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朝晖

(河南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19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伦敦大学增设了商科等课程。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沃顿商学院，开启了商科教育之先河。[1]商科追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前进。目前，人类正在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商业模式、商业形态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或许由于变化过于剧烈，现在的商科教育似乎未能跟上时代步伐，急需一场商科教育范式的革命，因而新商科的概念应运而生。

一、新商科的初步认知

最早出现在网络上的“新商科”始于2014年6月，由西安欧亚学院在“商业社会需要新商科”中提出。[2]2018年，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提出启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随后一批高校陆续主办“新时代、新商科”“新商科：概念、内涵与实现路径”等多种研讨会。201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深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发展能力。教育部将从2019年至2021年分三年全面实施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新商科可看成在新文科理念下开展商科教育的新概念。

新商科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目前，互联网企业与IT企业已成为新技术应用的先锋。大型互联网企业与IT企业集数据、技术、资本优势于一身，采用垂直化、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正在构筑产业链、盈利生态；中小互联网企业与IT企业则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场景提供高水准的专业服务，走垂直化的道路。

2016年10月，在阿里云栖大会上马云首次提出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新资源、新技术的概念。新零售、新金融指零售、金融领域的新生态及模式，它们是商业的新生代。新技术指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新资源指数据成为像土地、资本一样的新要素。新制造指把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于生产，产生智能制造。新金融涵盖宏观和微观。微观而言，网络形式的银行为其典型代表，它不需要物理营业网点，仅依靠大数据就可以对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状况、信用程度做出判断，并决定是否提供、怎样提供、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等，它突破了传统银行的质押、抵押等信用建立模式。宏观而言，发行电子货币、采用区块链或其他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形成分布式账本则是新金融的高级形态。新零售指个人、企业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并运用心理学知识，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和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线上线下融合与新物流是新零售的典型特征。[3]

随着技术的进步、商业环境的变迁、商业模式和业态甚至商业形态的创新，商科教育体系、模式和教育过程也应该随之而改变，至少应该对新时代、新技术、新商业业态、新商业组织、新商业价值观、新商业伦理做出回应。然而，很遗憾，与新商业业态相适应的新商科教育尚在概念讨论中，澄清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有时日。

二、新商科的外延与内涵

按照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文科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等学科。新商科应当至少涵盖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门类，其中最为核心的学科门类为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学涵盖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管理学涵盖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两个一级学科。

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学与管理学交叉融合倾向越来越明显，共同服务于市场经济实践，商业发展的现实也越发要求所有与市场相关联的学科之间不应有知识壁垒。另外，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创新了生产、分配、交易、消费等各个环节，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这样的背景孕育了新的商业文明、商业价值、商业组织、商业模式、商业业态，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因此，需要对生动的商业实践进行总结，将其上升为理论，并应用于新商科及其教育实践之中。

有学者认为，新商科是相对于传统商科而言的，它是放在科技革命、商业业态新发展的大背景下的“新”，是突破传统商科思维模式的“新”。[4]新商科要呈现新的面貌，即体系完整、功能互补、逻辑严密。

体系完整可以解决新商科的外延问题。新商科从外延上看，经济学、管理学两大门类为其核心层，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其外围层，相关工科知识为其扩展层，功能互补、逻辑严密，解决了新商科的内涵问题。

功能互补可以解决新商科各亚类知识的合理分工问题。新商科最核心的知识仍然是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学主要提供形而上的分析框架，管理学主要提供形而下的实证素材与管理方法。为规避经济学、管理学理性经济人的副作用，引入人文科学的相关知识，陶冶人的情操，滋润人的身心；为消减理性经济人的局限，引入技术伦理、商业伦理，减弱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为规避商业学科自身的局限，引入相关工科知识，扩展学科视野。

逻辑严密可以解决新商科各亚类知识的相互衔接、条理清晰等问题。整合财务、营销、人力资源的相关内容，可以解决相互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人员冗余问题等；增加数理分析内容，可以解决条理问题。

如何满足新商科的内涵要求？本研究通过“新商科特征”来进一步讨论，以明确新商科的发展方向。

三、新商科特征

(一)系统性

学科的基本特征就是系统性。基于新商科的新，其系统性特征也有了新的含义。商业的新时代变革决定了商科的“新”，商业的系统性变革决定了商科的新系统性特征。

5G通信技术、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使数据共享、资源整合，人人、人机高效协作成为可能。[5]正是这种可能性推动着商科向前发展。

各行各业的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于丰富的实用场景，横向催生新业态。如企业进军人机智能——人与机器融合，发挥人和机器各自长处；又如企业进军人类健康领域，让生命与机器融合——哈佛大学的生物工程学家打破了生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制造出半机械版的人体组织。[6]5G通信相比于4G更加高效、安全、可靠、稳定，构成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且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新技术集中涌现，不仅催生一批先导产业，而且正在与传统行业相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产业的技术基础、组织方式。先进技术与特定的应用场景相互作用、相互反馈，在提升新业态商业成熟度的同时，不断催生出新商业模式。如传统电商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介入而演化为平台，平台在拓展受众、配对生产与消费的同时，还制定规则与标准，提供核心工具与服务。即使是单一的风险投资、创业基金，它们也直接从科学研究的起始点——科学概念开始介入，而不是等到产品中试以后再开始商业应用运作。这些都不是传统的商业活动所能企及的，横向丰富、纵向深入的商业变革推动着新商科全面发展。

(二)创新性

新商科必须具有创新性。随着商业业态的大变革、大转型，既有的商业理论的引领力日渐式微，对其修修补补、将就式的完善已不合时宜,必须基于商业业态、商业模式的创新进行理论创新。

以会计学科为例，会计学必须提供大数据分析、实时会计、智能财务、企业战略财务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会计人才培养。在商业业态变革的背景下，普通会计的处理流程已不能满足用户需求，所有的企业资源应该能够被追踪，即跟踪资源进入企业的形式、时间、使用状况、流转、负责部门、使用效果等。这意味着财务要关注大数据而不是小数据，大数据影响的绝不仅仅是财务本身，还直接关联企业组织架构、商业模式、业务流程、管理方式。从宏观来看，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企业不得不思考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来适应产业发展，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从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也是探索并定型新的商业模式的过程——用数据洞见未来，选择并洞察商业场景，评估业务机会，选择数字化战略，建设进化型组织，保障技术安全，选择数字化管理工具，处理数字化关键业务，构建数字化商业平台。将会计服务演化为数字平台，不仅是业务的转型，而且创造了新业态。新业态要求会计学不仅要培养会做账的人、会回答问题的人，而且要培养会发现问题、善于创新的人。因此，现代会计学应肩负创新的使命。

(三)融合性

新商科必须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多个领域，多角度、多维度看待商业和商业活动。

从统计结果看，宏观的资本报酬增长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必然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2018年，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Netfix和谷歌Alphabet五大科技巨头市值合计超过了3万亿美元，超过了标普500总市值的10%。[7]经济学能解释财富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集中的现象，但贫富差距的拉大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生命与机器的融合渐成趋势。生命与机器融合涉及材料、电子、控制、机械、计算机、软件工程、生物医学、生命与伦理等诸多学科专业。商科学生为了更好地洞察、把握这一领域的商业机会，也需要掌握工科、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知识，甚至掌握一些必要的技能，否则，认识商业机会将会停留于肤浅的层次。

(四)发展性

新商科必须依靠其发展性来面对商业问题的复杂性、模糊性、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始终存在，解决问题无固定模式，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调整后再日趋完善。

复杂性源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的相互交织，它们在作用于商业业态、商业模式时产生了难解的复杂性。模糊性从技术上可理解为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模糊。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人们既生活在现实的物理场景中，又存在于虚拟的世界里，物理的人并不是简单映射于网络之中，其身份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定性在于技术的发展，以及发展中的技术与现实环境相互影响带来的不确定性。作为基础设施的网络技术也正朝着软件定义的虚拟网络技术的方向发展，而且发展中的技术又驱动商业模式及生态变化。例如，新技术、新媒体、新渠道整合在一起，形成新品牌——重新定义了产品，重新整合了供应链，重新开启了传播渠道，重新启用了新的服务方式，[8]老牌电商天猫、京东、唯品会等也一直在演进，技术、商业模式的迭代也一直在进行。

四、新商科的发展方向

(一)面向实践回答新问题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完善， 这是我们进行商业理论研究的背景和前提条件。我们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认识经历了从辅助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方兴未艾，它们涉及打破行政垄断、公平竞争、国企改革、产业政策、政府补贴、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政府职能转变、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等。[9]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引起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仍将持续，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规则可能出现新的深度调整。

以上都是新商科需要面对的问题，回答上述问题、总结上述实践经验的过程就是构建新商科的过程。当然，在研究顺序上应先扎根于中国本土，着力于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要建立商业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权，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开展传统研究，遇到价值判断命题时，往往采用规范分析方法；遇到事实确证的情况，往往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且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这些方法的选择与采用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和适当的。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和效果日益显现，我们有必要采用新的研究范式。大数据分析技术大大拓展了数据的外延与内涵。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如视频、音频、图片、文字)数据都可利用。研究可采用全体数据而不是部分数据、抽样数据。一般而言，大数据分析得到的多是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有些可推理，有些不可推理，有些可做统计分析，有些暂不可做统计分析。但是现在不可推理、不可统计分析不等于将来不可推理、不可统计分析，正是这种目前的不可能留给了我们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和可能。

(三)促进学科交叉

商业渗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商科必须突破传统模式，先在文科内部交叉，再与工科交叉，生成新范式。技术大进步、劳动生产率大提高，在解决了经济问题(吃、穿、用)后，人类的生存目的和意义何在？文科对善和美的追求，提供了求解这一问题的基础，这是商科追求文科范围内新学科交叉的原因。

相比于文科，工科在于求真，求真在于解决生存的手段问题。从劳动者角度看，人与机器人竞争是避免不了的现实。人们只有不断掌握新技能、新知识，提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才能提高相对于机器的竞争力。提高竞争力最直接的途径莫过于直接掌握先进技术，例如，利用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技术进行装配、维修，人们可在智能机器人的指导下进行。对程序性与事务性工作，机器人都可替代，工厂如此，商务领域也是如此。先进技术，如AR、MR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商业体验、试用场景。如果熟知智能机器人运行原理，必要时更新其程序，这时AR、MR只不过是有知识、有技能的人的工具而已。而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不知其运行原理，那么他的被剥夺感、受奴役感是十分强烈的，因为他只不过是机器人指挥下的一个真实工具而已。克服工具对人的奴役，追求人生的意义，唯有靠教育。一是教育人掌握技能，成为机器的主人；二是教育开发、制造机器的人，让使用者能控制机器，成为机器的主人，不被机器奴役。为了满足上述要求，文科、商科、工科等的交融就非常必要。

五、新商科实现路径

(一)研究商业本质，构建新商科

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既改变着世界，又改变着商业业态。商科教育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在商业理论研究上加快步伐。研究商业实践中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效果、新理论，实现从传统理论范式向现代理论范式的转变，对商业实践经验及商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成果进行理论化、抽象化、系统化、实证化思考，建立可以阐释并引领现代商业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当前，对商业本质、商业活动的规律要着力研究。

商业的本质就是利用生产—消费的桥梁作用解放生产力，提高人类福祉。解放生产力是手段，提高福祉是目的。为此，就要研究如何排除不合理的手段，多途径、多方面满足人们藏于心、隐于形的消费需求。当前的商业活动至少呈现出如下的规律：消费—生产—消费，价格—价值—价格，精神—物质—精神。就消费—生产—消费而言，生产决定消费，但现在消费、生产可同台登场，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可即刻体现，消费驱动生产成为常态。就价格—价值—价格而言，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是规律。但人们的日常消费往往会打破这条铁律，即人们在生活中先设定一个主观的价格，再去寻找那个客观的价值存在，有多少钱消费多少东西(一定的数量和相应的品位)变成了可能。就精神—物质—精神而言，人们现在越来越注重精神享受，物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神追求的桥梁——过渡物，最终实现的是精神愉悦。

(二)在提供丰富合理的课程体系过程中完善新商科

专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只有形成完备的专业知识和结构体系，才能被称为专门人才培养。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也越来越走向整合，未来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结构是“T”或“π”型的多元化知识结构，即在广博基础上的专精[10]。

专业教育上的专精在于选择适合职业要求、人的自我发展的学科养料，并在“合适”的追寻中逐步完善商业学科。“追寻合适”需要依据社会需要、职场场景来把脉与取舍。这种把脉与取舍需要深入现场，与业界互动，掌握现实的商业环境状况、商业发展趋势、商业业态变化、商业模式适应程度等，将现场收集、整理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形成场景写实、实战经验、案例库等。此外，还可邀请业界精英进行讲学、传授实战经验等。

商业进化的过程就是从走街串巷的行商到店铺经营的坐商再到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现在代理卖货的微商。现在微商发展势头迅猛，淘宝、京东、唯品会都难以招架。[11]微商利用网红、直播社交圈，将社群化营销与平台化营销结合、丰富的营销手段与先进的营销工具相结合、资源共享与行业互动相结合等。行商、坐商、传统电子商务平台的经验已成为过去，现代微商的做法很值得研究并需要被理论化，从而丰富、完善商业学科。

需要强调的是，人格完善、自强自立、遵守商业伦理和道德底线比什么都重要，人的商业才能出众而全面发展滞后，将会产生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从商业教育源头入手，即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找理性和智慧，并将这种理性和智慧嵌入商业学科知识体系，为教育提供养料。

(三)构筑学科专业平台，发展新商科

“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一系列新技术带来了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之间的融合”[12]，由此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现有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商业形态都正在和将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根本改变挑战着大学的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和学科组织方式。例如，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使技术扩散速度更快，可瞬时共享信息，它们与生产、消费呈液态化关联，这时的知识生产就不能再封闭于象牙塔内，而是要在开放的平台上同社会广泛交流、互动，其学科知识产生的组织方式也要打破系/科的区隔并与之相适应。另外，从大学内部看，前沿性、颠覆性的商业业态、商业模式的内涵不断拓展，也促使学术共同体关注于此、研究于此，催生出新的学科生长点；从大学外部看，商业科学研究本来就是多方并存、多元共生的局面，而且市场对新业态、新模式更加敏感，尤其是在商业模式迭代更新上，业界比大学敏感。大学的学科知识生产如果不打破内外壁垒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因此，构筑内外相互融通的学科平台以保证学科交融、生长十分必要。

构筑平台可从组织、资源、方法、平台等方面整体推进。组织方面主要考虑学术带头人，考虑吸收外部成员；资源方面主要考虑人、财、物的跟进；方法方面主要考虑构建好的合作机制、好的人才梯队、好的文化氛围、好的评价方式，并将它们用于平台构建的组织指挥和过程引领；平台方面强调做好顶层设计，对接产业、业态、模式变革，对接国家和社会需求，满足凝练学科方向的需要，使之成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开放性、研究性、教学性平台。[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