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想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社会史兴起之后，普通人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与社会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状况。一个真正书写人民群众历史的时代来临。枣庄学院副教授蒋威的专著《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地方社会》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主体部分由未第的童生与生监构成，处于士人群体的底端，散布在最底层的乡村社会。他们以馆为生，常常名不出里巷，乃是一群实实在在的历史小人物，也是基层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在底层社会默默无闻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教化乡里，化民成俗，以自身的文化资本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与乡民的精神面貌。对于这样一群曾经在乡村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群体，史学界的研究并不深入。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料比较分散和琐碎；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于乡村塾师这种历史小人物在乡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足。蒋威的这本著作以六章内容、洋洋20多万言的篇幅，对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兴盛与构成、经济生活状况、馆居生活、社会交往及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细致而详尽的描述与论述。纵观全书，作者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值得称道，并且有进一步拓展的价值。

一是关于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经济生活状况的研究。经济生活是反映一个群体社会生存状况的基础。因此，正确地评价与分析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职业收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作者通过自己十多年的学术积累，将清代一些文集、家谱、地方志、年谱、日记、笔记等资料中的相关零碎记载集中起来，制成表格，做量化分析，得出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平均年职业收入为21.75两及年收入不超过20两，占到总数66.7%的结论。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乡村塾师的职业收入是该书解决这一问题的显著特色。为了全面反映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经济生活水平，该书还对他们的副业收入、家庭女性营作的收入及家庭基本消费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由于乡村塾师群体内部经济生活状况的参差不齐，该书还特别对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生活的贫困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关注了乡村塾师的弃教从医、弃教从幕、弃教从工、弃教从商现象。这体现出作者对于乡村塾师中的贫困者有着强烈的同情心与深厚的人本主义关怀。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或加深。如何把乡村塾师的经济生活水平放在江南经济发展状况的广阔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将其与其他职业的经济生活水平进行全面的比较，将是加深此研究的努力方向。

二是关于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探究历史上小人物的历史贡献是社会史的应有之义。该书对于清代江南乡村塾师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首先，该书探讨了江南乡村塾师化民成俗、教化乡里的作用。他们通过参与政府提倡的社学、义学、乡约与乡饮酒礼等组织进行教化；通过教育子弟、以乡言化俗、以礼化俗、惩恶扬善、解纷息讼等方式化民成俗；通过自身的忠孝行为、施善行为感化乡民，实现言教与身教的统一。其次，该书探讨了江南乡村塾师在乡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乡民的日常生活中，遇到文字方面的难题，离不开乡村塾师的帮助。乡村塾师常常帮助乡民帮看文字、起名字、写信、写对联、写契约文书、写寿文、写碑文等。其他方面，如婚嫁丧葬、居间调停、算命看风水、看病开方等事务，乡民也需要乡村塾师的帮助。第三，该书还探讨了江南乡村塾师积极投身于乡村公共事务的状况。一些乡村塾师出于士人修齐治平的理想，对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如修桥铺路、兴建学校、编纂地方志、赈济荒民、保卫乡里等均具有极大的热情。总之，该书是较为全面探讨乡村塾师在乡村社会地位与作用的一本著作，对于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部分的缺憾是，作者没有用一种或者多种比较成熟的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理论来进行阐释，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与广度。这一缺憾导致作者没有在研究中提炼出一种新的理论或者研究范式。

三是关于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深化群体研究的有效途径。该书选取明末清初的张履祥与清中叶的陈梓为个案进行研究，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底层乡村塾师的生活实态。书中对张履祥的出身、教学经历、生计状况、馆居生活及职业观进行了探究；同样也对陈梓的出身、教学经历、经济生活、兴趣爱好、社会交游及无儿心理进行了探究。以这两个江南乡村塾师为典型进行个案研究，充分发掘了塾师本人著作文集的价值，也详细生动地反映了一类乡村塾师的日常生活面貌。遗憾的是没有清代晚期的个案研究。如果能够再选取一个清代晚期江南乡村塾师为个案，特别是对他们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学堂冲击的反应进行研究，则会锦上添花，更加完美。

总的来说，蒋威博士的新著《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地方社会》是研究历史上小人物的一部力作。书中提出了一些值得称道并且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推进了底层士人与江南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