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炯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心中“天朝上国”的思想被颠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先进的思想家们意识到纯粹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的，他们开始寻求从政治上挽救中国的办法。然而变法的失败，以及在变法运动中顽固派的阻挠，表明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采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梁启超等人开始探索一条新的救亡图存的路子，期待由上层精英予以推动的改革方案逐渐被搁置，思索的中心转向对普通国民的培养和塑造，亦即“新民”问题[1]。

在梁启超看来，民智易开、民力易鼓而民德难成，因而培养民德是新民的关键。1902年初，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1902年至1905年间，他在《新民丛报》中发表了以《新民说》为题的系列文章，深刻探讨了关于道德的公私问题。不可否认，梁启超在《论公德》中阐述的公德观在当时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1903年之后又撰写了《论私德》补充了“公德说”的基础， “公德说”与 “私德说”共同构成了他当时的道德思想体系[2]。

近代中国社会的遭遇改变了社会稳态发展的节奏，时局的跌宕起伏也在思想领域中造成了各种纠葛，有共时性的思潮纷争，也有思想家自己观点的前后调整。同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先趋向西学终又回归传统一样，梁启超的道德观也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早期主张公德与私德的“划界”，表现出重公德轻私德的思想倾向，后来又转向对儒家心性修养的重视，即重视私德的阐扬，他思想的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阅读时代问题视角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