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达州 635000）

川陕苏区的建立与开展军事斗争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开始的，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川陕苏区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大苏区，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苏区建设，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这与川陕苏区重视干部教育是分不开的。开展干部教育是保障革命人才的基础，关系革命前途，是苏区的重要工作之一。对干部教育的研究是把握川陕苏区斗争与发展得失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相关问题的一面窗户。目前，学界对干部教育的研究大多都围绕中央苏区展开分析，对川陕苏区干部教育的研究较为薄弱。故而，有必要对川陕苏区干部教育的认识探索、开展形式、教育效果等问题进行剖析。

一 川陕苏区干部教育的紧迫性

川陕苏区的干部教育不仅仅是普通的干部培养，而是有着深刻的革命历史背景。

（一）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现实需要

1932 年12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翻越冰雪绵延的大巴山进入四川，迈出了西征转移过程中转折性的一步。红军迅速占领了通南巴，并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在这个巨变的过程中，来自鄂豫皖的红军面临着地情、民情、物资来源及语言习俗等多方面的考验，红军要赢得川东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干部队伍。而川东北的工农劳苦大众几乎都是缺乏文化知识的，短时期干部队伍的建立必须依靠干部教育来实现。

（二）解决干部来源不足的客观要求

早在1933 年2 月5 日，《陕西省委给汉南特委的指示信》中就提出“党必须有计划、有系统大胆坚决的提拔下级干部到指导机关来，干部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省委给你们‘派一大批干部来’（来信）是不可能”，对于干部紧缺“必须是面向下级，而不是面向省委。开短期训练班，加紧对支部教育工作”。［1］431-432可见川陕苏区建立初期，陕南地区就面临着干部人才紧缺的现实。

同时四川也面临着同样的干部紧缺问题，1933年2 月，四川省委致中央的报告《关于巩固通南巴苏区，反对军阀进攻红军问题》中指出：“虽然举行过十几次以上的高级训练班，受训练人数将近一百人，现在还是感觉到干部的不够分配。”［1］480

这说明川陕苏区建立初期，陕西和四川省委同样缺乏革命干部，不能及时对苏区干部的需求提供支持，苏区只能依靠开展多重形式的教育来培养自己的干部。

二 川陕苏区建立初期的干部教育的认识与探索

1933 年2 月7 日，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等决议，明确提出了“决定成立川陕省党校，分批训练党员干部”［2］264的任务。2 月15 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建立并加强党和团的领导机关“要大胆选举最勇敢最积极的工农干部参加”［1］41，同时要“加强党的教育与提拔工农干部”［1］42。关于党对苏维埃的领导方面指出“党尚未输送有力的干部专门来进行苏维埃工作”，要加强苏维埃的领导“吸收很好的工农干部到苏维埃机关来”，“党必须输送好的工农干部到红军区，建立川陕新的红军”。［1］43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要“建立较完备的彭杨学校”［1］44。这个决议明确指出了川陕苏区在党、政、军等部门都要大力进行干部培养工作，标志着干部教育的实质开始。

1933 年4 月，《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指出：“经常的大胆的提拔和培养大批的新干部。”［1］50-51“要加紧教育新的工农分子的干部”［1］51，从而加强苏维埃对革命的领导。革命团体及机关“要有计划地培养当地的工农干部，不但要自给自足，而且要供给工作发展中需要的大批新干部”［1］53，省委、县委要“成立训练班，成立苏维埃学校”［1］53，同时在工作中反对“不耐心的培养新干部”［1］53。同月，《陕南特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中认为：“干部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各级党“应该尽可能吸收工人、挑夫、苦力、手工业工人入党。”［1］56这说明干部培养非常注重吸纳下层贫苦群众。川陕省全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在本月召开，其组织决议案中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工人干部，如“在斗争中，大大的培养工人干部”［1］61，“创办工人干部训练班、工余学校、工人子弟学校、识字班、读报班、讨论会与创办工会机关报等，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水平”［1］62。

到1933 年6 月，川陕根据地建立已有半年，但是干部教育的不足严重影响了革命斗争。如《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草案）》中严肃指出：“对红四方面军雇工、贫农的干部输送，简直还未开始。”［1］80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中也指出要“建立彭杨学校，训练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在党、团、红军中，都要尽量提拔当地工农干部”。［1］93同月印发的《中共川陕省党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明确了省、区、县、工会、苏维埃等各级机构在干部教育中的职责，将省委开办党校、县委、工会举办短期训练班常态化，推动了干部教育的落实。《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斗争纲领》中提出“扩大彭杨学校，恢复苏维埃学校”［1］84。强调了开办干部学校的重要性。

在共青团干部培养方面，1933 年7 月，在《接受党二次大会决议和川陕共产青年团今后的任务》中指出每个团员要认真学习报纸，“办团校和训练班”“加紧培养团工作的干部”［1］101。《团四川省委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对过去错误的检查和今后工作布置》中指出提拔新干部，要“给予适当的教育，逐渐分配其担任更重要的工作”［1］107，以引进这些新力量充实地方团部及省委。

故而，在苏区迅速发展、红军斗争持续胜利的情况下，干部的持续缺乏，影响了川陕省党和苏维埃工作的稳固基础，无法迅速推动扩大红军和供给红军，也无法将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在基层红军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执行，而苏区已经认识到干部人才缺乏的问题，采取了多项措施开始培养干部人才。

三 川陕苏区全盛时期的干部教育的持续推进

红四方面军在经历反三路围剿后，迅速开始了仪南、营渠、宣达三大战役，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到1933 年10 月，川陕革命根据地东起城口，西至嘉陵江边，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宁羌、镇巴，面积约4.2 万平方公里，人口500 余万，建立了23 个县、市苏维埃政权，红军也发展到5 个军8 万余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一方面，对如此规模的根据地的有效领导，必须依靠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广大干部来实现。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干部教育来遏制“肃反扩大化”的恶果，以及基层群众的因肃反产生的“恐学”的心理。尤其在反六路围剿取得重大胜利后，很多苏区事业急需开展，更是面临着干部的缺乏，苏区党务、团务、军事等工作持续进行着干部教育的探索，并对干部培养中的错误倾向进行纠正。

1934 年1 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对青年团工作决议案）指出“要培养青年工农干部”，使他们到领导机关来学习、工作，“各县要选送三分之一的团员，到党校来受训练”。［1］226只有大批的培养工农干部，才能解决苏区扩大后对青年干部的需要。

1934 年9 月，《中共川陕省委关于反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工作目标就应该是：“有系统的培养大批工农干部并加强党校的作用。”［1］307同年10 月，中共川陕省委印《川陕省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立即开办少先队干部短期训练班”［1］337，“将派最有力的干部到少先队、童子团中去工作”，“组织各种团的训练班培养干部”。［1］33811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党政工作大会的总结》指出工作上主要的缺点表现为一定程度存在“军事干部不学习政治，而党政干部不学习军事的现象”［1］342。1934 年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干部会议各种报告大纲》进一步指出忽视党政工作的危险，即“军事干部、党政干部与地方工作组分立的错误”［1］358。党政逐步设施“政治委员制度及军事干部之参加党政工作”［1］358，通过干部的合作推进，还明确了“营级以上干部军事教育计划大纲”［1］360的五条内容。对于医务工作，提出“训练医务干部，各军成立看护训练班”［1］361，对于党政工作方面，提出“提拔新干部问题”［1］362。

上述情况既有对干部教育的督促指导，也有对干部教育中错误倾向的纠正，可以看出川陕苏区的干部整体上是比较缺乏的，从川陕省委转印的《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来看“干部的培养还大大赶不及革命发展的需要”［1］492，干部缺乏已是当时各苏区普遍存在的情况。

四 川陕苏区干部教育的模式

（一）学校教育

1933 年，陈昌浩在《培养干部的提案》中指出苏区斗争中心之一“就是大批的、普遍的、有计划地培养干部”，并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实现方案，其中学校干部教育是主要途径。［3］836当时苏区开办的主要学校有：

1.共产党党校。川陕省委直接设办，由全省每个党团县委、区委派人学习，省各机关中的委员系党员者亦可提拔参加。要求学员是雇工、贫农或具有学习精神者，时间约三个月。省委党校主要是为各区县培养党团干部，同时还负责出版党报《共产党》。［4］1513

以南江、长赤两县为例，从1933 年6 月反三路围攻胜利开始，两县把党团员及干部教育纳入了正轨，“轮流输送基层干部进省委党校”，两县县委、区委主要干部，“基本上都参加了川陕省委党校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与领导能力。如南江县八庙区苏维埃主席李正良，“1933 年7—8 月去通江参加了省委党校首届学员学习”，回县后任八宙区委书记，又很快被选为县苏主席和红江县委书记。1934 年9 月，李子垭乡党支部“派出党员李顺年、周敬林、余绍琼、陈治安、廖永江、何含德、刘永儒等8 人参加省委党校在巴中举行的培训班20 天”［5］116。

除了省委党校外，部分区县也创办自己的党校。1933 年6 月，南江县委创办了党校，其任务是培训党团员和支部工作人才，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章》《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1933 年6 月、8 月、10月，1934 年10 月、11 月，共举行5 期党校培训，每个支部一次选送1～2 名学员，“每期近100 人，共培训500 余人”［5］116-117。

2.苏维埃学校。1933 年2 月，川陕省苏维埃在通江城涂公祠创办省苏维埃学校。学员来源是工会、贫农团、妇女、青年、赤卫军的积极分子，分初级及专门科，主要培养苏维埃各部门工作的中下级干部。时间在一月到两月。成分要求为工人、雇工、贫农、好中农及有斗争与学习精神，且不吸食鸦片者。通江县“第一期招收学员200 余人，由村、乡、区苏维埃政府逐级选送学员，每期学习3 个月”［6］702，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去组建基层苏维埃政府。1933年7 月，旺苍县木门场区苏维埃在红军的帮助下开办了一所苏维埃学校，“学员有三十五六人”［7］176，都是当地区乡苏维埃干部，教学内容以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理论为主。

3.彭杨学校。西北军事委员会直属，1933 年2月上旬，在通江城开办纪念澎湃、杨殷的彭杨军事学校。校长和政委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兼任，教育长李特。学校分政治队和军事队，政治队学员多从部队优秀党、团干部中抽调，学制8 个月；军事队学员多是部队班长以上干部，少部分学员招收的是青年积极分子。迁至新场坝后，“毕业学员300 多人”，“迁往得汉城后有学员130 多人”。［6］702

4.省委妇女学校。川陕省委在通江城创办，校长刘桂兰，学员系“新提拔的妇女干部”［6］702。每期100 余人，学习5～8 个月。

（二）短期训练班

川陕省委及各县区大力举办基层干部培训班，其任务是训练区、乡、村苏维埃干部。

1933 年省委在恩阳旧书院举办了“党团员活动分子训练班，学员2000 余人，长赤县镇子区就有青年农民陈雨阶等20 余人前往参加学习”［5］116。南江县于1933 年7、8 月和1934 年9、10 月共举办4 期培训，“每期20 天左右、150 余人”，“共培训各级苏维埃干部约700 余人”。［5］117培训班地点在县城老报社，学习内容大多是选自《干部必读》中的文章及党和苏维埃的政策法令。

长赤县在红十一师政治部协助下，于1933 年6月，在禹王宫举办了区、乡苏维埃干部培训班，参加者有“200 余人，时间10 天”，培训结束时“从中抽选积极分子80 多名参加党员培训班4 天”，赤溪区参加人员有张枢易、黄文国、姜玉松，培训后均加入了党组织并担任了区委、区苏维埃主要干部。长赤县委又于1933 年7 月、1934 年9 月分别举办了党团员和区乡干部训练班，每次参训者“达300 人左右，时间4～6 天”［5］117，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及党和苏维埃的政策法令。1934 年1 月，赤江县在通江城首先举办团的流动训练班，继后，红江、赤北等县相继成立青年团校。每期招收学员100～150 人，学习时间为3 个月。［6］702

江口县委在驻地红军红十一师政治部的协助下，于1933 年10 月至1934 年1 月，先后在县城“举办了两期政治保卫训练班”［8］205，培训政治保卫干部和侦查员。同时又在土地堡（今笔山乡）、蜈蚣乡（今华严乡）举办了“多期苏维埃干部训练”［8］205。1934 年元月，徐向前等同志来邱家堡，在该区的区、乡、村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长会议上讲：“在恢复学校的同时，要尽快开办工余学习，培训基层干部，宣传好党的政策。”［8］205在徐总的指示下，“全县各区都陆续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工余学校”［8］205，其中邱家堡宣传学校“政治、文化、军事”等课，“上午上课学习，下午操练列队、射击、瞄准、练习、搞军事演习，晚上轮班站岗放哨、捉奸细，写标语等活动”。［8］205-206学习方法上，以讲为辅，讨论为主，互教互学。这个学校“先后开办了三期”，“对全区四个乡的十六个村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连、排长等百多名党员干部进行了培训”。［8］206

苍溪县苏维埃于1933 年9 月至1934 年2 月在龙山雅王家大院开办“文化军事训练班”，培训对象是“区乡苏维埃干部和积极分子”，其中“男干部30 多人，女干部140 多人”，［7］179分为18 个组，每组10 人，学习时间为晚上学习2～3 小时。

（三）在基层实践中教育训练

川陕苏区的干部来源以贫农、雇农为主，缺乏文化基础，一方面学校教育和短训班的教育规模终究有限；另一方面苏区各项基层工作和军事斗争又不能停滞，这就必须依靠在具体工作中的实践来主动学习、自我教育，要“从工作中训练党员，培养党的干部”［3］838。在团省委会和省苏维埃的工作中，要“每个会议、每个机关都成为训练干部的最好学校”，参谋处、经理处、医院、政治部“都须增加学习的工作人员”，要使“每次会议都是一次好的训练班”。［4］46-47

四 干部教育的特征

（一）重视军、省、区（县）、乡立体化培养干部

在政府各机关“应有单独或共同之读报班、识字班”［3］841。区委会主要的九项工作之一“训练与提拔党的干部”［3］839。县委的六项工作之一就有“提拔与训练党的干部”［3］839。支部基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党员、训练干部的工作”［1］495。

（二）重视在基层实践中教育训练干部

注重在基层战斗或工作实践中教育干部。“按每个同志的能力分配以适当的工作”是培养干部的有效办法，避免“一切工作归少数积极分子的现象”。“必须时刻注意从斗争中来培养干部”［3］830，尤其是要大批培养当地工农干部以供给工作的需求。

（三）兼顾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协同培养

军事斗争与苏区建设不能偏废，川陕苏区始终能兼顾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协同培养，始终坚持“大胆的培养当地干部”，“反对红军中同志包办地方党或者看不起当地干部”的倾向。［3］1519提出“坚决提拔与培养当地干部”，让广大地方干部“学习领导，大胆领导，一回不好，二回再来”［3］1519，“大大吸收当地好干部入党。帮助他们研究各种政治组织问题，帮助与扶植他们解决问题。要他们大胆工作，大胆负责，即有错误由该上级处置。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地方各组织系统及其经常工作系统”［9］356-357。苏区深刻认识到“不会培养地方工农干部”就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1］319

（四）重视结合实际探索干部教育理论

苏区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曾传六等人结合川陕苏区斗争实际，都对干部教育有诸多理论探索，并通过《干部必读》等党政理论刊物展现给苏区广大干部。［10］

五 川陕苏区干部教育的成果

（一）培养了大量的革命急需的干部人才

川陕苏区的干部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政治立场坚定，富有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干部。在短暂的两年多时间里，在原来地方干部纯系空白的情况“造就了一大批本地工农干部”［5］120成为苏区各项事业的组织领导者。南江、长赤两县总计参加省委党校学习或培训的“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约500 余人”［5］116，学习结束后，大部分担任了基层干部。两县党校和党团员、干部培训班，共培训党团员干部、村以上党和苏维埃干部“2400 余人”［5］117，1933 年2 月至1934 年底，平昌地区先后参加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和红军总部所主办的党校、苏维埃学校、红军大学、彭杨军政学校学习的“人数达350 人”［8］205。这些培训使下层贫苦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增长了知识才干，坚定了革命信念，成为苏区建设与斗争的骨干。

（二）为特殊时期干部人才培养做了有益尝试

首先是干部教育经历了由简单化到规范化的过渡。早期选干部的方法很简单，如在基层区乡“稍微摸一下底，只要群众通过就是干部”，后来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斗争形势的严峻，干部需要量越来越多，同时干部的教育培养也在不断加强，“区、乡干部一般都由上级指派”。［11］82这说明干部教育短时期内适应了斗争形势的需要，基本保障了苏区建设与斗争的干部人才。

其次是干部教育紧紧围绕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干部、党团干部以学校教育为主，优先培养；另一方面，没有放松地方干部的教育，以短期培训班为主，训练了大量基层干部。

第三是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培养、使用好干部人才资源。在战争时期，不拘一格，做好了军事与地方干部、党团与基层干部的均衡培养与协调使用。如基层干部教育中优秀者可以到省委党校、妇女学校等机构学习，地方干部的优秀者可以到彭杨干部学校继续深造。

六 结语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从建党之初到苏区斗争，党始终重视干部教育工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川陕苏区面临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高度重视干部人才培养，通过干部学校教育、训练班教育、基层实践教育等综合途径，提升了各级干部的党政、军事、文化知识素养，培养了大量的勇于投身革命、斗争意志坚定的革命干部。干部教育虽不能完全满足苏区对干部人才的需要，但却基本满足了苏区战时环境下对各类干部人才的急需，推动着苏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军事斗争的深入。故而从干部人才教育培养入手，是解决川陕苏区发展与斗争若干问题的一把钥匙，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对干部教育指出的：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协调好“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1］398。广大干部是联系中国共产党与基层战士及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革命干部成为苏区事务管理与持续军事斗争的重要堡垒。干部教育的相关经验，如重视军、省、区（县）、乡立体化的培养干部；重视在基层实践中教育训练干部；重视结合实践探索干部教育理论等，对当今的干部教育仍有一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