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代云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一、从“诗江湖”到“朋友圈”

凡是亲历过近二十年诗歌运动的人，大概对“诗江湖”和“朋友圈”都不会陌生，前者得名于2000年南人创办的诗歌网站“诗江湖”，后者得名于微信朋友圈。笔者用这两个词语来描述网络时代诗歌的变迁，是因为这个“变迁”直接影响着诗歌的生态和语境。

诗江湖形象地暗示了21世纪初网络诗歌的发展状况，网上不仅山头林立、旗帜纷飞，而且年轻的诗人们也带着快意恩仇的江湖习气，“凡有诗歌锅灶的地方，必有狼烟烽起”［1］30。这种江湖似的诗歌生态的出现，可以直接归因于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但真正的推动力却是诗歌内部的原因，比如写作观念的分歧、比如“70后”诗人的登场，等等。网络的出现确实改变了诗歌生态，1999年，李元胜主编的网络诗刊《界限》上线；2000年，莱耳、桑克创办的诗歌门户网站“诗生活”开始运营，虽然此后诗歌网站如雨后春笋，但在当时，只有BBS论坛（Bulletin Board System）才能承载如火如荼的诗歌论争。

可以将21世纪初开头的几年称为诗歌的论坛时代，其中乐趣园论坛的免费开放使网络上的诗歌争论迅速扩散、迅速江湖化、口水化，人们形象地把论坛发帖、跟帖称为“灌水”。申请成为乐趣园免费论坛的版主程序简单，所以一夜之间，论坛满诗坛，“不同的论坛的大量产生，也都出于不同的凝聚点的作用和占位的渴望，这种凝聚点可以是流派、地域、立场、写作倾向、生活背景和身份等等，因此这些论坛也都是各种‘势力’的集结和占位”［2］86。虽然版主预设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目的，但成百上千的诗歌论坛大多还是籍籍无名，只有诗江湖、扬子鳄、北京评论、第三条道路、诗歌报、天涯诗会、榕树下等人气旺盛的诗歌论坛才人声鼎沸，它们中有的倾向鲜明，有的则以兼容著称。

论坛消解了话语权，打破了权威，每一个ID都是平等的，都可以发帖、跟帖，所以无论是诗歌大佬，还是无名小卒，在论坛里面都人人平等，“人们可以凭着键盘这张‘入场券’穿梭于各个论坛间”［3］32，数以万计的未名诗人一下子从“失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始了语言的狂欢。在论坛上，诗人还可以用游客的身份匿名发帖，所以论战更加混乱，甚至到了“敌友难分”的地步，“隐形”的安全感和快感加速了论争的情绪化、流氓化，网络诗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江湖乱象。但大多数诗人还是意识到，意气之争无助于诗歌发展，所以有一些诗歌网站如诗生活、界限、他们、终点等开始以严肃的态度编选网络诗刊，推出个人专栏。个人专栏实际上已经带有自媒体特征，但直到博客成为网络诗歌的主要载体后，诗歌的自媒体时代才真正开始。

论坛的消退和博客的兴起将网络诗歌推送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称为博客时代。从外部看，论坛收费、网络整顿似乎都是论坛荒废和关闭的直接原因，但从内部看，理性的探讨和潜心的创作显然更有利于诗歌建设，所以，论坛的降温是迟早的事情。2005年，新浪、搜狐、网易、天涯等门户网站纷纷推出个人博客服务，诗人们逐渐移师博客，开始经营个人的诗歌空间。

在论坛时代，版主独享后台管理权，可以删帖、封号。所以，论坛的兴衰与版主有很大的关系，对于网站来说，发帖跟帖的数量、诗歌论争的激烈程度，都关乎人气和点击率；在博客时代，后台管理权被移交给每一位博主，因此，其人气和点击率与博主的现实身份有很大关系，各大网站都纷纷邀请影视明星、体育冠军、著名记者、知名作家入驻博客，积聚人气，主打粉丝文化。未名诗人因为缺少粉丝，在博客时代逐渐丧失了话语权，为了增加点击率和夺取话语权，哗众取宠、炒作不可避免地成为获取诗歌声名的手段。赵丽华、乌青等诗人都不是因诗歌文本获得关注，而是在诗歌事件中爆红的。评论家白烨感到，“博客并不适合严肃的文学写作以及学术交流，它更适合于明星和她们粉丝群体之间的互动”［4］34。这种“明星+粉丝”的文化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博主为中心的诗歌圈子，诗歌从江湖走向了朋友圈。

博客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博主需要尽力维护博客，发帖时候尽量考虑作品的质量、话题的深度，因为这些涉及诗人自我形象的构建。所以诗人的写作渐趋平静，逐渐进入了自我建设的阶段，有评论者乐观地看到，“网络诗进入低谷后，坚守理想的诗人们选择了博客——这种更自我、更纯粹的方式，开始了新的诗歌朝圣”［5］15。但过高地估计博客的作用似乎也不合适，因为诗歌的分歧依然很多，但诗人们却已经不屑于分析和争辩了，也即是，尘埃尚未落定，诗歌写作已经逐渐圈子化，这到了微信时代更加明显。

2012年，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超过了电脑，但博客并不适合在手机终端阅读，微博、微信应运而生。微博的功能和博客有类似之处，但作为一种更加圈子化的即时通信工具，微信朋友圈只向通讯录里的好友开放，这就意味着更小的诗歌群体，是“朋友”。“朋友”有相似的诗歌理想，写作观念；有共同的诗歌利益，互有勾连；或者碍于情面，互相点赞。朋友圈当然可以鼓励和支撑某一种诗歌写作倾向往前走，形成潮流，但也容易滋生自大、狭隘、偏执、自以为是的诗歌心态。

二、诗歌论争

网络提供了对话平台，消解了诗坛权威，这种诗歌场景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未名诗人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诗歌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本不再需要“权威”（编辑）认证便可以直接发布到网上，并由此形成对权威、对传统的冲击。这些文本中有作品，也有理论主张，有些作品和理论主张之间甚至形成了映照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有清晰的理论主张，有实践这一主张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影响力，代表了文学发展的某种方向，便可以称为流派。所以从积极的意义上说，网络时代纷繁复杂的命名乱象，并不仅仅是年轻诗人吸引眼球的姿态，同时也是一种切实的诗歌实践。学者的意义便是从众语喧哗中分辨、探讨这些“山头”和“旗号”的理论价值，并对这一段诗歌的历史做出恰当的“描述”。

对于诗歌而言，网络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网络诗歌面对这种空间生产，参与人数、诗歌产量的浩如烟海乃至论坛、博客等的活跃存在，并不能证明属于诗歌的空间构筑成功了，自由、迅捷、公正、透明的表象后面是情绪化、江湖化、隐匿性和伪公共性”［6］179。确实，情绪化、江湖化直接表现在网络诗歌论争之中，尤其是一些激进和反叛的作品与主张，如下半身写作、低诗歌运动、垃圾派，等等，其间的意气之争就明显大于诗学之争。

下半身写作、低诗歌运动、垃圾派的倡导者往往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在论战中自居，并迸发出一种臆想的诗歌“革命”的热情，任何对作品的批评和对理论的怀疑都是诗歌的“敌人”，应该坚决打倒之。而反对者则以为自己占据了道德优势，对下半身写作、低诗歌运动、垃圾派进行非诗的指责、谩骂，这些反对者大多没有系统阅读过他们的诗作，仅仅将其中的拙劣之作、游戏之作当作批判的对象，有些论者甚至望文生义。论战双方谩骂、删帖、封号，甚至威胁人身的做法，均时有发生。即使在各自的内部，也有不断的误解、攻讦，有划清界限，也有割袍断义。“一些本应该能为新诗面临的困局提出应对策略的论争，常常在有意无意弥散出的‘江湖帮派’气息中消磨掉了积极意义。此外，稍有学人对当下诗歌或诗人进行学理上的批评，就会招致一个诗人群体的‘群殴’这样强烈的反弹。”［7］227流派意义上的诗歌论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江湖帮派的口水战。

将诗歌讨论引向语言甚至行为上的人身攻击，无疑会破坏诗歌论争的生态，即使其理论主张有可取之处，也容易显示出破坏性。有趣的是，网络时代的诗歌论争虽然表现出乱象横生的江湖景象，但实际上并不遵循“以武会友”的江湖规则，因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所以它比江湖还复杂、还混乱，谁都说服不了谁，有时还会出现帮派混战的场面。

进入诗歌的自媒体时代后，江湖混战的场面被遏制住了，但这并不是因为诗歌的分歧和解了、消失了，而是广阔的诗歌江湖被分成若干朋友圈、若干微信群，被分成若干互相勉励和包庇、互相抬举和吹捧的诗歌帮派。从表面上看，江湖渐渐归于平静，而实际的可能是，自媒体诗歌的时代是一个只见帮派不见江湖的时代，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偏见”的年代，比如一些号称年度最佳、地域最佳的诗歌选本，就常常带有“帮派”的特征。现实的身份和话语权力在诗歌运动中再次显现出来，诗坛重新回到权力时代，虽然编辑的权力在逐渐瓦解，但是“帮主”的权力在逐渐增加。

大部分诗人的朋友圈、微信群都表现出一副和善的面目，但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帮派的组成部分，帮派内有看不见的等级秩序，有无须质疑的诗歌观念，犯上、逾矩，都有被清除微信群和朋友圈的危险。诗歌帮派的利益和权威比诗歌的质量和水平要容易分辨得多，所以朋友圈、微信群秩序井然，单纯地以“武力”（作品质量）分出级别和座次的帮派，多半会被目为旁门左道。

自媒体时代貌似进入了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写作时代，但没有一个诗人的写作能够和诗坛脱节，只有进入“生产——流通——消费”的文学活动环节，诗歌的写作才有现实意义和文学史意义，诗人实际上被“绑架”在具体的诗歌语境中。从积极的意义看，朋友圈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诗歌同仁，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砥砺，有相近的诗歌观念，可以推动某一类诗歌写作的深入，形成影响，甚至发展成流派。但也应该意识到，一个只允许点赞的朋友圈，对诗歌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无论是诗歌事件、诗歌观念还是诗歌作品，仅仅在朋友圈传播，大家听到的多是相似的片面之词，很难听到朋友圈以外反对的声音。如果诗人陶醉于这种桃花源似的诗歌帮派，便会一叶障目、盲目自大，形成狭隘的诗歌观念。

三、自我营销与“跑步进入文学史”

在诗坛统一于编辑权威下的纸媒时代，刊物承担着诗人和诗歌经典化的责任，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诗人开始自己承担自我推荐的责任，并因此获得进入文学史的资格，从这一点上说，互联网带给诗人的不一定是幸运，这也许是诗人浮躁的外部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安静的作者可能因为不善于自我营销而被文学史忽略，而一些广袖善舞的诗歌活动家则不断地把自己的作品包装成精品，跑步进入文学史。网络并不意味着，此前的诗人不需要自我营销，只不过在新的时代，诗人的自我营销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诗人的自我营销分为线上营销和线下营销。线上营销是指通过各种网络渠道，推出自己的诗歌作品，增加点击量，混脸熟，并建立起比较熟络的网络人脉。线上营销的主要策略是互相点赞、互相表扬、互相提携，面对不熟悉的网友，还需要通过吸引眼球来增加点击量。在这种背景下，有些诗人为了走自我营销的捷径，甚至让诗歌走上了庸俗化、娱乐化的道路。一般来说，中庸持重的诗人在网上多以和善的姿态出现，这样可以广结善缘，力求在每一次诗歌运动中都能分得一杯羹；激进偏执的诗人则多以先锋的姿态出现，这样可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因此吸引眼球，获得更多的诗歌资源。随着网络的普及，“官方诗歌刊物对网络诗歌的指导性参与及肯定性认同，推动了网络诗歌的发展，网络诗歌已成为纸刊的选稿基地”［8］49。所以线上营销的最终目的还是在线下获得发表机会。线下营销则是营运一种诗歌关系，并因此在官方刊物发表作品；或者频繁地参加诗会、研讨会、评奖、不断地“露脸”，提高自己在诗歌界的影响；或者利用政商关系举办文学活动，将自己包装成诗歌大佬，增加自己进入文学史的“分量”。今天，虽然网络与传统诗歌刊物的交互性在增强，但传统诗歌刊物依然拥有最终的裁判权，网络诗人成为“诗人”的合法性还需要传统刊物的推荐和“认可”。由此看来，网络诗歌并不是独立的诗歌形态，诗人在网络上的自由也是一种被传统诗歌刊物“限制”的自由。

自我运营的一个后果是，诗人不再将文本质量作为“进入文学史”的唯一动力，“更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关注文本自身，而恰恰是文本之外的身份、阶层、现实经验和大众的阅读驱动机制以及消费驱动、眼球经济、粉丝崇拜、搜奇猎怪、新闻效应、舆论法则等在时时发挥效力。”［9］也就是说，诗歌事件已经取代诗歌文本，逐渐成了文学的中心，当文学史写作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缺乏标准、越来越人情化的时候，这种情形尤为明显。

诗人可以线上线下营销，朋友圈限制了诗歌的传播范围，但微信公众号恰好可以突破这种限制。它是一种专门的营销工具，是一个一对多的媒体平台，可以让任何人通过微信订阅，便于诗歌的传播和推广。个人的公众号往往比较单一，虽然增加了诗人的影响力，但有影响的个人公众号很少，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往往是那些专门的公众号，例如“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等。这些公众号推荐的诗歌往往适合朗诵、情感炽烈、有哲理、容易被大众接受。这种追求与现代诗歌日渐走向沉思、技巧日益繁复的道路刚好相左。作为一位有二十多年创作经验的诗人，谷禾经历了用笔到用手机写作的不同阶段，他感到，“这种写作方式的改变也非常可能把诗歌从一种严肃的为艺术的劳作滑向快餐文化写作，从大天地收紧为小清新的危险”［10］。“快餐”“小清新”，正是大众阅读的期待视野，“诗歌中的‘公共文化’部分被强化，以配合大众文化的狂欢需要。不管是公众围观还是全民写作，实际上都符合大众文化所塑造的技术路线”［11］181。从这个层面看，将微信时代视为诗歌的繁荣、诗歌的复兴，都需要审慎待之，否则，必然会使诗歌的道路越走越窄。

此外，也有一些官方的诗歌刊物推出了自己的公众号，发布文学信息和诗歌作品，如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等。这些公众号的诗歌更“专业”，更有导向性。2015年，《诗刊》微信平台推送了余秀华的作品，使之成为持续的热点，这样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见。从诗歌的专业角度看，余秀华的作品确有可取之处，但全民围观的并不是诗歌，而是明星，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样的噱头。这与诗刊、与余秀华的初衷，相信都相去甚远。

公众号的营运者有个人，也有团队；有诗人，也有媒体人；有公益的，也有图谋利益的。兴趣、爱好、理想、抱负、出名的冲动和渴望，都可以支撑公众号的营运，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只有弄清楚了公众号的盈利模式，才能持续发展，这对于网络诗歌的发展，无疑也是有好处的。从目前看，虽然网络可以用来描述诗歌的某种生态，但诗歌的整体语境是民间和官方、是线上和线下的多种综合，所有的诗歌描述都不太可能将其割裂开来，选择网络的角度描述诗歌，不过是权宜之计，展现的仅仅是网络时代中国诗歌的某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