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早林,孙 豫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2330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创造着中国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空前崛起，它“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1]19，它使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飞跃。面对中国奇迹，诸种理论纷纷解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是普适性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促进了中国的发展①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利埃塔指出：“从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开始，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取得成功困惑不解。事实上，他们将中国的成就、差异、不平等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混合在一起，用一种被视为普世的特殊社会制度模式——经济自由主义模式——来衡量中国。”见[法]米歇尔·阿格利埃塔.从帝国历史到资本主义发展[J].国外理论动态，2014（12）：65.，但它却污化国家的作用；法国调节学派突出中国“中央一元政府”传统，肯定政府在促成自成一体发展中确保“资本家利益将永远不能强大到足以威胁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2]，这一解释突出国家作用但忽略了国家的人民性；中华“文明型国家”理论②见张维为在其《中国触动全球》《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中国崛起“三部曲”中所述观点。从比较政治学视角，论证中国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但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历史视角。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历史视角出发，中国奇迹并非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崭新发展道路与制度体系的历史性创造。在这种历史性创造中，正是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性价值取向，它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出具有显著优势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从而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新局面。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3]今天，中国道路和制度的显著优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表现出来，这一历程将不仅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亦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制度选择和演变的多重深刻启示。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创造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探析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揭示其民族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高扬人民主体性、复兴民族的中国道路优越性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4]而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凝聚中国人民力量，振奋中国精神，走中国道路，发扬中国制度优势。在这里，习近平将中华民族复兴置放在近代以来由西方资产阶级开创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中，而超越这种被西方资本力量支配的民族命运必须依靠人民力量，高扬人民主体创造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体现了人民是世界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

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阐述世界历史理论的，认为正是资产阶级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但这种世界历史必然向无产阶级创造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转变，因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413而这种物质条件既包含“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6]539的无产阶级，又包含“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6]539这种现实运动是广义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与人民建设。因而，这种运动与过去迥然不同，“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运动观。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观具有强烈的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的价值取向，它第一次摒弃了资产阶级精英历史观，将人民的主体创造性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有机融合在一起，显现了科学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的高度统一。它从人类生产出发，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表明人类必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克服资本关系而走向人人自由发展的新社会,显示了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那么这种创造根本上是一种持续的劳动创造，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创造，是变革生产关系本身的一种创造，表现为人们不仅改造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将人的价值目的性贯注其中。在这里，创造历史的主体就变成最广大的劳动阶级，是他们创造了世界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可以没有劳动阶级。……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8]534显然，这里的劳动阶级即指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是少数的统治阶级。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统治阶级将人民贬斥为群氓，然而恰是人民在创造和反抗的过程中推动历史前进。在此意义上，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9]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观也是人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从下而上再从上而下的总体认识方式看世界,即首先从劳动生产是建构一切历史现象、历史阶段和历史发展基础的本体论角度看世界，然后再从劳动者是具有高度自主能力能够创构一个新社会的宏观视角来寻求自身解放。这一世界历史观高扬人民的主体性，最彻底地肯定人民改变世界的创造性力量，最诚挚地赞美人民的奋发和奉献精神，最大程度地支持满足人民各种合理健康美好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这种“现实的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具体的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0]这一转化而来的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世界的工作方法，而且本身就是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充满着历史主体的本体论意涵和能动实践的认识论精华，体现了创造历史的本质要求。如果没有对人民群众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根本肯定和绝对坚守，中国共产党就绝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工作方法。因此，正是立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创造出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肯定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肯定了人民价值享有的主体性，肯定了人民权力所有的主体性。它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把人民的期盼、利益和目标融入自己的理想目标，把握历史大势，倾听人民呼声，科学制订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政策和规划，接受人民监督，把自己融入到人民之中，同人民群众一起去实践和奋斗。从而，领导者和组织者同人民之间的界限消失，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不懈努力，并力前进，体现了一种人民创造历史的显著优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每一个伟大成就都是这样取得的。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总能提出一种内含群众路线、符合时代精神和社会要求的人民主体来推动历史前进。今天，中国人民的主体构成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分层化、复杂化了，这需要在更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上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而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抽象的权利公民概念去掩盖资本家阶级的实质统治。在当下中国，人民指的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广泛主体，即“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1]。在这里，以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为标准，确立了新时代人民的主体和扩展开来的人民范围。

虽然，在当下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客观资本生产关系也扩展开来，这种资本关系以一种历史必然性将整个民族都卷裹进来。但是，在这种资本生产关系展开的同时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驾驭它的力量。这种驾驭性力量就是作为人民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人民意志通过党的领导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规定资本发展。这样，一方面，国家尊重支持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首创精神，最大程度地增进财富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大力消解资本固有的社会两极分化的痼疾，以国家力量使财富福泽最大多数人口。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一意志，使人民利益最大化。这显示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1]5

坚持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必然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坚决打击和抑制那些阻碍中国发展的既得利益集团与腐败现象，弘扬社会正气，继续保障和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这是自我清除社会肌体毒瘤，引领人民向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的要求。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法化体制性腐败现象截然不同。当下中国以雷霆手段反腐倡廉，既拍“苍蝇”更打“老虎”，使正能量释放，正气彰显。在反腐败压倒性的态势下，人民主体价值观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舆论氛围强势回归，社会风气凛然一变，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必须更加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最大程度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建设和创造力量。习近平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面向未来，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顺利实现中共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正所谓‘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汇集和激发近14亿人民的磅礴力量。”[12]而这种磅礴力量不正是走在中国道路上的那最大多数人的力量的最大体现吗？它显示了中国道路的优越性。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制度优越性

中国道路正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型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1]37-38这种经济制度创新是深入研究资本生产关系特征，借鉴既有资本生产制度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而创新出来的。这种制度不但包含资本积累的客观安排，而且贯穿人民利益至上和人民创造性的主体价值。

一些高职院校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较深，不能正确定位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对旅游专业学生进行教育教学过程中，仍然过于重视理论教学，而相对忽视实践教学。现阶段，很多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大都将目标定位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导致学生对就业有过高期望，而不愿从基层岗位做起。但大部分旅游相关企业急需大量一线员工。这种培养目标定位不符合旅游业的实际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旅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包含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由此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着我们经济制度的创设。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深化，我们正遭遇资本生产关系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中的扩展。这样，对资本生产关系的科学认识和总体驾驭就成为中国人民必须面对的时代任务。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生产关系在给世界带来文明化的同时，也带来了野蛮化；在制造出人格化的资本家的同时，也制造出广大雇佣劳动者的贫困；在把社会领域乃至整个世界市场化的同时，也企图垄断一切。资本欲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马克思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13]389-390这是对资本文明化的肯定。同时，私有资本在展开自身过程中也带来野蛮化倾向，它从劳动者手中夺占生产资料，制造广大民众的赤贫；它无限索取剩余价值的欲望，生产出过剩人口；它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以自我暴力摧毁生产力成果。马克思尖锐指出：“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13]608因而，这样一种“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14]563，所以，一定要消灭它。

马克思揭示出资本的文明化和野蛮化作用，指出它作为一种历史生产方式，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又为新社会的诞生准备条件。这种条件包括客观生产力和人的主观能力。资本为了积累和竞争而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形成固定资本的机器生产体系，并使之趋于智能化，劳动者成为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附属物。但机器体系生产“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101因此，“个性得到自由发展”[5]101的条件出现。这里，马克思抛开资本关系而单就生产力维度，指出大机器和自动化生产所具有的人类解放意义。即是说，正是在资本推进的大机器生产领域里，科学技术、生产效率和财富得到极大提升，人才可能拥有自由发展所必需的闲暇时间。同时，在普遍交换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人们通过货币中介，一方面斩断了对他人的直接依附关系而形成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普遍的联系和普遍的能力。人因对物的依赖关系而大大扩展了独立空间并提升了主体能力。然而，他们却处于“物的联系”[13]111的控制之下，仍然不是自由的。只有当“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13]112的时候，人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到来。马克思从资本创造的主客观条件和资本内在矛盾出发，看到了新社会到来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资本生产关系的发展“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14]563

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马克思给出了它的原则。就生产体制而言，他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8]20这种人民掌握生产条件的所有制，恰是新社会超越旧社会的地方。

马克思对资本文明化和野蛮化的深刻分析，对新社会经济原则的科学规定，给中国人民提出了历史课题，即中华民族以社会主义制度接入资本这一特定生产关系时，将创设怎样的经济制度来扬弃资本，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我们一方面从资本生产的客观规律角度，把握利用它；另一方面，要高扬人民的价值主体性，以公有制来约束规定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资本关系的客观性和人民的价值主体性结合起来，通过不断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保证经济的效率又保证其公平，既能避免危机，又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稳定高质的发展。

如果说马克思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已经展现出来的成熟性而从理论上揭示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暂时性的话，那么，新中国则在世界历史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上，自觉以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来赶超人类文明的最前端，其制度建构毫无疑问体现了一种创新性。新中国在西方封锁包围之下，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较快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并在1978 年之后成功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转向非常成功，一个原因在于坚守人民性原则，表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坚持，这既合历史规律性，又合主体价值性，是一种中国式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诞生了。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表现为高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换。为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具体路径是：“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15]30在制度上，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38的显著优势。在这里，资本文明化作用被更深刻地把握，资本展开的丰富体系被进一步规定，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在更高程度上被深化，资本被制度所驾驭。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飞跃。透视世界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既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榜样，也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贡献的一个伟大成就。

今天，面对新自由主义的一再喧嚣，中国坚定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升级，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倡导“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种发展中，如何在市场经济客观维度与人民主体价值维度融合上深化改革和构建制度，成为迫切问题。对此，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规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37，以体现“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1]5。毫无疑问，这种优势一定会开出经济发展的绚丽之花。

三、中国新型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道路的一个当然内涵，是为世界历史贡献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不是维护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西方形式民主，而是以广大人民利益为宗旨的实质民主，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27-28在这种人民政权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这一民主制度正以它的历史理性、人民性、先进性和廉洁性等品质展现出来，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高度的历史理性性质。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民主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历史理性意识，因为民主是人民的总体认识和意志表现，它不可能以散乱方式存在，必然凝聚于领导力量上，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历史理性，能够深刻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团结、带领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人民之所以认可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决实施体现真实民主和全程民主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重大政治决策都不是来自于单纯的上层认识，而是通过自下而上地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地集中形成人民共同认可的规划和政策。从下而上，自上而下，历史理性通过这种民主的认识过程而实现了上下一致性。理论上的自觉，认识上的一致，利益上的共同必然造成人民国家强大的目标规划和实现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从总体上看，在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历史理性能够贯彻人民民主，能够作出正确决策并实现它们。新中国建立后，为成为先进工业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毅然进行“一化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通过30 年的独立奋斗奠定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1978 年，党根据人民意志，及时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决策，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吸收先进，壮大自我。在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订了新的百年目标，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由于这种政治决策彻底的民主性，它得到中国人民热烈支持，他们积极参与进来，献计献策，贡献自我力量。中国在这种历史理性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壮大，在改变中国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面貌。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具有人民性。中国作为落后的东方国家，在赶超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广大人民以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需要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历史意识可以通过人民民主来实现。卢卡奇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凭借人类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决定来控制人类发展。意识的一个特性就是其可教育性。人类的这种自我教育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世界历史性的术语表达，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的自我教育——是社会主义民主。”[16]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化，使每一个劳动者都积极地参与到建设中来，都能意识到塑造历史进程那种高尚的奉献精神的类存在感，从而表现出激情迸发，忘我劳动。中国现代工业体系基础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起来，使中国漫长的农业历史就此结束，工业时代真正开始。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生产关系和市场交换关系日益展开，为我国人民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基础、历史挑战和历史课题。这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是顺服资本的自然性和野蛮化要求，而是以更高的形式来控制它发挥文明化作用，为人民根本利益服务。为此需要提出新发展理念，创制和完善各项制度。在新时代，中国民主制度被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1]28这里，宏观民主保障与微观民主实践日益有机结合起来，正在开拓出中国民主政治新境界。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对市场经济发展进行总体驾驭的先进性。它表现为能够选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且能够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理智主体，作为执政集体对经济进行合理规划。马克思曾经指出，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拥有能够事前安排生产的“社会的理智”[17]，而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智总在危机之后出现。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拥有事前的社会理智的功能，因而具有历史先进性。当中国民主政治的这种显著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时，这引发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惊惧。因为在他们狭隘的阶级意识中，只有他们才有组织现代化生产的能力；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发展生产；只有西方民主政府才能发展经济。如果在西方民主模式之外出现另一种比它更有效率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西方民主模式的优越性将不可避免地褪色，它们的民主将成为可替代的民主。因此，西方总是以所谓威权政府等言论来贬低或攻击这种民主形式。但是，现实历史是严酷的。2008 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成为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西方普遍无力摆脱危机时，中国却发挥民主制度优势，经济迅速复苏，各种产业阔步向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多年来年均向世界经济贡献30%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火车头。对此，敏感的英国《经济学人》写到：“在西方内部，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损害其国内外的名声。”[18]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西式民主的过程中，“民主屡屡崩溃。”[18]《经济学人》不得不承认，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虚弱性，中国崛起则展现了非西方民主模式的优越性。在新时代，中国的继续发展壮大将越来越凸显出中国民主制度的先进性。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趋向廉洁性。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一切国家管理者都是人民公仆，他们的权力是人民授予，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腐败是不可容忍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表现为廉洁状态。从制度上约束权力，成为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15]67同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1]65在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下，强化各方面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以“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1]63这些规定正转化为当下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它将切实保障政治的廉洁性，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表现为理想家与实干家的统一，他们恰如罗莎·卢森堡所说的善于“把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伟大思想兑换成日常政策的零钱，并使日常细小的政治工作上升为实现伟大思想的工具。”[19]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内在优势必须具体化，人民主体性必须具体化在制度中。也只有在具体化中，将显著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治理效能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结语

当下是一个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的时代，也是一个世界历史正发生转折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充满着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葆有强烈人民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彰显出自身的历史优越性。在这一道路和制度中，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取向，将人民创造力与中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人民与民主有机统一起来，创造出一种具有显著优势的新型人类发展道路和制度文明，它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过程中，也一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民族复兴虽然表现为一个民族的强大，但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新指向，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