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晓丽

(河南工程学院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黑暗的心》是康拉德丛林小说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叙述人马洛为我们描绘了一段欧洲殖民者入侵非洲丛林的历程。在非洲腹地，这些殖民者尔虞我诈，马洛对撒谎深恶痛绝，他认为谎言带有死亡的气息。但在小说结尾处，马洛对库尔兹的未婚妻撒谎了。马洛性格前后的改变，值得思考。本研究试从“女人是他者”这一哲学理论角度出发解析残暴殖民者库尔兹身边的两位女性，探讨马洛性格前后变化的原因，进一步揭示康拉德对女性认识的局限性。

一、“女人是他者”

“女人是他者”是波伏娃在关于女性的哲学著作《第二性》中提出的概念：“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是。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1] 11该书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追溯“女人是他者”的历史渊源，通过对女性命运和处境的历史考察，揭示并澄清了他者的性质[2]。

(一)他者和内在性

波伏娃认为，“法律和风俗给予丈夫很大的权威，他是生产者，是他超越家庭的利益，面向社会利益，他体现了超越性。女人注定要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也就是说注定属于‘内在性’”[1] 550。在婚姻的处境中，社会把女性定义并禁锢在家庭中，她要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她没有别的任务，不能提出目标，只能建立平衡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她试图通过家庭美满幸福实现自身的超越性，但因为她不是社会的生产者、创造者，所以否认她有超越性。

而他者对男性超越性的绝对肯定，使女性完全禁锢在内在性中。波伏娃认为，女人对英雄和男性世界的法律尊敬源于她们自己的无能和无知，她们不是通过判断，而是通过一种信念去承认男性是“英雄”，这种信念是盲目的、热烈的、固执的、愚蠢的。[1] 787女性赋予男性“英雄”的形象，是男性超越性的表现，是因为他们有超越家庭、加入社会、参与未来建设的各种活动。

(二)他者和特殊性

波伏娃认为：“人道主义的道德要求一切活生生的体验都要有人性意义，它要享有自由，所以女人只有在爱情中或欲望中承认他者是特殊的。”[1] 567婚姻和家庭是自我(男性)和他者(女性)[1] 11的结合，处境给予他者一定的自由权利，“人道主义的道德要求一切活生生的体验都要有人性意义，它要享有自由”[1] 567。 婚姻赋予女性一定的主动性，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女性跨越了绝对他者[2]的地位，具有特殊性。

在家庭处境中，女性力图加入自己的特殊性，她有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烹饪方法、固定的餐桌布置方式，做各种编织手工；她说服自己，所有的家务活动都做得完美无瑕，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当她的孩子和丈夫想帮助她时，她会拒绝，因为她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她做得好。

他者在追求特殊性的完美中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她会沉溺于窗帘的摆设以显现家的温馨，她会欣喜于一束花、一桌美味佳肴和精致的陶艺，她喜欢用首饰和小玩意儿来装饰自己，她喜欢和享受周围简单而微小的事物。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女人成为完整的他者。

二、《黑暗的心》中未婚妻和非洲女人形象解读

《黑暗的心》中，库尔兹生活在落后荒芜的原始部落中，完全摒弃了文明社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他用自己的知识和残忍手段神一般统治着他的黑暗王国，在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舞台上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土著人的头颅是他显示权威的仪式上的祭品。本研究从他者的角度审视未婚妻和非洲女人这两个与库尔兹有密切关系的女性，探讨不同环境下他者的特征，揭示马洛性格改变的原因，以期更好地理解康拉德对女性认识的局限性。

(一)未婚妻的内在性

未婚妻具有他者的特征：绝对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正是通过库尔兹绝对的超越性[1] 550而确定的。别人眼中聪明能干的库尔兹，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殖民者，他贪婪成性，在非洲丛林烧杀抢夺。作者在《黑暗的心》中两次描写库尔兹的心声，“我的未婚妻、我的象牙、我的贸易战、我的河流……我的……一切都属我所有”[3] 117。未婚妻和他的事业都是他的私有财产。处于父权制社会的库尔兹，生产和创造价值，探索世界，具有男性超越性的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和创造力[1] 811；在婚姻处境下，未婚妻完全被禁锢在家庭中，负责照顾家庭和繁衍后代，与世隔绝。

作品结尾，未婚妻通过与马洛交谈，一方面释放深埋心底的悲痛，另一方面表达了她对库尔兹的盲目崇拜。马洛在库尔兹去世一年后见到了库尔兹的未婚妻，她已不是小姑娘，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凄凉神态，一直沉浸在无穷的悲痛中，以致马洛对库尔兹的死产生了疑惑，“对她来说，他只不过是昨天才死的。哦，天哪！她给予我的这个印象是那样地强烈，以致我似乎也感觉到，他只不过是昨天才死去——不，就在刚才才死去的”[3]183。 她期待马洛和她一样理解和崇拜库尔兹，而她深信自己是最了解库尔兹的人，她迫切希望马洛崇拜库尔兹：“您也非常崇拜他吧？了解他而不崇拜他，是根本不可能的，是不是这样？”[3]184禁锢在婚姻中的未婚妻，不假思索地崇拜库尔兹，康拉德把未婚妻的信仰放在库尔兹的超越性中，他者在自我的超越性中实现价值。“我比地球上任何人都更了解他……”她继续谈着，“他依靠他所具有的最高尚的品德把人吸引到他身边来……这是一位伟大人物的天赋。”[3]185但马洛亲身经历了欧洲殖民者贪婪掠夺非洲，目睹库尔兹随着野心的膨胀一步步走向灭亡，此时马洛对库尔兹的未婚妻产生了某种绝望的感情，但同时又对她所具有的信念，对那个伟大的、具有实际效用的幻境表示无上崇敬。[3]186她悲伤地继续说：“所有他的伟大，他的博大的思想，他的高贵的心……所有的人都非常推崇他，他的每个行动都闪耀着他的善良的光辉……”[3]187被禁锢在家庭中的未婚妻，把她的思想、信念毫不保留地献给了库尔兹，这正是家庭对她的期待，“……我对他的信仰超过了世上任何人，超过了他的母亲，超过了——他自己”[3]188。父权制下妻子爱丈夫是对自己和社会的一项责任，而思考和理性是社会赋予男性的责任，男性的天赋是行动。[1]581她只有把自己交付在他的手中，生存才具有价值。于是她崇拜他，他是一个要代替父亲的半神，他是价值的持有者、真理的担保者，[1]610她甘心满足于自己的无能和无知。未婚妻对库尔兹坚定不移的信仰，作为他者根深蒂固的内在性使马洛怜悯和绝望，于是马洛撒谎说：“他所说的最后一个字是您的名字。”[3]190

未婚妻活在库尔兹所创造的男性世界中，她的生命以库尔兹的存在而具有价值。康拉德深受父权制文化影响，把女性定义在只存在于男性的价值中，这样的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局限性。康拉德强调男性的超越性，而未婚妻坚持这种超越性，不去探究问题的根源，不会推理，只愿停留在表面，只愿求助于沉默或者眼泪。这也正是未婚妻作为他者的内在性表现。

(二)非洲女人的特殊性

非洲女人具有他者的特征：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双重的：身份的特殊性和沉默的特殊性。当以马洛为首的“朝圣者”和土著人发生冲突时，非洲女人出现了，“身上穿着带条纹和花边的衣服，佩戴着野蛮人的装饰品，戴着一副铜丝手套，戴着有无数个玻璃球的项链……浑身挂满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物件”[3]148。康拉德刻画了一个鲜活的他者，他者的特殊性体现在喜欢装饰自己。“她显得既野蛮又无比高贵，眼神既狂野又威严；在她那不慌不忙的步伐中，既有某种不祥的威胁，又有一种庄严的气概。”[3]148康拉德赋予非洲女人双重身份：奴隶和他者。她高贵端庄，集女性气质于一身，看似那么完美。这种特殊性使非洲女人成为完整的他者。马洛听俄国人说：“我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阻止她进屋里去……她因此大吵大闹……她像发疯似的跟库尔兹吵了一个小时，还老是对我指指点点的。”[3]150面对残暴的库尔兹，双重身份的非洲女人可以与之平起平坐，而且敢于争吵。非洲女人处于爱情或欲望的处境中，她只是库尔兹的情人，是未婚妻的替代品。康拉德描写的非洲女人形象是最底端的他者形象，具有他者的特殊性。

非洲女人的存在悄无声息，她是沉默的[4]，没有可以表达“自己意识”[5]的语言。她出现时也只有佩戴的饰品互相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和黄色的金属闪闪发光，即使她把头扬得很高，发式像一顶钢盔，一副悲伤凶猛的神情，她的文化、她的处境就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她与土著部落说着听不懂的土话，这种话语康拉德听不到，“文明”的殖民者也听不到，她的世界是无声的，长久以来接受殖民者的驯化，是没有反抗的，想留下库尔兹，但走到轮船前面来又一动不动，只能“张开光着的双臂，僵直地往头顶上举去”[3]149。当载着库尔兹的汽船要离开时，一千多土著人顷刻间布满空地和山坡，随着汽船的鸣笛声和“朝圣者”的枪声逃之夭夭；而非洲女人如她的钢盔发式一般坚硬，屹立不动，但最终只是隔着河流，悲伤地举起了双臂[3]166：无言地表达自己对殖民者的愤怒及对库尔兹离去的无助和伤痛。在父权制社会里,非洲女人“举起了双臂”，赤裸裸地被康拉德禁闭在无声的世界中。沉默是对身份的认同，她是黑人、他者、情人，所以她的沉默具有他者的特殊性。

(三)两位女性形象的共通性

库尔兹身边的两位女性，虽然不同的处境决定了她们不同的他者特征，但对库尔兹的死亡，她们表达悲痛的方式相同。

未婚妻被禁锢在婚姻和家庭的处境下，封闭在夫妇共同体中，她的处境决定了她无法实现超越。她崇拜库尔兹，认为他从事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取得了只有卓越的人才能取得的成就。她目光短浅、思维迟钝，过度依赖夫妇共同体中他所带来的价值，这种价值既是家庭的价值，也是她活着的人生意义。她的存在因这个夫妇共同体而具有价值，这使她感到幸福。她对库尔兹的尊敬、对库尔兹的绝对认可，使马洛感到惶恐、愤怒和不安。马洛几次有意打断未婚妻的谈话，想把自己在非洲丛林的所见所闻告诉她，但面对这么一位虔诚的“库尔兹信徒”，马洛把库尔兹的真面目深深埋在了自己的心里，从而打破了自己不说谎的惯例。婚姻处境下的未婚妻，把自己根植在家庭中，使自己沉浸在无穷的悲痛中。

非洲女人骄傲地在丛林中踏着泥土前进，她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浑身佩戴的东西得有好几只象牙的价值，每走一步那些东西都会不停晃动。她是库尔兹的情人，丛林是她的领地，当载着库尔兹的汽船离开时，“她举起手来，大声喊叫着什么，于是那些狂野的人群马上一起跟着她发出一阵语音清晰的迅速而急促的吼叫”[3]165。这说明她在土著人中有身份和地位，但在康拉德的父权制度下，她只生活在无声的世界中。面对殖民者凶残的驱散，土著人落荒而逃，她依然靠近河边站着，连眼也没眨一下，但面对库尔兹的离开她无能为力。这样的悲痛在未婚妻身上重现：“她现在这姿态和另外一个同样也很悲伤的女人的姿态就十分相似，那女人曾浑身佩戴着全然无用的符咒，在那地狱的河流——黑暗之流的闪光中，伸出她的光着的棕色的双臂。”[3]188

三、结语

在《黑暗的心》中，未婚妻的内在性使她丧失自己，非洲女人的特殊性使她沉默不语，她们在父权制文化中是他者，她们的信仰是残暴的殖民者库尔兹，自大、凶残的自我和弱小、无助的他者，构成了一个不均衡、不和谐的家庭，随着自我的离去，他者所有的一切都崩塌了，她们只能不约而同地伸出双臂表达着无助的悲痛，成了殖民者库尔兹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