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黎捷 陈 晨

(重庆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 401331)

跨性别者(Transgender)是指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同于其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的人，包括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1]与以往性少数群体(同性恋群体)电影不同，《翠丝》让我们打破原有的刻板印象，开始正视LGBT中跨性别者这一边缘群体身上更多现实的问题。“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统称。“LGBT”一词重视性倾向与性别认同文化的多样性，除了狭义的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也可广泛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

《翠丝》是2019年第38届金像奖提名电影，是华语影坛首部关注到“跨性别”题材的电影。《翠丝》中的跨性别者大雄是一位51岁的中年男人，与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在外人看来家庭美满，生活富足。正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幸福的中产家庭，背后却充满了矛盾。妻子与丈夫长期分居，声称在这个房间中不准有性，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怀疑、愧疚、怨恨。女儿在母亲的安排之下，找了一个律师做丈夫，怀孕期间却一直遭受婚内出轨。儿子看不惯母亲保守的观念和霸道的作风，经常与母亲发生争吵。某日深夜，大雄接到越洋来电，得知儿时老友阿正已在伦敦逝世，他的骨灰由同性伴侣带回香港。大雄在处理阿正骨灰事件的过程中回忆起很多往事，与此同时他遇到忘年交打铃哥，此后展开的一系列事件让大雄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正是这样的困惑使得大雄在经历了内心挣扎后，对现实作出了反抗，决定实施变性手术，成为一个女人。

一、传统社会禁锢下的自我迷失

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而性别角色是由于人们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符合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包括男女两性所持的不同的态度、人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2]在传统的性别二元论文化中，对男女两性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角色特征，这种特征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翠丝》中的大雄，皮肤黝黑，轮廓鲜明，身形健硕，永远整洁利落的西服套装，在形象塑造上显然具有社会普遍认知中男人应有的强壮、粗犷、理性等外貌特征。同时大雄有着体面的工作，家中儿女双全，夫妻二人女主内、男主外，看起来幸福美满。在这样的生活场域和社会固有的主流秩序规范下，大雄被安排好了性别标识和责任，他需要以男性角色该有的内外特征去对待自己身边所有的人和事。年少时由于父亲的早逝，他独自一人扛起家庭重担，照顾母亲和妹妹。结婚后，他照顾妻子和儿女，当儿子经历叛逆期与妻子争吵的时候，他耐心开导，展现出身为爸爸的成熟和理智，同时安抚妻子情绪，做一个好丈夫。工作中，他会因为迟到两分钟向雇员道歉，谦逊温顺，具有绅士风度。可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坚毅的男人，当他独自一人在昏暗狭小的阁楼脱掉西装，换上最钟爱的象征着女性符号的粉紫色内裤时，这种画面给观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也让观众意识到大雄其实想做个女人，表面平静的生存面具下充满了涌动的暗流。

社会传统性别的二元结构认为，即使心理是女性，但只要生理上是男性的外表，就不会被认为是女性，就要符合社会规范去做一名男性。这种固有的文化观念以及大雄对自身生理性别产生的认同偏差，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大雄也曾为了适应社会规范而不断努力，他说：“上天注定我是一个男人，老婆是妈帮我选的，生了一对儿女，我忽然有一种感恩的感觉。”其实在过去的50年里，他已经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一直在做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他克制对年少暗恋对象的情感，娶妻生子，但这看似正常的生活背后却隐藏着怨恨、忍耐、将就等情绪。大雄与妻子各自几乎平行的生活，女儿长期忍受丈夫的不忠，儿子的叛逆等，这些重重阻力和社会规范的制约使得大雄极力掩饰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渴望。他只想扮演好社会赋予他的角色，偶尔驻足女士内衣店门口眼神中流露出的渴求，也表现出内心的挣扎与反抗。但这种小小的改变，也随着他走出昏暗的办公室而成为心底的秘密。

大雄现存的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感，是在固有的社会文化秩序中所形成的。这一表面上看来符合天然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对他来说是一种无根基的虚无存在形态，是一种无形的枷锁，导致他无法真正实现内心对自我的认同。所以当他得知自己年少暗恋对象阿正的死讯，他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很隐忍，冷静帮助阿邦(阿正的同性丈夫)解决了阿正的骨灰问题。可当他走到阿邦的房门前，回忆起他与阿正年少时的种种，他才发现自己并不能直面阿正的死亡，也无法永远掩藏自己对阿正的情感，情绪瞬间崩塌，大雄掩面痛哭。这一系列的举动与情绪的迸发，都表现出大雄想要找寻自我却又无法真正面对自我，他愈发不敢袒露他想成为女人的事实。在昏暗的阁楼与明亮的阳光之下，大雄不断自我挣扎与迷失。

二、“他者”视角下的自我身份构建

“他者”(the other)指的是“自我”(self)以外的人或者事物，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对于自我的建构及完善非常重要。关于“他者”最早的论述，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对话录》中所提到的“同者与他者”(the same and the other)的关系，认为同者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他者的差异性同样也表明着同者的存在。[3]自我的形成开始于异化和对自我影像迷恋的瞬间，[4]自我的建构既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他者。他者的凝视是主体建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他者的凝视迫使自我产生自我意识与自我影像，主体意识也是通过他者凝视的认同实现的。在这一阶段中，主体的身份建构与自我认可是在与他者的协调中完成的。主体与他者相互依存，互为参照，主体通过他者的投射逐渐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确立自我，从而获得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影片中的大雄正是在“他者”视角的推动下完成自我身份构建。

《翠丝》中只有少量镜头的阿正，是大雄年少的暗恋对象，一个敢于抛开世俗质疑拥抱自己的人。他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且找到了自己的同性恋人阿邦，二人在英国注册结婚。这是一个早期对大雄自我身份的认知进行启蒙的人物，正是他的出现使得大雄开始对自我的探索。他开始发现自己和其他男生不一样，会幻想自己是一个女孩，也会在洗手间偷偷换上女士内衣，抚摸自己的身体，痴迷于镜子中成为女人的自己。由于阿正的死亡，阿邦要将自己爱人的骨灰带回香港，在这样的机缘下，他与大雄结识，并告诉大雄，直到去世阿正仍然深爱着他。大雄带阿邦去年少时同阿正游玩的地方，在阿邦不断的逼问与责骂之下，大雄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是一个女人，我外面不是，我里面是。”这是大雄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跨性别者，同时也向阿邦讲述了自己内心的彷徨与无助。

如果说阿邦、阿正的出现对于大雄来说是寻求自我身份认同道路上的开始，那么打铃哥是促使大雄勇敢成为一名女人的直接动力。打铃哥是大雄少年时在酒楼打工结识的忘年交，不同于大雄对自己性别的认知，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跨性别者”，但他清楚知道自己身体里住着一个女人。所以他通过拒绝站着小便、被客人打后唱着“我本是女娇娥，恨天生做男儿汉”等一系列行为来实现对自我女性心理身份的认同。当中年大雄与打铃哥再次相遇的时候，打铃哥依然使用“花艳红”的艺名在舞台上男扮女装，依然独自一人生活。在大雄的引荐下，阿邦与打铃哥很快熟识，为了完成打铃哥的女人梦，二人决定帮他异装。这一段也是全片的高潮之一，大雄坐在打铃哥对面，拿起闪闪发光的首饰却又马上放下；而装扮后的打铃哥满心欢喜地不停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影片中的对比展现了一个与大雄完全不同的跨性别者，他没有过多掩饰自己想要成为女人的渴望，甚至倍加珍惜每一次可以成为女人的机会。打铃哥在大雄生命中的两次出场，起到了不同的效果：几十年前的坦诚给了大雄正视自己的勇气，几十年后的意外死亡让大雄完成了从“发现自我”到“释放自我”的转变。

《翠丝》在文本上设置的主角与他者的矛盾冲突也是推动大雄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元素。大雄坦诚自己的秘密之后，妻子的不解、歧视、挽留以及痛不欲生，儿子在发现大雄是跨性别者之后的抗拒，这些大雄生命中的关键人物都是促成他对自我身份认知从模糊到清晰的“他者”。这些人用独特的“他者”视角阐释他们眼前的大雄，把自身的理解、认知以及自我意识投射到一种陌生的“他者”中，大雄从“他者”的认知和视角中重新观察与审视自我，通过排他性和选择性逐步清晰地建构自己的身份。同样，他也让每一个“他者”重新塑造自我，勇于面对不完满的自己，进而构建主导和从属的社会关系。与大雄离婚后，妻子安宜依旧处在痛苦之中，但她尝试作出改变：她不再追求所谓的“体面”，同意女儿离婚成为一名单亲妈妈；她与叛逆的儿子和解；她拒绝在支持异性恋的社会活动中签字。大雄在变性前后都去老人院看望了母亲，在有了新的女性身份后，他用了母亲的名字，成为了“翠丝”。由于父亲的早逝，大雄成为家里唯一的男性，担负起照顾妹妹和母亲的责任。基于传统伦理观念，他害怕母亲拒绝接受他，所以当听到母亲说出“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都是我生的”的时候，大雄长久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怀，在泪水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三、现实破碎后的自我救赎

性别，自古以来就是男人女人在现实世界中所形成的关系场的深刻原因。这种关系场将男女分隔成不同的空间，久而久之造成二者在性格、观念、权力上的冲突。这种冲突进而影响性别的建构与解读，也左右着人们看待性别和自我的眼光。追求与建立自我，对于大雄这样的跨性别者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受到限制的。来自社会和生存环境的有形限制可以克服，但来源于个体内部的禁忌是要在不断的自我肯定与建构中弱化的。类似大雄这样的跨性别者群体，在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中面对着多重困境。

其一是生理与心理的统一。大雄男性身体与女性心理的这种现实冲突，使他幼年时就对自己的身体充满厌恶。人的精神控制着肉体，电影中的大雄只有在某些物品的象征下以女性的身份存在的时候，他才是开心的。与妻子激烈争吵后的绝望，让他冒着生命危险选择用刀片划破象征男性的生殖器，暗蓝色的灯光从侧面照在他痛苦的脸庞上，此刻破碎的他接近疯狂，内心的痛苦已然超过肉体的痛苦。这是一种想要找回自己的力量，比求生本能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影片的结尾处，大雄完成变性手术获得了新生，他留起了长发，穿上连衣裙和高跟鞋，女性的身体使得他获得躯体与精神达成一致的满足，此刻明亮的阳光也与之前昏暗的办公室形成鲜明对比。

其二是自我与他人的和解。在顺利完成变性手术后，大雄出于愧疚将全部财产给了妻子安宜，偶尔还会偷偷去看她唱戏，在观众席为她鼓掌。安宜也在固执地等待大雄回心转意，但她以往坚持的婚姻与家庭价值观已经发生动摇。曾经是夫妻的二人，虽然永远回不到过去的关系，但彼此都尽力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会成长。因为父亲的身份选择逃避的小儿子，也主动承担起照顾妈妈和家庭的责任。坐在楼梯上的那段对话，表现出他尽力去了解和接受大雄新的身份与转变。在大雄离开家的那段时间，大女儿的孩子也诞生了。大雄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因为他身份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导演并没有刻意安排大团圆的结局，虽然其中每个人都曾身处困境，但也都在挣扎着改变现状。

其三是群体与社会的共存。电影中的大雄是幸运的，导演弱化了社会环境的压力，使得他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局。影片中，大雄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外界社会环境的阻力，甚至伴随着一声“佟小姐”，观众似乎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认可。但在现实世界中，社会对这类弱势群体的歧视与不公依然存在。根据201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发起的《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跨性别群体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歧视，有46.2%的人曾有过自杀想法，12.7%的人实施过自杀行为，调查还显示这部分群体的首要政策需求就是消除社会歧视。[1]《翠丝》所传递出的主旨远远大于电影内容本身，它促使观众真正去了解并正视这一群体，减少偏见。片尾的“翠丝”一半红一半紫，与片头的一半红一半蓝形成对比，更加鲜亮的颜色象征着大雄的成功蜕变，也象征着这一群体将继续追寻自己的渴望，同时让观众感受到更加光明更加多元的未来。

当然，《翠丝》从整体上看存在一些瑕疵，例如电影后半部分叙述过于简单，某些人物的表现力弱等问题。但是《翠丝》的意义并不在于追求完美，而在于对这类题材的关注，在于勇敢面对跨性别群体，给予他们发声的机会和足够的尊重，让每一种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力。《翠丝》选择表现跨性别者生存这样的议题，从某种角度来看或许只是选择了一种表现形式，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希望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能够勇于冲破固有文化或秩序规范的桎梏，在自我认知、自我救赎的成长过程中获得面对生活的勇气。

(责任编辑 陶新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