其潜在的政治目的。这种情况的政治修辞，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术语，称之为“隐性政治修辞”。而从交际议题或话题本身就能判别的政治修辞，则可以称之为“显性政治修辞”。

显性政治修辞，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时时都能见到。如世界一些重要大国的外交部每日对外的记者会，各国报纸上有关国际与国内政治问题的评论，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领导人根据大会主旨内容规定所作的代表本国立场的大会报告或发言，西方国家议会中不同党派的议员之间就某一政治议题所进行的交互诘难，等等，不一而足。在此，我们就不举例赘述了。

隐性政治修辞，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显性政治修辞那样频繁，出现的范围也不会像显性政治修辞那样广泛。但是，隐性政治修辞在政治生活中也并不是特别罕见，而是在古今中外的政治生活中都是时有所见的。如：

张君嗣在益州，为雍闿缚送孙权。武侯使邓芝使吴，令言次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故许芝遣裔。裔临发，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裔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明·何良俊《语林·排调第二十七》）

上引文字，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蜀汉名臣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奉命前往益州就职，不意却半路被蜀汉叛将雍闿捉住而缚送给了东吴的孙权。丞相诸葛亮立即派出蜀汉最擅长外交的专使邓芝到东吴，让他跟孙权交涉，要求释放张裔。张裔被缚送东吴后，一直流落在民间而行踪不定。因此，孙权对张裔其人并不了解，所以邓芝一提要求，孙权立即答应放人。张裔随邓芝回蜀汉前，孙权出于外交礼仪召见了他。见面时，孙权闲聊似说道：“听说蜀汉有个卓姓寡女跟司马相如私奔了，贵乡民风何以如此？”张裔回答道：“臣以为鄙国卓氏寡女比起贵国朱买臣之妻，似乎还要强点吧。”听了张裔的话，孙权这才恍然大悟诸葛亮为何派邓芝专程来要回张裔的原因。据说，孙权后来了解到张裔的情况后，对于放走他更是感到后悔不迭。事实证明，张裔确是蜀汉英才，他一回到成都，“即被诸葛亮任命为参军（重要幕僚，即高级参谋、顾问之类），署府事（代理相府日常行政事务），累加辅汉将军”[16]166。

从上述张裔（即张君嗣）的身份背景，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他跟吴国之主孙权一样，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他们有关两国民风问题的对话，看起来像是主客之间的闲聊，充其量也只是两个人在炫耀学识而已，完全无关政治。其实不然。他们的对话表面是闲聊，实质上是外交博弈。而外交是政治的延伸，所以他们的博弈实质上就是政治博弈，属于政治修辞的性质。因为二人为了实现其贬损对方国家的目的，都运用了用典修辞手法，在语言表达上作了经营努力。孙权的话：“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讲的是这样一个典故：“西汉时，蜀地临邛（即今之四川邛崃）有一巨富，名曰卓王孙。卓王孙膝下有一女卓文君，不仅善鼓琴，擅棋画，非常有才情，而且长得非常美貌，‘眉色远望如山，脸际常若芙蓉，皮肤柔滑如脂’。凭着姿色与才情，卓王孙将其许配给某皇孙。不料，文君命运多舛，未成婚皇孙即离世。于是，文君只得寡居在家。其时，司马相如虽早已是著名的辞赋家与音乐家，却因家贫而不得志，正寄住在好友、临邛县令王吉处。王吉与卓王孙有往来，因而司马相如得以结识卓王孙。有一次，卓王孙在家宴请县令王吉，请司马相如作陪。卓王孙虽是商人，却也有附庸风雅之好。席间，主客免不了要奏乐作赋。相如早就闻知卓王孙之女有才有色，遂演奏了一曲《凤求凰》。卓文君早已慕相如之才，又闻知其风流倜傥，遂为其乐声挑动了芳心。于是，二人就互生了爱慕之心。但是，卓王孙坚决不允，百般阻挠。最后，卓文君无奈，只得与司马相如私奔，随相如逃到了成都。到了成都后，二人无以为生，于是就在成都开起一个小酒店，文君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闻之，深以为耻，只得给了女儿一笔钱，并将女儿与司马相如接回临邛”[17]93。今天我们都觉得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非常具有浪漫色彩，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人赞赏他们是为了爱情而勇敢冲破封建阻力的正人君子与才子佳人。但是，在孙权与张裔生活的三国时代，他们都绝不会认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相结合的行为，更不会认为这是才子佳人的佳话，而一定会认为是有伤风化的可耻行径。“因为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里，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要么殉情，要么守节，根本就不应该再嫁人。因为‘烈女不嫁二夫男’，乃是社会习俗。而新寡的文君竟然爱上了别的男人，甚至还跟他私奔，这让当时的人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正因为如此，孙权要翻出这个典故，目的就是要出蜀汉的丑，讽刺蜀汉民风不淳。因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都是蜀汉中人”[17]93。可见，孙权跟张裔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典故，决不是日常闲聊与宾主应酬的寒暄，而是外交博弈，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修辞。只是这种政治修辞的属性被表面的闲聊形式所遮蔽了而已，是典型的隐性政治修辞。

下面我们再来看张裔回答孙权的话：“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这句话，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也是用了一个典故，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西汉时，会稽吴（今属江苏）人朱买臣（字翁子），乃一介寒儒，家贫无以为生，每日靠上山打柴卖柴艰难度日。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从不气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每日食不果腹，但仍行歌诵书，不以为意。他的妻子是个嫌贫爱富的人，看到自己的丈夫不长进，连妻子儿女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却还好意思每天信心满满，摇头晃脑读几卷破书。最后，他的妻子终于忍无可忍，觉得自己的脸再也丢不起了，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就坚决要求跟朱买臣离婚。但朱买臣仍然很乐观，就跟她说：‘你要眼光放远点，困难只是一时的，你稍稍忍耐一下，我保证五十岁时一定会富贵发达的。现在我都已经四十岁了，再等我几年，那时富贵了，我会好好补偿你，报答你，好不好？’他的妻子不仅听不进去，而且觉得可笑，认为丈夫是在吹牛，是在做白日梦。于是，继续与丈夫闹，天天缠着他闹离婚。最后，朱买臣没有办法了，只得随了她的心愿，跟她离了婚。朱买臣的妻子离婚后，不久就改嫁给了一个田夫。毫无疑问，这个田夫家肯定要比买臣家境殷实，日子过得比较好。没想到，到了汉武帝时代，朱买臣突然时来运转，得到当时一个大官人严助的极力荐举，由不名一文的穷书生一夜间就摇身成为会稽太守。平步青云，当了太守的朱买臣，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衣锦还乡，但他却是以视察地方工作为名。史载，他衣锦还乡时是‘乘传入吴’的，即坐着公家的车马回到家乡吴地。坐在车里，他一路走一路看，突然看到正在整治道路，迎接他这个太守的人群中有他的前妻与前妻现任丈夫。于是，买臣便命车夫停下车，‘命后车载其夫妇舍园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朱太守命令后面随行的车马把他的前妻及前妻现任丈夫一并载上，带到了一个高级别墅中。朱买臣的前妻被太守大人热情款待了一个月后，越想越惭愧，遂上吊自杀了。据历史记载，就是这个朱买臣，后来竟然做到了丞相长史的高位，算得上是一个大器晚成者”[17]93-94。从上引故事所提供的上下文语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裔之所以要跟孙权讲朱买臣的典故，决不仅仅是因为主客应酬的原因，而是要对孙权先前借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的典故来贬损蜀国民风不淳的不友好行为予以反唇相讥。只是因为他的反唇相讥是顺着孙权的问话而来，不仅显得非常自然得体，符合外交上的不卑不亢原则，而且用典非常巧妙而贴切，针对性很强。从表意的角度看，张裔所用朱买臣之典有二妙：“一是因为朱买臣也是西汉时代的人，与司马相如属于同一个时代，二人有可比性；二是朱买臣的家乡在吴地，而吴地正是交际者孙权统领的国土”[17]94。正因为如此，孙权听了张裔所讲朱买臣之典，自然就能明白其真实的用意：相比于蜀汉，“东吴的民风更坏。我们蜀汉的女子卓文君爱的只是司马相如的才华，悦的是他的风流才情；而你们东吴的买臣之妻爱的却是钱，嫌贫爱富。自然卓文君比买臣之妻品位要高了不少，蜀汉也自然比东吴要强”[17]94。可见，张裔跟孙权讲典故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宾主应酬答问中的斗嘴或炫才的范围，进入到外交博弈的层面，具有了鲜明的政治修辞色彩。只是这种色彩被孙权与张裔宾主二人温文尔雅的应酬答问形式所遮蔽，被其文人式的炫才示雅的谈吐所淡化，属于典型的隐性政治修辞。

隐性政治修辞，不仅出现于古代的外交情境下，也会出现于现代的外交情境下。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1979 年邓小平访美，在卡特总统举行的宴会上，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

邓小平问：“贵庚？”

费正清答：“72岁。”

邓小平说：“我长你两岁。”

费正清感慨地说：“但你仍满头乌发，我却早已谢顶了。”

邓小平打趣说：“这证明你肯动脑子，聪明绝顶嘛！”（段名贵《名人的幽默·谢顶的证明》）

这个故事中的交际者邓小平，不仅在中国妇孺皆知，在世界政坛也是众所周知，属于典型的职业政治人。故事中的受交际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汉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从身份来说，费正清是学者，属于自然人的角色。但是，因为他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79 年邓小平访美是为了中美建交的大事而去，费正清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中国问题顾问，在中美建交的特定政治情境下，参与到了中美建交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与外交事件中，自然便被赋予了一种政治人的角色身份，属于前文我们所说的角色政治人。加上他跟邓小平对话时的具体情境是在卡特总统为邓小平举办的宴会上，这样，费正清的角色政治人的身份就更明显了。这次对话的交际者是邓小平，受交际者是费正清。从言语交际的视角看，“邓小平问费正清年龄，这是中国式的关爱友好。费正清得知邓小平比他年龄还大两岁后的感慨，则是西方式的恭维逢迎。邓小平最后再度回应，可视为中国式投桃报李的礼貌客套。二人在卡特总统举办的宴会上相聚的这番闲聊，看似没有什么明确的交际目标，实际上则有潜在的交际目标，这就是相互示好，活跃宴会气氛，为营造中美两国友好的关系暗中添柴加温”[17]66。如果邓小平与费正清都是普通的自然人，而非政治人，如果他们二人的对话不是在中美建交与卡特总统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这一特殊情境之下发生，那么交际者邓小平为了示好于受交际者费正清而在语言表达上的经营努力（运用“别解”修辞手法），就是自然人的日常修辞。然而，事实上邓小平不是寻常的自然人，而是职业政治人，费正清也不是普通的自然人，而是特定政治情境下的角色政治人，再加上中美建交的大背景与卡特总统的国宴场合这些政治情境要素的加持，这便让邓小平的幽默成了典型的政治修辞。因为这一修辞行为有着鲜明的政治取向，意在为中美友好关系的建立筑牢政治情感的基础（费正清对中国的认知能够左右卡特总统与美国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知）。

政治修辞在表现形式上有多种，如西方国家的总统国情咨文，议会中的质询与答询，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交互诘难，总统、首相、国会议员、州长以及地方议会议员竞选活动中不同候选人的政策宣示与政治承诺、政治口号以及不同竞选人之间的唇枪舌战，外交官员在外交场合的正式发言，政府部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代表政府的讲话、表态，等等，都是典型的政治修辞。因为这些口头的表达都需要说话人（职业政治人）适应特定的题旨与情境的要求而在语言表达上作一定的经营努力，不是信口开河、不假思索，张口就来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许多职业政治人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都是一字一顿、字斟句酌的，这就是他们在语言表达上经营努力的表现，属于一种政治修辞行为。又如，中国古代大臣写给皇帝的奏章，皇帝任免官员或颁布政令的诏书，官府上传下达的公文，官府为安定民心而发布的各种安民告示，等等，也是典型的政治修辞。因为这些书面的表达都是非常讲究程式与字句的，要求写作者（职业政治人）必须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而在文字表达上作一定的经营努力，不是信手拈来、无需推敲，一挥而就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皇帝的诏书，还是官府的公文，都是有专人负责起草的。之所以有专人负责起草，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起草，乃是因为诏书与公文跟治国安邦有极大的干系，不容有任何的差错，表情达意要准确圆满。而要达到这种要求，就非要有极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可。也就是要擅长在文字表达上经营努力，有高度的文字表达技巧。相比于口头表达，书面表达上的经营努力空间更大，也更为中国古人所看重。《论语》十四《宪问》篇记载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郑国外交公文的写作，先由裨谌起草，然后由世叔提出修改意见，再经外交家子羽进行修改，最后由东里子产（即公孙侨、公孙成子，郑国最著名的政治家，曾为郑卿与执政）加工润色定稿。孔子讲的虽然只是外交公文的写作，但其他公文写作受重视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政治人都是特别重视在书面表达上进行文字经营努力的。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读到的中国古代名臣写给帝王的奏章书信，或是讨论国家大政的政论文章，诸如汉人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三国时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晋人李密的《陈情表》，唐人韩愈的《争臣论》，宋人欧阳修的《朋党论》、苏洵的《辨奸论》，等等，都是在文字表达上经营努力有成的政治修辞范本，是中国千古传诵的雄文。

除了上述诸多形式外，政治修辞还有其他很多形式。如中国古代的咒语、谶言、民谣、口号，乃至诗歌，其中不少就不乏政治修辞的属性。比方说，《尚书·汤誓》：“时日曷伤，予及汝皆亡”，是夏末民众诅咒暴君夏桀的咒语，意思是说：“你这个太阳为什么不毁灭？如果你毁灭，我宁愿与你一同毁灭”，是运用比喻与设问的修辞手法，强烈地抒发了广大人民对暴君夏桀的无比愤恨之情。又比方说，《古诗源·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是汉代民谣，是运用映衬修辞手法，深刻地揭露了汉代人才举荐制度的黑暗情形。又比方说，唐末大诗人皮日休的《打油诗》：“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曲律”，是鼓动民众起来追随黄巢一起造反的谶言，属于政治预言诗，是运用析字修辞手法（“田八二十一”，离合的是“黄”字；“果头三曲律”，离合的是“巢”字[15]305），神化黄巢是圣人，为其造反进行宣传造势。又比方说，秦末戍卒陈涉揭竿而起，举旗反秦时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是运用设问修辞手法，鼓动因雨失期当斩的九百戍卒一同起来造反。再比方说，唐代高适的《燕歌行》揭露军中腐败，杜甫的《兵车行》反对战争，白居易的《长恨歌》讽刺唐玄宗荒淫误国，都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跟上述咒语、谶言、民谣、口号一样，都在语言文字表达上进行了经营努力（运用了特定的修辞手法），明显都属于政治修辞的性质。

结语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建立，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对本学科所要涉及的相关学术概念的内涵作出清晰的界定。通过概念的界定，确立与之相对应的学术术语。因为有了清晰的概念内涵界定，才能正本清源，相关研究才能在特定的范围内顺利展开，使本学科的专业性与科学性得以凸显。而通过概念界定，有了相应的学术术语，相关的理论阐述便有了得心应手的工具，就像外科医生进行外科手术时有了手术刀。

孔子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老子有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说的都是基础工作的重要性。界定相关的学术概念内涵，确立相应的学术术语，都是建立一门新学科所必须首先做好的基础工作。这一步如果没有做，或是做得不够好，那么新学科的立足之基就没有或是不稳固，自然新学科的体系也就不能建立起来。

政治修辞学是一门全新的学科，跟其他所有新学科一样，它的建立首先第一步自然也应该是概念内涵的界定与基本术语的确立。本文以上两个部分的论述，就是在此方面所做的基础工作。通过对中国古今学者在“修辞”概念内涵认知上的分歧的梳理，明确界定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修辞”概念内涵，从而确认了修辞研究的基本对象与范围。通过对“政治修辞”的概念内涵界定，明确了政治修辞的研究对象，划定了政治修辞学的研究疆域，为政治修辞学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界定“政治修辞”的概念内涵时，我们也对与之相关的亚层次的概念内涵（如“自然人”与“政治人”，“职业政治人”与“角色政治人”，“显性政治修辞”与“隐性政治修辞”等）作了清晰的界定，由此巩固了主层次概念内涵“政治修辞”的基础，使政治修辞研究的对象与政治修辞学研究的疆域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