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建立

(洛阳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山西省的主要交通线和城市，山西全省被分割为几个区块，相互交通通讯联络中断。为建立和加强各地通信联络，在第二战区(包括山西省、察哈尔省和绥远省)政治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向政治部提出建立政治交通课(负责交通联络工作)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随着形势发展和交通任务增多，政治交通课后来扩建为政治交通局。政治交通局下属组织机构的主要成员由牺盟会、山西新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军事组织。政治交通局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支持下，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法条件，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战胜日军分割封锁，建立政治交通网，完成交通联络任务，搜集日伪情报，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干部，为山西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资料所限，学术界对政治交通局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仅有对政治交通局工作的回忆和简要论述。(1)邱文选：《我在牺盟总部政治交通局》，《文史月刊》2004年第9期，第38—40页；赵理中：《抗战中的第二战区政治交通局》，《文史月刊》2003年第12期，第23—26页。笔者不揣浅陋，把政治交通局放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以请教于方家。

一、政治交通局的成立

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二·九”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了保卫山西，阎锡山借助于人民抗日力量，先后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主要由进步青年组成，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国民党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战区，晋察绥地区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由于大敌当前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山西的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以及归阎建制而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形成了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太原会战坚持一个多月，但敌强我弱，加上阎锡山国民党军战略指挥上的失误，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日军沿同蒲铁路向南进犯，1938年2月28日攻陷临汾，山西省遂被分割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几个区块。境内主要交通联络中断，全省上下左右之间，牺盟会和新军之间及内部，大都失去了联系，这对军民团结一致坚持长期抗战十分不利。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建议在政治部成立一个交通课，负责交通联络工作，很快得到批准。1938年3月，第二战区政治部交通课正式成立，地址在汾西县山云镇，归政治部领导，由政治部副主任刘岱峰主管，并任命赵宗复为课长，赵中枢为副课长。

交通课成立后，立即着手派人了解各牺盟中心区、各新军的驻地和情况，派出四个小组建立翼城、沁县、岢岚、临县等第一批联络站，此后又陆续建立了五台、洪赵、乡吉、文交、平陆5个交通联络站，初步形成了上下左右的联系网络，牺盟总会加强了对各地抗战的指导和民众动员，推动了山西省的抗战。

随着抗日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各地区之间的联络任务越来越多，已有的交通联络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秋，经第二战区政治部批准，将政治交通课扩建为政治交通局，赵宗复、赵中枢任正副主任，移驻隰县属村，规模迅速扩大，机构日臻健全，很好地完成了交通联络工作。

政治交通局成立后，为更好完成交通通信工作，内部机构不断健全。原政治交通课改为总局，原来的联络站也相应改为分局，分局之下根据需要设有交通站或联络点。政治交通总局设有两室、七科、两队、一校。

两室是秘书室与研究室。秘书室负责处理全局的日常工作和各种公文；研究室负责搜集整理有关日伪军政治情况的材料。

七科是组织科、交通科、教育科、密电科、秘书科、总务科、通讯科。各科设有科长一人，根据需要配备工作人员，多则四五人，少则一两人。

两队即特务队(即警卫队)和交通队。政治交通局成立后，随着抗战形势变化和交通联络任务的发展需要，建立了特务队和交通队两支武装力量，负责保护总局的安全和护送文件。特务队队长商正因，思想进步，又有军事素养；政治指导员史景明，副指导员张士林，政治工作员智秉铮、郭刚(二人后调交通队任职)。特务队有100余人，装备齐全，有轻机枪4挺、冲锋枪9支，步枪90余支。[1]243赵宗复亲自抓特务队组建工作，加强军事训练，一切都按照新军的制度来执行，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一致，讲求军事民主，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交通队是在原来运输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为交通队后，队长李恒是顽固旧军人，从特务队调来智秉铮、郭刚、范立仁分别任政治指导员、副队长和政治工作员(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交通队下辖三个分队，队员五六十人，步枪40余支。每个分队配有一驮骡队，共有驮骡百余头。交通队的训练教育、生活待遇以及服装等，都同特务队一样。

一校是政治交通学校。该校创建于1939年夏天，赵宗复任校长，学员由牺盟会介绍或是在当地农村招收的进步青年，共分三个中队，每中队有学员五六十人[2]，课程设有政治(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交通业务课等。学员毕业后一般担任政治交通员或地方交通员。教员由政治交通局领导和科长阴纫斋、肖希明、梁维书、智秉铮担任，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该校培养了一批政治素质较高的学员。

政治交通分局有甲、乙两种，设在牺盟中心的是甲种分局，其他是乙种分局。分局与分局之间根据需要又设有秘密交通站或联络点，其任务是保护文件、护送交通员。甲种分局有9个，每一个分局设主任1人，主任干事1人，干事和秘书1—2人，政治通讯员2—3人，勤杂人员1人，另设政治交通员若干人。[1]244-245乙种分局设主任1人，干事1人，政治交通员若干人。乙种分局随需要而设，如由岢岚分局到五台分局，要经过敌人占领的同蒲铁路，就在铁路两侧各设一个分局。乙种分局有隰县黄土镇分局等20个。[1]245

二、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交通局的领导

政治交通局虽然在行政上隶属第二战区政治部领导，但实际上它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它的基本骨干力量大都是牺盟会选派的，从而保证了政治交通局人员的政治素质，尤其是它的各级机构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手中，使它能够一直站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不为反共顽固派所左右。

政治交通总局有5位领导，赵宗复、梁维书是共产党员，肖希明是共青团员，赵中枢在抗战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者联盟”，阴纫斋(赵宗复的老师)是进步人士。各分局的领导，大都是从牺盟总会、各牺盟中心区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决死队、政工旅等抗日团体和新军中选送和调来的进步青年，其中五台分局主任关复东、乡吉分局主任岳维藩、忻县寺坪分局主任马骏阳、灵邱分局主任马孔礼、中阳分局主任刘殿刚、隰县黄土镇分局主任丁廉等都是共产党员。各分局中的通讯员和交通员，也大都是来自牺盟会、新军和政治交通学校的进步青年，所以政治交通局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抗日组织。

政治交通局内部建有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的组织。“民青”总部名义上由顽固分子梁化之负责，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民青”常委大多数也是牺盟会和决死队中的领导成员，如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雷任民、戎子和、张文昂等，所以“民青”实际上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抗日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政治交通局建立后，大力建立和发展“民青”组织，吸收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将全局几乎所有的进步青年都团结在其周围。总局的5位领导成员及组织机构、分局的一些负责人，都是“民青”成员或“民青”支部委员。总局设有“民青”干事会，赵中枢兼任秘书，负责传达和贯彻党的指示。特务队中也建立了“民青”小组，直接受总局“民青”干事会领导，具体由梁维书掌管。“民青”组织经常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书籍和报刊，如《论持久战》等。这样，通过“民青”组织，中国共产党就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掌握了政治交通局，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在政治交通局的领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山西抗战的各项工作。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合作，但二者抗战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并不完全一样。在全面抗战初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山西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也反映到政治交通局内部。由于政治交通局始终由共产党和进步势力所掌握，又有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作指导，顽固势力虽欲兴风作浪却始终未能得逞。

政治交通局初建时，阎锡山的同志会骨干、旧势力人员焦实吾任组织科长，企图趁建局初期，发展同志会会员，以与进步势力抗衡，新旧势力之间就有矛盾。他经常和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局领导梁维书争吵，以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赵宗复等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在焦实吾进行活动时将其撤职，由梁维书接任组织科长，并将追随焦实吾的几个人也清除出政治交通局。此后一段时间，顽固势力一直不敢有所活动。

1939年冬，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发动了针对牺盟会和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政治交通局内的顽固势力以为时机已到，便蠢蠢欲动。旧势力成员、交通队队长李恒，趁机密谋叛乱。他在深夜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召集起来秘密开会，决定先将交通队智秉铮、郭刚、范立仁几个领导人杀死，控制交通队，然后再将赵宗复等局领导一并干掉，带部队投奔晋绥军王靖国部，由王靖国部在隰县城外接应他们。在他们密谋时，被政治工作员范立仁发现，范立仁便飞快跑到智秉铮和郭刚住处汇报了情况。智秉铮当即到总局向赵宗复汇报，赵宗复当机立断，马上派商正因、史景明二人各带一个分队布置在总局和交通队周围，然后以开会为名，将李恒叫到总局扣押起来。翌日，集合起交通队全部人马，宣布李恒罪状，撤销了他的职务，由智秉铮接任队长，就这样平息了一场有预谋的暴乱。

三、政治交通局卓有成效的工作

政治交通局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0年3月被迫解散，前后仅存在两年时间，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打破日军分割封锁，建立起政治交通网。太原失守前，牺盟总会按照省政府划分的行政专区，在全省划分为10个牺盟中心，并将总会的骨干力量都放到各中心区和新军中，旨在加强基层组织联系，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全面抗战。日军占领山西主要交通干线和城市后，原有的行政区划被切割封锁成许多区块。当时，牺盟五台中心区和第一行政专员公署在晋东北；牺盟沁县、长治中心区和第三、五行政专员公署及决死一、三纵队均驻晋东南；牺盟岢岚、临县、交城中心区，第二、四、八行政专员公署及工卫旅、决死四纵队驻在晋西北；牺盟洪赵、乡宁中心区，第六、九行政专员公署，决死二纵队，政卫旅驻于晋西南；牺盟夏县中心区及七专署在晋南，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山西省政府及牺盟总会都在晋西一带。各区联系被日军切断，给抗战带来很大困难。

政治交通课成立后，首先派人找到各牺盟中心区、各新军、各专署驻地，取得联系，建立联络站，开辟交通线。交通课当时驻在汾西县，派出4个小组，从汾西县山云镇出发，第一路由关复东、安光荣、李绵长、王雷4人向西北经孝义、离石到临县建立了联络站；第二路由张国器、蒲修山等向北经兴县到苛岚建立了联络站；第三路由杨笃宽等向西南过汾河、同蒲铁路，再经洪赵、临汾到翼城建立了联络站；第四路由李加森等过汾河、同蒲铁路向东到晋东南沁县建立联络站。之后，在这4条交通线的基础上，又在晋西北从岢岚经静乐、忻县过同蒲铁路到晋东北五台建立联络站；晋西南从汾西到乡宁建立了联络站；晋南从翼城继续向南到平陆建成联络站，并在汾西与翼城之间建立了洪赵联络站；晋中由汾西经孝义到交城建立了联络站。此时，交通课已建成联络站9个，初步形成了由汾西向晋西北、晋东北、晋中、晋东南、晋南、晋西南的6条交通线，与驻在各地的牺盟中心、新军、专署取得了联系。上述联络站都建立在牺盟中心所在地，政治交通课改为局后，将其定为甲种分局。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9个分局仍满足不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再加上各牺盟中心区之间路途远近不等，联系的难易程度也不完全一样，于是根据需要又设立了乙种分局(总局这时由汾西迁到隰县，和决死二纵队同驻属村)：晋西北又设中阳、忻县等分局；晋东北增设定裹、灵邱等分局；晋西南增设隰县、大宁等分局；晋东南又增设了长治等分局。政治交通局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在全省各地建立起分局和交通站，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突破了日伪设置的重重封锁线，恢复了二战区各首脑机关与下属单位之间的联系。

(二)发扬勇敢机智精神，完成交通联络任务。各地政治交通分局建立后，二战区各领导机关的各种公文函件和抗日报刊，如《牺牲救国》《黄河战旗》《解放周刊》等，通过各分局的交通员辗转相递，被送到各牺盟中心区、各新军政治部和各专员公署，同时又将这些单位的公文信件送到领导机关。在日军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中，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交通员队伍不仅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高度的政治觉悟，而且需要机智勇敢和善于依靠群众的作风和能力。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选择的大都是崎岖的山路，不要说背负许多文件，就是徒步行走也十分困难。为了安全起见，交通员每天必须按指定的交通联络站投宿。为此，他们每天常需行走三四十公里山路或者更多。

日寇“大归荡”时，已经建立的交通线路被敌人破坏，给交通员带来新的困难。从五台分局到岢岚分局和隰县总局驻地，往返一趟都要很长时间，当时在这条线上工作的蔡亿、郭春荣、王英兰等，几乎每天要走60多公里路才能休息，而且所行之处要通过敌人的许多条封锁线，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身上经常长满虱子，脚底从没断过血泡和老茧。据九分局交通员邱文选回忆，1939年9月，日军攻占蒲县、隰县的克城、黄土镇后，九分局奉命分散转移。邱文选带领几名地方交通员负责保护埋藏的文件和物资。由于找寻粮食与分局中断联系，他一个人在深山野林中躲避了10天10夜后才在隰县附近的山沟里找到总局。[3]险恶的环境给交通员的工作带来了严重困难，同时也磨炼了他们的革命意志，使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每到一村，总要先观察周围的环境，如地里有没有人劳动、村里有没有人进出和有没有狗吠声等等，都成为他们判断敌情、决定行止进退的依据。如发现敌情，就先将文件埋藏好，没有问题再取出来。他们的誓言是：“文件是生命，人在文件在。”政治交通员靠着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一次次地完成了传递文件的任务。政治交通局对山西抗战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重大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政治交通局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牺盟总会和二战区政治部授予该局一面锦旗，上书“政治命脉”四个大字。这是对交通员的鼓励，也是对政治交通局所起作用的最好评价。

(三)搜集日伪情报。搜集日伪情报是政治交通局的又一重要任务。在政治交通局成立之前，赵宗复、赵中枢加入了苏联设在中国的情报组织，有丰富的收集、整理情报的经验。政治交通局成立后，他们积极与在上海的苏联情报系统恢复联络，购置电台、更换密码本，等待上级派人接关系，但因电台收发出了问题，还是靠文字传递情报。赵宗复利用特殊关系，“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收集到了不少日军军事情报和阎锡山与日寇勾结反共情报，也在阻止阎锡山公开投降日寇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4]。

政治交通局交通员走的地方多，群众关系熟，而且经常穿越敌占区、封锁线，这些都为他们搜集情报带来了方便。有时，交通员们也化装深入敌占区专门搜集情报。1939年6月，根据情报估计，日军将对晋西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总局派九分局邱文选和另一名交通员，化装深入到敌占区的霍县辛置镇和洪洞县的马牧一带搜集日军军事情报，之后将收集到的情报及时交给总局，转给有关方面，对粉碎日军此次军事行动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安全起见，1939年在总局和汾河西岸党家庄分局之间的蒲县东辛庄建立了秘密联络点，由交通员郭玉骏负责。他每天外出侦察敌情，并在沿途小村建立了情报站。这个联络站一直存在到“十二月事变”发生，这期间，他们收集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政治交通局把收集到的日伪军政治、军事动态及时发送给苏联、延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领导机关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四)创办《政交通讯》刊物。随着政治交通局机构的日臻完善和人员的增多，需要加强宣传工作，提高凝聚力。1939年春，《政交通讯》创办，刊物为16开油印本，每月一期，内容有八路军、新军抗战事迹、各地交通员的先进事迹和交通工作经验，有时也披露一些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情况。各地通讯员负责写稿件。五台分局的通讯员徐镇海、石宥良等对1938—1939年日寇进行大扫荡，晋东北军民开展反扫荡的战况，以及盂县农民群众积极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典型等，相继作了报道，对激励抗日将士的斗争热情和加强军民之间的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九分局通讯员邱文选，把从敌占区搜集到的日军暴行，写成《日寇暴行录》发表在《政交通讯》上，以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者所犯的滔天罪行。《政交通讯》的创办，给身处抗战第一线的交通员提供了一份精神食粮。每期出版发行到政治交通局或联络站后，工作人员都争相传阅，特别是“民族革命青年团”还积极组织团员学习，谈感想，讲收获，更加坚定了他们做好交通通信工作的信心。《政交通讯》对提高全局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开展对敌斗争，发展进步力量，揭露、孤立顽固派，交流政治交通经验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干部。政治交通局存在的两年时间里，为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干部。政治交通局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牺盟会和新军，他们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到政治交道局后又挑起了重担，经过实际工作锻炼，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政治交通学校招收的学员都是牺盟会推荐或当地的进步青年，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交通战线，在艰苦的实践中锻炼成长为交通专业人才。“十二月事变”后，政治交通局被迫解散，这些人员有的留下来做秘密工作，有的输送延安，有的到新军和其他根据地。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抗日战争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政治交通局的5位领导成员，在政交局解散后，开始都留在二战区从事秘密工作。肖希明因系广东人，不适合继续在二战区工作，后去延安。梁维书做秘密工作，被梁化之发现，三次被捕，于1949年3月太原解放前夕惨遭杀害，和他一同就义的还有因传递情报被捕的原特务队队员刘鑫。他们就义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赵宗复虽然是山西省省长赵戴文的儿子，也被阎锡山囚禁于地下室，险遭毒手，太原解放前夕才虎口脱险。赵中枢和阴纫斋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党工作。

交通队和特务队的队长、副队长、指导员、骨干队员，各分局的主任、副主任，通讯员、交通员中的骨干以及一些科室负责人，有的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有的当了八路军，有的到了根据地工作。

四、政治交通局被迫解散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开始发生转变。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山西军阀阎锡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山西的影响，尤其是山西新军的发展壮大很是忌惮，逐步流露出防共甚于抗战的态度。1939年12月，阎锡山命令旧军向新军进攻，首先围剿决死二纵队。当时决死二纵队、六专署与政治交通局同驻隰县属村。事变发生后，决死二纵队和专员公署都转移走了，赵宗复等当即决定政治交通局向新军靠拢。一方面去秋林向八路军办事处请示，一方面派史景明去晋东南和决死一纵队联系，请他们派队伍接应。因一纵队已奉命转移，来不及接应他们，史景明便立即返回总局和赵宗复商量，决定转向中阳、石楼一带，向北向续范亭的暂一师等部队靠拢。在转移中阳、石楼期间，旧军不断从晋西北溃败下来，挡住了政治交通局人员北上的道路，他们被夹在中间，随时都有遭受旧军袭击的可能。为了免遭意外，政交局人员又返回隰县，驻西坡底村，后又迁往车家坡村。在这期间，赵宗复向各分局发出电令，要求各分局“背离阎锡山，随同各自所在地区的新军行动”。电令下达后，一分局归随了汾南政卫旅，三分局归随决死三纵队，四分局归随决死一纵队，五台分局则随晋察冀根据地的部队而去。

政治交通局的背阎通电，激怒了阎锡山，他决定撤销赵宗复、赵中枢的职务，派邓励豪来接管。赵宗复当即和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王世英联系，请示以后工作。王世英指示：有社会关系的人继续留在二战区转入地下工作；进步青年、骨干力量输送延安；一般人员遣散，政治交通局解散。由于赵宗复和赵中枢都有社会关系作掩护，决定继续留下，其他3位局领导阴纫斋、梁维书、肖希明也都留了下来。总局挑选了30多名骨干，分两批输送到延安。[2]至此，存在两年的二战区政治部政治交通局解散。

综上所述，抗战初期赵宗复等领导成立的政治交通局，名义上是阎锡山二战区政治部的一个交通机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牺盟总会和新军的一支抗日政治和军事力量。政治交通局建立起政治交通网，沟通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新军和各县新政权之间的联系，搜集日伪情报，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干部，为抗战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