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德荣

(遵义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

出版的社会功能之一在于响应时代需要，引领知识生产发展方向。在“大扶贫”的时代背景下，出版机构和关联产业以出版策应的形式践行国家号召，显然是必要的。习近平指出：“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缺乏、精神委顿。”[1]137出版产品是精神生产的物质载体，是知识供给和精神塑造的有效路径。在精准扶贫中，主动作出出版策应，是出版行业的责任担当和崇高使命。

一、知化权利视角的精准扶贫

出版行业深度渗入精准扶贫进程中，一方面是培育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内生力量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需要。前者指权利的生产，后者指权利的享用。

(一)生成贫困的新视角：知化权利缺损

权利生产是指人们为增加社会权益所作出的贡献，权利享用是指人们在社会权利体系中实际获得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份额和政治参与程度。所谓贫困，既是指特定地区和人群在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制度文明的生产和创造过程中的缺位或能力不足，又是指特定地区和人群在社会权利体系中分享成果的机会较少。当前，形成这种格局的重要原因是知化社会的形成。知化社会使权利生产与权利分享的能力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和人口的文化素质，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显著特征。因此，培育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力，必然需要构建一种知识普惠的供给框架，以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增强科技、文化、法制等方面的素养，从而全面提高其从事社会财富生产和分享的能力。

(二)消除贫困的新举措：知识供给补充

习近平强调：“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出版行业践行行业扶贫的社会义务，在满足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发展实际需要的重要方面——知识需求——有着独特的优势。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参与权利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知识的多寡，故而权利演变为知化权利。通过知识补给，出版行业对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在知识上的短缺，积极创新出版内容和出版物形式，是行业扶贫的新举措。

(三)顽固性继发贫困的新机制：出版响应不足

正因为知化权利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的内核，知识生产和知识供给是新时期“大扶贫”视域下的有效举措之一，出版行业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知识需求的响应不足成为顽固性深度贫困和继发性返贫现象的关键因素。防治贫困，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具有内生力，就应当将对标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供给作为重要手段。出版响应不足无疑会加剧返贫现象的出现，损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对新时代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一方面，出版内容的供需脱节造成贫困人口不能获得抑制致贫因子并创造新财富的科技、管理等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卫生、营养、法制、理财、教育等方面出版物的过度专业化，造成阅读障碍和知识受众的流失。

二、精准扶贫中出版策应的意义与宗旨

在精准扶贫中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实现出版行业为重大社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服务的目标，“大扶贫”格局下的出版策应在行业扶贫中具有独特作用和重要意义。

首先，由消极出版到积极出版。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体现了出版行业和出版组织从知识形态转化者转换到知识生产参与者角色，在应对致贫因素、积极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发挥出版行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提供出版服务到策划扶贫出版项目，是消极出版到积极出版的重要进步。第二，由静态出版到动态出版。一般出版业务具有稳定的结构和形态，但从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来看，其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它随着扶贫阶段发展和经济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而发生变化，以符合扶贫工作的实际需要为目的。第三，由链条出版到网状出版。就出版本身的层级关系而言，一般出版业务具有链条层级关系或传递关系，它构成不同部门和岗位的职责分工。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的拟定和执行则更加倾向于网状出版结构，以全面实现出版行业扶贫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的实现，必然将知识生产者、受众和知识传播中介(包括培训实训机构和人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由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础知识层次决定的。第四，由知识出版到价值生成。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在精准扶贫的出版策应中，以全面提高人民的劳动素质和获得知化权利的能力为己任，是出版行业的行动出发点。因此，纯粹的知识出版被扶贫脱困价值生成的目标所取代。

(一)扶贫先扶志：精神扶贫的出版愿景

习近平说：“救穷不救懒。穷固然可怕，但靠穷吃穷更可怕。没有脱贫志向，再多扶贫资金也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4]38贫困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顽固性深度贫困的形成更与当地资源和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等”“靠”“要”的懒汉现象。正因如此，“人穷不能志短，扶贫必先扶志。”[4]49在扶贫中强调扶志的重要性，是对贫困地区进行精神扶贫的有力举措，是激活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力的重要方面。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要通过各种出版形式，将更多鲜活的事例，尤其是贫困地区中脱贫致富的典型案例传播出去，强化脱贫攻坚中主体意志和毅力的重要作用。贫困的形成非一日之功，破除贫困亦非一日之力。

(二)扶贫必扶智：理性启蒙的出版主张

“开启心智、以文化人”是任何地区加强内涵建设、获取持续发展动力的关键。贫困地区往往存在较多蒙昧主义的东西，启蒙化智是破除迷信与愚昧的基本手段。习近平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下一代要过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化，这样将来他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5]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要利用自身优势，通过输送大量针对性强的出版物，进行具有启蒙意义的贫困地区社会改造，启迪贫困人口的市场意识，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素养；并根据贫困地区在资源、环境、交通运输、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增强相关知识供给，促进生产要素的进一步知化。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要在扶持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过程中举起理性旗帜，使贫困人口掌握就业本领、获得优质教育。这是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三)扶贫且扶制：制度理论的出版依崇

出版行业扶贫是一项潜移默化的深度扶贫工作。如果说智力和志向是脱贫致富的内在要素，那么社会风气和习惯就是一个地区能否快速脱贫并持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要鼓励个人努力工作、勤劳致富，要创造和维护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通过努力都有成功机会。”[1]132移风易俗一方面要通过教育的渗入，另一方面需要制度的循序渐进。如贵州省贫困乡村长期以来存在的“办酒席”“请吃喝”“好炫耀”现象，随着公共制度的跟进治理，现已取得良好效果，群众的人情开销极大地减少了。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要依崇制度理论的建设，突出体现社会新风尚的行为规范构建，将现代化的制度规范和理论主张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提供给贫困人口。制度规范的建设和完善，对营造机会均等、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它也将引领脱贫工作和经济发展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前进。

三、精准扶贫中出版策应的内在逻辑

脱贫摘帽，“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1]113高质量的脱贫，其实质就是激活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造血功能”，将贫困人口纳入到知识生产和知识共享、共用的轨道上来。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其基本价值遵循和原则是：

(一)知化权利格局中人的发展逻辑

出版行业扶贫将扶贫从简单的经济帮扶转向文化、技术、法制等多个维度的综合，其本质是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化。知识经济从表面上看是“知本”经济，但“知本”的核心要素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着力于全面提高人的知识素养、科技水平、法律意识等。因而“知本经济”与“人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是吻合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4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引领知识生产、承载知识创新、提供知识补养，在大扶贫战略实践中体现了人的发展逻辑和扶贫要义的一致性。

(二)商品经济格局中的资本增殖逻辑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需要遵循一般意义的资本逻辑，使扶贫行动与出版业务提升相协调，体现出版行业的双效(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追求。一方面，出版行业利用自身资源和能力优势，对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产经营实际，着力提升其权利生产能力，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形式多样的、针对性强的出版物，使贫困人口掌握相关专业技能，学会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媒介平台。这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获得遵循资本逻辑内生力量的方式。另一方面，出版行业作为企业化改制的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仍需将获得经济效益作为重要的经营目标。在“大扶贫”格局下，出版行业完全有机会策划扶贫相关的主题出版，就技术、经营、风俗、法制等系列相关问题展开深度出版服务。可见，出版组织自身的资本增殖是出版行业持续进行扶贫开发的物质前提；而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在“知化”过程中将进一步融入市场经济中，从而实现精准脱贫。

(三)广域信息时代的知识生产逻辑

随着智慧物联的应用，人类社会将进入广域信息时代，知识生产也将再度去中心化。如前所述，从知化权利的视角看，贫困是一种“知化”的缺损。出版行业扶贫的独特作用，正在于对知化权利生产能力的补给和扶持。广域信息时代告别工业化时代知识生产的权威中心模式，进一步强化了信息化早期奠定的参与模式，信息化早期的终端设备物质节点升级为广域信息时代人的节点。也就是说，在普遍的智慧物联网系统中，人的生产生活触点成为知识集成和再创造的起点。由此，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要适应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知识增进、文明开化之需要，在紧密结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产实际、生活现状的基础上，确立符合出版供需结构的选题、出版和营销策略。

四、精准扶贫中出版策应的具体举措

一般行业扶贫的优势，在于充分利用行业组织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带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入特定行业领域，并提供生产经营要素，从而重新构架行业结构，实现共同富裕。出版行业扶贫的独特作用，则在于它能够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内生力，同时拓展和深化行业组织自身的经济功能与社会作用。

(一)内容出版的主题架构

贫困的浅层表现是物质财富的贫乏，而深层根源则是复杂多样的，政策受益程度、市场化程度、资源禀赋、社会风俗、教育层次、科学文化素养、人口结构、交通状况等都是显在或潜在的致贫因素。在诸种致贫因素中，具有广泛渗透力的科学文化知识至关重要。因此，针对精准扶贫在制度、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主题策划，成为出版策应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指出，扶贫工作和对口支援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向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拓展，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1]137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科学文化素质现状，拟定出版主题，在内容出版上促推精准扶贫取得更大成效。如针对普适性需要的农业技术、信息技术、生物科学技术等相关领域的专项出版，针对区域资源禀赋和人口现状进行的科技培训系列、经营管理系列主题出版等。

(二)出版形式的主体建设

“大扶贫”的主体定位是明确的。一般而言，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的主体，这是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的重要理论基础。出版行业扶贫的特殊性，在于出版行业扶贫的双重主体结构。也就是说，出版行业与扶贫对象之间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这对沟通出版供需两侧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出版供给侧响应需求侧的实际需要，进行恰当的主题策划，以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生产技能，提高经营质量，提高法制与道德水平；出版供应侧扎实推进社会调研，依据贫困人口的知识接受能力和习惯，对出版物分别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推广。因此，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的主体性，体现的是积极参与“大扶贫”的主动性；而扶贫对象的主体性，更多地强调内容框架和受众层次的出版主导性。“要防止忽视贫困群众主体作用……贫困群众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1]140这是构建双重主体结构的前提。

(三)渠道建设与价值网络

出版产品生产流通渠道建设在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实现出版价值的通道，也是构建出版价值网络的途径。就生产渠道而言，致贫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是进行精准出版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信息集成机制必然建立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经营性生产和日常消费的海量信息的基础上。对贫困地区生产经营、消费(包括社交性消费)等状况的全面掌握和梳理，凸显了“大扶贫”中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就流通性渠道而言，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应当以实现知化权利流通为要义，促进出版的公益性质，彰显行业扶贫的社会效用。因此，流通渠道不仅是一般出版物所指谓的物质流通，还包括为实现出版物价值的附加行动方案，如职业教育、技术解说员下乡、专题讲座、对口知识帮扶等。只有将这些具体举措与扶贫相关主题出版相结合，才能实现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的社会价值。可见，生产性渠道侧重于主题出版的合宜性，流通性渠道则侧重于出版扶贫价值网络的实现。

(责任编辑 陶新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