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为 刚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当今社会，文学和文艺的形式日益丰富，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交错并置局面。与此同时，文学和文艺似乎正在失去它曾经所具有的整体性把握社会现实和整合个体经验的能力，变得边缘而无力。在这种情势下，如何重新思考文学和文艺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如何整体性地把握当代文艺生态，就需要批评家一方面要对文学和文艺的审美特性进行敏锐的体察和捕捉，作诗意的漫步；另一方面则要对文学和文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的思考和洞察，作出理智的沉思。

刘树元教授的新著《文艺生态的漫步与沉思》(简称刘著)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判断。该书将琐碎纷繁的现实投射于多元化的文学和文艺，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和建设性的思索，以期唤回文学和文艺固有的价值，并将其有效地融入当代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之中。作者通过深邃的理论思辨和独特的文本批评给出了当下现实情境中文艺评论写作的可贵实践。

文艺批评要求批评家既具有充沛的才情，又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当代文艺批评还需要批评家紧贴时代和社会现实，广泛采撷当代文艺园地里的诸种果实，在此基础上，整体把握当代文艺生态的发展状况，并从中抽绎出其基本的规律。刘树元教授的《文艺生态的漫步与沉思》，在上述这几方面呈现出一个当代批评家数年来的不懈努力和对文学与艺术核心价值的持续坚守，并具体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将理论思辨上的抽象性与实际批评的有效性相结合；二是将传统经典文学形式与当代大众文艺形式并重；三是将经典性作品与地方性作品互鉴。

一、理论思辨与批评实践互融

刘著的第一个特点是将理论思辨上的抽象性与实际批评的有效性相结合。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章，即理论的准备部分，名为“基础：文艺研究生态性的多维聚焦”，着重处理的是作为当代文艺批评基础的“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尤其重在探讨当代文艺研究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是为全书的“基础”篇。刘著对当代文艺研究“基础”的强调，根本上也是对当今社会情势下，文学和文艺批评有效性的再思考和对其依据的重建，体现了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对当代文艺生态复杂性的认知。刘著首先论及当代文学和文艺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思考当代文艺批评的有效性问题，指出：“当下的文学批评尤其需要呼唤有效性。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1]2在这里，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并不是截然两分的存在。刘著特别强调，一个优秀的作家，一方面应该专注于文学和艺术本身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也应当“致力于促进读者的人格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将自己当作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服务者。写作者要懂得爱和怜悯的价值，要同情无助的弱者和陷入不幸境地的人，要关注生与死、苦难与拯救等大问题”[1]2。正如有学者评论刘树元教授文艺批评时所称：“是既尊重文学的个性特征,又不放弃人生经验的批评。”[2]59在此意义上，文学和艺术就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本身的智性活动，也不再是作者和批评家个人的生命活动，在刘著看来文学和艺术必须与现实生活、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境况相联系，尤其是与人之为人的存在本身相契合，如此方能践行文学和文艺批评的现实指向性，保证当代文艺批评的有效性。

在刘著看来，当代文艺批评的基础在于固守文艺的内在价值，同时认清当代文艺发展生态的多样性，并在其中探寻当代文艺批评所能抵达的边界，作积极而有效的动态研究。“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正在于物化”[3]194，它使人自身面临着异化的挑战，人文精神面临失落的危机。在当代文艺发展的生态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大众文艺形式，对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构成了挑战。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学和文艺及其所代表的核心价值，在这种现实的情境中要想得以彰显则难免显得捉襟见肘。由此，需要我们注意：一方面，我们要在传统文艺形式之外的多元化的当代文艺格局中作多番探索，紧贴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生态，作动态的批评和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要重新回到批评和研究的理论本源，作多元化、多维度的探寻，重温文艺创作和批评理应固守的永恒价值，重建文艺创作和批评得以有效的理论体系。就后者来说，作者运用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学术眼光，深入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民间文艺评论、西方文艺理论等多个方面，作多维度的聚焦，从中探察和汲取了对当代文艺生态研究有所裨益的理论资源，以此夯实了复杂情境中当代文艺生态批评的基础；同时，也更是从历史的纵深和文艺的多角度着眼，形成了对于当代文艺批评有效性建构的有力保障。

二、传统文学形式与当代文艺形式并重

刘著作为一部对当代文学和文艺生态作整体性观照的批评著作，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体现出它的第二个特点：在具体的文学和文艺批评过程中，将传统经典的文学形式和当代新兴的大众文艺形式并重，体现了当代文艺批评的多样性特征。

刘著在第一章论述当代文学和文艺批评有效性问题时就已经指明了当代文学和文艺所处的现代语境，使得传统经典文学形式，如小说、诗歌、散文等面临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方面,传统文学和文艺所依托的价值和意义系统遭受诸多冲击；另一方面，新兴大众文化形式也逐渐培育出一批批新的文化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的阅读趣味和精神需求也与纯文学受众存在较大差异。正如刘著所言：“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与纯文学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快感阅读取代了心灵阅读，消费阅读取代了审美阅读。”[1]2因此，在整体性把握当代文学和文艺生态的过程中，批评的主体就需要不断游弋于传统经典文学形式和当代大众文化形式之间，在精英主义的纯文学和大众的多样化文艺形式之间作往复的批评运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当代现实，确保当代文学和文艺批评的有效性。

刘著第二章到第六章分论当代文艺各门类的研究动态。这既贴合了当代文艺生态的现实，同时又体现了当代文艺批评有效性的实际成果。其中第二、三章集中呈现了作者数年来紧跟小说界创作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作者关注的是“新浪潮下家园叙事的人性深度”，分别收录了作者论述余华、贾平凹、钟求是、艾伟、杨静龙、叶广岑和张波等作家小说的文章。不论是对余华小说暴力和苦难叙事下小镇人文书写的解读，对贾平凹近作《带灯》的细致分析，还是对钟求是小说中存在状态和幽默品格的独特探察，抑或是对杨静龙农村题材小说中展现的清新淡婉的社会生活画卷的细腻体察，都表现了作者对文学语言的敏感、对文学品格的体认以及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深入思考。第三章同样是对当代小说的评论，但侧重点在呈现小说“贴近生活的地域文化之美”。这一部分是刘著别具特色的一章，作者在细致的文本分析基础上，对海飞、东君、张翎、阙迪伟和李铁等人的小说创作进行了评论，呈现出当代小说发展进程中多元化地域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历史内容。第四章则集中了作者对于当代散文创作的数篇评论文章。真诚而有见地的品评抓住了散文展现真性情的诗性品格，同时也对当代散文创作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理性的质询和方向性的指引。这种对散文本身的真性情的批评方式，真正契合了散文的文体品格。由此看出，当代文艺批评本身的有效性需要批评家不仅要具有理性的理论思考，同时更需要具有文学和文艺本身独特的诗性情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贴合文学和文艺的固有价值，真正领悟批评的要义并抵达批评的核心之地。

正如作者在此前考察当代文艺批评有效性时所认识到的那样，传统经典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诗歌等的式微，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使得当代读者大众认知生活整体性和体察个体经验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批评家紧跟时代发展的前沿，在诸多新兴的大众文艺形式中多方采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是一项艰难而繁重的科学任务，但从第五章对于电影和戏剧的讨论、第六章对于当代电视剧的讨论这两部分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饱含诗性情思和理智探索的当代批评家，作者也在不断地深入生活，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带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反思精神。大众文化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冲击了长期形成的审美传统和艺术标准，强化了文艺创作的媚俗、庸俗化倾向，冲击了社会文明长期形成的稳定性和习惯性”[4]221。如何在这种情势下将影视艺术纳入当代文艺批评范畴中，刘著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无论是对于当代影视发展现状的宏观分析，还是对于当代影视剧改编的具体探讨，作者始终将文学和文艺的核心价值与日常生活的可感性相结合，在通俗的大众文艺形式中建立了当代文艺批评的有效性。这种十分贴地气的批评形式不免让那些独居书斋固守传统文艺形式的人汗颜，但是，也只有这种批评，才能真正将文学和文艺的核心价值投注到真切的社会生活中来，才能真正地将我们的诗性情怀和理性沉思带入到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之中。

三、经典性作品与地方性作品互鉴

刘著的第三个特点则是做到了经典性作品和地方性作品的互鉴。这也是作者进行当代文学和文艺批评最具独特性的地方。就该书第二、三章的当代小说批评研究来说，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其中既有文学史已载录的当代经典作家，也有初出茅庐的文坛新锐；既有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作家，也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性作家。这种研究对象的选取特点，体现了批评家一视同仁的公平性原则，同时也体现了批评家具有广博的阅读视界、独到的艺术眼光以及持久且坚定的批评韧性，非常人所能及。仅举数例即可见一斑，如作者既对余华、贾平凹等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作品给予了细致的品读，同时也对其当下的最新创作进行了理性的研究，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史视野和理论水准。刘著独具特色的另一闪耀之处，就是对多位具有地域特色的小说家的不断追踪和切中肯綮的专业品评。如作者关注了当代满族小说作家的艺术走向，对老舍、叶广芩、马加、李惠文、孙春平等作品的分析，既体现了作者宏阔的文学史视野，也体现了批评家独到的艺术眼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当代湖州作家群的创作进行的研究，既有对传统写作方式如杨静龙农村题材小说的评论，也有对“80后”湖州女作家如流潋紫、朱十一、章苒苒等文坛新秀的新鲜而满含期待的热切品鉴。这些都使得批评家的眼光不再限于一隅，举凡经典有之，新锐亦有之；“京味”有之，“江南味”亦有之。由此，可整体性地把握当代文艺生态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保证批评的有效性和时效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重新崛起”[5]21，杨静龙便是作者长期给予关注的乡土小说家。在作者看来，杨静龙的创作即是其中一环，并且“构成了一个主题突出、形象鲜明的涉农题材小说系列。这些形象和故事展现出浙东地域的独特风貌”，更深层次地表现出了乡土之中人性的变化，以及现代人对精神家园的不断追寻。“80后”湖州部分女作家的崛起是新世纪文坛令人瞩目的现象。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和思想深度上尚有缺憾，但作为一位当代文艺批评学者，作者能够在具体的品鉴过程中，跳出当代文学史书写的陈规和既有的文学批评偏见，给予中肯的评价。如对于潘无依和流潋紫(吴雪岚)的评价，作者认为她们是其中比较成熟且较有实力的小说家，在题材上实现了从“青春文学”向“成人世界”的转型，“写出了很扎实又富有想象力的东西”[1]120。

海飞是作者给予了特别关注的当代作家和编剧。对于海飞作品的评论，呈现出作者游弋于传统文学形式与当代大众文化之间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于当代文艺中地方性特色的关注，是展现作者当代文学和文艺批评交叉性、广博性的最好例证。海飞属于“70后”作家中的一员，其小说屡获嘉奖，多聚焦于其生长之地江南小城镇及杭州、上海等都市的书写，其中既有通过地方性书写展现作家伦理思考的内容，也有用真诚的笔触高唱的孤独灵魂的清美之歌。刘著通过对其小说的具体分析，给我们细致梳理了海飞小说作品的诸般面相，既看到了其中“淡而有味”的艺术追求，也看到了其精神视野不够开阔等问题，体现出了一个批评家深邃的艺术眼光和洞察力。另一方面，在对海飞影视剧作品审美特色的具体分析中，刘著将之凝练为“温婉与阳刚交织的民族化生活传奇”，细致勾勒了这种传奇剧所体现出的叙事特征、抒情特征和美学追求。从对海飞作品的两方面评论可以看出，刘著并没有仅仅固守在传统经典文学形式本身，而是因应时代和现实的变化，通过将传统经典文学形式、当代大众文化形式和地方性书写形式相结合，来整体观照当代文学和文艺生态的发展，从而在具体的文本解读过程中，试图探察当代文学和文艺呈现现实的深度和限度，并从中引发抽象性的理论思考。

综上，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生活正在不断急剧变动。正如今年(2020年)的新冠疫情带给我们很多新的思考一样，对当代文学和文艺的生态进行研究，也需要我们不断熟悉变动的生活，并与之进行动态的对话。这样的对话，需要我们的批评家既具有诗性的情怀，也要有知性的眼光；既要作诗性的漫步，也要作理性的沉思，在诗性与理性的交错观照下，将变动不拘的生活现实与文学和文艺固有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互鉴。在此意义上，我们在阅读刘著的过程中，就可以透过批评家那独具情怀的诗性精神和睿智独到的品鉴眼光，经由文字和篇章的折射，窥探到现实生活和人性中闪光的那最柔软、也最坚韧的所在。由此，我们就能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和繁杂琐屑的日常生活中，抵抗住各种挑战、失落、危机和崩塌，重新树立人之为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并洞悉生活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正是文学和文艺之于人之生存的本然之处，真诚而可贵，闪耀而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