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稳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245041）

随着徽州文化研究的深入，对徽州美学思想的研究也逐渐走上日程，探讨徽州美学思想对徽州文化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从广度上讲，它拓宽了徽学研究的视野，使徽学研究更为全面；从深度上讲，它加深了徽学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使许多徽派艺术理论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一、徽州美学思想研究的必要性及其研究内容和范围

徽学自20 世纪80 年代兴起以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众多学科，具有阶段性总结性质的《徽州文化全书》分门别类，出版二十卷，总结了20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谓宏观，但是没有关于美学的研究。从现有的期刊网上查看，除了几篇谈到“新安画派”和“徽派建筑”等艺术门类的审美性研究文章外，很少有专门从美学的角度探讨徽州审美文化的文章。首先，徽州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文化，应该是完整的，除了哲学、科学、经济、艺术和教育等学科外，美学是少不了的。这是因为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美学探讨的是人的精神自由和人的精神境界的问题，是任何类型的文化都不可缺少的。这一点，研究徽学的前辈学者已经指出：“徽州文化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百科全书，它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教育学、建筑学、美学、医学、艺术，而且在旅游、经济、贸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1]这里已经提出了美学概念，但研究才刚刚开始。其次，美学又是关于艺术哲学的学科，是对艺术的理性思考，是艺术学的基础，古徽州的艺术异常发达，曾被冠名为“徽派艺术”，除了“新安画派”“徽派建筑”独具特色以外，还有徽州的戏剧、文学、版画和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和诸多的艺术实践。再次，美学总是伴随于一定的哲学思想，构成完整的哲学体系，“新安理学”作为独立的地方哲学流派，在徽州延续了几百年，就一定有关于美学的哲学思考。在徽州文化的历史上不仅有关于文艺专论的美学著作，如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宋元时期诗论家方回的诗歌美学著作《瀛奎律髓》、明代戏剧理论家潘之恒的戏剧美学著作《亘史》、清代画家石涛的绘画美学著作《画语录》、近代画家黄宾虹的《画法要旨》等，还有著名的理学家创作的哲学著作包含美学思想，如朱熹的理学美学开创了中国美学的新时代，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花费十年时间探索朱熹的美学思想，写成皇皇巨著《朱子理学美学》。此外还有艺术流派的美学追求，如“新安画派”在明末清初崛起，其书画风格独树一帜，闻名海内外，有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也有艺术风格的特立独行，如“徽派建筑”的美学特征彪炳艺术史册等。因此，徽州文化研究应该包括美学研究，对此忽视实在是一个缺憾。

徽州美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沿着徽州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探索以朱熹为代表的徽州理学家们关于美的思想，主要以他们的哲学著作为蓝本，考察其美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探讨的是理学家们对美的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可称之为“徽州理学美学”。第二，主要研究徽州文艺理论家们的美学理论专著以及文艺家创造的文艺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美学追求，可称之为“徽州文艺美学”。按照文艺的门类，分别探索徽州的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等关于文艺的美学理论，形成个人的美学思想，如潘之恒的戏剧美学、方回的诗歌美学等；又从徽州遗存的艺术作品中（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结其关于徽派艺术的美学理论，形成各种艺术门类的美学思想，如绘画美学、戏剧美学等，当然艺术理论家以及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渗透的美学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第三，从徽州县志、府志等历史资料中以及徽州人留下的审美遗存中，如建筑、雕刻等，探索古徽州人的“徽风民俗”，概括其日常生活中审美风尚和审美观念。总之，研究的内容涉及哲学美学、文艺美学、生活美学、自然美学等众多美学领域。对这些美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历代徽州哲学家、艺术家的著作和历史文献以及存留的艺术作品来实现的，因此，这些研究是具体的也是充实的。

徽州美学思想研究大致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时间上，徽州美学思想研究的范围和徽州文化研究的时间范筹大致是一致的，具体时间以从宋宣和三年（1121 年）定名徽州到徽州“一府六县”格局的解体（1912年）为主，而又兼及以前的歙州和新安时期以及徽州府解体以后至徽文化仍有影响的今天。在空间上，以徽州本土为中心，也包括本土以外乃至海内外的徽州人活动的空间。比如，朱熹生活在福建，而他的祖籍在徽州，其学术思想对徽州人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他的理学美学是徽州美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总之，徽州美学思想研究的内容是具体的，研究的范围是明确的，确定了这样具体的内容和明确的范围，徽州美学研究才是可行的，徽州美学研究的必要性是建立在这种可行性的基础之上。

二、徽州美学思想的性质与特征

徽州美学思想丰富，在它的引导下，徽州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创造了辉煌独特的“徽派艺术”。

徽州美学思想属于中国传统儒家美学思想体系内的一种特殊美学样式，它以儒家美学为主兼容道家、释家的美学思想，也增添了徽商的审美趣味，既加入了新的商业文化的因素，又保留着古老的徽州山越民族的精神，是一种个性鲜明而独具特色的儒家美学思想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儒家美学思想在徽州这个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的特殊形态。徽州是个典型的宗法制伦理社会，儒家思想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思想，它在徽州人的思想观念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它是徽州文化的思想基础，当然也是徽州美学思想的基础，徽州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但是徽州美学思想又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儒家美学，它在构成因素上超越了传统儒家的美学基因，比如在徽州人审美追求中的实用精神，既是徽商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的体现，又保留了远古的山越民族天然、尚武的精神品格。因此，徽州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一）伦理至上性

徽州是儒家思想极为兴盛的一个地方，被认为是北宋理学家“二程”的故乡，也是南宋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的桑梓之地，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盛名。由于理学家故居的缘故，徽州人自觉地遵守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所谓“理学”就是北宋兴起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当代哲学家张立文先生说：“概括地说，宋明理学是指在外来印度文化哲学与本土道教文化哲学的挑战下，将元典儒学作为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从形上学本体论层次给以观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连接以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的道德学说获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的论述，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2]也就是说“理学”担当的是重整儒家的伦理纲常的重任，“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标”[1]14的儒家之学，把人的道德上升到天理的本体高度，经“二程”和朱熹的发挥，发展到极致。新安理学家们以“二程”和朱熹为先师，在徽州形成了一个横跨几百年的地域理学流派，深刻地影响了徽州的宗族社会，所以徽州的宗族社会严格地遵从朱熹的理学思想，视伦理道德为人生的大本。反映在美学上，就是以伦理为美，伦理至上。徽州的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都明显地体现出这样的审美特征。

（二）融合性

在徽州并不是儒家思想一家独大，佛教、道教都有一席之地，徽州境内有著名的道教圣地齐云山，各县境内还有众多的僧院佛寺，如歙县小溪村的丛林寺，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壁上有新安画派的先驱明代画家丁云鹏水墨观音罗汉像，著名的寺院还有绩溪的灵鹫寺、休宁的万安寺，婺源的白塔寺、祁门的悟法寺、黟县的泗洲庵等，可见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也在这里流行。同时，徽州是著名的徽商发源地，商业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徽州有一句流传的俗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就是徽州人为生活所迫外出经商，徽商的诞生也有了商业文化的内容，与传统的儒家文化有质的不同。但是这些文化能在徽州同时并存，构成一个融合的局面，如徽商是儒商，亦商亦儒，商儒融合，同时商人也信佛重道，商人经商求佛保佑，商人发达后荣归故里，大兴土木，建房修墓要看风水。在徽州，儒、释、道、商并不冲突，并行不悖，构成了徽州文化的融合性特征。反映在美学上就是体现出审美的融合性，徽州的美学思想不仅讲儒家的伦理美，也重道家的自然美，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黑白相间”体现道家美学的天然本色，徽派雕刻的错彩镂金雍容华贵的风格也正是徽商的审美趣味的表达，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总之，徽州的美学思想具有融合性的特征。

（三）思辨性

一般认为，和西方美学的思辨性相比，中国美学是一种诗性美学，重视审美主体的感悟，在中西比较美学中，有学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西方是理性的，中国是感性的；西方是思辨的，中国是随想的；西方是科学的，中国是诗学的；西方是逻辑的，中国是伦理的……总之，以二元对立的模式，强调西方和中国的差异性。这种比较研究并没有错，但因此就否定中国没有思辨性的体系存在也是不够科学的，宋明的理学足可以和西方的思辨哲学相比美”。[3]由于宋明理学的思辨性，在理学视域下的美学也具有思辨性特征，如朱熹的美学思想就具有严格的思辨性特征。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在徽州产生了一个地域哲学流派——新安理学，新安理学是宋明理学在徽州的一个分支，其精神追求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思辨性特征。因此，徽州美学思想受其哲学的影响而具有思辨性特征，尤其是朱熹的理学美学对徽州人的直接影响。这是徽州美学具有思辨性特征的思想渊源。表现在徽派艺术中，总是体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比如，徽派古民居的建筑，往往就蕴含这一辩证思想，徽州文化的研究专家方利山先生在评价时说：“粉墙黛瓦的素淡和绿水青山的秀丽和谐统一；民居单体的简约和民居群的高低错落韵律和谐统一；民居群的规整端庄和村落水口的空灵流畅和谐统一；民居墙面的素简和门罩的精细和谐统一；民居外面的简约和民居内部修饰的繁富和谐统一，无不表现了这种很高的艺术性。”[4]两种相反或相对的元素统一在同一事物上，构成其辩证关系，彰显出一种张力，这种思辨性特征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超越。

（四）实践理性精神

徽州美学具有很强的实践理性精神，重视经世致用的理念，这是徽商精神的体现。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商界诞生了名震一时的“徽商”，徽商遨游商界，影响深远，形成的商业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股新生力量。徽州人素有“徽骆驼”精神，吃苦耐劳，奋发上进，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到徽州人的审美理念。在徽州这个地方，审美并不是纯粹的，往往和实用联系起来。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等提出实用主义哲学观，宣称“有用就是真理”，提出“艺术即经验”的审美观，把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贯通起来，主张实用主义美学观，风行一时，这种观点虽遭到很多人的批判，但也包含一些真理。把审美和实用结合起来并不是美国人的独创，这在徽州早已有之。徽州商人重视功利，导致徽州人重视审美和实用的统一。在徽派艺术中，大多能看出这种实践理性精神。例如：徽州的雕刻大多刻在有用的物品上，著名的“徽州三雕”，其基础材料——石、木、砖都是建筑材料，应用于人们的建筑和家用。徽州各地的民居住宅，如祠堂、庙宇、牌坊、亭、塔、桥、墓等建筑上的许多构件和局部，都饰以精美的石雕、木雕、砖雕。常见的有座门、门罩、漏窗、梁枋、斗拱、轩昂、雀替、柱、门窗、隔扇、檐栏、挂落、栏杆等，这都是在有用的物件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充分体现了徽州人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并重的理念。

（五）动态性

徽州理学美学是徽州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安理学的组成部分，虽然以朱熹的理学美学为宗，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因有二：其一，它是理学的组成部分，随着理学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美学思想是理学思想在审美艺术中的延伸和具体表现。其二，美学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审美趣味、审美思潮、审美心理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取向。徽州理学美学历时600 年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每个时代都打着宗朱的旗帜，但宗朱的实际内容是有区别的。宋代严规恪守，以朱熹的伦理美学为金科玉律，这时徽州理学美学就是伦理美学，强调“理”的美学本体性地位，南宋后期至元代，陆王心学兴起，逐渐占了上风，对徽州理学美学有一定的冲击，“理”的本体性地位受到了质疑，滑向“心”本体的一边。明代王阳明心学铺天盖地而来，美学主潮走向“唯情主义”“以情为美”，审美的重心发生由“理”到“情”的变化，这种思潮对徽州原有的理学美学提出挑战，动摇了理学阵营，朱升、赵方、郑玉等提出“求真是之归”，审美从朱子的“善”走向“真”，在明代最大的“真”就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这个思想的提出，表明了徽州理学美学从关注人的社会性转向关注人的个体生存。这个思潮发展到明末清初，由于学风的转变，形成了反理学的潮流，有原先的空谈心性的义理之学演变为质朴的实学——皖派经学，戴震从理学的内部颠覆了新安理学宗朱的学术宗旨，在美学的本体论上，以“生”代“理”，发展了《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和“生生之谓易”的思想，建立了“生命本体论”，重视人的生存权利，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理”本体论，指出程朱“以理杀人”的本质，提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他的美学是一种生存论美学。

从朱熹的伦理美学到戴震的生存美学，徽州的理学美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的本体论的发展轨迹是一种渐变的过程，时间是南宋—元—明—清，演变过程是理—心—情—生。这种动态性是随着时代思潮和社会发展逐步进行的，戴震的人本主义生存论美学的出现昭示着新曙光的到来。

徽州美学是中国儒家美学在地域文化背景上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创新精神和变革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超越了传统，是徽州文化滋养下孕育成的一朵奇葩。

三、徽州美学思想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一）徽州美学思想的价值

徽州美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两个方面。

就学术价值来说，徽州美学思想是徽州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扇面。它是徽州人审美观念的概括和总结，代表了徽州人的价值取向，它也是徽州人精神的原动力，它曾引导徽州人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下，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穿过岁月的苦难，创造了璀璨的徽州文化，尤其孕育了辉煌的“徽派艺术”，给辛勤劳作的徽州人以精神的家园，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具体地说，徽州是一个宗族制社会，宗法制控制最为严酷，“徽州宗族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等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地域社会的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人的言行限定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1]89严格的宗法制限定了徽州人精神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徽州的美学思想起到一种平衡作用，给徽州人补偿了一份心灵的滋养和创造的动力，支撑了徽州人度过辛劳而艰苦的人生历程，是他们生活的动力和创造的源泉。因此，要深入地研究徽州文化，全面地认识徽州人的精神世界，徽州美学思想研究是重要的一环。此外，当下徽州文化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较深的层次，对徽派艺术的研究还停在一个浅表的层面，大多的艺术研究都是描述性的，缺少理论的深度，徽派艺术研究离开徽州的美学思想研究，不能揭示艺术形成的根源以及艺术风格的内涵。因此，徽州美学思想研究是打开徽派艺术研究的一把钥匙。徽州美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现实价值来说，在当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复兴贵在建设，中国现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建构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我们时代的重任，“古为今用”是文化建设中坚持的一贯原则，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今天文化建设的资源和宝库。徽州美学思想隶属于中华民族的古典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杰出代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曾经的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可以给今天的文化建设以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我们可以把徽州美学思想作为建设当下审美文化的重要资源，吸收徽州美学思想的精髓，例如和而不同的多元融合性，重利而不忘义的实践理性精神等，使之转化到当下的社会主义审美文化建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上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徽州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徽州美学思想在徽州文化中和中国美学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徽州文化的视角来看，徽州美学思想在徽州地域文化背景下产生，它既是徽州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文学科理论成果，又是徽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代表着徽州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和意义，它是徽州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层面，是徽州审美文化风格特征形成的根源，不了解徽州人的美学思想就不能全部地了解徽州人，可以说，不了解徽州美学思想就不能全面地了解徽州文化。因此，徽州美学思想研究就是打开徽州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扇面。

从中国美学史的视角来看，徽州美学思想既是中国封建时代美学思想的典型代表，又是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超越。徽州美学思想属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一部分，它是中国古典美学在地域文化中演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切优秀传统，同时又吸收徽州地域文化中新的因素，如徽商的审美趣味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具有独特品位的美学风格，这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超越。

综上所述，徽州美学思想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对此忽视将是徽州文化研究的一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