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良宏，李蓉荣，孟凡丽

(1. 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2. 新疆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于乡村建设的关注成为当下的重要论题。大体而言，已有乡村振兴的研究较多试图从乡村教育①、乡村文化②等维度进行。在众多研究中，从文化建设特别是从文化认同教育的维度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日渐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1]。实际上，对当下问题的思考除了从国家政策、实践调查等现实检视与反思入手之外，回到相似的历史经验中寻求对当下问题解决的借鉴则不失为另一种可能。早在20世纪初期，梁漱溟等精英知识分子就同样面临着乡村建设的时代课题，他们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从乡村推行文化认同教育入手，以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指导乡村教育改革。时至今日，“重新认识与继续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2]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要条件。重释梁漱溟在乡村推行文化认同教育的思想渊源、实践进路与当代价值，或可对当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具有重要资鉴。

一、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萌芽与根基：新儒学的研究传统及扎根乡村的信念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与根脉。而乡土根脉诞生的中国决定了中国文化根基在乡村。”[3]实际上，坚定地将中华文化的根基搁置于乡村社会，进而以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推进乡村建设，正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的研究传统与基本信念。众所周知，梁漱溟一生的研究离不开“文化”与“乡村”两个关键词，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影响并催生了其在乡村推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思想。一方面，梁漱溟的新儒学扎根于中华文化的研究传统，为其研究中华文化及其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梁漱溟立足于乡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改革探索，坚定了其从乡村入手改造并传承中华文化的信念。

1. 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思想的萌发：新儒学的研究传统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呈现空前的态势。在“打倒孔家店”“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意识渐成社会主流时，一部分对全盘西化持忧患态度的社会精英开始另外一条道路的探索。其中，以梁漱溟、贺麟、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新儒学开始兴起，他们对传统儒家伦理规范下的“常”及现实情境中民主与科学呼声中的“变”展开探索[4]，在民众迷恋西方化的压力下以辩解式的生存形态力求重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梁漱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其学术研究，并将“寻自家路走”的中华文化认同理念致力于乡村教育改革与实践。具体言之，梁漱溟“由西至中的中华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转向”与“以文化问题为核心的现代新心学取向”的新儒学研究传统，奠定了其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思想根基。

其一，“由西至中”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问题的转向。梁漱溟学术生涯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转折。他早期以研究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为主，但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慢慢体悟到西方文化在先进中也带有强烈的征服与侵略意识，加之其父梁济先生为祭奠民族文化投湖自尽的冲击，使其慢慢将研究重点转至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问题。进而言之，梁漱溟将西方的非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研究与检视中国文化，是在对东西文化做了详实的考察与分析基础上开始的。他认为，当时的人们常提到东西文化这类名词，但并不真正明白东西文化究竟为何物，而这个问题的确是当时亟待明确与解决的问题[5]。其时，杜威、罗素、梁启超等人率先提出东西文化调和论，之后日本的金子马治、米久博士、北聆吉氏等人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别精神在于“征服自然”③。而在梁漱溟看来，这些论调均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他在结合陈独秀、李守常、张崧年等人看法的基础上，认为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的样法约与叔本华所说的意欲(will)相近[5]。梁漱溟进而指出，人类生活的样法有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向前面要求”(即通过奋斗来改造已然存在的问题以满足现世的要求)、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即遇到问题不改造局面，而是随遇而安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迎合现世的变化)与以印度文化为代表的“转身向后去要求”(即遇到问题时采取消极地无视问题，甚至从根本上取消问题或要求)三种路径[5]。基于此，他比较中西文化后总结出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学方法”“德谟克拉西”的三大异采，并在后来将其进一步总结为“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6]两大值得我们吸收借鉴的异采④。同时，他号召唯有看清东西文化的基本路向是不同的，方能认识到盲目效仿异文化而抛弃己文化是难以解决问题的。由此，他强调今日应持的态度是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中“孔子之‘刚’的态度，再创讲学之风，便可弥补中国人夙来缺短，解决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5]。至此，其中华文化认同思想已初见端倪。

其二，以文化问题为研究重心的现代新心学取向。梁漱溟被认为是现代新心学派“倡导陆王心学最有力量的学者，且将研究重心置于文化问题”[7]，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更是被贺麟等学者尊奉为新儒学开山之作[8]，认为该书所阐述的问题已具备现代哲学的基本形态[7]，这奠定了梁漱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思想的又一基础。具体言之，梁漱溟受罗素的分析哲学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认为一定程度上两者倡导的形而上学的知识基础与研究方法都是“求生存发展于人类未来之文化中”[5]。在此基础上，他仔细审查柏格森划分的“直觉”与“理智”两个概念，认为以孔家哲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根本思想是“由乎内、兼顾外”的，即“一任直觉，兼用理智”[5]。诚如日本学者五来欣造所言，“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梁漱溟认为，从中可管窥中国的儒家文化哲学“并没有陷于西洋和印度古代形而上学的错误中”[9]。他进一步指出，以儒学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虽在漫长的实践与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中偏离了孔孟哲学的本真意蕴，但其实质是以理智运用直觉的形而上学，即中华文化的内核与精髓是兼具理智的。基于以上种种，梁漱溟判断，“未来世界人的生活要成功以理智调理直觉”，而中国人在儒家“理性至上主义”文化的领导下早已形成“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谊厚”[9]的民族精神与社会风尚，所以“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5]。与此相应地，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教育理应得到重视。

质言之，梁漱溟关于文化及哲学的研究是建立在真切的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之上的，这为他的中华文化认同思想增添了厚重的说服力。基于对东西文化、哲学及现实情境的审查，梁漱溟向大家论证了“东西文化调和论”只是研究者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以夙习于此的人，走如彼精神的路，全不合辙”[5]。究其根本，中国社会是礼俗社会，而西方社会是法理社会，因两者文化根基的不同使得调和的论调成为无稽之谈。进一步地，他分析了西方文化自身带有强烈征服欲的劣根性，且数年来的维新立宪派的失败也证明单以西方文化来解决中国问题也是行不通的。由此，梁漱溟指出“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5]，他判断“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这就必须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结合起来“寻自家路走”，必须通过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更正民众心中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才能救亡图存。

2. 以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推进乡村建设的信念根基：“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乡村”

“梁漱溟一生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能否适应的问题，乡村建设意图在实践上验证这一问题”[10]。在其看来，只有改造广大的乡村，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解决乡村的问题，必须从文化入手，即乡村是进行文化认同教育的根据地。在确定立足中国文化解决乡村问题的信念后，梁漱溟开始探索文化认同教育的救国之路何以可能。他认为，“原来的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6]，但是近百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激进派的革命自救都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乡村。他推断，中国文化真正的败点在于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厌弃与反抗的态度[6]，这种文化自毁使得中国人盲目效仿并追求西方工业生产的都市文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当然，中国文化有其缺欠的部分，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化的老衰性、幼稚性、不落实性、故步自封性、无科学性与不明爽性五大通病[9]。且“中国文化到清代的时候，表面上顶光华，顶整齐文密，而内里精神顶空虚，顶糟；外面成了一个僵壳，里头已经腐烂”[6]。但这并不代表传统的中国文化一无是处，更不代表西洋文明比中国文化高明，甚至应是“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9]，“中国文化在人类所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6]。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民众对中国文化厌弃的偏颇态度，就必须回答“中国文化存在的缺陷到底是什么”及“如何改造中国文化既有的缺陷”两个问题。由此，他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了求索与探寻。

其一，“公德缺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所在，且集中表现在乡村生活中。“西人所长吾人所短，为中国人缺乏公德”[9]。中国的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在乡村以家族为利益团体的生活逻辑更甚。加之团体生活与家庭生活二者的不相容性，使得乡村人缺乏集团生活，缺乏“人类为营造团体生活所必需的品德”，即公德。梁漱溟进一步将公德划分为法治精神、组织能力、纪律习惯与公共观念四类，这些公德的缺失都使得乡村群众的国家意识观念淡薄。同时，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组织虽有地方自治体和职业自治体[9]，但仍是倚靠社会而非国家来维持生活秩序。其中，乡村职业团体自治仍囿于乡土或家族关系的泥沼，乡党宗族意识远大于行业意识，且同行间相互打压竞争，缺乏团体精神。这些复杂的历史传统与社会样法都使得以乡村为根本的中国文化缺乏公德，也使得乡村人缺乏合作的团体精神与集团生活。基于此，梁漱溟指出，中国的乡村社会应建立一种超出家族限制且具备集团生活本真样法的自治组织，这就需要在乡村中探索出能够改造中国文化既有缺陷的新组织，即在乡村中生长中国新社会组织的幼苗。

其二，从乡村入手改造中国文化，以乡约组织助力实现“合作的集团生活”的理想社会。梁漱溟认为，真正能改变乡村面貌的应是由内而外的、基于乡村文化内核的乡村建设，其真正意义应当是“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6]，即在乡村中建立与中国固有文化精神完全相合不冲突的乡约组织。换言之，要用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乡约精神来培育乡村民众的公德、促成合作的集团生活，就必须深入到乡村中去，发挥中国古人以伦理情谊来调整社会关系的理性精神，建立起能在个人自由与团体生活间灵活转换、可均衡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乡约组织，以此来促成理想社会的建设。他进一步指出，建立起这样“合作的集团生活”的理想社会，除从乡村入手建立新型的乡约组织外，还应当以中华文化认同教育为主线，贯通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并以“知识分子”与“教育工夫”[6]两个要件组织乡村，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中的农民合并在一起，并以此所构成的力量来重塑乡村文化，解决乡村问题。

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实践进路：文化认同教育必始于乡村的探寻与试验

恰如有学者所言，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质是文化建设[11]，邹平教育改革根本上是“乡村文化重建的尝试”[12]。实际上，梁漱溟将乡村建设看作是一场文化运动，并以教育的方式展开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质言之，梁漱溟看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基础已在乡村中生根发芽，且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与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完全不同，盲目连根拔除中国文化重植西方文化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基于此，他强调以中华文化作为内里与根基，吸收西方文化中 “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两个值得借鉴的文化要素，并以教育的方式在乡村中传播改造过的中国文化，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观念。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运动应围绕乡村文化培养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内在砥柱，发挥教育“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与“除旧布新的新文化”[13]的文化功能，且在课程、教学内容、生活作风上都应切合乡村的实际需要。正因为感到在乡村中推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迫在眉睫，故他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开始了在乡村推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及经济、政治组织改革的实践探索。具体言之，梁漱溟从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入手推进乡村建设运动的探索与试验，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乡村文化为基础，建立自治的乡农学校

在梁漱溟看来，中华优秀文化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以人生向上为根本的乡约精神与乡村文化。因此，他在建立自治的乡农学校、进行乡村教育时，就选择以契合乡村文化的乡约作为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梁漱溟所指的乡约，是由宋朝吕和书先生创造的一种由乡村人自己发动并建立的具有共识性的组织。这种乡约组织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纲领，将生活的所有事务包含在内，充满了中国人的人生向上的精神[6]。简言之，梁漱溟认为，西洋的政治是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抛开了伦理情谊，这与中国的乡村文化中人生向上的精神相背离。由此，他主张以契合乡村文化精神的乡约来建立乡村组织，乡农学校便是在此理念上的一场实践与探索。基于此，他对宋代时期“乡约”中的武力、排外等消极的部分进行改造，并以人生向上求进步的乡约精神为核心建立乡村组织。具体而言，梁漱溟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开办注重传授新知识、注重社会问题改进的乡农学校，为农民与乡村领袖安排聚合的机会，以帮助农民向教员提请问题、商讨办法，以此扭转地方的生机，提振民众的志气，努力让乡村腐坏堕落的趋势转变过来[6]。因他所倡导的是将领袖与乡民聚合在一起、在伦理本位之上组织乡村的民众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是兼顾教育的政治组织，故梁漱溟主要从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与乡村建设实验区[6]三个方面着手。他立足于乡村文化研究乡村问题，培养了解乡村、扎根乡村、建设乡村的人才，并对乡村民众进行文化与生产教育等培训。因此，在邹平、菏泽等实验区的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自夏商时期出现“学校”开始，学校便兼具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属性。梁漱溟正是抓住教育的多重属性这一本质，力图构建一个立足乡约文化的、家国一体的自治乡农学校。他力求以文化重建的方式来建设乡村，其具体表现就是，以学校为着力点，建立知识分子与农民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换言之，梁漱溟以中华文化认同教育为抓手，力争帮助乡村人民加深对中国文化精神实质的了解，进而增强民众凝聚力，并在乡村建立起合作的乡约组织，从而改变乡村的经济、政治与生活方式等样貌。梁漱溟的这一实践，将在乡村中系统化、常态化实施的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推上了新台阶。

2. 依托知识分子下乡的力量，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改造

“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但单是乡村人解决不了乡村问题”[6]，因此还需要有知识、有眼光、有理性、有新方法与技术的知识分子帮助乡村人改造乡村面貌。知识分子下乡能使上层动力帮助下层动力明确方向与动力，也能使下层动力帮助上层动力扎实其基础根干[6]。这种将知识分子与广大农民群众联合起来的方式，即是以理智联合力量，能更好地助力乡村的文化改造与乡村经济发展，为乡村社会求得出路。

此外，梁漱溟就“知识分子愿不愿意下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自清末起，知识分子多逃离乡村、涌入都市，使得都市的知识分子过剩而“乡村竟成人财两空之势”[6]。中国本就是乡村社会，中西方文化相遇引发中国社会的变化，直接造成乡村文化的破坏，代表理性的知识分子肩负着领导教化的责任。新社会的重建必须要倚靠知识分子来调整乡村的社会关系，必须要启发知识分子的民族自觉意识，帮助和扶持乡村的文化改造。都市中过量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改造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能以自身的理性改造乡村文化中的愚蔽部分，祛除农民对愚蔽文化的信仰。下乡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深入到最艰苦的乡间解决问题，而不得凌虚蹈空，惦记城市轻松舒适的生活。此外，他指出，应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联合组织，将下乡的知识分子联络起来[6]，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发挥下乡知识分子的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对乡村文化的改造。

3. 借鉴丹麦乡村教育的经验，推行乡村文化认同教育

梁漱溟认为，丹麦的教育注重对人生精神的启发，这与中国文化的精神非常契合[6]。丹麦的学校多是由私人经营，校长能决定本校的所有事务，而学生也能出于自由的意愿选择学校[6]。这样，办学者与求学者均出于自己的志向与兴趣投身于教与学的活动。“丹麦教育启发了我们，让我们明白‘自动’的重要……志愿以磨砺而愈挚切愈有味，发之于事业者，又安得不愈见精神”[6]。正是这种单纯、真诚的心思使得丹麦将教育办活了，使教育工作不机械、不死板。

梁漱溟进一步地指出，我们虽不必照搬丹麦的教育模式，但它可以给我们的乡村教育提供两个需思考的问题：一是教育如何平衡知识技能与人生行谊，即如何平衡教书与育人的问题；二是教育是官办还是私营的问题[6]。丹麦的教育是以集合社会力量的私人经营为主，着眼于人生行谊的教育模式，而我国的教育恰恰相反。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所论述丹麦教育的“人生行谊”中所包含的文化传承问题，正是针对当时中国乡村的民情风俗突然遭遇巨变，人们的生活、心理与文化都遭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所提出的。由此，梁漱溟主张，乡村教育改革应不仅仅是办一个官府强制的技能传习所，而是让有志于教育的人开办志趣相投、着眼于人生行谊且追求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教育组织[6]。

三、价值重释：推行文化认同教育对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启示

时至今日，“现代性在促使社会转型的同时,还直接引发了空前的文化危机，使文化认同成为突出的时代课题”[14]。就我国乡村社会而言，在经济发展、改革深化、务工流动带来的乡村日常生活方式巨变的今天，乡村文化认同面临着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正在被冲击瓦解，而新的文化信念尚未完成构建的迷茫与困惑中，部分乡村青年日渐陷入价值迷失与信仰空虚的困境。紧扣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重释梁漱溟在乡村推行文化认同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可为当下我国乡村教育中突破文化自信困境、扶持文化认同教育的力量以及甄别与借鉴外来文化经验提供参照。

1. 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强化文化认同教育，以寻求乡村文化自信困境的突破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西方文化迷幻与中华文化认同的争鸣中，人们已然体认到中华传统文化认同教育对人民和国家确立文化自信的根本性价值。但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信的确立与践行，直至内化为国人的内心情感尚存较大距离和落差。就当下我国乡村社会来说，因城市化挤压导致传统文化生活日渐被冲击瓦解，乡村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文化认同建设和文化自信困境突破的现实问题。重新认识梁漱溟等人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推行认同教育的实验，重构传统文化的新时代特色，能为当前突破文化自信的困境以及发挥中国文化认同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功能提供重要借鉴作用。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仅是理念上的转变，还需根据特定的现实情境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与色彩，由此需要在如下两方面做出努力：

其一，从“打倒推翻传统文化”到“强化立足传统”的文化认同教育。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一度遭遇空前的危机。诚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文化最大的失败在于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不自信的偏颇态度，同时“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使得“浅薄的年轻人抹杀中国文化的特殊”[9]。梁漱溟指出，以儒学为根本的中国文化有其强大的社会根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优于以征服性为根本的西方文化。因此，需要引导中国人民体认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及其丰富的内在精神实质，以消除对西方文化的迷幻，在立足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

在近十年来，国家主流话语体系已逐渐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如“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前途、民族有希望”“中国梦”等立足传统、立足中国文化的宣传口号已深入人心。但必须承认的是，理念的认同并不代表实践的达成。国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确实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认同感，但仍有部分人对欧美文化抱持迷醉的态度，仍然盲目效仿欧美文化，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在一些乡村地区，因“看风水”“祭天祭神”“巨额彩礼”“重男轻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以致于人们产生了“乡村”和“传统文化”即为落后的错误认识。这对于优秀乡村文化传统的保存和优秀中华文化认同的培育都产生了重要阻碍。

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面临着如何用中华文化认同教育重塑乡村文化及村民文化认同的现实课题。借鉴梁漱溟在乡村推进文化认同教育的思想及实践，要想通过体认、内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达成文化自信，就必须在乡村教育中下功夫，协助乡村人民抛开传统文化偏见，拒斥愚昧的风俗传统，认识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精髓，并结合时代特色，整合乡村文化，扎根本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强化中华优秀文化认同教育。

其二，从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向理性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践迈进。

近代以来的西方化思潮对人们理性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精神追求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当下，中华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内在冲突是研究者与实践者无法脱离的现实境域。因此，如何在实践行动中进一步重树文化自信，仍是当下的重要议题。反观梁漱溟的文化认同教育实践举措，尽管其将乡村建设的重心全部置于乡村教育改革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梁漱溟的主张与实践对增强乡村人民的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对当下如何使年轻一代“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资鉴价值。具体而言，梁漱溟立足乡村的乡约文化、建立自治的乡农学校、整合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乡土教育资源以传承乡土文化等举措提示我们，需要在国家教材建设和校本课程开发等方面将中华传统文化渗透其中。

可喜的是，当前已有部分学校在大力开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的校本课程实践与探究。如上海市杨浦区中原路小学以传统节日教育为载体，积极开展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的实践与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5]。新疆新源县某九年一贯制乡村小学自2011年展开《弟子规》诵读活动，帮助学生树立传统文化观念，以规约其人生实践。笔者在访谈该校第一批参与此活动的学生李某时，她提到，“当年学校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大课间除体育锻炼外就是全校背诵《弟子规》，还要根据这个写作文、写感想、搞比赛……现在发现这些活动会不自觉地促成自己形成对父母、家族的观念以及自己做事的行为准则，对自己形成正确的三观帮助很大，也让自己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选择性地借鉴并推广该类学校弘扬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并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向下一代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来塑造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在学生心中积淀符合主流期望的文化共识，有助于达到以点带面的教育效果，进而增强文化自信。

2. 着力培养“扎根乡村”的乡村教师，为乡村文化认同教育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代表着理性，唯有打通知识分子与乡民的联系才能建设乡村，倚靠知识分子介入乡村教育的力量才能改造乡民。当下，国家以“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等方式将城市的大学生引入乡村，但其中部分学生只是迫于就业的压力选择乡村，甚至是以乡村的工作为跳板，等待向城市调动的机会，他们因“不想留在乡村而与乡土人情文化有了距离和区隔”[16]。但“文化传承要依靠教育，要代有新人”[17]，且“作为文化主体的乡村教师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18]。由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深化乡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以下两方面着力培养“扎根乡村”的乡村教师，打通乡村教师与乡村民众的情感联系。

一方面，在职前培养中设计乡村文化相关课程，培养“熟悉”乡村的乡村教师。“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的根本属性是乡村性、乡土性”[19]。长期以来，我国的乡村教育与乡村本土文化基本处于脱节状态，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差别甚微[10]。而今，乡村教师更是逐渐异化为乡村中的边缘人，他们与当地的生产生活脱钩，与乡民保持距离，甚至不熟悉乡村。在此情境下，以城市教育为导向的职前培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师范生与乡村的疏离感。梁漱溟强调，乡村教育应是扎根于乡村文化展开的建设运动。其主张建立的乡农学校也是以乡约文化为基础，并据此开设与乡村文化相适应的课程。反观当下，虽有大量研究者已呼吁对定向委培的师范生开发针对乡村教师的培养方案，围绕乡村设计其课程，但在实践行动中仍有待进一步地落实与完善。

另一方面，打通乡村教师与村民的联系，帮助教师成为融入乡村的“局内人”，带领村民革弊布新。梁漱溟、张宗麟在山东邹平乡村教育实验中主张培养改造乡村的师资，认为乡村教师肩负着沟通知识分子与农民、发展教育学的特殊使命[20]。当下，“乡村教师作为坚守乡村学校的文化人，要有传承乡村文化的责任担当”[21]，要“回归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的天然联系 ”[22]。也即是说，相较于城市的教师，乡村教师不但承担着传授学生文化知识的任务，还应肩负着帮助乡民摆脱愚昧、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精髓的文化使命。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教师囿于乡村学校的繁重教学工作，与当地的乡民联系日渐式微，进一步加剧了自己逃离乡村的愿望。因此，要培养能够扎根乡村的乡村教师，就必须保持其与乡村的情感与文化联系，定期组织乡村教师向村民讲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村民“在新旧文化交替间的转变中，保持相对积极的心态”[23]。这既能重拾乡村文化精神、重振文化自信，又能拉近乡村教师与乡民的距离，帮助其更好地适应乡村的生活与环境，使“扎根乡村”变成可能。

3. 理性对待他国乡村建设经验，在立足于中华文化根基的前提下适度借鉴

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既不能一味关门搞建设，也不能盲目跟风甚至简单照搬其他国家乡村建设经验，而是要在理性审视他国经验且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基础上，适度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这方面，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方式。他既不如激进派那般否认传统文化，也不似保守派那样拒绝外来文化。对于应该拒绝哪些传统文化、借鉴哪些外来文化，他依据的是对中国社会的仔细审查与分析。如他不赞同全盘西化，是因为“社会构造彼此不同，则其他便不能不两样了”[9]，中国的家族本位与西洋的团体本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路数，故抛弃己文化而盲目效仿异文化是错误甚至极其有害的。与此同时，他也不赞同追求美国的“个人本位”或苏联的“社会本位”。因为“中国的社会是伦理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那只有根据伦理，指示站在团体一面必须尊重个人，而站在个人一面则应以团体为重……两方互以对方为重，才能产生均衡”[9]。质言之，梁漱溟对于异文化既不盲目跟风也不全盘否认，更不固执保守，而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内里根基、借鉴他国的优秀经验予以正确对待。他有关借鉴丹麦乡村教育经验进而为我国乡村建设所用的主张，是因为“丹麦的教育有一点与我们相同，即对人生精神的启发，这一点与乡约很相近”[6]。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经验启示我们，需要借鉴合乎中华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外来文化经验，以更好地推动乡村建设与发展。

进而言之，当下在乡村中推行文化认同教育的实践行动中，一方面要依托学校的力量教授给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革新不科学的旧理念，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要明辨异文化的优劣，不盲目跟风崇拜，更不能全盘拒斥，应借鉴优秀的经验为我所用。具体来说，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扶持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背景下，除加大乡村师资的补给、倡导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一对一的精准帮扶、增加乡村教师的工资或福利补贴等硬性保障外，还需学习他国发展乡村教育事业的文化理念与实践经验。如与我国城乡教育差距较大、乡村教师流失率高等境况相似的澳大利亚，该国针对师范生的城市化倾向展开“乡村教师专培教育项目”，同时借助顶层设计均衡教育资源，围绕乡村文化来研究与设计配套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24]，帮助学生深入乡村场域进行田野实习并设立乡村培训学校[25]。针对教师流失严重的问题，该国由初期以政策优待、提高工资等外部刺激为主的“不足模式”，逐渐过渡到与乡村文化相适应的“拟合模式”[26]。这些契合我国国情的优秀经验值得我们在中华传统文化认同教育中借鉴。

注 释：

① 如杜育红、陈时见等从乡村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困境与实践理路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参见杜育红.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支撑的乡村教育及其发展路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陈时见.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② 如沈一兵、吕 宾等从乡村文化重塑与文化自信的重构等方面讨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达成问题。参见沈一兵.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危机及其文化自信的重构[J].学术界,2018(10);吕 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求实,2019(2).

③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章“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上)”具体论述了东西文化调和论等问题。参阅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8:19-44.

④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6页)中将西方文化的长处归结为物质文明方面的“征服自然”、思想学术方面的“科学方法”、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三大异采。而后在《乡村建设理论》(第49页)一书中进一步将“德谟克拉西”的根本精神精练为“团体组织”，并将“征服自然”与“科学方法”两大异采统括为“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