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珺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

“换装”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它指的是改换服饰和面貌，装扮成为另一个人，实现身份上的改变，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换装”这一情节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换装”包括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和未改变性别身份的伪装三个方面。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换装表面上来看是对身份的改变，内在展现的是权力对身体的管制和操控，是对权力的让渡或争夺。它是使权力神秘化的一种手段，换装之后的人物更能凭借其拥有的能力或者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欲望。

一、男扮女装：性别身份的下降

在莎士比亚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下，女性被定义为顺从沉默的服从者形象，在社会生活中受到种种限制，被不断地边缘化。在社会的性别设定之下，男性的形象高大威猛，女性的形象娇柔弱小。所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出现男扮女装的情节设置，都是对男性形象的彻底改变，剥离他们身上应有的男性品质，取而代之的则是男权社会下期望的规范的女性形象。由此，他们的原有的权力被夺去，他们被强行管制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身体上同样遭到来自外在社会力量的管控。

《驯悍记》是莎士比亚早年的一部经典喜剧作品，讲述的是男权社会下男性如何通过诸种手段来规范女性的行为，驯服女性的身体，把“悍妇”变成温顺沉默乖巧的妻子。戏剧一开场，侍童巴索洛缪就被装扮成贵妇，贵族对他的行为要求恰恰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的内在规范要求。“你去找我的童儿巴索洛缪，把他装扮做一个贵妇，然后带着他到那醉汉的房间里去，叫他做太太，须要十分恭敬的样子。你替我吩咐他，他的一举一动，必须端庄稳重，就像他看见过的高贵的妇女在她们丈夫面前的那种样子；他对那醉汉说话的时候，必须温柔和婉，也不要忘记了屈膝致敬。”[1]66面对醉汉时，巴索洛缪温顺地告诉他“您是我的夫君，我的主人；我是您的忠顺的妻子!”[1]69当巴索洛缪装扮成一个贵族女性时，他便自动地让渡出了属于男性自己的部分权力。他将自我压抑下来，屈服于外在的权力设定，在精神上服从社会范围内对妻子的要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福斯塔夫在被装扮成女性时同样不及男性身份时的他能享受更多社会的权力和宽容。身为男性时，他虽然贪财好色，游手好闲，但自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女性看着他时投来的是爱慕的眼光。这是社会氛围赋予他的自信和权力，他肆无忌惮地写下相同的求爱信，对女性的态度是高高在上的。当他为躲避愤怒前来捉奸的丈夫而打扮成一个老婆子的时候，他的社会身份从爵士变成了佣人，性别身份从男性变成了女性，双重身份的下降让福德对他的暴力行为毫无忌惮，而且这种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在社会上是被默许的。

在父权社会的统治下，统治者在生理性别的基础上赋予了性别优势，由此产生了社会性别，性别的等级也生产了与之对应的身份。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男扮女装的情节并不多，但是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男扮女装这一行为是对人物身份的一种贬低，是被视为一种堕落的行为，所以莎士比亚安排了两个本身身份不高的角色来进行这一行为，着墨也不多。巴索洛缪身为仆从，社会身份并不高；福斯塔夫荒唐贪财，是剧中的丑角形象。他们两个换上女装并没有消解掉男性的权威，只是成为让人发笑的小丑角色。在这样的设置中，隐藏的台词是对社会定义下的性别身份的一种认可，认为女性身份低于男性身份。此类型的情节设定也展示了男性规定的对女性行为的要求，不符合身份期望的行为则会遭受来自男性社会的报复。

二、女扮男装：争夺性别权力

女扮男装的情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非常常见，尤其在他的喜剧中，女扮男装的行为对推动情节的发展、迎来美满的结局起到极大的作用。这些勇敢而智慧的女性，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等，为了自己的亲人或爱人，换上男性的服饰，进入男性掌握话语权的公共空间，展示出她们被忽视的才华和能力。她们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极为亮眼的一笔。她们的出现是对男性权力的挑战和颠覆，伪装成男性的女性可以充分享有和行使男性身份带来的特权。

在莎士比亚的几部经典喜剧作品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身为女性，本是没有权力进入男性权威主宰的威尼斯法庭，那是一个对她严加封闭并排斥她进入的空间。被逼无奈之下，鲍西亚穿上男性服饰扮成青年法官，才取得进入其中的权力。当她成为“他”的时候，权威的空间对“他”打开，并给予“他”充分施展的舞台。鲍西亚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挫败了夏洛克的阴谋，解救了安东尼奥，维护了威尼斯法庭的尊严。之前束手无策的男人们对她高呼，“好一个但尼尔， 一个再世的但尼尔！”[1]440《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在作为女性时，不敢进入森林，害怕受到劫匪的骚扰。当她换上男装成为“他”的时候，身上的服饰赋予她闯入森林的勇气和力量。同时，在男性服饰掩饰下的她也轻易地获得了奥兰多的信任，很容易就取得了充当爱情疗养师的权力，甚至可以看作她从一个受到约束和规范的女性，转而成为在观看在规范奥兰多的行为的主体。她借用男性身份的话语权对女性的才情表示了赞美，“假如用一扇门把一个女人的才情关起来，它会从窗子里钻出来的；关了窗，它会从钥匙孔里钻出来的；塞住了钥匙孔，它会跟着一道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的。”[2]她考验奥兰多对未婚妻的真心，也在对他提出要求，从被制约者成为制约者，换装带来的性别变化使得她取得曾经男性才能拥有的制定规则的权力。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提出“惩戒凝视”这一观点，他认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各种繁多而相互重合的机制遍布于整个社会并促成了关于人的科学，“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3]女性在社会的凝视下被迫边缘化，被迫让出原本享有的权力，成为男性的附庸。女扮男装的行为不仅是对男性身份的一种复制，进入那些通常为男性预留的社会角色，更是在分享甚至争夺原本被男性垄断的权力。借由男性身份，女性实现了从边缘化向权力中心的转移。

三、伪装：强调权力身份

在这里，伪装的含义不包含改换性别，只是通过服饰、外貌等外在形象的改变来装扮成另一个人，取得不同的身份。身份的变动带来的是对权力和力量的获取，而反过来，权力对于取得它的人物来说，也让他们获得了某种“身份”的确认，这样，伪装成为了在权力冲突和争夺上最有力的身份确认法，权力与身份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了一起。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这样的伪装通常出现在较为严肃的场合。不同于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幽默戏谑的喜剧效果，这里呈现的往往是更为严肃的权力的转移。原本的身份是地位的象征却也是权力的束缚，变化身份才能拥有以前不能拥有的权力。

《李尔王》中的肯特作为臣子时，忠实地履行了劝谏君王的职责。当他被驱逐之后伪装成疯子，摆脱了原本高贵的大臣身份，于是拥有了尖酸刻薄、咒骂脏话的权力，拥有了说出以前绝不可能说出口的话语的权力。他与仆人奥斯华德对骂甚至动武，“一个无赖，一个恶棍；一个吃剩饭的家伙……；一个婊子生的、顾影自怜的、奴颜婢膝的、涂脂抹粉的混账东西；全部家私都在一只箱子里的下流胚，一个天生的王八胚子！”[4]466这是身为大臣时期的他绝不可能说出口的话语。失去传统的身份束缚，他才拥有过去不可能拥有的话语权。嫡子爱德加被驱逐，伪装成乞丐逃脱追捕，之后通过变装成为一名高贵的骑士，才拥有了与庶子爱德蒙决斗以取其性命的权力。在人们看来，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证明爱德蒙的品质低下，“在本军之中，如有身分高贵的将校官佐，愿意证明爱德蒙——名分未定的葛罗斯特伯爵，是一个罪恶多端的叛徒，让他在第三次喇叭声中出来。”[4]543之后兄弟对峙的情节中，两者也都在反复强调外表和官级，“可是凭着我的荣誉、我的誓言和我的骑士的身分所给我的特权，我当众宣布你是一个叛徒。”[4]543身份的变化确认了权力的存在，爱德加由此赢得了决斗的权力和使人们信任他的权力。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体系下，“权力内在于一种机制，而不束缚于某个主体，实际上，任何一个主体，只要利用这个机制，都可以产生权力效应。这表明，权力是以一种机制而发挥效用的。”[5]这里的伪装都是出于人物的主动，身份其实就相当于证明权力的机制，运用伪装这个手段来通过身份机制获取权力，以权力的施展最后来得到身份的重新确认。肯特通过伪装成弄人服侍于君王左右，说出真话得到了李尔王的信任；爱德加伪装为高贵的骑士，证实了自己才是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利用身份机制来积极主动地获取力量，挑战以往的专断权威，再以获取的力量反过来强调自己的身份，建立新的符合自身利益的权力秩序。双方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在福柯看来，规训权力是社会中权力运行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它通过某些具体的规则、纪律等来对人物的身体和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矫正，由此进行了一种身份的建构，身份的建构反过来证明了权力。权力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身份又保证了权力的施行。在身份建构中，服装是重要的一环，通过换装这一行为，身份进行了改变。改变的身份或选择服从旧有的权力运行体系，如男扮女装的人物顺从公众认知展现出温柔和顺的女性形象；或提出了挑战和质疑，试图分享和夺得权力，如女扮男装的人物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伪装的人物拥有全新的话语权。这种挑战可能失败，也可能建立新的权力秩序，换装带来的不仅是身份上的改变，更深层次的是社会内部权力的变化转移。

(责任编辑 黄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