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喆 万媛丽 刘文霞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财政金融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城市留守儿童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这一群体多拥有着相对优越的社会资源，并且具有良好的教育和成长条件。他们在物质上未必匮乏，精神上却可能孤寂无依，他们在心理上受到的隐性伤害，日积月累，使其一生都可能生活在不幸童年的阴影之中。[1]如果忽视此问题，有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的风险。基于此，笔者以长沙市内适龄儿童为调研对象，2019年采用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结合的抽样方法，确定调查样本及发放问卷，并通过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和交叉表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留守儿童的成因、现状及问题展开研究，探讨留守对城市儿童性格心理、交友、学习习惯等方面的影响，由此提出对策建议，对促进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预防和消除留守儿童问题可能酿成的灾难，实现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留守儿童调查实施概况

城市留守儿童一般是指非农业户口且生活在城市的，不在父母身边生活时间较长，或者虽然和父母每天生活在一起，但因父母对子女的关怀与照顾缺失，精神上留守时间较长的儿童。[2]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城市留守儿童可以分为显性留守和隐性留守。显性留守即近一年内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以及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陪伴的儿童。隐性留守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界定：其一，陪伴时间不足，近一个月陪伴者(为便于调查结果，本文界定的陪伴者为父母亲中陪伴子女时间较多的一方)每天陪伴子女时间少于4小时的称为隐性留守；其二，虽然有足够的时间，但陪伴者并没有全心全意陪伴，如陪伴者在家较少关注子女，以及陪伴者在陪伴子女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的称为隐性留守；其三，虽然陪伴者全心全意的陪伴了子女，但其陪伴方式不对，几乎不和孩子拥抱、谈心等的称为隐性留守。

(一)问卷设计与发放

2019年3月笔者完成了问卷的设计、发放与回收工作，以6-18岁的城市儿童为调查对象，并且按照基本信息、留守现状、成因、影响这四个板块设计问题。基本信息包括年龄、年级、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等。留守现状包括父母陪伴时间、陪伴状态、犯错误时父母采取的态度、父母对本人的文明礼貌教育情况等。留守成因包括父母工作地点、出差及加班情况、父母婚姻情况等。影响包括交友状况、心理状况、学习成绩、学习习惯等。

其后，采用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结合的方法抽取样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长沙市六个城区的常住居民人口数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各层的样本量。第二阶段，将城区内所有的小学和中学作为二级抽样对象，以抽样比5%确定小学入样数，以抽样比20%确定中学入样数，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学校，并对学生发放问卷。最终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40份，有效率为91%。

(二)效度与信度分析

首先通过SPSS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概率P值<0.01，Bartlett检验显著，KMO=0.822>0.7，说明问卷效果比较好，结果有效。进而作信度检测，调查问卷的Alpha信度系数为0.636，介于0.6-0.7之间，信度可接受。

二、城市留守儿童调查结果分析

(一)城市留守儿童的成因

1. 父母在外工作直接导致与子女分离两地。有五分之一的子女，父母一方或双方是在外地工作的，尤其以父亲在外地工作为主，而父母长期在外工作必然会将子女留给他人照顾，直接造成了城市儿童的显性留守。

2. 父母加班或出差导致对子女的陪伴时间减少。近一月内陪伴者平均每周加班的天数为6-7天的占比12.2%，近一年出差情况为经常出差的占比8.76%。父母经常性加班或长期出差在外，只能牺牲陪伴子女的时间，与子女进行语言和情感交流的机会减少，造成了城市儿童的隐性留守。

3. 非独生子女占比大导致对部分子女关注不够。本次调查中，城市儿童中非独生子女占比较大，达到78.8%。在大多数非独生家庭中，由于父母精力有限，会更加关照较小一些的子女，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造成较大的子女成为了隐性留守儿童。从调查结果看，有一半的独生子女与父母的拥抱次数为每天一次或者一周5-6次，而非独生子女则平均为一周1-2次甚至几乎没有。超过一半的独生子女与父母天天谈心或者一周谈心5-6次，而非独生子女与父母大多是一周谈1-2次甚至没有。

4. 父母婚姻不和谐忽视了对子女的陪伴。有近一半被调查者的父母婚姻中存在吵架、离异等情况，他们将精力用在夫妻间的争锋相对上，从而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心理状况等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特别是一些父母离异的，父母一方抚养子女，通常经济压力较大，迫于生计忙于工作，又会进一步忽视子女健康成长。

(二)城市留守儿童的现状

1. 城市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双方或一方的实质性陪伴。被调查者近一年未和父母双方生活在一起的占比20.47%，这部分子女表现为显性留守。此外，还存在着仅有父母一方陪伴的子女。大多数家庭都是母亲陪伴多，父亲陪伴较多的占比为10.31%。

2. 城市留守儿童缺乏父母足够的有效陪伴时间。640份问卷中，剔除显性留守儿童104份问卷后，有近一半的陪伴者近一个月内平均每天陪伴子女的时间不足4小时，表现为隐性留守。并且，即使陪伴者陪伴子女的时间大于4小时，但其实际有效陪伴时间仍是有限的。在536份问卷中，陪伴者在陪伴的同时做其他事情的占比高达40.11%，如工作、玩手机等，而不是全心全意陪伴子女。

3. 城市留守儿童缺少父母正确的陪伴方式。640份问卷中，剔除城市显性留守儿童104份问卷后，占比4.66%的子女与陪伴者每周见面次数少于两次，甚至有子女几乎不与父母见面，这些与陪伴者每周见面次数少于两次的子女都属于隐性留守儿童。另外，虽然大部分陪伴者每天与子女见面，但其陪伴方式存在欠缺。在536份问卷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子女一周内几乎没有与陪伴者拥抱过。父母与子女间缺少肢体交流，表达情感的方式过于含蓄。占比5.22%的子女一周内几乎没有与陪伴者谈过心，占比9.70%的子女一周内几乎没有与陪伴者外出玩过，不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

4. 城市留守儿童缺少父母正确的教育方式。城市留守儿童中，当子女犯错误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父母采取打骂和指责等简单粗暴的做法，教育方式有待改进。在子女文明礼貌行为的培养上，有近三分之一的父母对此并不关注，持放任自流的态度。

(三)城市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城市留守儿童性格比较压抑与自卑。对于城市留守儿童这一群体，他们对外界的安全感程度在较多以上的占35.80%，责任感在较多以上的仅有39.05%，因在各方面很少得到父母的赞美和认可，自信心也不高，自信心在较强以上的占41.42%。而非留守儿童群体在同样指标上占比分别为47.35%、52.98%、47.35%。城市留守儿童的性格心理指标都集中在相对低的水平。

2. 城市留守儿童与父母间情感距离较远。城市留守儿童认为陪伴者较了解自己的占比为59.77%，了解程度一般的有33.14%，不了解的有4.72%，非常不了解的有2.37%。城市非留守儿童对应的占比依次为74.51%、25.17%、0%和0.32%。城市非留守儿童的父母相对于留守儿童的父母来说，更了解子女。部分城市留守儿童不愿意与父母谈心，认为双方没有共同话题，导致子女与父母间的情感距离越来越远。

3. 城市留守儿童学习习惯与成绩不佳。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或电脑娱乐的时间大于1小时这一选项，城市留守儿童占比52.37%，而城市非留守儿童占比45.69%，显现出来的是城市留守儿童学习习惯不良，自制力较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近三分之一的城市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近一半的城市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排名处于班级中游水平，比例为47.04%。

4. 城市留守儿童交友状况不乐观。城市留守儿童中，认为自己好朋友较少或很少的占比13.02%，一般的占比43.49%。而城市非留守儿童中，认为自己好朋友较少或很少的仅占比5.96%，一般的占比38.41%。城市留守儿童交友状况不乐观，他们普遍不知如何表达自己，与人沟通方面存在一定障碍。

(四)结论

1. 城市留守儿童具有其独特性。相比较农村地区，城市家庭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及较好的经济条件，但子女更容易接触相对复杂的环境，受到社会上的不良诱惑，成为问题儿童的概率增加。

2. 有效陪伴缺失导致隐性留守。除有20%的父母与子女没有一起生活，造成城市儿童的显性留守外，城市中的隐性留守问题更加突出。有近四成的父母每天陪伴子女的时间在四小时以上，但有效陪伴时间却相对较少。二胎家庭较大的子女易受冷落，可能演化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而城市的快节奏，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父母与子女“心”的沟通。

3. 留守造成子女学习与心理发展异常。较之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责任心普遍不强，自信心不高，人际交往存在困难。同时，由于父母对其学业关注度不够，造成了子女不重视学业，调查中近三分之一的城市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不佳。

三、解决城市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

混合福利经济又称多元福利主义，其代表人物罗斯在1986年提出，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福利的供给主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纯粹由市场或社会特殊机构来提供福利，必然会导致社会福利供给不足；为了纠正单一供给主体的缺陷，家庭、市场(社会机构)和政府都应参与福利供给，通过福利多元组合(welfare mix)满足社会福利的需求。[3]多元福利主义本质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契合，为解决我国城市留守儿童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可行思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从父母、学校、政府三方提出对策建议。

(一)父母方面

城市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因为长期的亲子分离而导致的“情感饥渴”，因此父母要平衡好工作与家庭生活的时间分配，增加陪伴子女的有效时间，尤其是作为父亲的一方。即便由于工作原因外地务工，也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子女沟通，加强亲子交流。父母要大胆表达对子女的爱，多增加与子女拥抱、亲吻额头等肢体上的互动。与正常家庭的子女相比较，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家庭环境变化影响导致心理偏差，故为子女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父母应妥善处理好婚姻关系，即便双方选择离婚，也需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子女关怀，在道德教育中给予正确的引导，履行赡养子女的义务和责任。此外，不仅要关注子女文化水平的提高，还应注重培养子女待人接物的能力和文明礼貌习惯的形成，以身作则，为子女做表率。

(二)学校方面

从事教育心理学研究30多年的克里斯坦森教授，经过不断的探索，得出了一条良性的关系链：学校要对家长开放友善，引导家长参与学校日常事务的处理。这有助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学生学习成绩的显著提高。良好的家校协同对于矫正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4]故学校应当建立可持续的家校协同平台，完善家校协同教育的内容，健全家校协同活动的沟通反馈和评价制度，让家长获取子女更多的在校动态信息，家校双方合力帮助子女健康成长。同时，学校要主动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建立留守儿童档案以及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加强对这部分子女的关爱和管理，一但他们出现非善意或非正常的行为，要第一时间纠正和引导。学校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子女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如针对低龄子女以“趣味心理小游戏”的方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针对青春期子女的叛逆现象，组织开展“成长的烦恼”专题讲座，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三)政府方面

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也与政府的服务密切相关，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可以达到遏制某种不良社会行为的目的。一方面政府部门可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立法层面进行完善。[5]加大引导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净化社会环境，对青少年酗酒、暴力和沉迷网络等现象预防并制止，对于不健康网络内容如暴力色情的传播者严厉打击。为留守儿童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援助，在制度、流程、形式等方面建立方便留守儿童的“绿色通道”。另一方面发挥党政基层组织的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功能，完善城市留守儿童管理服务机制，建立城市留守儿童社区基地，如蒲公英之家。创办假日学校、家长学校、亲子活动中心等，延伸和补充学校的教育，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6]此外，政府可通过一些补贴政策和鼓励手段，来加强非政府组织在留守儿童社会教育方面的参与度，强化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

长时间的亲子分离和情感上的疏远淡化了亲子关系和家庭观念，形成了城市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并可能对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要从根源上解决城市留守儿童问题，需要父母、学校和政府三方通力配合，协同发力。在强化父母责任的同时，还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积极发挥学校的教育和政府的引导作用，给予城市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帮助其形成健康的心理和人格。

(责任编辑 黄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