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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传统文化之源 铸现代民族之魂
——论方勇的诸子学研究

2020-01-18

关键词:学史庄子文化

(上海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上海 200436)

2020 年6 月,方勇先生的《方山子文集》出版(学苑出版社),凡三十一卷,一千六百二十多万字,可谓著作等身,为当代学者所罕见。收到这套巨著,我最先认真拜读的是陈鼓应先生的《序一》和陆永品先生的《序二》。不光是要从两位权威学者的评价中找到解读方勇的学术路径和指要,更重要的是要看看二位大师是如何从专业高度给方勇一个定位的。陈鼓应先生大致从四个方面肯定方勇的学术成就:“方勇教授在个人撰述之外,还创办了《诸子学刊》,并连续主办诸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启动《子藏》编纂工程,倡导‘新子学’理念。”[1]1个人撰述方面,其《庄子学史》博大精深、厚重宏通,令人震撼;《子藏》以“全且精”为原则,考察版本源流,搜集稿本、孤本……力求将历代子学成果网罗殆尽,构建一座巨大的子学宝库,对今后诸子学研究有着非凡的意义;开创“新子学”,尝试为整个诸子学界乃至思想界探索发展新方向,在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下,召唤中国哲学的真精神。陈鼓应先生高度评价方勇:“发掘早期文明之幽光,熔铸现代中国之魂魄。”[2]2众所周知,陈鼓应先生从来治学严谨,对方勇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的确是实至名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永品先生从方勇“对待学术的一颗赤诚之心”说起,用了几个精彩的标题,架构起了方勇学术贡献的核心构成:“《庄子学史》筑其基,《子藏》壮其功,‘新子学’伟其业。”[1]6-13其实,这样的概括,非常精到地表述出了方勇在学术事业上的煜熠成就。

一 《庄子学史》如鲲鹏般的学术遨游

我对方勇的学术认知,基本是从他的《庄子学史》开始,当年曾写过一篇长篇书评,发表于香港《21世纪》杂志,而方勇在诸子研究方面的全方位推进和发展,也应该说是以此奠基,所以,这部大作显然在本文集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方勇的《庄子学史》对二千多年的庄子研究进行全面审视和总结,不仅系统完整地梳理了二千多年来庄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最精细的庄子研究的学术地图,而且也是近年来庄子研究取得的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庄子学史》根据历代的庄子研究,在充分肯定其哲学价值以及思想文化价值的同时,对其文学成就和地位进行了更加具有宏观意义的认定。

《庄子学史》既为“史”,当然首先是史的框架和规模,而史的撰述无疑首先要强调史料的翔实和完备。那么,对于这么一部《庄子学史》而言,呈现二千多年的学术历程,史料的搜集和发掘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方勇先后用十年多的时间,对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积累和考证,可以说完全做到了无所疏漏,尤其是对史料的辨析与真伪的判断,更是用足了功夫。《庄子学史》中对于各个历史阶段不同观点的来龙去脉也都能够尽量揭示其最真实的面貌,如明代庄子学存在着严重的空疏、浅陋、抄袭之弊,该书对那些抄袭现象都一一釐清。即使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末流的虚伪、空疏感到深恶痛绝的杨慎,书中也指出了其庄子学著作中多有利用前人成果而不曾予以说明者。至于其他的一些剽窃、篡改的现象则更是难逃《庄子学史》著者慧眼,尤其是“署为‘明归有光熙甫批阅、文震孟文起订正’的《南华真经评注》十卷,收录唐、宋、明名公名家眉批和篇末总批凡七十余家,计六百五十余条,其数量之惊人,实为此前所未有。其对后世的影响,也远为明代其余所有批点本所不逮。但今细加考查,发现其中有许多条目实出自刘辰翁等人之手,而竟公然冠以唐宋八大家等名公名家之姓名字号,且错误百出”[2]15。这样的“细加考查”在《庄子学史》中屡屡可见,对于学术史而言应该是最首要的环节。

一部学术史只有首先保证史料的准确可信,尤其是能够在眼花缭乱、鱼龙混杂的大量资料中独具慧眼辨析真伪、衡量轻重,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史。方勇的《庄子学史》,在这方面应该说是绝对过得硬的。毫无疑问,就一部本体意义上的庄子学历史而言,肯定不会是孤立地、单纯地对于一部《庄子》之书的文字解释和意义讨论。一方面,庄子之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所以,庄子学史的发展也就始终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纠结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的发展变革,也常常会直接影响或制约对于文化经典的研究与解读,因而不同时代的庄子研究也显然带有具体的社会时代痕迹与文化特色。由此可见,《庄子学史》的撰述,必须具有宏阔的文化历史眼光,能够在极其恢宏的社会文化的多维联系和复杂结构中把握庄子学的历史脉络。方勇的这部史著,完全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该书第一编在对战国、秦汉庄子学的阐述中,已经注意到秦汉辞赋、儒学、医学对《庄子》内容的吸纳;在第二编中又通过对“玄学”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弼、阮籍、嵇康、司马彪、向秀、郭象和以佛、道解庄及其代表人物如支遁、葛洪等庄子研究的梳理和诠释,凸显了“玄学”思潮和早期佛教、道教思想与庄学的某种内在关联;至第三编则主要是针对隋唐时期儒、释、道并举的特点,既对陆德明《庄子音义》进行了系统的考订和阐发,又对佛、道二教学者的庄子学,特别是成玄英《庄子注疏》以及隋唐文士的庄子学进行重点的爬梳;其后的宋元庄子学一编,不仅对这一时期各个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新学”王安石、“蜀学”苏轼、“濂学”周敦颐、“洛学”二程、“关学”张载、“闽学”朱熹等所受庄学影响,一一进行归纳和剖析,并特别顾及到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学者与宋元散文、诗词曲、杂剧作家对《庄子》的援引和吸纳。

自战国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社会形态变革,尤其是改朝换代的历史演变不断发生。庄子思想虽然并不提倡积极入世、参与现世的观点,而在板荡的时代中,庄子思想却常常从各个思想角度上加以发挥和利用。其实这也是庄子之学能够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庄子学史》,在对每个时代庄子学特征和意义的发掘中,都能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而深刻把握不同时代庄子学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完全不同的土壤和气候的现象。如明代因为朱元璋曾经在其取得政权的过程中得益于道家的支持,所以对《老子》大加推崇,而同为道家经典的《庄子》,则由于其剽剥儒学,反对君主政治,却明显受到冷遇。但至明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和贸易转趋活跃,对士大夫心灵和价值观造成冲击,自正德始,朝纲日坏,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近代的人文启蒙思潮带动了心学发展,庄子之学因此开始兴盛。该书对这样的历史关系大都分析得细致入微。此外如不同时代的科举制度、不同时期的经学思想与考据风格、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文化氛围下的社会风尚等,对庄子学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等方面,书中也大都能够做出鞭辟入里的学术分析和考察,从而把庄子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社会生态论述得极有筋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庄子学史》,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文化史。

方勇先生这种史贯古今的研究,不仅为此后《子藏》的编撰奠定了基础,而且把这种研究视野和方式传给其弟子。他的很多博士生都在这样的层次上进行学术史研究,如刘思禾、耿振东等。耿振东的《〈管子〉学史》与《庄子学史》可说是如出一辙。该书于《管子》研究方面多有创新。“他摆脱了古今《管子》研究就文本谈文本的局限,把历代管子学作为研究对象,在选题上前无古人,因而开辟了《管子》研究的新天地。他通过对历代管子学的梳理论述,不仅有益于现代《管子》研究的开拓深入,且为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的撰写提供了某些参照”。[3]2由此可见,方勇先生在诸子学史的专门研究方面已开风气之先河。

二 “新子学”开创文化研究新方向

我对方勇先生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与合作便是对“新子学”的倡导与构建。今天看来,这一文化运动,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备受瞩目的“新子学”,自2012 年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在《光明日报》发表,此后关于新子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先后举办八届,并在大陆和台湾分别召开的小型研讨活动,也不下十数次。诸多学术杂志发表的专题论文,亦有近三百篇。而且,《文汇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各大媒体连发专版,连刊数文,大力倡导“新子学”的研究以及新子学精神的构建,上海等地陆续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新子学”概念及相关学说得到各路专家充分肯定和积极响应,并在现代媒体传播与推动之下,越来越广为人知,越来越深入人心。有学者认为,这将引发21 世纪中国的新一轮文化复兴。在西方,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首先是由于发现了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大批文化瑰宝,从而激发了西方世界对于现代文明重新繁荣发达的向往,一场以复古为旗帜和目标的现代文化运动带来西方社会的全面革新和鼎盛。那么,“新子学”对于我国文化源头的发现,对于诸子百家文化思想价值的重新解读和全面认定,是否也能发挥对中国新世纪文化复兴的助力与推进作用?

“新子学”的提出和构建以来,学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新子学确实是要“努力寻求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的许多不同学科共同一致的大方向。那时候,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新子学”的文章就明确表示:“新子学”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必将在整个文化学界更大规模地激越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而且,这样一个看似只属于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以及古代思想史领域的课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化的研究范畴,它也为现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学术方向。我们现在要在“新子学”的旗号下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就是要重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

“新子学”的重要价值,正如方勇所言,“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而在当今社会,我们倡导子学复兴、诸子会通,主张“新子学”,努力使之成为“国学”新的中坚力量,非为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权威严厉的“经学时代”,而是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以发展的眼光梳理过去与现在,从而更好地勾连起未来。[4]

近百年前,中国文化欲求新生,曾主张“西学中用”,甚至“全盘西化”,从而打开国门,求新声于异邦。这虽然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注入了巨大活力,但也越来越被证明引进西学和“全盘西化”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尤其是市场化以来,许多西方观念在中国市场经济中水土不服,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已受到严重阻碍,道德滑坡,诚信丧失,社会冲突不断,恶性事件频发,社会已现“霍布斯丛林”之危机。所谓“霍布斯丛林”,是社会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设想的“原始状态”,在这种想象的状态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孤独、肮脏、残忍的”,由此生出的“丛林法则”则是弱肉强食。在丛林法则下,没有道德,没有怜悯,没有互助,有的只是冷冰冰的食物链,所有人都不关心别人,都不惜牺牲别人让自己生存,社会矛盾容易陷入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一旦社会真的走向这样的地步,人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有些国家的全社会性动荡和撕裂,促使我们不能不增强这样的危机意识。

我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带动了整个社会结构变革,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和严重分化、社会运行机制转轨、利益多元化及社会成员观念剧变,社会关系也趋复杂,老人路上摔倒“扶不扶”,这么极其简单的问题居然成了困扰国人的大问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曾经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道理,在今天竟然被社会所淡忘,这样的社会之病,无疑都是文化之病。

因此,以文化拯救社会,让文化更好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而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须接续传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对于文化的方向多有迷惘,“断裂”论指责“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毁坏,欲复兴儒学以复归传统;而“西化”论又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儒学正是中国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开端。其实,“新子学”的提出,完全可以避免这两者的矛盾,因为传统文化并非只有儒学一家。新文化运动斩断了独尊一家的专制传统,如今复兴传统文化,必溯百家之源。“新子学”首先强调的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整体传承,借诸子百家之整体智慧,重振华夏文化繁荣强盛之雄风!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而毫无疑问,我们民族真正的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对于文化源头的全面对接之上。这也正是“新子学”建设的初衷和主旨,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中一开始就指出:清末以来,子学更是参与到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化身为传统文化转型的主力军。尤其是它通过“五四”以来与“西学”之间起承转合的变化发展,早已经使自身成为“国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如今,“新子学”对其进行全面继承与发展,亦将应势成为“国学”的新主体。而“新子学”主导下的“国学”也将继续凭借子学开放、包容、发展的特点,实现其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也将重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更加坦然地面对“西学”。面对“西学”,我们必将以更为开放的心态,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科学理念得到完美结合,并转化为当今社会的精神智慧之源,最终发展出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备的新国学。[4]

另外,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新媒体高速发展,整个世界成为了“地球村”。文化的发展更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几千年文化发展一度衰落的教训就是一家独尊。在全球化时代,在通讯科技与新媒体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也只能是多元的。我国汉代能够罢黜百家是因为传播技术落后,生产方式也非常低下,人的交流和对媒介的依赖不是很强,而且当时文化的普及率不高,思想不是很活跃,独尊儒家相对容易。但是现在,在网络传播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人们已经拥有了相对自由的表达和交流空间。在这样的新媒介环境中,未来文化的发展一定是多元的。当年我们文化的繁荣正是由于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新子学”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由原来的以儒学为中国文化单一核心,转变回归到诸子百家。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繁荣、最强盛的历史阶段之一,在百家共鸣的时代,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产生了。但在汉以后,统治阶级开始独尊儒术,百家争鸣的局面随之被扼杀。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在百家而并不仅仅是儒家。“新子学”并不只是要更深入地研究诸子百家的文本含义,并不仅仅是回到故纸堆里去挖掘老祖宗的学术观点,而是强调它对当下的意义。“新子学”给我们提供了现代文化环境中我们民族文化繁荣振兴的一个重要参照,我们应该建立起如同当年百家争鸣的一个新时代。其实诸子百家的每一家都充满智慧,都有自己的独特思想,而百家被一元文化扼杀的后果足以说明独尊的危害。因此,必须要多元,要百花齐放。这就是“新子学”构建的最为重大的意义。

现代接续传统,传统融入现代,让现代文化有根,让真正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得到发扬,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希望我们现代文化学者更多关注这一新的文化动向,积极参与“新子学”的讨论,打破学科森严壁垒,打通古今学术通道,现代文化研究不再言必称西方,让中国文化发展,在子学精神全面助力下,进入崭新时代,开创辉煌未来。

在《方山子文集》中,“新子学”的内容,被方先生编在最显要的第一集。可见他对这一倡导和活动的看重。

三 深厚学养与《子藏》编撰

关于一个文化学者的学养,其实是有一定的判断和评价标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本人曾经发表过一种观点。我认为,在现代中国,要考察和评判一个学问家够不够大师的水平,除了看他在学科领域中的专业成就和影响,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指标,就是看他能不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如鲁迅、王国维、钱钟书等。我觉得这个指标要比晋升教授职称必须考试英语重要一千倍。真懂中国文化,就必须真会我们母语中的真正的精华。从这样的标准来看,方勇先生应该说当之无愧。

很早的时候,我就读过方勇的多篇文言之作。那些在现代学者读起来简直是精彩绝伦的文言佳篇,实在是让我感到望尘莫及。在这方面,方勇先生其实早就在我心目中够得上大师级别了。在这一套《方山子文集》中,自然少不了他的那些各类直抒胸臆的文言作品。在此不妨引用一二。

此著的《自序》,就颇显大气,开篇即言:“夫庖牺之画八卦,仓颉之造文字,此大易之所基始,书契之所由生焉。厥后姚姒典谟,记于右史,见备百篇。逮及商周缉颂,趥人振铎,用是篇什肇兴,三百是也。而姬旦制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皓首岂可穷究!”[1]17然后将诸子百家一一指点。结尾则直言其志:“呜呼!天地久长,日月不居,蓦然回首,已临桑榆。每念此生,孜孜矻矻,焚膏继晷,殆无虚日,而所用心,尤在诸子。然予又生性孤愚,不愿与世多接,每欲友古人于千载之上,尤悦庄周之风而欲从之游,洒然有山林意,故慕‘山子’之称号。而予之始祖雷氏封于方山,予复生于山背之乡,遂依宋之陈慥,亦自号‘方山子’,且以命文集焉。”[1]19这里特别表明了自号“方山子”的豁达情怀。

至于所收《子藏》总序,更是气势恢宏,仅引开头一小节可证:“宇宙绵邈,唶高才之陵替;时世移易,惟百家之代兴。信乎诸子之为显学也!方今海内右文图治,操觚怀铅之士,希风前秀,争崇国学,穿穴百氏,出入九流,不惟后生小子,皆翕然从风,抑或百工商贾,亦欣然景慕矣。乃华东师范大学,敢以振兴文教自任,启动《子藏》工程,搜天下之遗籍,极百家之大观,其沾溉子学,嘉惠来兹,蔑以加矣。今值是书成编,揆以古例,用制序文,以弁简端云尔。”[1]2“昔周道既微,诸侯放恣,上下失序,九流并作。孔丘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修《春秋》,辟私学,裒其遗言,是为《论语》。孟轲闻其风,慕而悦之,私淑有得,斯有《孟子》。老聃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知雄守雌,知白守辱,因有《老子》。庄周以虚远之说,恣纵之言,卮之寓之,重之覆之,遂成《庄子》。墨翟用夏政,倡兼爱,崇节俭,而《墨子》出焉。荀况尊孔氏之学,采众家之长,而《荀子》备焉。若斯之俦,后先接踵,皆英才特达,奋其智虑,腾口舌以竞辩,著文章以立说,乃中土学术之源头,华夏文化之瑰宝也。”[1]2此后洋洋洒洒,波澜滚滚,七千余言,辞采瑰丽,浏亮畅达。

只有具备如此深厚的功底,才可胜任和承担《子藏》这样的工程。

《子藏》的编纂,无疑是我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工程,是对我国传统文化重要文献的一次大规模挖掘和整理。在《子藏》工程启动的新闻发布会上,方勇宣告,《子藏》的编纂首先是搜集影印历代诸子注释、研究专著,约五千种版本。担任总编纂的方勇教授特别强调,《子藏》的出版,和一般的传统经典文献作品再版完全不同,绝不只是简单的古代文献整理,而是一次具有超越性的内容再生产。编辑出版过程中,更是要对经典文本作多层次开发,深层次挖掘,形成立体化建构的再创造工程。现已全面展开诸子文献研究工作,一定要把《子藏》打造成一座宏大的传世经典文库。关于《子藏》工程的难度和意义,陈鼓应先生曾将它比作青藏铁路工程。历代子学著作繁多,分布极为零散,版本情况纷繁错杂,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将它们搜罗起来,将其中的精华筛选出来,对学者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子藏》第一批成果,2011 年12 月16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发,足见其在我国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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