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勇

（云南大学，昆明 650500）

陈天平事件是明太宗出兵安南并郡县其地的导火线。然而，对于陈天平的身份问题，学术界尚存一定的争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点观点，陈文源的《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中认定陈天平实为陈氏后人；[1]台湾学者郑永常的《征战与弃守》一书中认定陈天平的真实身份即阮康，[2]吕士朋的《明成祖征伐安南始末考》也认为其身份可能不是陈氏后人，并猜测其身份或为阮康；[3]越南史家明峥的《越南史略》及郭振铎、张笑梅的《越南通史》[4]中均认为陈天平为陈艺宗之孙；[5]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所编写的《越南历史》只提及陈天平是叛徒，对其是否为陈氏后人则避而不谈。[6]本文拟以《明实录》《大越史记全书》等史书为主要史料，从安南陈氏世系与陈天平自述身世上差异，其与裴伯耆、刀线歹的相关材料等方面进行分析，考证陈天平的真实身份，与学术界进行探讨。

一 陈天平事件

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明廷遣易济来照会安南元明易代之事。次年六月，应安南使者所请，明太祖册陈日煃为安南国王，明朝与安南之间正式建立藩属关系。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安南上皇陈艺宗去世，安南国内再次发生大变；黎季犛于次年“杀宗室抚军司元渊、恭正王师贤竖子元胤……宗室有大故，削属籍，以枚姓称之。”[7]410并出任多个重要官职，主导安南国内的政局。建文二年（1400年）二月，黎季犛篡位自立，改国号为大虞，改原姓胡氏，且传位于次子胡汉苍。同年十二月，“遣使告明，称陈氏已绝，汉苍明宗外孙，暂权国事。”[7]421当时明朝正处于内战之中，且建文帝对此类事务尚不关注，故胡氏未能获明廷回复。但胡氏并未放弃向明朝求封的行动。永乐元年（1403年），胡汉苍以同样的理由向明太宗请封，太宗对此事态度则为“未可遽信”。[8]342，便遣杨渤前往安南核实。而胡氏对杨渤访察一事犹为重视，“明使往来……汉苍随方救解，疲于奔命。”[7]426胡氏对明朝调查的积极应对，取得了杨渤的信任。对明朝一方而言，这已是胡氏第二次向明朝请封，忌于当时对建文朝的革除，对第一次的请封则不便提及外，实际上两次请封足以彰显安南胡氏的求封之诚。故从请封的诚意与调查的结果来看，明太宗已有理由承认胡汉苍安南国王的身份。同年十一月，明廷遣夏止善等前往安南宣诏，“尔胡·输诚效职，奏谓前国王陈氏嗣绝，尔以外孙主祀，于今四年。询之于众，所言亦同，特命尔为安南国王。”[8]470但随着陈氏旧臣裴伯耆与自称陈氏后人的陈天平先后来到明朝京师，明廷对安南胡氏政权的态度有所转变。

明永乐二年（1404年），陈氏旧臣裴伯耆至明朝京师，“奏季犛父子弑主篡位，乞复立陈氏子孙。会老挝宣慰司亦送陈日烜孙天平赴阙，上怜而纳之，赐以居第。”[9]陈天平向明廷所表明的身份是为前安南王孙。此时明太宗的态度仍仅是“怜而纳之，命有司赐居第”[8]596，尚未直接遣使质询胡氏。同年十二月，胡氏所遣贺正旦使臣至京，“上命礼部出陈天平示之，使者识其故王孙也。”[8]635-636陈天平陈氏后人的身份似已得到证实，同时明朝廷遣李琦往安南申斥胡氏。但李琦等人正月出发，六月便已返南京，且“前使者自东都至西京十二日，锜行八日。”[7]427可见其行程十分匆忙，并未在安南停留多长时间，也未再对陈天平的身份进行访查。在明廷“兴灭继绝”大义的压力与抗明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胡氏承诺迎陈天平返国为王。明太宗或出于对安南国内的制衡，或对敕封胡氏为安南国王一事出尔反尔的愧疚，对胡氏“厚加赉敕封·顺化郡公，尽食所属州县”。[10]

在明太宗遣都督黄中等人将兵五千护送陈天平返国途中，明军在安南芹站遭胡氏军队的伏击。陈天平被俘凌迟，大理寺卿薛嵓战死，黄中退回广西，明军士兵大多被俘或被杀。从这一层面上看，陈天平被杀与明朝的军队被伏击的事件彻底激怒了明太宗，明廷决定兴兵安南。这就是一直被视为明太宗“郡县安南”导火索的陈天平事件。但对此事件中的关键细节，即陈天平是否为陈氏后人，仍需进一步探讨。

二 安南陈氏世系中有关陈天平的身份

在各种史料中，较早提及陈天平的应为《明太宗实录》，载陈天平自称：“前王日煊孙，奣子，日煃弟也。”[8]791在其后的《明史》《东西洋考》《殊域周咨录》《平定交南录》《安南志原》等史书中的关于陈天平记载与《明实录》中的记载大体一致，均以陈天平是安南陈氏后人。由此观之，《明实录》等史书所营造的陈天平陈氏后的身份应无疑点。但《越南通史》则提到“陈朝陈艺宗之孙陈天平逃亡哀牢，幸免于难”[11]，虽然二者都承认了陈天平陈氏后人的身份，但从史料上的记载和现代著述的差异上看，各方在对陈天平身份的认识上确实存不同意见，有必要对陈天平自述的身份和《大越史记全书》《明太祖实录》等书中所记载的陈氏世系进行比较。

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载，安南陈氏的帝系顺序主要是：陈太宗（陈煚,陈光昺；开国皇帝）→陈圣宗（陈晃，陈日烜；太宗长子）→陈仁宗（陈昑，陈日燇；圣宗长子）→陈英宗（陈烇，陈日㷃；仁宗长子）→陈明宗（陈奣，陈日爌；英宗第四子）→陈宪宗（陈旺，陈日㷆；明宗次子）→陈裕宗（陈暤，陈日煃；明宗第十子）→昏德公（陈日熞，杨日礼；恭肃大王昱庶子，实杨姜子）→陈艺宗（陈暊，陈叔明；明宗第三子）→陈睿宗（陈曔，陈日煓；明宗第十一子）→陈废帝（陈晛，陈日炜；睿宗长子）→陈顺宗（陈颙，陈日焜；艺宗季子）→陈少帝（陈＜安火＞；顺宗长子）。

另据《明太宗实录》中所载陈天平自述，安南陈氏的世系则为：陈日煃（陈裕宗→陈日曔（陈睿宗→陈晛（陈废帝）→陈颙(陈顺宗)→陈＜安火＞(陈少帝)。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安南陈氏部分世系顺序则为：陈日煃（陈裕宗）→陈日熞（昏德公）→陈叔明（陈艺宗）→陈日煓（陈睿宗）→陈日炜（陈废帝）→陈日焜(陈顺宗)。

从以上三本史书中所罗列出的安南陈氏世系的顺序中能窥其一端。在《明太祖实录》中安南陈氏世系的从陈裕宗至陈顺宗的顺序和《大越史记全书》中相应部分是一致的，但与《明太宗实录》中的部分则有所差异，《明太宗实录》缺昏德公和陈艺宗两帝。若陈天平为陈艺宗之孙，又怎会在自述身份时忽略其祖父，故《越南通史》中认为陈天平是陈艺宗之孙的观点不合理，且昏德公作为明太祖所册封的安南国王，不论其真实身份如何，入明求援的陈天平也不应忽略昏德公。前述“前王日煊孙，奣子，日煃弟也。”此语中的陈氏世系时间顺序上同样存在问题。“前王日煊孙”中提及的日煊实为陈圣宗陈日烜，陈圣宗在位时间是1273—1279年，卒于1290年。陈天平入明已在其卒后115年，从时间上来看，陈天平为陈圣宗之孙的可能性不大。陈奣为陈明宗，陈天平在自认为陈圣宗之孙，陈明宗之子时，联系陈氏世系就能看出其中问题所在。明宗父为英宗，英宗父为仁宗，仁宗父为圣宗，陈圣宗已是陈明宗的高祖，与陈天平的自述相差几代人，所以陈天平也不可能是陈圣宗之孙。“奣子，日煃弟也。”日煃则是陈裕宗，若陈天平是明宗之子、裕宗之弟，而陈裕宗是陈明宗第十子，陈艺宗是陈明宗第三子，那陈天平理应是陈艺宗之弟，但他在向明廷的自述中并提及陈艺宗。在此，陈天平在自述中未提及陈艺宗或还可解释为，在明朝看来陈艺宗是篡位者，且与明朝关系不佳，但就未提及昏德公的问题则是无法解释的。

在陈天平的自述中关于陈氏世系还存在其他问题。“日煃恭遇天朝，率先归顺，太祖高皇帝封为安南王，赐之章服，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日曔立。”[8]594这一条记录中，除涉及前述世系顺序中忽略了昏德公和陈艺宗的问题，还涉及陈裕宗的在位时间。陈裕宗于1341—1369年在位，被称“在位二年而卒”，此与史实显然不符。“晛稍欲抑损，季犛弑之而立晛子颙。”[8]594虽陈废帝被废与被杀都与黎季犛有关，但在《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中，当时的黎季犛仅为权臣，且陈艺宗尚在，只能通过诱导陈艺宗来赐死陈废帝，而非其本人亲为。其次是“季犛父子乃大弑陈氏宗族并＜安火＞弑之。”[8]594但越史载“胡季犛废帝为保宁大王，以帝外孙，故不弑。”[7]420陈天平所说的“弑之”，二者记载相背。可见陈天平对安南陈氏王族内部变故细节的了解程度并不深。

从陈天平对陈氏世系认识及其他相关细节上的混乱一点来看，陈天平本人或对于陈氏世系顺序不甚了解。而这对于一国皇子而言，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想象的。就此，本山达郎教授推论，此段自述“乃朝臣所伪作陈天平之奏言，然因对安南国内情形，尤其是对陈氏王室世系不很清楚，才产生此谬误重重之伪作。”[3]山本达郎教授此说确为不当，当时曾修《明太祖实录》的解缙、杨士奇等人均在，明廷若据所载，明太宗等人应能觉察陈天平自述中不合理的陈氏世系，若其自述为朝臣伪造，怎可能出现遗漏昏德公与陈艺宗等重要信息的残次品。故从各史料上记载中的安南陈氏帝系顺序的混乱及一些细节上的差异来看，陈天平陈氏后的身份与官方正式所载存在诸多疑点，笔者认为其陈氏后的身份应与史实不符。

三 从裴伯耆的活动来看陈天平身份

从对陈天平自述的陈氏世系与实际上的安南陈氏世系的比较中，我们已发现其陈氏后人的身份存在疑点。但陈天平陈氏后人身份的真伪又为何？关于此点，可先从入明求援的陈氏旧臣裴伯耆的视角及其相关活动来予以考辨，也能看出些许疑点。

第一，裴伯耆的身份应无问题。裴伯耆在向明太宗申诉时提到自身家世，“臣世事安南陈氏，祖、父皆为执政大夫，死于国事。臣母实陈氏近族，故臣自少侍国王，受爵五品，后隶武节侯陈渴真为裨将。”[8]584裴氏是世事安南陈氏的老臣，其家族在安南国内地位不低。但陈天平来到明朝京师后，官方记录中并未记载提及天平与伯耆会面的记录，此点甚为可疑。裴伯耆来到明廷的目的是请求明太宗“兴灭继绝”，重新扶立陈氏后人为安南国王。若陈天平确实是“前安南王之孙”，那陈天平就应是其所要扶立之人；但在关于陈天平身份真伪的问题，明太宗反而是从当年入贺的安南使臣那里得到求证，而不是“自少侍国王”的裴伯耆，这似为陈天平身份的一个疑点。

第二，裴伯耆入明目的是请求明太宗“兴灭继绝”重新扶立安南陈氏后人为王，同时请求“得负弩矢前进”[8]585。可见，若明太宗愿出师惩罚安南胡氏，不说身先士卒，他也应随军而还，以达成其行之目的。但明朝军队护送陈天平回安南之时，其人并未跟随返回，或存在其可能在护送的军队中，而未提及的情况。但需注意的是，假若他在护送途中为胡氏所擒，理应与陈天平一同处死，或至少应提及对其人的处置情况。但于永乐四年（1406年），明太宗“赐安南归附人裴伯耆冠带，命随大军南征。”[8]807而永乐五年（1407年），裴伯耆又被任命为交阯布政司右参议。[8]948由此而观，裴伯耆未与陈天平一行人同返安南，这与其初衷明显不符。从这一点来看，陈天平的身份或非陈氏后裔，所以未能得到裴伯耆的支持与随行。

第三，安南使臣中的“错愕下拜者、感泣者”的对象是否是陈天平。裴伯耆“祖、父皆为执政大夫”，可见其在安南国内地位之高，本人又“少侍国王”，其家族在安南国内有一定的声望，为安南使臣所识不足为奇。郑守常认为，“因胡氏使者大都是陈朝旧臣，正是国运艰难之际，故臣遗老在天朝相遇，又怎会不感极而泣。”[2]33安南使臣中“感泣者”的对象应是裴伯耆，而非陈天平。如前述，裴氏身为安南旧臣，对陈天平陈氏后的身份的态度是不支持，那安南所来使臣同样是从陈朝时期存续下来的，理应对陈天平真实的身份有所了解，故“感泣者”的对象也不可能是陈天平。至于安南使臣中“下拜者”的对象，则应是明太宗。明太祖时更定番国朝贡仪，贡使“于奉天殿朝见，行八拜礼毕。”[8]3395安南使臣此行目的是“贺正旦”，在得到明太宗接见后，下拜是符合当时礼仪规定的事情。至于为何“错愕”，笔者认为与前述“感泣者”原因相同，其对象均为裴伯耆。并且对于一群精通儒家礼节的他国贡使，在“上国”大殿上失仪而跪拜故朝王孙，此种“失礼”现象是不太可能的。故我们认为安南使臣“皆错愕下拜者、感泣者”，应是将使臣朝觐明太宗的情形与使臣见到裴伯耆时的感动情形相混，而不是见到自称陈氏后的陈天平所产生的场景。

虽然在以《明实录》为主的各种史料均以陈天平为陈氏后人，但从陈天平与裴伯耆之间似无关系及其与安南使臣互动的过程来看，陈天平安南陈氏后的身份并不是安南陈氏后人。

四 陈天—平在老挝的活动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明廷“设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以土官刀线歹为宣慰使，命礼部铸印给之。”[8]554同年七月，刀线歹便将陈天平送往京师求援。这两件事情前后相隔不久，从时间上来看，几乎是刀线歹在得到册封之时，陈天平也差不多到达明朝京师。陈天平在自述中如此说到，“臣以先被弃斥，越在外州。方季犛父子志图篡夺，臣幸以远外。见遗臣之僚佐激于忠义，推臣为主以讨贼复仇。方议招军，而贼兵见迫，仓皇出走，左右散亡……以达老挝。然时老挝多事，不暇顾臣……忽读诏书，知皇上入正大统，率由旧章，臣心欣忭，有所依归，然以抱疾积久，至于今年。”[8]595胡氏篡位的时间是建文二年（1400年），按陈天平的说辞，他此段时间应身处安南偏远之地，随后还组建反抗军。但瞬间被胡氏击败，随后前往老挝避难，几年后才被老挝首领送至明朝京师。就此条记录在陈天平的逃亡时间上不存在可疑的地方。但以《大越史记全书》内容而言，建文二年（1400年）至永乐元年（1403年）间，并无胡氏剿灭安南国内陈氏地方反抗政权的记载。但是刀线歹为何会遣使护送陈天平前往明朝京师？对此，就需在在已明确的陈天平并非陈氏后人的基础上，需对陈天平的真实身份有所推断。

据《大越史记全书》载，胡氏“鞠问添平，是何宗派，添平不以告。令诸人有能认识者，赏爵一资，无敢认者，处凌迟罪。添平，陈元辉家奴也，即阮康也。”[7]431其身份或就如吕士朋等学者推测的阮康，且笔者认为“无敢认者”可能就是陈天平在外组织地方反抗政权的基础。而裴伯耆在逃亡至明朝时，“会见伪陈王添平。先到，明人问识否，伯耆以不知对。”[7]440裴伯耆的“不知”明确表示了他并不了解陈天平的身份，故也就不可能对其有所支持。若陈天平真实身份确为阮康，其双方在安南国内地位之悬殊，“不知”也不足为奇。虽不能就此断定陈天平的真实身份定是阮康，但这些记录为我们探究陈天平在老挝的活动及为何取得刀线歹的支持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向。

第一，郑永常提到“日人榎本文城编述的《大越货币志全》一书中，收录有‘天平通宝’并解说是‘叛徒’添平所铸造的铜钱。”[2]33可见陈天平确实是在某地建立过反抗政权的。就通宝这一金属货币而言，一个政权要发行自己的货币，须对该地区有一定的控制力，并且获得该民区所辖民众的承认。陈天平的反抗政权发行金属货币，足以说明他控制了一定区域。对某地区和民众的控制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前述材料中则是“方议招军，而贼兵见迫仓皇出走，左右散亡”，一个转瞬即逝的政权不太可能具有铸造货币的能力与时间。就前述内容而言，若陈天平就是阮康，其情势就有所不同。越史载“诏捕贼党元挺、阮洞、阮允、黄科，阮康等……康北走明国，诈称陈氏子孙，改名添平。”[7]405可知陈天平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出逃，直至永乐二年（1404年）才到达明朝京师，中间有十余年的空白期，这与其自述并不符合。但联系其反抗政权具有发行货币的能力，就能解释中间十余年陈天平的去向问题，同时也不存在其所说的“仓皇出走，左右散亡”的情况。故其自述在老挝的活动历程不仅不能为其身份提供证明，还成为其身份的疑点之一。

第二，陈天平若为一逃亡者，他又从何处“忽读诏书”，以得知明太宗登极的消息？当时，显然只有刀线歹能为他提供此类信息。虽然老挝被明朝设为军民宣慰司，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当时东南亚强国——澜沧王国的实质。若是陈天平仅仅是逃亡者，而不具备一定的实力，刀线歹怎可能会为他提供此信息。而他经营了多年的反抗政权未被胡氏所剿灭，以及他由老挝的刀线歹遣使护送至京，他的反抗政权所在地应位于老挝与安南的交界之处，或直接就处在老挝境内，可见陈天平的反抗政权是具有一定实力的。故老挝的刀线歹与陈天平的关系若非同盟，也应是其支持者与庇护者，而非其所述的逃至老挝。

第三，若陈天平起初就想入明朝求援，为何又拖延如此之久？为何对老挝的册封与陈天平的到达几乎在同一时段内？建文四年（1404年）七月，“汉苍大举攻占城……因分其地，为升、华、思、义四州。”[7]423而永乐元年（1405年），“汉苍造小钉船以击占城……水步合二十万。”[7]425安南胡朝建立后，胡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改革后，多次进攻占城，开疆拓土。胡氏军事活动显示出胡氏政权强大的军事力量，严重威胁到刀线歹和陈天平的生存境况。如陈明宗时就曾以上皇的身份“亲征哀牢”[7]355，而此前安南对老挝征伐次数同样不少。刀线歹鉴于安南以往入侵老挝的历史，特别是在胡氏军声大震的情况下，必然会向明朝靠拢，以寻求明朝的庇护。而陈天平以陈氏后人所号召起来反抗政权，在无力对抗胡氏政权的情况下，寻求明朝的帮助也是理所当然的。陈天平所营造的陈氏后人身份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刀线歹才会遣使护送陈天平入明求援。

可见，陈天平并非安南陈氏王族后人，并且从陈天平反抗活动及刀线歹对其支持等情况来看，陈天平的真实身份应为越史所言之阮康。

五 结语

综观所述，我们以《明实录》《大越史记全书》《越南通史》等史书为史料，从陈天平自述中的安南陈氏世系、裴伯耆的活动以及陈天平在老挝的活动等方面予以考释，可以明确安南人陈天平并非安南陈氏王族后人，是否为越史所言之阮康，则有较大的可能性，但尚不应如郑永常那样定论。陈天平的陈氏后身份对其而言，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寻求陈氏旧臣的帮助和明廷的支持。对于陈天平自称的陈氏后的身份，明太宗给予承认，并册封其为安南国王。但面对陈天平错漏百出的自述，为何明太宗会承认陈天平的身份？而胡氏又为何先承认陈天平身份，但后来又将其截杀？

对于明太宗承认其陈氏后身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从其统治上的合法性和祖训两方面结合来探讨。

第一，明太宗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但因得位不正，更需属国的承认来巩固其政治上的“合法性”。虽然安南是洪武时期率先入贡的属国，但在明廷看来其行径是不符合明朝礼义要求的，且意欲构建自身的藩属体系与骚扰“上国”的西南边境。檀上宽认为安南的行为与“无视君臣之分的傲慢态度已然超越了明朝与安南之间的问题，而是事关永乐帝身为‘中华世界’天子的尊严问题。”[12]227就如檀上宽所言，安南的行径影响明太宗的尊严，影响到了明朝的藩属体系的稳定，同时更影响到了其对明太宗合法性的构建，但并非如檀上宽所言需用征讨才能加以解决。在此种情况下，自称陈氏后人陈天平的出现，使得明太宗得到解决此问题的新方式。此种方式与裴伯耆提议以“兴灭继绝”为由出兵则更为节省成本，也不会对明朝国内的国计民生造成过多影响。檀上宽还提到“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强调元明之间的连续性，1969年他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永乐帝以元世祖忽必烈在世自居。”[12]209此观点虽不一定正确，但给予我们一个看待明太宗承认陈天平身份的视角。元世祖时期，日本与安南均为蒙元帝国未能征服的地区。而至明太宗即位初，日本已经，或至少在名义上，臣服于明朝，达成了忽必烈时期两次渡海远征没有达到的目标，而元世祖派军多次远征安南则功败垂成，明太宗若能征服安南或使其彻底臣服于明朝，此功绩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由明太宗所支持的陈天平回国继承安南王位，安南就有可能彻底臣服于明朝，以达到明太宗的目的。若明太宗承认陈天平陈氏后人的身份，对稳定藩属体系、超越前代之功等方面的成就是一种相对便捷的方式，对于其合法性的巩固是有利的。并且，明太宗承认其身份也是作为“上国”天子行使“兴灭继绝”权利最为省力的方式。

第二，明太祖曾将安南定为不征之国之一，并规定“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8]1277虽然明太宗在实际行动上并不拘于祖训，但从表面情况来看，明太宗本人确实是遵循祖训的典范。明太宗得位不正，则更需遵守祖训，才有可能抵消篡位的影响，而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明太祖留下的祖训不仅是《皇明祖训》一书，还有对部分事件的处理结果。洪武时期，明太祖虽屡次对安南骚扰西南边境与构兵占城进行训斥，但从未发生过正式的军事威胁。虽然安南的诸多行为不恭，但在明太祖看来，这些事件还不能视为“中国患者”，就如明太宗认为“占夺禄州等处之地，盖罪之小者”[8]1654，此应视为明太宗对明太祖处理安南问题结果的遵循，故扰边占地与侵占城已无法作为明太宗介入安南事务的直接理由。故若承认陈天平的身份，明太宗就能介入安南的内部事务之中，甚至是对其进行军事惩罚。

而胡氏先是承认其身份，又将其截杀，可能出于以下几个因素的考虑：胡氏之所以承认其身份，一是出于备战的需要，胡氏曾“诏诸路安抚使赴阙，与京官商议，或战或和”，而阮均则提出“姑和之，从他所好，以缓师可也”的建议[7]430；而在此段时间内，胡氏的军事防卫力量有明显的增长，如“置军器四库房，不问军民，凡有巧艺者皆充役”“定南北班军，分为十二卫”“督民夫筑多邦城，以捍贼。”[7]430可见胡氏对其身份的承认主要是为“缓师”以争取时间，来加强自身的抵御明朝军事力量的能力，同时也代表胡氏不会主动放弃已到手的王位。二是由前述可知，陈天平在安南与老挝交界之地拥有一定的势力，其人则是维系其势力的关键因素，将其诱回截杀则可促成其势力的瓦解，并且安南国内尚存众多心怀陈氏之人而不满胡氏之人，陈天平以为明太宗所承认的陈氏后人，这对胡氏在安南的统治始终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故胡氏才会效仿元代故事，以使明太宗承认此结果。三是，关于明太宗册胡氏为“顺化郡公”一事中，将胡氏安置于何地或出自陈天平的建议，而非对安南地理并不熟悉的明太宗，但此事则彻底激化了胡氏与陈天平间的矛盾。建文四年（1402年），胡氏从占城取得古垒洞，“因分其地，为升、华、思、义四州，置升华路安抚使副以辖之。”[7]423其与占城关系持续恶化。而明太宗将胡氏敕封于顺化，该地近占城，李陈时就易遭占城袭扰，更毋论胡氏刚强取占地。如若遵从，此或致胡氏势力的衰落或灭亡，故胡氏才会出现如此反复的行为。

在中越双方的史料中均承认明太宗日后兴兵安南合法性的情况下，明朝征伐安南的性质也不能如《越南历史》一般将其简单的定义为“侵略战争”[6]264，但明太宗对陈天平身份的承认或为其“兴灭继绝”的一个污点。而明太宗与胡氏对其身份的承认所反映的是双方自身利益的诉求，并不能作为其陈氏后身份的证据。并且对于当代的明代中越关系研究而言，陈天平非安南陈氏后的身份并不需回避，更不需在各类研究以及科普性文章去坚持其陈氏后人的身份而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