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艳姬

(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adazheng@yeah.net)

人类学作为研究文化的最主要学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一成不变地记录或搜集资料，而是通过归纳、演绎等方法，建构一套科学的理论，用以描述、解释及预测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象[1]。自19世纪诞生以来，人类学就密切关注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其重要分支医学人类学更是将基于文化的疾病与治疗体系，即非西方医学或民族医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以医学人类学为代表的人类学理论试图在健康和疾病领域找到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结合的微观机制(具身化)和宏观机制(协同进化理论)，以及这两个机制下的结果(地方生物学)[2]更充分、更翔实的资料与证据，中医文化体系作为典型东方中华文明体系下产生的地方性医学，愈发凸显其独特性与重要地位。故本文将基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医药文化研究领域作为拓展视角与路径的一种尝试，力图找到人类学与中医研究的契合点，为进一步清晰认知中医药独特话语体系形成过程及未来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1 人类学理论视角在中医领域的应用

1.1 文化整体观

人类学的整体观也被称为文化整体论，将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由多个相互联系、有相应层次结构部分所构成的整体，具有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人类学的整体观是人类学最基本的视角，从内涵上来讲它将人类的社会文化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包括了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人类学学者在看待事物之时，会将事物放入整个社会文化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与分析，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事物本身，同时也是特定社会文化下历史与空间的投射。换句话说，人类学理念中的整体观要求研究者在看待问题时要具备从“孤立的个体”到“联系的整体”之间的想象力，随时都要坚持所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社会文化整体中一个部分或一个环节的基本理念。

中医学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自然哲学思想，具有独特的本体论预设和方法论规则，中医学理论的本体论预设为“元气说”。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为阴阳、五行理论，中医理论的思维方式包括天人合一思维、意象思维、辨证思维等，中医辨证的基本框架含卫气营血辨证、六经辨证，中医组方的传统法则有五脏苦欲补泻理论等内容[3]。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中医本身就是极具整体观特色的一门医学理论体系，其整体是将人与所生存的环境，即自然与生物体视作一个整体，同时也将生物体的器官与构造视作一个整体。而人类学所强调的整体观，不仅需要将人的生命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更需要将中医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和独特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及发展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尽管中医理论体系是中华文明中相对独立的处理疾病与健康的理论体系，但它作为传统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与文化中的其他部分也有巨大关联。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社科知识，如阴阳、五行、易学、气学、道学、儒学、哲学、道德、养生等，与传统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时令、地理、生物，包括食物、药物、形体，以及医疗实践等共同构成了中医药学庞大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这些都与中医学血肉相连、不可分割[4]。中医传统文化是以中医学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子系统[5]。

1.2 文化相对论

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论孕育于20世纪初，流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解释文化与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理论基本理论之一。文化相对论认为，文化的价值是多元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与其特殊的环境相适应的，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绝对的、普遍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另一种文化中的行为[6]。不难看出，相对论与整体论有互补之处，在坚持整体论的同时，对中医的人类学研究还必须吸纳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与理念，以突显中医体系作为疾病文化多样性的典型案例。所谓的文化多样性就是不同民族或群体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属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7]。遗憾的是，生物多样性对于物种保存和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非常容易被认识到，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并不能像生物多样性那样得到普遍认同，然而其意义却十分重大。

这也意味着将人类学的相对论观点应用在中医研究上，其基本观念在于不会把中医看作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体系;相反，可以从一种动态的、变迁的角度看待中医的历史及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医内部也有诸多的相对性，中医在传承与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不同地域的不同流派，各个流派有各自的理论取向与用药特点。此外，如果说狭义的中医文化所指的仅是以汉族为基础所产生的疾病与治疗的知识与方法体系，那么广义的中医就包括众多境内的少数民族医学，以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为代表的民族医学内容丰富多彩，疗效显著。不同的医学背后是一整套不一样的理念，由此产生不一样的行为方式：藏医认为人体由三种基本的体液组成，当三种物质在体内发生不平衡时人便会生病；傣医中的“四塔五蕴”与“雅解”理论，也都是不同于其他医学体系之处。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长处，许多流派或者民族医学体系能够另辟蹊径，弥补中医在治疗效果上的不足。相对论之上当然必须回归对中医“主体性”的关注，这种主体性会囊括中医的多个维度，从范围上而言,括哲学、医理、诊疗技术、传授方式、机构格局等，但也是中医文化的根本。所以，应重视不同医学体系的原生文化，需要将不同医学体系放入其原本的文化背景中才能理解与把握，同时取长补短为人们解除身心苦痛。

1.3 医学多元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莱斯利(C. Leslie)在研究亚洲医疗体系时，提出了多元医疗或医疗多元论(medical pluralism)的概念，意指一个区域内多种医疗体系并存、竞争的格局[8]。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先民总结生产生活经验而产生的医疗体系，但并不是唯一的医疗体系。对医疗体系的探讨应该注重“多元”的存在现实，从患者求医问药这一基本需求出发。也就是说，多元化的医疗体系能够在民族地区得以存在并稳定地保留下来，除了国家权力的引导以外，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在多个层次满足当地人们“看病”的要求，由此所构成的“多元一体性”才是其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9]。

中医从业者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化与地方语境中，多元医学框架下的中医实践强调中医理论体系的产生具有独特性，但也提示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能够催生出不一样的解除病痛的理论与方法。对待不同的医疗体系都要持以包容的心态。中医自诞生以来就具有文化性与地方性特点，需要把它放到特定的时空与地域中才能理解。以笔者曾经进行过的彝族地区多元医疗体系研究为例，在云南境内宁蒗县的彝族聚居村落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可以选择的寻医问药方式[10]。尽管当地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毕摩信仰传统，生病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做仪式的方式来进行精神层面及心理层面的疗愈活动；但是他们却不会因此而放弃更为有效的西医治疗方式，同时，村中经验丰富的草药医生也是很重要的角色，不少人日常生活中也精通中医之道，会按照中医的方式进行自我治疗。对于他们来说，多元医疗体系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各体系并没有优劣之分，而是有的体系适用于这种病，有的体系则对那种病更为有效。人们在各种体系间游走，体现出了对待生活的极大智慧，并满足他们治疗疾病过程从心灵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需求。

2 人类学研究方法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路径

2.1 民族志研究路径

民族志方法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强调基于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所观察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人类学理论框架内的深度描写与分析。因此，田野民族志经验和相应的民族志文本在人类学学术认同中就成为十分重要的象征物[11]。同时，由于民族志强调对生活琐碎的微观观察，对观察对象要做整体性认知，并从多个维度入手进行剖析、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叙述文本，它不仅强调深入的描述，也强调“在地化”的视角，或者说从当地人的行为与逻辑方式来理解事物所进行的文化解读与翻译。民族志文本力图让本地人使研究者发现一种文化的意义并将这些意义与另一种文化里的人进行沟通的过程。消除不同医疗体系之间的冲突与误解，有待于深刻的民族志书写所带来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民族志文本的产生在基本文献资料以外，更强调被调查者的主观能动性。中医作为传统中国文明体系下产生的医学体系，无论是在实践层面的解除人体病痛，还是在理论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念都有着独特的价值与魅力。中医的民族志研究路径可以从人的角度充分考察中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理论及流派形成与变迁的原因，也可以从地域空间的维度详究中医底蕴发展及逻辑演变的过程。

尤其在中医悠远的发展历程中，与其他社会文化形成的交往、相互学习与吸取，构成了中医药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的常态与格局。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及现代工业思维对中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从形式上而言，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化”中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传统中医形成了差异。而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起源于现代化发迹之前，因此出现了部分海外(主要是西方)居民根据中医经典、借助当地文化资源、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创造的“中医”，其中就囊括了作为中医本身的各类“变体”如欧美的西方中医、日本的汉方中医、本土经过现代化的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等[12]。它们都是中医药文化在时空上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亚文化，只有从民族志角度进行研究，才能深入且充分地进行了解，以彰显文化沟通与对话之本。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贺霆，湖南中医药大学严暄暄等都已经开始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探究中医海外传播各类社会事项的研究与挖掘。

2.2 社会行为与结构阐释路径

说到底，文化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概念，其内容离不开生活中相关的社会活动。人类学大师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将社会与文化比喻为“意义之网”，人类学研究需要对织网的行为与网状的结构给予阐释。在马克思的笔下，“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之下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社会活动又可以根据其不同的主题加以分类。医药文化之所以产生与人们的疾病及治疗相关的行为密不可分，总的说来就是“医药活动”，即为了保护和加强人体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认知体系与实践活动。人类学对中医研究的介入，就是要从社会活动入手，探究以中医为中心的各种行为之下的社会活动及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以理解不同时期行为与社会关系的特点。

一方面，中医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类生命文化，它要求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去考察与生命存在息息相关的社会存在、文化存在[13]。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还需落实到作为个体的人，因此还有针对个人的结构维度，如，对从事医疗活动个体年龄、性别、经济状况、信仰等因素的关注，以及与某些特定的健康障碍(或疾病)的产生和流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围绕着人的“生老病死”，又可将医药的社会活动细分为疾病的预防保健、医药的卫生制度、疾病的治疗以及基本的生死观念等，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共时性下针对医药本身的结构维度，这些维度是医药活动的纵切面，它们将社会中从事医药活动的人们分为了不同工种、不同类别。同时，人类学关注的社会活动还包括活动的组织方式，如从亲属关系制度(如宗族)、治疗中的仪式(如祝由术)、性别等视角对特定时期情境下的医患关系、求医行为与习俗、医者的功能与角色等深度挖掘中医药社会活动形成的原因，影响因素及活动的内涵与意义。在此方面。近年来,兴起的医学社会史已经先行一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不仅为厘清医学社会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为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人类学对中医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中汲取灵感，将研究范围锁定在涉及历史上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范畴，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14]。也可以从解构历史文献及社会事实入手，探讨每一次中医理论递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也可以从传承的制度入手，解读从传统的传、帮、带师承制度转变为现代的大学教育的中医生培养制度之间的差异如何。此外，医学人类学一直提倡从患者的社会阶层入手，通过疾痛叙事了解除疾病之外，患者所需要的全方位支持，最大限度解除病痛中的“结构性暴力”；还有中医理论本身，从人类学新进的“本体论”转向入手，探讨文化从本质上便有多样性，都是今后可以努力的方向。

2.3 批判主义与反思路径

人类学在西方社会成形之初，最明显的精神就是寻找、了解人类社会的共通性与差异度，并透过对他者(非西方)的理解，来认识自我(西方)[15]。医学人类学同样也秉承了人类学的“西方”与“非西方”二分的视角，它将研究目标聚焦于非西方文化下所谓“他者”的疾病与治疗系统。很明显，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难以避免的带上“西方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来对异文化下的医疗体系进行审视。而作为西方文化下产生的生物医学被视作理性的、科学的，是现代性之下的“正统医学”，而将其他医疗手段或者治疗方法称作“替代医学”，被视为“民俗”的，非理性、非科学、非现代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兴起，并横扫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对近代以来的现代性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类学内部也展开了对于“写文化”的批判。在此种语境空间中，无论是“科学”“理性”还是“文明”和“西方”都不再具有与近代语境相同的正当性和合理性[16]。

以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物医学也受到影响，越来越显现出其局限性与片面性，因为它始终将人的身体视作是机械的、不变的客体，而没有考虑到人作为高级生物，非物质因素对人的影响。其身体不仅是物质的客体，各部分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也不能用单一的生物维度来理解身体与疾病，这也是为什么WHO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代替了单一的生物模式的原因。然而，在这点上中医显然有先天的优势，作为中医理论的天人合一、藏象学说、辨证论治都将人的身体与疾病的发生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过程，不仅将它们与疾病发生的身体因素考虑在内，还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其中，更基本的也将自然环境考虑在内。由此，作为东方古老文明智慧结晶的中医药文化，不仅是西方生物医学在先进发展瓶颈的反例，甚至可以成为东西方文化对比与凝视的焦点。

另外，在批判与反思中还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无论是西医或是中医，尽管治疗与疾病的发生都是从身体开始，但是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的发现却是晚近以来的事情。医学社会史学者余新忠就认为，身体史的引入，可能会刺激甚至逼迫人们去思考，种种日常习以为常的“常识”其实未必就不证自明、古来如此或事实如此[17]。中医身体研究的鲜有开拓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从《黄帝内经》中对身体的界定与描述入手，认为中医所强调的身体实际上是一种“双性”的身体，具体在女性身上就体现为因为其需要生育，基于血与生育特殊的关系，所以形成了“血为女子之本”这样的临床信条[18]。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则从中西方对比的基础上，从触摸、视觉、存有(being)三个方面阐释同为身体，为何中华文明看到的是气、血及经络的组成，而西方文化下看到的却是肌肉、血管与神经，其对不同文化下身体的比较研究不可谓没有强烈的启发[19]。中医中丰富的感觉认知也表明，可以从身体感的角度对中医理论与体系进行“另类”的解读。身体感的取向从“经验能力的身体经由身体感的网络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向来思考何为文化的课题，这是认识与定义“文化”的另一种方式[20]。以往由于中医走向世界往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一直处于不利的位置，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也许更为有效的方式，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整理中医理论，以中医自己的语言将其精华传给全世界[21]。

3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医研究的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来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但正如多年前人类学家乔键先生在谈到人类学中国化时指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前景可期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具有世界文化中绝无仅有的无比丰富多彩的文化，二是中国有世界上最长久而连贯不断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是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保持统一的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四是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的主支，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比较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深入中国文化资源，把其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价值提炼出来以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22]。中医作为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最多的部分，不仅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同时也充分代表着传统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乔先生这样的经典论断，落实到以中医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再适合不过，以人类学方法对中医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医的理论本身的认识，同时也是促进人类学中国化及丰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及案例的最佳契机。如何利用人类学作为研究工具从中医自身的历史资源中发现自己的问题，从中提炼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是我们在这股巨大的批判与反思浪潮中应该做的，这不仅有助于拓展了中医文化现有的研究内容与方向，也有助于中医学走向世界。

总的说来，将中医体系与其他民族医学体系作对比，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催生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中医作为经验性的解除病痛的“地方性知识”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体现了巨大的价值与意义。人类学的整体观从动态的方向提醒我们需要从中医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两方面的思考；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让我们知道中医不仅是狭义上的，更包括广义上的各种民族医学体系，以包容的心态取长补短，凸显优势，势必增加人类的福祉；医学多元理论提供了医疗实践中具体的情境与场域下的案例，阐明爱具体求医实践中会面临的关于疾病与健康多重性与多项选择的问题，让我们认识人的健康具有多层面的需求，需要在治疗过程中兼顾多方面内容。在应用路径上，民族志路径既是方法也是文本，目的在于深度记录与解读中医相关活动的日常与琐碎，在记录的同时达到文化转译与沟通的目的；社会行为与结构阐释的视角，将一直以来得以忽略的中医医术之外的社会结构及个人行为对医事活动的影响纳入考量的范围，有助于深刻剖析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中医理论兴起与变迁背后的因素；批判与反思路径则对中医理论与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西方”对立面“东方”文化下孕育产生的医疗系统，在西方生物医学逐渐显现出其无能为力及局限性一面时，中医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中医发展历史过程中凝练概念于理论，树立优势与自信，充分与西方医学对话，突出重围打破世界医学的“西方霸权”，唯有这样才达到将人类学应用于中医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