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青

（西安财经大学，陕西 西安 710100）

由约翰·斯蒂芬森和马克·奥斯本担任导演，乔纳森·阿贝尔和格伦·伯杰等担任制片人和编剧，杰克·布莱克、德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大卫·克罗素、塞斯·罗根、成龙、刘玉玲、吴汉章等配音的好莱坞大型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已在全球推出三部系列：《功夫熊猫1》（Kung Fu Panda 1，2008）、《功夫熊猫2》（Kung Fu Panda 2，2011）和《功夫熊猫3》（Kung Fu Panda 3，2016）。这三部电影刚问世便在影迷中引起轰动，随后获得最佳动画电影奖、最佳动画电影导演奖、最佳动画电影编剧奖、最佳动画电影艺术指导奖等多项美国影视大奖。《洛杉矶每日新闻报》评论说，该电影系列是“梦工场动画自《怪物史莱克》之后出品的最好影片”；《华盛顿邮报》也认为，该电影系列的成功，得益于能够“激励人心，哪怕竭尽全力去抵御它的魅力”[1]。

《功夫熊猫》系列虽然风格各异，制造的冲突和矛盾不同，但是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们都以主人公阿宝为中心，塑造了有关阿宝的各种离奇事件和情节；二是由好莱坞导演的这些“阿宝的故事”都是经典文本，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还是从思想到精神，都巧妙地借鉴和融入了中国元素。法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朱丽叶·克里斯蒂娃在她的文本理论中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改编”，也就是说文本之间存在借鉴、吸收、改编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特征，而且文本的互文性必然产生文本的狂欢、对话和复调[2]。《功夫熊猫》系列作为电影文本中的经典文本，作为广义文本的一种存在和呈现方式，无疑也具有上述特点。

一、中国意象与美国电影特技的狂欢

《功夫熊猫》系列首先一个最吸引影迷眼球的地方，就是大胆运用中国意象。中国意象以互文性的方式参与到美国文化的表述之中，同时又在美国电影特技中产生狂欢化的效果。从人物选择方面来看，憨态可掬、喜欢翻跟头的主人公阿宝是一只大熊猫——大熊猫作为自然界的活化石是中国国宝，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而且阿宝这个称谓也颇具中国特色，意指心肝宝贝，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喜闻乐见；阿宝的师父是一只中国人熟悉的浣熊；与阿宝一起履行“和平使者”职责的盖世五侠——娇虎、仙鹤、螳螂、灵蛇和金猴，其意象分别源自中国的华南虎、丹顶鹤、中华大刀螳、赤尾青竹蛇和金丝猴；乌龟在中国文化中是长寿的象征，而乌龟大师的圆寂让人不禁想起东汉时期曹操在《龟虽寿》里书写的名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龙的意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含义，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象征，这些意义与西方世界对龙的情感认知有天壤之别。在《功夫熊猫1》中，大龙是邪恶、背叛和贪婪的代表，这与西方基督教世界里犹大的形象如出一辙，虽然称之为大龙，实际上是一条恶龙，这又与西方文化中对龙的认识和评价有关。不过具有特殊影射和所指的是，阿宝要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龙大侠”，又回归到中国文化对龙的认识本位。从饮食方面来看，好莱坞对中国意象的撷取更有“接地气”的感觉。阿宝来自面条世家，他最喜欢吃包子，师父训练他时正是因为他对包子很“狂热”（crazy）。阿宝的“包子情节”不仅出现在《功夫熊猫1》中，到了《功夫熊猫3》中的熊猫村，大家欢迎阿宝回家时仍然是用包子宴请他。这与西方饮食中的汉堡文化、披萨文化截然不同。除此之外，《功夫熊猫1》里的和平谷是依照中国丽江山谷和广西桂林山水，加上先进的美国电影特技得以完成的。《功夫熊猫3》里的熊猫村颇似唐代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充满祥和、安静和欢乐的景象。实际上，早在《功夫熊猫1》中，乌龟大师给阿宝醍醐灌顶式的启发、使他恢复战胜困难的勇气的场所，也是选择在意境幽远、充满诗情画意的桃树下，朵朵桃花增添无限神秘和韵味。此外，还有一些意象，比如阿宝与浣熊师父在餐桌上用筷子斗法，盖世五侠用狼头桩、沙袋、蜡烛等练功修行等，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而这些文化特征，与阿宝的“肚腩突击法”、“面条护身术”一样，被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作者制作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地实现了意象层面上的狂欢[3]。

二、中国艺术与美国价值理念的对话

《功夫熊猫》系列特意把中国古代作为故事叙述的背景，把阿宝习得中国功夫、保家为民作为故事深化的主题。在对该主题展开的过程中，好莱坞别具匠心，一方面充分彰显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又借助美国式的幽默，使得该电影系列成为中国艺术与美国价值理念互文对话的典范。首先，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服饰艺术与美国审美艺术的呼应。在《功夫熊猫1》里，阿宝平日的装束颇具中国古代平民的服饰特色，当阿宝在梦境中成为“大侠”，其装束发生变化——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手持竹棍，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侠客和武士的艺术形象；其他人物角色也颇具“中国范”，比如浣熊师傅穿着道袍、盖世五侠习武时穿着练功服等。这些艺术形象被好莱坞成功地塑造。其次，中国传统的建筑、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融入影片当中，得到美国电影艺术工作者的巧妙加工。在《功夫熊猫1》中，气势磅礴的玉皇宫，雕梁画栋、朱漆红柱，无论是规模气势还是宏伟程度都堪称中国古代宫殿艺术中的典范；在《功夫熊猫2》中，充满灵动意境的宏大中国山水画以好莱坞特有的艺术色调，成为阿宝离奇故事情节升华的背景；在《功夫熊猫3》中，还出现了中国特有的皮影艺术，尤其是乌龟大师与天煞在卷轴中的“对话”和“较量”，其场景不仅把中国山水画面作为文本基调，还点缀着飘逸的中国书法和俊美的印章，给人印象深刻。再者，具有中国风范的玉文化以及工艺美术也得到艺术化的彰显。众所周知，玉文化在中国古代具有特殊含义，民间传说玉通过吸收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而得以形成。在《功夫熊猫3》中，自然界“恶”势力的代表天煞借助玉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其手段是把诸多武林高手变成玉佩挂在腰间，并把这些神秘的“符号”（signs）转化成他的傀儡和武士，使之赋予一种宗教意味[3]；挂在天煞颈脖之上的、由乌龟大师幻化而成的玉佩，尤其显得耀眼。此外，《功夫熊猫》系列影片里的音乐艺术以及乐器等其它方面也具有典型性。在神龙大侠比武大会上，铜锣和长笛交相辉映，传统的中国五声调式音乐此起彼伏，再夹杂大街小巷的爆竹声声，宛如中国古代的音乐盛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好莱坞在《功夫熊猫》系列里有意淡化美国电影惯用的叙事套路，但是美国文化的主导思想没有销声匿迹，“美国式的艺术思维、调侃和美国式的幽默”还是充斥在《功夫熊猫》系列中的各种细节叙述里面[4]，而这些艺术思维及幽默等则明显地被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印记。再以阿宝和阿宝的父亲为例。阿宝体型肥硕、身材高大、行动笨拙，但是眼神中透露着聪慧、狡黠和坚韧；而阿宝的父亲，步履蹒跚、长着小脑袋、眼睛里满是沧桑，作为鸭子，它擅长的不是游泳，而是做面条（noodles）。阿宝和阿宝的父亲一出场就颠覆了中国观众传统的思维认识，但是这些形象却符合美国人的文化审美心理。在山清水秀的和平谷居住着各种动物，数量最多的是兔子和猪，它们体型羸弱却顺从安静、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因此被当作一般民众的代表。好莱坞选择这些形象，有美国价值理念潜在地发挥作用[1，3]。尽管如此，《功夫熊猫》系列里中国艺术与美国价值理念的相得益彰，说明中美两种文化在电影文本层面存在异质性的同时，也存在对话的可能性。

三、中国哲学与美国人文主义精神的复调

《功夫熊猫》系列涉及多种哲学思想和观念，其中中国哲学中的“道”、“有无相生相随”、“内圣外王”等思想，与美国人文主义精神产生某种文本层面的复调。比如，在《功夫熊猫1》中，鸭子父亲告诉阿宝，倍受大家追捧的所谓“祖传靓汤秘方”其实根本不存在：“the secret ingredient is nothing”，即秘方不存在，这与随后故事情节中呈现的所谓“神龙秘籍”不过就是“空白卷轴”的说法如出一辙——“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最终归属为“道”。为了使阿宝在关键时刻恢复自信，获得真知，鸭子父亲像哲学家一样启发阿宝说：“To make something special，you just have to believe it’s special”，即“要想使事物变得与众不同，你必须相信该事物本身就是与众不同的”。其言外之意是指，成功的关键在于专心做事，相信自己，通过磨练意志实现梦想。在《功夫熊猫2》中，阿宝突破自我，领悟到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实现自我价值的“武功绝学”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盖世武功”，而是回归自然，寻找本我，保持内心平和（the inner peace）；只有“心外无物”、“心无杂念”，才能变得无比强大。而这些思想，与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空灵境界”，形成内外在的互文关系。在《功夫熊猫3》中，“氣”被赋予某种神奇的力量，除了乌龟大师用玉杖写就的“氣”呼应仙鹤在纸上写下的“禅”，天煞因为拥有“氣”从灵界穿越到凡间，并且具有了无与伦比的超自然力量（supernatural power）——“氣”看不见摸不着，却撼人心魄，“氣功”于是成为该影片中具有特殊指涉的哲学命题，也无形中增添了中国“氣功文化”[4]的神秘主义色彩。《功夫熊猫》系列还教诲世人如何做人（be a man），如何做最好的自己（do one’s best），如何坚持梦想（stick to the dream）——既不要沉湎于过去，也不要把事情拖到将来。在《功夫熊猫1》中，该哲学命题影射在乌龟大师跟阿宝的对话中：“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There’s a saying，‘Yesterday is hitory，tomorrow is a mystery，but today is a gift.’”意思是说，“你太在乎过去如何和将来怎样（这是不足取的）。有句俗语说得好，昨天已成为历史，明天尚且是个迷，只有今天是最好的礼物。”乌龟大师试图告诉阿宝，不要纠结于过去的自己，也不要追逐虚无缥缈的将来，关键是要面对现实（face reality），在当下该如何作为？正所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由此可见，对现在的重视和对今天的把握，既是中国哲学式的思辨，也是美国人文主义精神的反映。说到底，它是中国哲学与美国人文主义精神复调的结果。此外，贯穿《功夫熊猫》系列的，还有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即“Who am I？”（我是谁？）。该命题最意味深长的反映就是阿宝的身世之谜——在《功夫熊猫1》中，鸭子父亲告诉阿宝，他是从蛋壳里孵化出来的，阿宝信以为真，因为鸭子父亲对自己深沉的爱早已证明一切；到了《功夫熊猫2》中，阿宝与沈王爷遭遇，期间见到“孔雀徽章”，这离奇的邂逅勾起了他儿时的零星记忆，鸭子父亲不得不告诉阿宝：“你确实是捡来的”，随后便有了阿宝“对身份的追寻”（quest for identity）；到了《功夫熊猫 3》中，与阿宝长得一模一样的李山的出现，揭开了困扰阿宝多年的身世之谜：原来李山才是阿宝的亲身父亲。戏剧性的描述和哲学性的思辨相互交融，以复调的形式存在。就阿宝而言，“两个爸爸”的存在，成为他与天煞英勇地进行搏斗的动力源泉。实际上，该哲学命题除了指涉阿宝的身世，还互文性地影射人生的“追寻”母题[5]。

综上所述，《功夫熊猫》系列不只是好莱坞的电影佳作，它还是好莱坞电影史上一部通过挖掘中国元素以充分彰显美国风格和精神品质的动画经典。从某种意义上讲，《功夫熊猫》系列是中国元素与美国风格合力作用的产物，具有丰富的互文性特征。一方面，中国元素对该系列电影的品质和形象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人特有的品质和观念也在电影文本叙事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借助互文性视角还会发现：《功夫熊猫》系列既是中国元素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的成功，也是建构在中国元素基础之上的美国影视风格的成功。总之，中国元素与美国风格在《功夫熊猫》系列里实现了互文层面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