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小和，胡石清

（合肥师范学院 a.马克思主义学院；b.宣传部，安徽 合肥230061）

晚清开始的国族危机促使中国的思想家“发现”了女性。康梁等维新人士认为只有“禁缠足”“兴女学”，女性才能承担对种族和国家的母性职责，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展了这一言说范式，提出“女国民”的口号，从而把女性解放与现代国家建构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中国的妇女运动产生了，并汇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洪流中。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妇女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1919 年2 月，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最早提出无产阶级的男女应当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革命的思想。[1]410中共“二大”决议明确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将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2]88随着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加深，中共四大第一次阐述了民族解放与妇女的关系，提出“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的思想。[2]370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央组织部颁布《妇女工作大纲》，要求：“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3]335妇女运动主题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解放转向了民族解放。淮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过去学界关注不多，①主要成果有：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张文灿《解放的限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陈信琼《安徽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江淮文史》2004年第3期；陈蕊《似新实旧：20世纪前期的淮北乡村女性婚姻生活》，《史学月刊》2013年第12期；吴云峰《动员与解放:以淮北抗日根据地妇救会为中心》，《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反映了党在抗战时期妇女工作政策及其成就。

一、参加抗战：淮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兴起

淮北抗日根据地横跨豫皖苏鲁四省，东临大运河，西达商亳公路，南濒淮河，北抵陇海铁路，到抗战胜利时，面积达4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为610余万。[4]174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在这片广大的区域中虽有少部分地区组织农民暴动，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没有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因此，绝大多数民众受革命影响比较小，农村中的封建传统思想浓厚。

淮北劳动妇女地位低下，婚后不仅要操持家务，包括推磨做饭、洗衣做鞋、照顾老人小孩，也要承担许多农业辅助劳动，如栽种、锄草、扬场等。“在荒年，男人外出求食，妇女挖掘草根，甚至踮着小脚爬树采摘柳叶、榆钱作为全家的辅助食物。”农村传统风俗根深蒂固，泗洪当地有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毛驴牵着走。”丈夫去世后妻子难以改嫁，丈夫胡来，妻子也不能离婚。①安徽省档案馆等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第60页。长期的男女不平等现实也使淮北妇女视之如当然，抗战初期，妇女干部到谁家去敲门，问“家里有人吗？”如果男人不在家，妇女就很自然地回答：“没有——。”[5]60

1939 年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进入淮北地区，开始在各地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动员妇女起来抗战。正如柯鲁克所言：“从共产党群众工作者初次到达村子时开始，……妇女这两方面的问题——解放与抗日——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6]54工作初期，与农村妇女接触并不容易，因为妇女干部都是短发，老百姓给她们起了个“二刀毛”的绰号，请妇女们开会，不但来的少，而且多是老奶奶，年轻妇女和大点的女孩都躲在家里，怕被拉去当兵，怕把头发剪成“二刀毛”。妇女干部到群众家里作个别访问，通过认干娘、拜干姐妹和她们建立感情，慢慢扩大与年青妇女的接触面；有的通过教小孩子唱歌的方法来接近群众，慢慢消除群众的疑忌心理，才逐步打开工作局面。[7]250

在初步打开局面后，中共干部开始教妇女识字唱歌，与积极分子一起组织妇救会。1940年初，泗阳办起了妇女识字班，徐老庄小学一次就组织附近244 名女青年入学，每天早饭后学习2 小时，还教唱《劝妇女》《爱护主力歌》等抗战歌曲。许多妇女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积极要求为抗战出力。如泗阳庄圩乡小李庄18岁的女青年李萍要出来工作，父母把她锁在家里不准出门，并为她在外村找了个婆家，李萍在妇救会帮助下，说服家庭解除婚约，参加了抗日队伍。[8]20由于妇救会能为妇女伸冤诉苦，为她们说公道话，因此妇女们踊跃参加，到1941 年底，边区有组织的妇女约有2 万人，占农救会员的1/3弱，人数虽不多，但从分布来看，已遍及全边区。②《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第123页。1942 年10 月，淮北全区妇救会发展到5.8万余人，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婚姻自由是边区妇女运动最显著标志之一。在根据地开辟之初，妇女干部广泛宣传妇女解放思想，1941 年9 月颁布了《淮北行署施政纲领》规定：“确定男女平权，废除买卖婚姻，实行双方自愿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③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5年，第73页。1943 年10 月，边区颁布《保障抗日军人婚姻暂行条例》，在这个保护军婚的条例中，政府同样明确了对妇女婚姻自主权利的支持。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因战争或疾病等原因，其配偶已丧失性之机能者”，可以由地方政府批准再嫁。这反映了淮北根据地领导人对女性解放精髓的理解与认同。此外《条例》还规定“抗日军人之直系尊亲属，虐待抗日军人之妻……处三月以下有期徒刑。”这就保护了年轻女性不受家庭内部压迫。④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2册，内部资料，1985年，第28页。值得注意的是，淮北在男女平等方面上并不是一味强调“家庭斗争”或“男女斗争”，不是把离婚作为解决矛盾的第一方案，因此，淮北根据地并没有出现“离婚纠纷”高峰时期。此外，根据地还开展了剪发、放足等运动，以解除妇女身体痛苦与束缚。在剪发放足中，个别地区作风激进粗暴，致使农村妇女见到干部就躲起来，这些偏差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纠正。[9]33

淮北妇女们将解放后的激情投入到抗战中，为军队做衣服鞋袜是妇救会最经常性的工作。1941 年冬整个淮北直属区妇救会员不到2 万人，据统计为新四军做了棉军装5438套，棉背心1500件，被子160条，鞋子350双，洗衣480套。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第133页。妇女还从事着大量重要的军事辅助工作。如1941年萧县妇救会所做的工作有：（1）挖沟破路，阻止敌人汽车、马队通行；（2）动员打狗，以免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夜间活动时暴露目标；（3）在敌人扫荡时帮助实行坚壁清野；（4）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汉奸坏人通过；（5）传送情报，张贴传单。[5]60至于在敌人“扫荡”搜查时，大姑娘、小媳妇将战士当作自己的哥哥、丈夫来掩护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此外，利用亲情动员伪军反正，妻子送夫、母亲送子参军，妇女起着一般人起不到的作用。

情报和锄奸工作也是妇救会经常性的工作之一。妇女在敌占区往来不容易引起日伪的警惕，因此经常由女性来传递军事情报。有的妇女装扮成新娘子坐在花轿内，头发里藏着情报和信件，其余同志装成吹喇叭和抬轿的作为掩护。[10]195日伪或者顽军常有派遣女性间谍到边区活动，比如在1942年11月的反“扫荡”中，敌人派娼妓化装成为女学生，对我方干部施展美人计，据抓获的特务交待“有二十余名在徐州东训练之妓女潜入我区活动”，于是妇女们组织了民兵队，经常巡逻，“盘问来往行人，查女客人”，做了大量男性战士不宜承担的工作。①《淮北抗战阶段锄奸工作总结》（1946年5月），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编号：4-1-38-2。敌伪派遣特务从敌占区来，装着走亲戚在根据地住下来，妇女们心细，有互相串门的习惯，谁家来了可疑的人，她们很快知道并报告部队，因此敌人的特务进入边区不久就会被识破。[11]90若没有妇女协助，只有男性的抗战将会更加艰难。

二、转向生产：以家庭纺织运动为重心

在抗战中，许多妇女走出家庭，呼吁自由平等，参加了较多抗战辅助工作，对家庭未免照顾不周，这引起她们丈夫的不满。泗宿有个丈夫禁止妻子去听唱歌，妇救会就将该丈夫打了一顿。②《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第138页。这种粗暴的解决方式，容易造成夫妻之间、婆媳之间的矛盾，给家庭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也增加了妇女们的精神压力，有的妇女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家庭中陷入孤立。根据地妇女运动如何深入发展，成为当时突出的问题。

早在1940 年2 月，毛泽东就曾指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和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12]46但当时抗敌任务重，妇女还是承担了较多的军事辅助工作，在抗战形势稳定下来后，妇女运动的重心逐渐转到了经济方面。1943 年2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要求各地“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而妇女摆脱封建压迫，提高政治地位，要建立在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的基础之上。[13]25这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妇运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向，推动着淮北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发展。

据马俊亚研究，汉唐之际，淮北的纺织业十分发达，是典型的“男耕女织”经济，自宋以后，淮北的纺织业开始凋落，逐步从男耕女织演变成单一的男耕型。[14]258近代淮北农民需卖掉粮食，换取从外地输入的棉花棉布，许多缺乏棉花的农民不得不在冬天用芦花做成草鞋、芦花毯，并用芦花代替棉花作棉衣内胆。据抗战初期在泗县工作的邓泽民回忆，许多人家冬天夜间以草当被，白天上身穿小棉袄，下身穿件单裤，冻得不能出门。[15]26抗战爆发后，淮北棉花缺乏问题更加严重。

1943 年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败象已露。为掠夺战略资源，1943年3月，日伪共同成立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在其占领区内对工业日用品实行全面统制，企图继续扩大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16]517到1943 年下半年，洋布价格由每匹2300 元（法币）上涨到18500 元，而小麦价格仅从每石（槽秤200 斤）1000 元涨至2200元，一斗小麦（20斤）只能换一尺布，而在当时连云港一斤半小麦就可以换一尺白布。[17]2261943年，部队机关用在被服上的经费占总经费的1/5，农民家庭中布的支出占总支出的1/10至1/8，农民与军队均已不堪重负。

1943 年12 月，淮北区党委发布《关于开展纺织运动的决定》，规定了纺织贷款、出借棉花与纺机、纺织合作社、植棉计划等各项事宜，并将发动妇女作为纺织运动成功的关键，要求在1944年“教会一万个本地妇女学会纺织”，实现“动员二万架纺纱车”的目标。为此边区行署制订了《淮北苏皖边区纺织事业奖励办法》，详细规定了对纺纱、织布和种棉的奖励，既有精神鼓励——评“劳动英雄”，也有实实在在的物质鼓励——奖棉花、纺车或犁。[18]174

纺织运动随即在淮北边区全面铺开。一方面，各县训练妇女干部学纺织，训练结束后带着棉花与纺车回到本村，发动妇女来学，同时以妇女干部为核心，建立纺纱织布小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合作社；另一方面，边区银号买土纱、土布来调剂市场供求，并由政府出面到淮南及盐阜买棉花供给纺织户。[18]2421943 年底，全边区已发展纺车7450辆，织布机950多架，其中行署贷款给农民买的纺车3300架，织机100架。到1944年6月，淮北直属区有纺纱车36680架，织布机2686架。③《淮北一九四五年的建设方向》（1945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编号：4-1-69-1。与此同时，边区妇女运动的中心口号由“男女平权”变为“生产纺织”，其他依次为“勤俭互助”“男女平等”与“家庭和睦”，对于“孝女贤妻”也不再是单纯的批判了，边区开始提倡“新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孝女、贤妻、良母。”[19]228

纺织运动兴起之前，边区行署曾安排基层干部根据每家情况，为农民订立生产计划（后改称“兴家计划”）。纺织运动开展起来后，植棉与纺纱织布写进了兴家计划，由于纺织任务主要由妇女们承担，因此各级干部要求在订“兴家计划”时与妇女共同讨论，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一家的棉花种植，家庭妇女由此进入了安排家庭一年生产这样的大事中来，提高了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到1944年2月为止，边区基本县已有1/3户订了兴家计划，发展纺织的目标在兴家计划中得到落实。[20]535

纺织运动为家庭增加了收入，促进了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热烈的纺织运动中，妇救会从具体领导群众生产的积极分子中选拔了一批新的干部，改造基层组织，并在此基础上改选区县一级的总妇救会。1944 年4 月，新四军四师九旅宣传队队长刘凤锦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在泗洪县塘槐村创作了新歌谣《勤纺纱》：

李大嫂勤纺纱，不分白天月亮下，一天纺六两，人人把她夸。自从去年冬天起，两件新衣新被赚到家，边区妇女开大会，劳动英雄奖给她。

傅月娥勤纺纱，年纪虽小本事大，今年才十七，到处教人家。自从去年到现在，教会一百多人会纺纱，边区妇女大会上，劳动英雄也有她。①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编委会编：《抗战在淮北》第八辑，（粤）准印字第1046号，1999年，卷首。

当时纱贵粮贱，每天纺四两纱即可养活2-3人，歌谣中的李大嫂是淮泗人，最多每天能纺六两纱，养活家中三口人还有剩余，成为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家庭地位提高了，更谈不上受打骂了。②《淮北纺织运动的总结》（1944年9月20日），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编号：党刊-132-11。傅月娥是泗南管镇人，因教会纺织的人多，被选为乡妇救主任，很受群众尊重。③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5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195页。纺织运动也打破了妇女运动的停滞局面。到1944年10月，全边区妇救会员共33.8万多人，占妇女总数的35%，其中女民兵1.2万人，④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资料，1984年，第379页。在纺织运动发展迅速的地方，妇救会成员甚至超过了农救会，以泗宿新行东村为例，该村共有203 户，农救会员137 人，妇救会员则有148人。[19]541

纺织是传统中国对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安排，也是当时根据地最为紧迫的任务，通过大力发展纺织，家庭收入增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根据地的困难也得到舒缓，这样既符合抗战后期的经济形势，也与传统农村对妇女的定位吻合，在现实与理想，传统与革命之间，中共找到了一条最佳的路径。

三、传统的束缚与解放的限界

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妇女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与人民自由的斗争中去，与男性一起承担作为国民的重担；另一方面，她们依然履行着母亲与妻子的责任，除去抚育小孩及琐碎家务外，她们还为革命队伍中的男性战友洗衣做饭、慰劳救治等，逐步摆脱传统束缚的女性所肩负的担子并不比男性轻松。

对于绝大多数妇女而言，参加救亡活动的同时也必须顾及家庭。1940 年9 月，怀远县在龙亢召开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胡疃区的不少代表带着孩子一起参会，会议期间，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说新四军把妇女骗去开会，目的是将她们拉上火车运到苏联去换白面，引起代表们家里的不安，带队的妇女干部在会议后的第二天凌晨带着大家匆匆从小路往回赶，当时正下雨，道路泥泞，许多妇女代表回到家时都摔成了泥人。[10]124

1941 年，淮北大众文工团苏坤创作了独幕豫剧《良女劝母》，曾在边区广为表演，充分展现了女性在冲破夫权后，面临工作与家庭之间的两难。在剧中，老妈妈儿子参军，儿媳俊玲参加妇救会和识字班后，经常做宣传工作，为战士做鞋袜，用老妈妈的话说就是：“终日里东跑西奔串门子”，“整天在外边野”，“天到晌午不做饭”，家务劳动的拖延引起了老妈妈的不满，于是有意刁难儿媳，这一切被女儿看到，在同样受革命影响的女儿规劝下，老妈妈改正过来，一家人重归和睦共同进步。⑤《抗战在淮北》第八辑，1999年，第205-211页。抗战后期组织妇女参加劳动，有的人对妇女与男子分工相同，丝毫不考虑男女身体差异和女性的承受力。如泗南陈圩乡1944 年搞互助组，男女混合编组，“九天半一天未歇，累得妇女叫起苦来。”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资料，1984年，第223页。

妇女解放运动还遭到农村保守势力的敌视与残害。办妇女识字班时经常有保守思想的人捣乱破坏，为此妇女们不得不自己组织了民兵队巡逻。⑦《淮北苏皖边区第一次民兵工作会议决议》（1943年7月），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编号：4-1-43-9。除了敌视之外，还有来自于传统思想中对妇女运动的不理解。即使在革命队伍中，也存在“男同志看不起女同志”的现象，有时男女一起工作时，男性对女性常常会有轻视的态度和戏谑的语气，边区行署主席刘瑞龙经常严厉批评这种现象，但也表示颇为无奈，在一次妇女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劝慰妇女干部：“有时一两句话则大可不必兴师动众。”①《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第297页。

淮北根据地农村传统势力比较强，根据地领导人非常注意不要激化妇女与其家人，特别与其丈夫之间的矛盾，在取舍之间，考虑实际情况，不得不在妇女的权益作一些让步，避免破坏抗战大局。一般情况下，如果女性与婆婆和丈夫均有矛盾，相对而言，政府会对婆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邓子恢曾指出，在工作中，如果丈夫凶恶，“即由妇抗会员动员自己的丈夫兄弟去说服他，规劝他，使他接受，不过对于无法说服野蛮的家婆，应该采取打击的方法”[9]33。这是避免夫妻关系恶化的办法，同时政府也减少了干预家庭内部矛盾程度。1941年初，泗东崔集乡有2个童养媳受婆婆、丈夫虐待不能忍受，来妇救会要求留下当女兵，干部说明了不能留她当女兵的理由，将婆婆叫来严厉指出虐待的不对，警告她假如再这样一定交政府来处罚。②《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第65页。对此，毛泽东的解释具有历史的深刻性，他指出：“男子打老婆的；看不起女子的；……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20]168

毛泽东将夫权问题归之于社会，实际上也解释了在经济社会条件未根本变革的前提下，边区妇女解放为什么只能是有限的。鲁迅之所以认为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当时社会缺少“娜拉们”生存所必需的经济条件，根据地同样如此。除经济条件之外，观念的更新非一日之功，男性的传统思想也是女性解放的隐形障碍。可以说，女性的解放是一个持续过程，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是有限的。

结语

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妇女并不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从属于社会金字塔的不同阶级、阶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在无产者家庭中，……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经失去了任何基础”。[21]82根据地中的绝大多数女性都属于农民阶级，是受压迫者，男性与女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使得男子没有痛苦，女子也没有痛苦，大家都没有痛苦，……希望男女同胞都要为实现这种主张而奋斗。”[20]170把男性与女性的命运放在一起来论说，正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真谛。

晚清以降，妇女解放运动就是由男性持续推动着，它每前进一步都冲击着男权，运动发展越深入，对父权和夫权的冲击越大，这就使妇女运动与男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但是由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一直从属于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这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张力，体现了中国的妇女运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独特性。后人检视这一段妇女运动的历史实践，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也许对于这个老问题在新时代的求解有更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