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

常德公寓：朵云轩信笺上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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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公寓或爱丁堡公寓，临近静安寺、百乐门。一九五二年，某日，张爱玲手提行李箱匆匆下楼，幽幽回眸这“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乘黄包车离去，经香港，最终萎谢于一九九五年的洛杉矶——最终矮到尘土里去了，这是所有人的宿命，无论声名远播，还是平淡无奇。

在上海，张爱玲居住过的地方很多。李鸿章的这一个重外孙女，最初栖息之地自然有着万盏灯火的华美，家道凋落后就逼仄、黯淡了许多。康乐村、白尔登公寓、圣玛利亚女中宿舍、伟达饭店、开纳公寓、圣玛利亚大学宿舍、重华公寓……一次搬家，就是一次喜悦或痛楚。一次次喜悦和痛楚，就是个人史中的一次次转折——“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分布于上海各个区域的这些旧居，有些已消失。有些悬挂上历史保护建筑的铭牌，成为张迷、张爱玲痴迷者们的寻访路标，依稀指示出一个民国美女、享乐主义信徒、避世者、语言炼金士，在上海沉浮其间的时区和传奇。

常德公寓，张爱玲最后的家，与姑姑合住。这里是她上海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结尾处的一部分。

多年后，一个春天的傍晚，走进常德公寓，我感觉自己像胡兰成、门卫、邮差、叫卖者等等人物的混合体，复杂、暧昧得像一个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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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内霉味荡漾，墙壁早年的粉色，颓败得像遗弃在铜镜前的过期粉饼。墙上贴着居委会的告示：“游客免进。”

走进那一台老式奥斯汀电梯。女电梯工警觉、慵倦：“找谁啦？”我答：“六楼，朋友约。”她是不是胡兰成乘电梯拜访张爱玲时遇到的那一个老电梯工的后代？

终于来到这一个附带有小阳台的房间前。张爱玲曾经站在阳台，与姑姑一起张望大街和人间。

敲门，无应答。胡兰成弯腰隔门缝塞进一张纸条。我弯腰把鞋带系紧，下楼。门厅里，墙上悬一排旧信箱，其中左下角某个隐约写有“张”字的信箱，突然窜飞出一只麻雀，如同一封字迹雀跃、心迹凌乱的书信……假如我穿长衫、戴金丝边眼镜在深夜来访，也许更能感受到一个伪政府文人晦暗的心境。

在这里，在静安寺旁不静不安的年代里，两个人热恋成婚，写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一著名誓词。

“他依偎在她胸前，没看见她脸上一红。”“每次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这是张爱玲在美国写下的短篇小说《色戒》中的句子，关于易先生与王佳芝。我猜想，写的其实就是胡兰成和她自己。她写的时候，大约眼前浮现的人物背景就是常德公寓。

抗战后，张爱玲追寻那一个逃亡中的爱人，到雁荡山下，才发现那人隐姓埋名，恋上新妇范秀美，依旧像贰臣背叛旧朝。张爱玲死心绝情，回上海。后来，范秀美来上海做流产手术，拿着胡兰成写的一个纸条：“看毛病，资助一点。”张爱玲拿出一只镯子：“当掉，换钱用吧。”

一个缺乏自尊的男子，在女人们痴情灼烫的身体上，也没有他誓死固守的国土和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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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著作中谈到人与人之间关系，从没有出现过“爱”这一个字眼。他至多用“怜”。“怜惜”中的怜，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意味，像水中莲花，俯视水面上的蜉蝣和蜻蜓。显然，怜，不需要履行“爱”这一字眼所意味着的决绝与重负。

他赞美女子的时候喜欢用的词是“春风牡丹”。那牡丹采了、凋败了，次年春风里还会一朵一朵开，不必为此伤心失神。张爱玲，不过是胡兰成眼中的牡丹之一，如此而已。

张爱玲名字里就有“爱”字。述说爱，述说对这尘世烟火的爱，是宿命。尽管这爱漏洞百出、惨不忍睹，但，如果没有了这爱，她就连活下去的一点点热力都没有了。一个被誉为犀利、冷峻的女子，对胡兰成猥琐的面孔却失去辨别力。也好。如果她一直犀利无误，没有一次迷乱和沉溺，也可怕、可怜。

在上海，在二十一世纪，新一代的白流苏、范柳原们，在继续演绎着漏洞百出、充满算计的倾城之恋，使软弱的上海地区每年会沉降0.5毫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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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公寓底楼的咖啡馆，名叫“千彩坊”。走进去，找一个角落坐下，像张爱玲那样张望、张看。四周是书，张爱玲的书，各种版本。墙上有她的黑白照片，表情孤高，如影星，孤悬于夜空。在上海、中国，此时此刻了悟处世艺术的人们，也都在像她一样不过火地表演，让街道、餐厅与卧室都充满剧场感。老式留声机里沙沙啦啦传出《夜来香》的女声。悬臂式电话机，仍然能撥通三十年代的旧事前情？

千彩坊，是对张爱玲常来光顾的那一家民国咖啡馆在原址上的模仿与重构。老板也是张迷。此处时常有上海文学界的小型聚会。

不知道胡兰成在这一位置上约张爱玲喝过一杯咖啡否。周围，似乎是一对对情人或准备成为情人的男女。

随意翻开一本旧版、繁体的张爱玲散文集，读到一段著名文字：“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

如果把张爱玲的一生比作文章，哪一段算是好的呢？开头吗？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名臣张佩纶的孙女，父母离异，家族分崩离析，随独身的姑姑生长……也好，也不好。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好与不好，一同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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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常德公寓，暮色四起。左拐，就是愚园路。灯火灿烂。路边是炫目的现代派建筑，三四十年代的小店铺与营生，不复存在。

“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张爱玲问。姑姑回答：“没留心。”张爱玲遂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和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人”。张爱玲周身充满的喜悦和同情，无处寄托。

胡兰成显然不是那一个在街上吹口哨的天真少年。他腰里掖着手枪。逃亡途中，过汉口，把它悄悄扔进长江。

多年后，在洛杉矶，张爱玲依然怀想上海这一街区及市声。“比我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洛杉矶，也有电车响于她的公寓外吗？

留在上海生活的姑姑张茂渊，在八十岁高龄，终于同早年在海上船舷边相识、初恋的对象，结婚了。从青春到暮年，她一直沉默着。直到那对象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去世。姑姑的一生结尾收得还算好，方有回味。结尾收得好，开头、中间的种种不好，也都能被谅解、消解了。看照片中的姑姑，神情与侄女一样孤傲，但多了些许清柔。

母親黄逸梵在张爱玲四岁时，为逃脱丈夫张志沂身上的鸦片气、妓院气，孤身远赴法国、马来西亚，最后定居于福利制度比较好的英国，随身携带十七个装满中国古董的大箱子。去世后，这些古董又漂洋过海寄到美国。看见这些边角出现裂纹的中国磁盘、瓷瓶，张爱玲终于哭了。

在散文写作中，张爱玲尚能保留几分暖意，缓解、抵御其小说中弥漫的寒意。“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这是她一九四四年写的散文《道路以目》的结尾一段。我喜欢。我喜欢那个孩子满怀的火光。

张爱玲另一篇散文《中国的日夜》，题目宏大，内容却琐碎日常：买菜，作诗，听人唱沪剧，碰见镶金牙的衰年娼妓与化缘道士……这市井人间的烟火消息，组成中国的日色夜声。文中，有一首诗，写“落叶的爱”——“秋阳里的水门汀地上，静静地睡在一起，/它和它的爱。”一大一小，两片落叶，让拎着菜的张爱玲有些恍惚和走神，想起一个旧唱本的开篇：“谯楼初鼓定天下。”她喜欢这样的大口气，自己口气渐渐也大起来：“我非常喜欢那壮丽的景象，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下来。”

如此高峻迥阔的言辞，张爱玲行文中不多见，一新耳目，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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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百乐门前，想起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自然不会碰见白先勇以及他笔下的百乐门头牌舞女金兆丽。大门紧闭，门童就失去存在的背景和意义。

在民国，此处，一楼为舞厅，二楼为咖啡间，过渡一番，有情男女即可进入三楼的卧榻、良宵与高潮。顶楼峭拔，有仆人手持客人的汽车牌号摇晃、示意。楼下等候多时的司机仰望、会意，将汽车发动起来，开到舞厅前，一个充满醉意、倦意的男人下楼、上车，绝尘而去……

在十字路口左拐，就是南京西路。绚烂灯火如黑色锦缎上绣出的鲜花。没有遇到炒白果的孩子和满怀的火光。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相识于马当路尚贤坊，后来相爱、租居于常德路旁嘉禾里，直到五年后迁居杭州、分手。从嘉禾里的亭子间南窗，他们能望见静安公园、静安寺。傍晚，两个人喜欢在周围街区牵手散步，与多年后移居常德公寓的张爱玲逛街路线，大致相同——从常德路到愚园路，再由万航渡路来到南京路。与我这一晚的路线也大致相同。但彼此都不会迎面碰上了，尽管爱与不爱，依然是这尘世里祖传的疑难。

嘉禾里早已消失，原地耸立起一座壮观的嘉里中心。

一个年度流行时装发布会，在静安公园进行。音乐性感，模特美丽，比张爱玲还要高大、冷艳，“成名要早”的紧迫感更强烈。在一本台湾版《张爱玲私语录》中，看到张爱玲托人剪裁旗袍时随手画出的示意图上标出的数据，知道了张爱玲四十七岁时的三围数据：二尺四寸，二尺，二尺八寸。保持了少女时代的窈窕。但这窈窕身姿下的心跳，一开始就是晚钟苍凉。静安公园里的这些女孩，大概还不懂得张爱玲十七岁时就看破的真相——一袭华袍，其内蠢蠢欲动着四只左右规模的春虫。

张爱玲大约不会喜欢郁达夫。喜欢曹雪芹。上海滩也是大观园。风流云散处，红男绿女且歌哭。

静安公园上空，呈现出张爱玲描述过的“朵云轩信笺上一滴泪珠”般的月亮，依旧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这汉唐一路传下来的月亮，如铜钱，买不来早年欢愉；如泪珠，即便滴在朵云轩信笺而不是银行催款单上，也无力打动这乏情、绝情或滥情的世间。

老码头：沿一道栈桥进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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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码头：十六铺轮渡遗址。紧邻豫园、原上海县城。

无数人由上海到远远近近的异乡异国飘泊，起点在这里。杜月笙，浦东高桥镇上的贫寒少年，进上海滩卖水果而后成为青帮大亨，起点也在这里。一道栈桥，深入黄浦江和大海，像一个破折号、一根手指，指出无限的往事和未来。

黄浦江曾经是苏州河支流，“阔仅一矢之力”——一支箭就能射中对岸的花木人兽。但地理位置已显露重要性——“大海喉吭也。”东海与上海之间的咽喉要道。

元代，上海已经是棉花种植和制造中心，名扬海内外。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早期，欧美贵族所穿裤子的布料，就是中国松江府农民种植棉花、纺成棉线、送到上海染色而成的“南京布”——当时，南京的声势和政治力量覆盖松江府、上海县，故国外将十六铺码头运出的布料简称为“南京布”。

因此，进入黄浦江的北方货船，往往装满上海棉花生长所需要的豆饼，来作为肥料、积蓄地力。豆饼体积大、价值小，北归的货船装上高价值、小体积的棉布、丝绸等等商品，还会空出一些位置，就需要填充压舱物以免翻船——从黄浦江岸边挖掘出的淤泥和沙子，装入麻袋，移居他乡。黄浦江因此愈加宽阔、深沉，增强了接纳大型船舶的信心和力量。明代以后，黄浦江加剧扩张，替代日益逼仄的苏州河成为主航道。

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上海县城设立“江海关”，“凡远货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比栉。”（《上海县志》）

一八四三年开埠，除十六铺码头，外滩还出现一系列其他码头：汇山码头、公和祥码头、宝顺码头、大连码头永、兴央行码头……客轮、舢板、沙船、军舰来来往往，为上海滩注入活力、噩梦、幻觉。外国洋行在上海纷纷开办轮船公司，如旗昌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与中国船户争夺航运财富，“遂使数千只沙船尽行歇业”——恭亲王奕？在一八六九年的奏折中如此描述。后，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以应对这一竞争局面。

“十六铺”这一地名，出现于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为防御来自广东的太平军及来自福建的小刀会，将防卫上海县城的责任，分解到城厢内外各个商号，若干商号为一铺，共计十六铺。于是，此地就被称为十六铺码头。

一八五五年，大年初一，小刀会为了突破清军包围，纵火烧毁占据长达一年的上海县城，两万余华人涌进租界避难。太平军也自武昌沿长江而下，横扫浙北、苏南，逼近上海，导致江南大批士绅进入租界求生。正是小刀会、太平军的小刀与弓箭，打破上海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开埠之后“华洋不可杂居”的旧规，工部局、公董局等等租界治理系统开始生成。租界地价迅速上涨，经济繁荣。太平军、小刀会覆灭后，逃進租界的部分华人士绅回到江南故乡，或回归上海县城，十六铺一带恢复生机。

“禁止肩舆挑担沿路叫卖”，“禁止卖臭坏鱼肉”，“禁止小车响”，“禁止道旁小便”，“禁止九点后挑粪担”，“禁止施放烟花爆竹”……租界里的这些规矩，曾经长期被华人嘲笑、鄙视，但随着租界内外的交流融汇，开始影响整个上海的秩序与景观。

当代，某日，我与朋友坐在已经废弃航运功能的十六铺码头，共进午餐。

餐厅由杜月笙当年的一个巨大仓库改造而成。那是曾经装满鸦片、棉花、粮食、水泥、枪弹等等物品的仓库群中的一个，坐于其间，我不知道与从前的毒瘾、温暖、力气、建筑、生死，存在什么隐秘关联？黄浦江在窗外蜿蜒而过。码头、仓库、船、工人、商人……这些旧日十六铺地区的贸易景象，转换为目前的游客、导游、婚纱摄影师、模特表演、餐厅、酒店等等当代景观。

石库门风格的院落里，旅行社的三角旗缤纷密集，像云朵，将天空拉低到游客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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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灯，从屋顶垂落，照耀餐桌上的食品、茶、一本介绍餐厅概况的小册子。

小册子扉页上的黑白人物照，就是杜月笙，旧上海的主人公。这是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Jack Birns的作品，拍摄于一九四六年。这一年，杜月笙六十岁。照片中人物，已经涵养出教书先生的雅正。

杜月笙一生梦想，就是把青帮气息掩盖掉，从姿态上与黄金荣、张啸林这两个大亨拉开距离。我见过另一张黑白照，是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三人并肩而立的合影。黄金荣、张啸林虎脸熊臂，左手都捏一把扇子，右手叉腰。杜月笙瘦脸长身，两手隐垂于袖管。他的确喜欢别人称呼“杜先生”而非“杜老板”。

拜章太炎为师后，杜月笙原先挂着的大金项链、钻戒，都塞进抽屉，耻于碰触。作文习墨不辍。其名最初为“杜月生”，章太炎改“生”为“笙”，境界一新。杜月笙所写的信札，小楷，字迹端肃，没有一丝匪气霸气谄媚气。

杜家客厅挂一幅对联：“读古人书，友天下士。”杜月笙要求随从都穿长衫，说书面语。某日，他对一文人朋友感叹：“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五百年跳了龙门变成龙。而我呢，原来是泥鳅，先修炼一千年变成鲤鱼，再修炼五百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你还是一条鲤鱼，我，可就变成泥鳅啦！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

九岁成为孤儿，进入上海滩谋生，形似乞丐，受尽白眼。稍长，随朋友去青岛谋得木器行伙计一职，学会生意经，赢得老板小姨太的芳心，柔情似水，深情万端。欲私奔，被老板发现，毒打不已，从而坚定了一个底层青年的志气野心。回上海，在十六铺码头卖水果，以其聪明、诚实赢得黄金荣夫人阿桂姐的关注。步入黄公馆，成为贴身门徒，渐渐开宗立派。

在十六铺码头回首往事，眺望未知，杜月笙依然暗怀一个乡下人的卑微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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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源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地下组织——漕帮。

从事漕运为业的漕帮人士，遍及江南运河。为防御清王朝镇压，青帮成员采取师徒制，成员之间互不交流，形成一套复杂的暗语、手势、切口等等。清末，革命党人也都以青帮组织为依托开展活动。

辛亥革命后，青帮盘踞上海，与拥有广东背景的洪帮合流，霸持色情、毒品、赌场等行业，并投资主流经济领域，使多年后流行于海内外华人圈的电视剧《上海滩》，有了复杂背景、无穷高潮。“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叶丽仪的歌声，周润发的风衣、礼帽、墨镜，让人们对旧时代的爱恨情仇浮想联翩。

杜月笙在青帮中后来居上，在政商界拥有极大话语权和影响力，曾担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等。支持蒋中正一九二七年策划的“四一二政变”——手上有共产党人的血，使他终生仓惶，总感觉有苍蝇在指尖嗡嗡嘤嘤。

一个黑帮人士在白道上也风起云涌，又黑又白，如深夜里大雪压境。

抗战时期，杜月笙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向国共双方提供抗日财力物力支持。开办伤兵医院、难民救济所。上海沦陷后拒绝出任伪职，出走香港，继续参与赈灾、救护、锄奸等等活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复归上海，欲求上海市市长一职而不得，受挫感强烈。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都劝诫杜月笙认清前途。他却选择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香港，作为晚年栖息地。一九五一年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一个“做事要做到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人，精明。但那只能是一把锋利的刀子，才能拥有两面光芒、两面创伤。

4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清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上海，萧索一派。

一辆轿车开到南京东路和平饭店门口，汪伪政权高层人物之一的陶希圣，身穿大衣、头戴礼帽下车，走进饭店正门。回头，隔旋转门，看那一辆轿车绝尘而去，才走进卫生间换穿另外一种颜色的大衣和礼帽，戴墨镜，匆匆走出饭店后门。一辆等候已久的三轮车，载着他，向十六铺码头狂奔。直到以假名字登上客轮，陶希圣才对着渐渐模糊、缩小的上海，松了一口气。

这个著名汉奸，在汪伪政权与日本密谈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提纲》即将正式签署之前，摆脱了自己的文友、知己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控制，抵香港，归于重庆，再度成为蒋介石的文胆。他携带的那一份用微型照相机拍摄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提纲》，在《大公报》发表，同时附有其揭露相关内情的公开信。天下大哗。对汪伪政权的“和平道路”抱有幻想的人们，醒了。抗日战争进入更加坚定不移的新阶段。

曾经着迷于马克思主义、善于修辞的陶希圣，多年后，在台湾，对某个下属谈起这段历史，打了独特的比喻：一杯酒放在面前，他喝了一口，发现有毒，就拒绝再喝；而汪精卫喝了一口，也发现有毒，却兀自喝了下去。

帮助陶希圣彻底摔碎那个酒杯的人，就是杜月笙。当时已远在重庆避险的杜月笙，指示留在上海的手下，安排了和平饭店后门的那一辆三轮车、船票、轮船上始终紧盯陶希圣行踪的无名保镖。

一九四九年四月，陶希圣随蒋介石自南京乘太康号军舰赴台湾，过吴淞口，向蒋介石提出能否靠岸停留，等候大女儿陶琴薰从已经陷于陈毅部队包围的上海脱身、一同离开。蒋介石竟然答应了。陶希圣大喜过望，发电报求女儿速来军舰汇合。但思想左倾的陶琴薰拒绝了。

一九五七年，陶琴薰因家庭背景复杂而成为右派分子。一九七八年在上海去世，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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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拍摄的上海老照片：岸边人，向一艘冒着黑烟离去的客轮挥手致意。

照片左侧远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尖锐的顶层，山脉般、屏风般、折扇般的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使我推断，这是站在十六铺码头上拍摄的照片。挥手者只有背影，可以推测其表情。其中，一高大的戴黑礼帽者，远离人群，手臂自然举得最高、最分明，以便让船上的亲人或友人识别出来。可以推测客轮上被送行者的身份，比如，航向台湾的官员、名流、学生兵、商人、艺术家。与岸边的送行者一样，此时，他们都还不知道，这就是长别离，这甚至就是永别——

“往昔的生活伴随着忧伤，渐次离去，犹如船只”，波兰诗人米沃什，也是一个“送别与永别”经验丰富的人。必须经历无数次送别、永别，才能成为一个人、诗人。

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充满失败感的国民政府，加紧向台湾搬迁物资与人员。黄浦江上，台湾海峡，沉重的军舰和民船来来去去，满载故宫文物、中央银行黄金、政府档案文件、各大图书馆重要典籍、军用物资、药材……蒋家王朝恨不得把整个中国都装进一个个船舱。据统计，先后共撤往台湾二百万人，约占岛上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我怀疑，太平轮，就是上述老照片中的那艘客轮。冒着黑烟，拉响汽笛，像披头散发痛哭呜咽的妇人，预感到一场灾难的降临。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春节前，整个上海只剩下太平轮这一艘驶往台湾的轮船。一票难求。最终，这艘只有五百零八个座位的轮船，挤上近千名乘客。货舱里，装有《东南日报》全套印刷设备重达一百吨、国民党党史资料一百八十箱、陈果夫的别克轿车一辆、银洋二百箱、钢材六百吨……在乘客早已于二十六日完成登船后，装货的过程又延续一天。

太平轮的吃水线渐渐没入江水。一个施姓女子，无意中看见这艘有了倾斜度的轮船，像微醉者或者毒瘾发作者的身体。起航前，她毅然下船，不知道自己在一天后就成为了中外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

下午四点十八分，太平轮终于踉踉跄跄离开十六铺码头，加速向吴淞口外驶去。船上的人松了一口气，摸一摸藏在腰间的金条，开始喝咖啡、听音乐、聊天、吃蛋糕、喝酒、发愁。深夜，行至舟山群岛海域，太平轮与自台湾返程的建元轮，迎头相撞、沉没。获救者只有十余人。

整整三个月后，四月二十七日，杜月笙重金包了一艘荷兰轮船，载着妻妾、子女、朋友、随从等等数十人，离开十六铺码头。看渐渐模糊的上海滩，握一握名伶孟小冬冰凉的手，不知道他想起《牡丹亭》中的幽咽声腔否？“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由人、随人之后，终究是大雪茫茫的无人之境，无论精英枭雄或凡夫俗子，一概如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诗人罗隐的诗句，杜月笙大概没有读过，但懂得。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清晨推门推窗观望局势的资本家、知识分子，看到南京路上沉睡一夜的士兵，震惊复振奋——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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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消失于旧江湖，但流传下很多名言——

“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他想把这三碗面都吃好，把上海滩看成一个大面馆，让周围的厨师、跑堂、食客都来喝彩、尊重。世事洞明如参禅。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就一夜别想睡觉了。闭眼，他梦见自己上半身军装、下半身短裤的打扮——身份焦虑。一个在江湖上威风凛凛的大佬，却认为自己是夜壶型的人，只能藏在床下接纳便溺，而不能像茶壶、咖啡壶、高脚酒杯那样，堂皇出现在客厅、餐厅。当时，上海租界内的各个图书馆，都有他花巨资购买并烫上“杜月笙赠”字样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

“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脾气大。”按照这一标准，杜月笙应该是头等人。在杜家，熟悉的朋友会调侃他，递上一个梨：“来，削一个！”杜月笙就削好几个梨，笑着递给大家品尝。

“女人是用来疼的。”尤其是那些美丽女人，怎么能让她们伤心？杜月笙的五房姨太太，四位是名旦名角，唱的都是英雄肝胆、美人深情。其中，就有那一位被梅兰芳伤了心的孟小冬。

“别人存钱，我存交情。”杜月笙的口头禅是“一句闲话”。任何人有求于他，总能听到这“一句闲话”，就放心、松一口气、过了难关。送他人钱救急，杜月笙总避开第三者在场——顾全受助者的脸面。临终，杜月笙让儿女销毁了保险柜中所存的他人借条，款额数字惊人，涉及商界、政界诸多巨头。他解释：“借出去的钱，人家感恩的，会记住杜家的好；不感恩，你们去索要，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我不希望我死后，家里还碰刀斧。”

一九二五年，三十八岁的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會总联合会主席，黎元洪手下送来了贺词：“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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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杜月笙的上述标准，我显然是末等人：“三碗面”吃得艰难，缺乏对自我和他人的正确认知，脾气还比较大，疼女人的手段也匮乏，钱和交情都很紧缺。

在上海，内心软弱的人，总揣摩如何以阴险腔调与人周旋，以便预防、震慑潜在的侵袭，但往往会被人识破——揣一支笔与揣一把匕首，眼神、步姿、语调，差异巨大。

当生活出现麻烦和漏洞，我也曾尝试戴墨镜、叼一支烟，期望听别人嘀咕“这个家伙凶恶”，以便强化一丝安全感。也是身份焦虑。

佛经言：“如恒河水，三兽俱渡，兔、马、香象。兔不至底，浮水而过。马或至底，或不至底。象则尽底。”只有大象般的人物，对人世之深阔，才有精辟彻底的觉悟。杜月笙生于一八八八年，属鼠。在民国，在上海滩，已经有了大象般的气度，依然老鼠般不安，因为内心储存了大剂量的毒素和阴暗。他的一生就是苦恼于如何消毒、驱暗。

我属兔，只能浮水而过，但无毒，也还算好吧。有成语“狡兔三窟”，揭示了兔子们以狡猾掩饰软弱的巨大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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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码头、十六铺码头，是一系列码头的总称，包含会馆码头、盐码头、竹行码头、王家码头、万裕码头、公义码头。

清代文人王韬描述：“元夜，万艘齐灯，寻丈桅樯高出水面，恍如晴霄星斗，回映波心，诚巨观也。”嘉庆《上海县志》亦感叹：“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岁亦间至，地大物博，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可见十六铺码头和航运业，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意义非同寻常。

十六铺码头，使周边街区成为商业闹市。在一幅清代地图上，城墙内密布众多行业组织：布业公所、丝业公所、茶叶公所、鲜肉业公所、药业公所、钱业公所、京货帽业公所、南北货公所、成业公所、花糖洋货行、油豆饼业公所……城墙外罗列同乡组织：关一山东帮、沙船会馆、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浙绍公所、四明公所、建汀会馆、潮惠会馆、江西会馆……

在公所与会馆之间，在城门内外进进出出之中，一座城市的商品化与开放性日益形成。

“本地人”和“外地人”这两个概念，在康熙时期已经出现于上海滩。山东人、关东人、浙江人、广东人，携带皮货、药材、糖、茶叶、木炭、豆饼、宣纸和雄心，进入这座不断因江海帆樯推动而放大的城市，经商、定居、繁衍子孙，把后代变成本地人，把客栈变成家园。

这些充满商机和乡愁的公所与会馆，目前一概消失。留下若干地名，可供想象当年盛景：咸瓜街，豆市街，芦席街，竹行街，花衣街，篾竹弄，火腿弄，硝皮弄，洗帚弄……有一条杀猪弄，现更名为“萨珠弄”——走在萨珠弄里的人，想起诵经而不是杀猪，也算好吧。

十六铺一系列码头相继消失，在路名里残留存在感：利川码头街、公义码头街、赖义码头街、油车码头街、新码头街、盐码头街、会馆码头街……这些街道随时间推移，也会湮灭进某一公寓、某一高架路、某一地铁站。像这座城市众多私人花园、河流、小桥，已经抽象化为“愚园路”“吾园街”“瞿溪路”“肇嘉浜路”“方浜路”“陆家浜路”“大木桥路”“斜桥路”“打浦桥路”……终将再一次湮灭？

上海县前后修筑起的城门共六座：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朝阳门（小南门），仪凤门（老西门），晏海门（老北门）。城墙与城门，曾抵御倭寇和盗匪，晚清后失去作用——外国军队在黄浦江上一炮打来，就可以掘开缺口。且城墙制约了老县城与租界之间人员往来，尤其是热爱夜生活的人，受阻于按时关闭的城门下，愤怒高叫：“开城门！”

辛亥革命后，上海县城的城墙北半圈于一九一三年拆除，修筑为民国路即当下的人民路；南半圈于一九一四年拆除，修筑成为中华路。这两条路，自然而然保留了城墙的弓形状。城门一概消失，只留下“老西门”“小南门”“大南门”三个地名，作为地铁站名、公交站名。像一个人消失，留下一个笔名、艺名、姓名，作为纪念。倘若这笔名、艺名、姓名过于寻常平淡，也终将消失于汉字的汪洋里。

有成语“得意忘形”，其最初含义应该是：获得意义，即可忘却意义所依附的形象。也还算好。但大部分情况是：意形俱忘。也算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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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十六铺已经是外滩风光带的一个节点、焦点、热点。外滩，当年租界留出的供纤夫们伏身背纤的道路，如今，像纤绳，拉动上海这条大船，进入广阔现实和汹涌未来。

夜幕降临。看对岸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这四座愈来愈高、愈来愈强势的建筑，正朝着月亮的子宫里喷吐群星的精子——黑夜的母腹，正怀孕、产出一个又一个新黎明。

老上海位于上海？老上海告别了上海？

现在，杜月笙的仓库外形仍在，内涵剧变。坐在仓库一角，我像装满了几十年陈粮杂念的旧麻袋。

岁月，这一个最有力的码头工人，终将把我扛起来，沿着栈桥，扔进墓地般的船舱和大海。

嘉定：临去秋波那一转

1

嘉定在上海地图最北边缘，接壤苏州。

明代，苏州人祝允明经常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漫游嘉定。几位吴门才子，喝酒、题壁、看如花的女子春衫薄弱，缓缓归。因手有六指，祝允明自号“枝山”，可见其内心之豁达与喜悦，有理由成为众多话本、戏剧中的有趣角色。

在嘉定一寺院，祝枝山看到《西厢记》中崔莺莺画像，赞叹：“妖妍宛约。”复困惑：寺庙墙壁上有一个妖妍宛约的女子，对那些参禅清修的僧人，是多么艰难的晚课。

我多次来嘉定，晃荡于几个寺庙，为了像祝枝山那样看到崔莺莺画像，或像张生那样窥觅当代崔莺莺，无果。

周围，嘉定新城众多楼盘推销广告林立，有如下字眼：“本小区配套设施有超市、公园、邮局、幼儿园、学校、医院、寺庙。”我笑了。“寺庙”。楼盘开发商也开始关心未来居民的精神生活。但嘉定寺庙自古有之，且繁多，乃提前为当代楼盘配套而建？佛心慈悲，历久弥深。

嘉定有菩提禅寺、云翔寺、曹王禅寺、吴兴寺、护国禅寺、震竺禅寺、留云禅寺、圆通殿、华藏禅寺、万佛講寺、孔庙……我不知道祝枝山在哪个寺院看到崔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王实甫《西厢记》中，张生最动人的念白，就是“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一座寺庙西厢，别有意味。男女春情与寺庙清秋气，构成对比和冲突，方能趋于深沉和明净？

嘉定寺庙之所以出现“临去秋波那一转”，或许阐明：只有面对并克服了崔莺莺所象征的尘世诱惑，一个人才能悟道、参禅。多么难。

2

在嘉定孔庙——江南地区著名的古代科举考场——看到另外一种“崔莺莺”：历代状元榜后面的宦海仕途，吸引学子们囊萤夜雪、悬梁刺股。

大成殿、两庑、大成门、棂星门、名宦祠、乡贤祠、崇圣祠，在孔子旗帜下，萃集于这座南宋时期建成的有“吴中第一”之称的庙宇内。凡欲搏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江南书生，无不骑马、乘舟、徒步，来此烧香膜拜孔子，再进入旁边考场。

嘉定孔庙内陈列有历代状元的姓名、籍贯一览表。细细读之，发现宋元以来的状元，多出自江苏、浙江一带，北方寥寥无几，充分印证了经济繁盛与才子如云之间的逻辑关系。

孔庙内陈列有部分状元考卷及考官红色眉批，字迹均端正、无味，类似儒生面孔；也展示作弊者在马夹背心、手帕、鞋底、裤头上用蝇头小楷密集抄录的《四书》《五经》，如同恶作剧者的鬼脸，有趣，就可爱了。

考场遗存格局如下：一条长廊，两侧为一间间由木栅栏隔阻的半开放式小屋，考生一人一间，如囚犯；考生身旁有食盒、便桶，面前有笔墨纸砚，但砚台须薄，笔管须空，食物须切开，以免作弊；巡考官或在长廊上逡巡，或在考场一角高台凌空俯视，如苍鹰或摄像探头……

一个埋首走笔的前朝书生，脑海大约回响着宋真宗赵恒的《劝学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那如玉容颜，就是崔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妖妍宛约吧——

激励但丁的是贝亚特丽齐，率领浮士德的是格蕾辛、海伦，鼓舞张生的是崔莺莺。

“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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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嘉定，并非才子佳人的后花園——嘉定三屠，赫然列入史册。

多尔衮控制江南后，命令文武百姓一概剃发，汉族绅民激奋、反抗。嘉定起义，遭屠城；再反抗，再遭屠城，第三次反击，复遭屠城。亲历者朱子素著有《嘉定屠城略》，言：“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数万人遇难。

屠城指挥者李成栋，本是李自成手下将领，后降明，继而降清，率部下进攻江南、福建、广东，以嘉定三屠成就恶名，后又起兵反清，战败而死。

这一个反复无常的汉人，率领汉人屠杀无数汉人的汉人，是谁引导他，在脱离人性的道路上狂奔？吴三桂还可以用陈圆圆作为理由遮脸，李成栋呢？我对这个宁夏农夫出身的人，很困惑。

李成栋应该没有读过《论语》《西厢记》。历史的主导者、书写者，往往不会、不必、不能去读《论语》《西厢记》，否则，揣着一颗柔软、仁慈之心，如何拔寨攻城、杀伐四方？

江南平定后，清朝鼓励天下书生读读《论语》《西厢记》，包括延续科举制度，建设一个秩序性、抒情性的民间，解除统治之忧。嘉定孔庙内存有清廷祭孔记录。雍正祭孔诗如下：“扶植纲常百代陈，天将夫子觉斯民。帝王师法成隆治，兆庶遵由臻至淳。道统常垂今与古，文明共仰圣而神。功能溯自生民后，地辟天开第一人。”

这“地辟天开第一人”的画像，凛然于嘉定孔庙墙壁。不知道孔子在天之灵，对雍正的赞美诗，是否厌倦、忧愤、持异议。

我猜测，孔子大概不愿意做一个被过度利用的圣人。我也仅仅把他看成先秦时期的思想者，中国早期散文家群体中的一员，为后世传递了汉民族早期的人间消息。我喜欢“取瑟而歌”“咏而归”中那一个天真与狂喜的孔子。先秦时期的散文观，大约就是“天真与狂喜”——

老子：“道法自然。”

庄子：“磅礴万物以为一。”

孟子：“万物皆备与我。”

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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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八年，嘉定城里诞生一个孩子，四岁入私塾读《诗经》《论语》，十六岁赴美国纽约州库克学院学习英语，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课余组织社团活动，编辑校报，参加辩论赛。一九一二年回到新生的民国，希望用自己的学识才干，平天下、报中华。担任袁世凯的秘书、外交部顾问后，一九一五年，重赴美国担任驻美公使，二十七岁，成为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他，就是顾维钧。

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准备拟定对德条约。英、美、德、法、日以一等国家自居，欲瓜分世界。此时，顾维钧的妻子刚病逝。怀一腔哀痛，他代表中国来到巴黎，义不容辞。被视为末等国家的中国，只有两个席位，低于其他国家各自拥有的五个或三个席位。

中途，日本突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时间准备，也无人可商议，顾维钧站起来，即兴陈词：

“一战期间，中国共向欧洲战场输送十四万华工，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他们，大部分来自山东。中国也因此成为战胜国。如果一个战胜国的领土山东，被日本无理掠夺，牺牲在一战战场上的中国人的灵魂，不能安息，人类的公理将蒙受耻辱！

“西方有一个圣人，叫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成为西方的圣城。中国也出了一个圣人，叫孔子，出生地就在山东，山东成为中国的圣地。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中国也不能失去山东！”

全场寂静，尔后掌声雷动。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等等政治家，被顾维钧的雄辩震撼。这是载入世界外交史的一段著名辩词，充满逻辑与修辞的力量。日本使节无言以对。法国总理称赞顾维钧：“像猫在戏弄一只老鼠，尽显擒纵之技能。”山东，被逻辑与修辞保护了。

在李鸿章之后，中国又出现了顾维钧。三次代理或实任内阁总理。二战期间，奔走呼告。一九四五年，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晚年定居纽约，一九八五年去世，九十七岁。

孔子隐秘支持了一个人的巴黎一刻，乃至一生。每当孤立无援，顾维钧眼前总会浮现出故乡的这一座孔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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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前一棵高大繁茂的许愿树上，系满红色布条，写着“保佑刘晓莉考上清华大学数学系”“保佑高源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保佑张明考上苏州工艺美术学校”等等字样，迎风飞动，如同一个披散头发的精神恍惚者——

“天真与狂喜”的气象，安在哉？

自从被化妆、修改，进入皇帝们所需要的孔孟之道，孔子就丧失了人间烟火气息。在一尊神面前，仆伏在地的人，没有爱，只有恐惧和妄念。

顾维钧所爱的孔子，或许与我眼中的孔子一样，是一个哲学教授、一个散文家。所以，敬爱。所以，必须以诚实而恳切的言辞传情达意，克服谎言和假象。

一个少儿国学班，正在孔庙左侧的偏房内上课。孩子们在背诵孔子编辑整理的《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天真与狂喜的句子，很美好，这些童声很美好。

多年后，这些长大了的孩子们会明白：伊人永远在远处，在水的另一方，像崔莺莺。

孔庙附近有顾维钧旧居“厚德堂”。我去看了，大门紧闭。墙壁上有铭牌“上海不可移动文物”。《易经》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德行深厚，方可负载万事万物——苍茫大地，是中国士子们的精神参照物。

嘉定周围有多家汽车制造厂，以及F1赛车场。汽车引擎铿然轰鸣，寺庙钟声隐约荡漾、交响，让新一代读书人的内心，在种种秋波和童声之间，沉浮不定。

诺曼底公寓或武康大楼：乱箭与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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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路、武康路、兴国路、余庆路、天平路，五条路交叉处，地势逼仄，建设起咄咄逼人如同战舰般的一座大楼：诺曼底公寓。

匈牙利人邬达克设计。一九二四年建成——在民国、在法租界，这座大楼预言、预演着一九四五年的诺曼底登陆、突围和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这座大楼更名为武康大楼。

赵丹、秦怡、王人美、郑君里等等明星入住，在阳台和舞台上表演新生活，赞美日出和春天。邻居大多是军人家属、官员、工人，甚至会在窗台上养几只鸡，改善生活。如果这一只鸡飞起来寻找自由，就会掉在淮海路上，甚至落在路对面宋庆龄家的院子里。

鸡鸣、革命歌曲、电车丁零当啷声、小贩叫卖声，交响于武康大楼的晨昏，好像在努力变奏，成为战舰改装为游轮的和平时代汽笛声……

青年电影演员孙道临，假装在楼下公交车站反复巧遇越剧演员王文娟，一同乘车，谈论车窗外的天气和《红楼梦》。而后相爱、结婚，拉上这座大楼某一房间的窗帘，轻声诵唱：“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听何处，哀怨笛，风送声声。人说道，大观园，四季如春，我眼中，却只是，一座愁城。”

武康大楼，航行于一座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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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武康大楼这一艘位于六个方向交叉处的游轮，在车潮、市声、政论构成的风浪里六神无主。

一些人“晕船”“下船”，一些人以右派、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等身份在此“跳海”——跳楼自杀。本市其他地域的绝望者也慕名而来，乘电梯到顶层一跃而下。当时，上海高层建筑不多。此地成为闻名全市的“跳水池”。

的确是一方乱箭穿心之地。

多年后，一个清明，深夜，乘车路过武康大楼下纷乱纠结的街头，我看见两个祭祀者在燃烧纸钱。火焰的热力，可以唤起幽灵的脸？

如今，这座大楼的底层是咖啡馆、酒吧、银行、书店。上下八层走廊凸显于楼外，如同一艘豪华游轮的八层船舷。慕名而至的访问者，徘徊于大楼周围，持相机与手机仰拍、自拍。我曾试图迈进电梯登楼细察，被警惕的门卫拒绝。

只能旁观，对于我不曾出现的旧日岁月。但这旁观是有意义的——让被观察的旧日人事，获得一种新姿态、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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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大楼周围，几条小街风景幽美，文人、影星、官僚、富商的旧居，比比皆是。例如，巴金花园。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巴金一家就从霞飞坊搬到武康路上这一花园生活。从作协回来，或者从奉贤五七干校回来，巴金都会看到蕭珊站在门前候着，表情温暖或担心。萧珊被街道居委会勒令，在武康路上扫街。巴金也站在门口看着妻子瘦弱的身影。一群孩子跑过她身边的时候高喊：“打倒巴金的臭婆娘！”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岁。”一九七八年，萧珊去世六年后，巴金才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篇名为《回忆萧珊》。他自责，是写作和文学连累了妻子。但如果没有写作、文学，这世界上就不存在一个巴金，也就不存在来自萧珊这一个读者的爱了。

巨鹿路、淮海路、武康路上贴满大字报，巴金一家人作为罪人被写在上面示众。漫画里的巴金更加微弱，承受着一只只巨大的铁拳。红卫兵随时撞开家门，揪出巴金或者萧珊，去街头或某个单位里接受批斗。满城的锣鼓声、口号声、辱骂声，声声刺心惊心，心肌梗死者屡屡可见。

正是上海，发明了“电视直播批斗会”这一政治运动新形式，让市民在家中接受教育、参与革命。我看过一段当年影像记录：一个大汉揪住巴金的头发往下按，一颗斑白的头颅依旧要昂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这颗头颅低下去。大汉暴怒，索性一手抵住巴金脊背，一手抓住头发往后扳，巴金的脸都被扭歪变形……

萧珊患癌后，巴金向作协里的造反派头目请假，不允，只得返回奉贤五七干校。

死后，萧珊的骨灰被巴金放在床头五斗柜里。他夜夜能听到妻子的哭声。

二〇〇五年，巴金去世。他的骨灰终于在大地里紧紧抱着爱人的骨灰了。

4

巴金在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已进入古稀之境，满头白发。海风劲吹，他也满头云团和暴雨。

夜晚去开会、上厕所、喂猪，路上泥泞，总让他摔倒在地。他是五七干校里摔倒最多的人。两条腿布满伤疤，裤子上泥迹斑斑。有一次，他挑着担子滑进水沟，眼镜也丢失了。他就躺在水沟里，两眼混沌地望着天空……

经常被安排提着粪桶去倾倒，粪水溅起来，他脸上头上就斑斑点点——一个臭老九，的确很臭很臭了。

他学会了搓麻绳、养鸡鸭。让一个作家回到农夫状态，是时代的进步？他不敢这样思考下去。他真诚地觉得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有罪的人，需要在肢体劳作中改造灵魂。面对一张纸，即便自我批判，也脑子迟钝，找不到一个有杀伤力的新词汇。在黯淡的马灯下，久久捏着一支破钢笔。粗糙的手，布满裂纹和泥垢。

在海边，即便这样痛苦，巴金也觉得比被抓回城区、参加批斗会要好多了——在一群群红卫兵的拳头和呐喊声里，他觉得自己成了戏台上的小丑。批斗完毕又被拉回海边，连武康路上的家也不能回去看看。

巴金在五七干校所住的宿舍，是用竹席围成的棚子。雨打风吹后，床底下竟长出一丛丛芦苇，像是在鼓励床上的一个老人：要活下去，要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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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花园附近，住着巴金的两个朋友：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彼此走动很方便。三个人也曾结伴，在武康大楼下聊天，望着纷乱纠缠的街头，表情茫然。

文革中，贺绿汀是上海市第一个被姚文元点名批判的“反革命分子”。罪证如下：贺绿汀用“山谷”作为笔名写文章，而“山谷”是北宋黄庭坚的号，黄庭坚曾经遭到贬谪，这就是在隐喻《海瑞罢官》，显然是在为彭德怀、吴晗鸣不平嘛——一个多么富有想象力的、婉转曲折的罪证。也只有姚文元这一类文人，才能发掘出来。

像巴金一样，贺绿汀被扭送到电视直播批斗大会上。震天的口号响起，大喇叭里的怒火像火山口一样爆发。贺绿汀却无知无觉，盯着木地板上的各种纹理，走神。那些像河流、云朵、走兽一样的木纹美感，保护了一个老人的心脏。几个小时过去，批判者拎起贺绿汀的衣领质问：“你交代，‘我是不会屈服的，这句话你说过没有？”贺绿汀高声回答：“我说过多次了，我是不会屈服的！”全上海都听到了这一个作曲家的男高音独白。

周信芳对上海京剧院编排现代样板戏有异议，招致江青不满。加上主演《海瑞上疏》，更是祸从天降，被冠以“京剧界的南霸天”之名，游街、毒打、关进少年犯管教所。释放后，妻子裘丽琳已经因折磨而去世，儿子周少麟两次被捕入狱，孙女玫玫被剪成秃头后疯了。一九七五年，周信芳因心脏病去世，终年八十岁。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周信芳平反大会上，巴金致悼词，泣不成声。

《徐策跑城》是周信芳代表作之一。困顿中，他时常低声诵唱、安慰自我：“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6

进入巴金花园，我仅仅是一个游客。我没有资格假装是巴金的学生、友邻。先生离世后，此地成为巴金纪念馆。

书桌上，摆着萧珊和托尔斯泰的照片。巴金另有写作的地方——萧珊的缝纫机。在这里完成了《随想录》，双脚踩在踏板上的时候，他会想起萧珊的一双脚吧？晚年，轮椅上添加了一块写字板，他伏身在上面写作的时候，像是自己在推动轮椅前进。

展柜中陈列的物品如下：巴金为萧珊治病而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求情借款二百元的字条，接受红卫兵批判的照片，法国政府授予的骑士勋章，《家》《春》《秋》《随想录》的手稿……反思，痛思，是巴金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功课。他直视自己和同代人的种种变形，以一个变态的时代作为镜子。

在文革时代的大合唱中，只有随声附和，或者对口型，才能维持存在？假如他独唱、沉默、张口结舌，就是选择了崩溃和消失。一个人的精神独立，比一座小楼或大楼的独立，更艰难。

巴金喜欢抱一只猫照相。当年被捕入狱期间，家里养着的一只狗，被红卫兵送往某医院解剖了。他的老朋友夏衍、冰心，也都喜欢各抱一只猫，沉思或聊天。文人与猫之间的关系意味深长。猫有老虎的外形，又能接受春风般的抚摸，使主人获得安全感，隐约涌现出控制局面的虚幻感——连绵无尽的群山，怀抱一头老虎。

像晚年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一样，我在巴金花园里，直起腰来，就能看见船形的武康大楼及其隐喻的大海——它深入人海，横渡时间之流。从花园，到充满歧义和歧途的武康大楼，需要五分钟左右時间。我试图揣度，巴金在两者之间往返独步时的心情。

关于文革，中国作家的沉思与表达，仅有《随想录》《干校六记》《洗澡》等等不多几部作品。俄苏作家们在斯大林时期写出《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等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用诺曼底公寓或武康大楼的阴影、灰烬，制作成一瓶墨水，让幸存者与后人书写记忆，以防止这样的记忆重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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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璇在一九五七年病逝以前，一直居住于附近小街。抬头，就能看见武康大楼。

她常常来武康大楼底层的紫罗兰美发厅，整理发型，再焕然一新登楼，去访问居住在这里的影星朋友。听到钢琴伴奏的美妙歌声，邻居们就知道周璇来了，那些船舷形状的走廊里就站满听众。

“你也买桃花，他也买桃花，龙华的桃花都搬了家，路不平，风又大，命薄的桃花都断送在车轮下。”周璇的歌，像在唱她自己、唱着哀感顽艳的她们——在上海，看见桃花，我就会想起民国以来女影星们的美丽与凋零。那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美丽与凋零。

我常常把周璇与阮玲玉、上官云珠、王人美、胡蝶们的故事，混为一谈。因为，那些故事里出没着面目相似的种种才子与恶棍。

现在，上海的弄堂、酒吧、咖啡馆、餐厅，依然可以听到周璇们的歌声。新一代美人与文人，继续周旋。路依然不平，风依然很大。

松江：云朵间有巨口细鳞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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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加上黄浦江，等于松江——一个小镇，位于上海西南边缘，接壤浙江、江苏。距西塘、乌镇等江南名镇五十公里左右的路程。

目前，松树在松江已经很少。方塔公园内小山上有一片松树林，我数过，三十五棵。那一天，春分——春天用南风这一吹风机，想把松树和我的头发吹分成左右对称的样子。我靠着松树休息十分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觉，不妥。换了一棵湖边的柳树靠着，惬意许多，像浪子荡子了。做浪子荡子比做烈士的难度小，但姿态轻浮，也不妥。我就什么树也不再依靠，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美女们在湖边来往，风摆柳一样，像是要让柳树来向她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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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在松江附近流淌——源于浙江安吉龙王山，经松江，到达下游上海城区，入海。运沙船、垃圾船、渔船、渡船……突突突突轰鸣的柴油发动机声，淹没水声——柴油机用工业化的噪声，反对田园诗。

一条船，舷边蹲着一条狗、晾晒一条红裙子，像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浮草》中的镜头。人生就如同这浮动的水草、船。光阴如江水载浮载沉。水上、水边的生活，容易产生伤逝之感。突突突突轰鸣的柴油发动机声抑制水声，似乎是为了减弱伤感、反对感伤。

某年春，总计数千头死猪以平均每天六百余头的节奏，顺着黄浦江、朝上海城区方向浮游，在松江一带中断泳姿，被拦截、上岸、深埋。猪们一生中唯一的仰泳，目标是江水下游的陆家嘴、大海？它们戴着可以追溯来源的电子耳标，像戴着耳环——让死亡显得时尚、光辉？死因迷离。

黄浦江上游、松江以南，就是嘉兴、新市。宋代杨万里曾经写过一首诗《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古典春日画卷。现实景象却是：篱落不再，猪场密集。据说，部分养猪者悄悄用“砷”（一种可能置猪、人于死地的化学原料），造成猪外貌健美的假象以促销，导致猪群郁闷、携带毒素、死亡率居高不下，死猪在夜晚被扔进江水——猪群取代鱼群，填充河流的空虚。

拥有乡村背景的诗人，在这个春季开始吟诵童年时代的水井、河流。水井消失，水杯成为水井正直的纪念碑。河流也将消失？水龙头（与龙的关系已经断绝）成为河流扭曲的墓碑？

我不想以乡愁为主题来写诗作文。翻书刊，看见大批量、低廉、无效的乡愁，甚为厌倦。乡愁成为朗诵会上可以表演的资源。但一个杰出的写作者，又必然是无家可归才走上笔杆这一条小路。那故乡，不仅仅在地图里消失，在钟表里消失，甚至在日益衰老的身体里，也有着崩溃的危险——

所谓写作，就是为了随身携带一个故乡，进入晚年，无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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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0高速公路，原名“沪昆高速公路”，自上海，过松江，经杭州，最终抵达昆明。大量高速公路的出现，带来数字化命名的时代，便捷，理性，像子嗣众多的家长“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之类的命名一样，悖离了古人在“华亭”“云间”“松江”等等地名后面隐含的命名原则：有画面感，有情怀。

G60高速公路穿过松江而来、而去。路南，松江古城区，古迹、古人轶事萃集之地。路北，松江新城。新城内大学云集，少年与初恋云集。泰晤士小镇，一个由若干英伦风格的别墅区组合而成的街区，成为《松江旅游图》上的焦点，游客、婚纱摄影者流连。在这英式的教堂、铁桥、咖啡馆、小街道上拍照，完全可以产生“到英国一游”的迷离恍惚，引起英国原版小镇的不满。

还算节制，此地尚未虚构出一条泰晤士河与《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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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古称“华亭”。《三国志·吴志·陆逊传》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东吴陆逊破荆州有功，被封“华亭侯”。这是“华亭”首次出现于典籍。其孙即陆机、陆云。华亭，华丽的长亭短亭，迎送南来北去的官员、游子、走卒。由此可见，历史上本地水路陆路之密集便捷。

又称“松江府”，在宋代，成为全国的棉纺业生产与棉布制造中心，松江布和黄道婆名闻天下，结束了中国只有绫罗绸缎的时代，让民众普遍感受到棉花的暖意。

更喜欢本地的另一雅称：“云间”。陆机、陆云、赵孟頫、董其昌等等本地文人，一定喜欢这两个字——陆云应该最爱，他本身就是一朵极有天赋、天空赋予的云。这几位不同朝代的文人，如果萃集一堂、联袂而行，青衫应当飘动成一小块天空。宣纸像春风中的原野长满草体字迹，印章暗红，如天边落日。

此地曾经盛产一种丹顶鹤“华亭鹤”。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期间，有诗自况：“三年谁是伴？华亭鹤不去。”北归洛阳时，“鹤与琴书共一船”。遇到刘禹锡，还邀请他上船鉴赏那两只华亭鹤。后来，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常来华亭寻鹤。李白《行路难》中亦有句子：“华亭鹤唳讵可闻。”于是产生一个成语“华亭鹤唳”。

随着海岸线渐渐东移，华亭或者说松江、云间，与大海拉开距离，环境变异，華亭鹤渐渐消失。华亭鹤一类英俊之才，难得一见。“华亭鹤唳”这一成语，也难得一用。

“古人云”“人云亦云”“不知所云”“岁云暮矣”“云头雨脚”“云泥之别”……这些“云”，这些动词、名词、语气助词，都那么美，有必要经常用用，洗刷字里行间的世俗气——

在云间，就是在美与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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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山、天马山、凤凰山、玉屏山、辰山、钟贾山、天马山、小机山、横云山、小昆山……十二座高度在百米以下的精致山峰，簇拥、绵延于松江西北部，达十余公里，组成上海地区唯一的山脉群落。远远望去，像参差断续、湿涩变幻的“一”字——陆机书写《文赋》时，在窗外天色空茫处，毛笔随意一挥，就写出这“一”字吗？

古人以“九”为大，松江别称云间，故，这一系列山脉简称“云间九峰”。

云间九峰最初是岛屿，上海地区曾是东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汪洋无限而后蜕变为滩涂、陆地。海水在时间面前节节败退。如今，山中偶尔可见贝壳及海藻化石。佘山是其中最高山脉，处于领袖地位。康熙御题“兰笋山”——康熙南巡，对佘山兰花之幽香、笋味之鲜美，印象深刻，遂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〇年）春，亲书匾额“兰笋山”。杭州织造员外郎孙成至、苏州织造司库那尔泰两位钦差大臣，赴京接匾，坐船南下，至松江佘山，于山下宣妙寺举行隆重的上匾朝贺之礼。

康熙题匾及宣妙寺今已不存，佘山兰花、竹笋依旧，年年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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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山，云间九峰中离天空最近的一座山。

山顶建有著名的天主教堂。暗红色外墙醒目。满山绿树映衬下，教堂暗红如花，献给天空、天主和真理。一八四四年，法籍传教士南格禄在江南一带漫游寻觅，至佘山，一见倾心，遂勘测地建教堂。一八七一年动工，一九三五年落成，精雕细琢，中西合璧，采用无木无钉无钢无梁结构。可容纳三千信徒的教堂，不用音响，即可将布道者的声音传递至每个角落；不用灯光，即可借助彩绘玻璃天窗投进的缕缕日色，让信徒们依稀看到上帝慈悲的脸。管风琴声与歌声荡漾，有替代山间风声、鸟声、泉水声的趋势。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佘山教堂成为世界闻名的天主教圣地，每日、尤其是每年五月的“圣母月”，各地信徒群集，沿山中“之”字形的苦路（路名别有深意）登至顶峰，入教堂，得解脱。

江南地区天主教信徒中，渔民占大比例，往往划船至佘山下，再上山朝圣。佘山附近小河浜，常聚集不少小船。以船渡身，以山载心。如今山中有索道，乘索道者往往是非教徒身份的游客，凌空，轻松而至，对教堂内部神圣气氛望而生畏，探头探脑、照相、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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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旁有天文台，建于一九〇〇年，同样为法国传教士所立，是我国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天文台，安装有巨大的光学天文望远镜、激光望远镜、射电望远镜、光学折射望远镜等先进仪器设备。把天主教与天文学结合在一起，顺理成章——它们都是关于上苍的发现和思想，与形而下、山下的世俗欲望，看似无关实相关。

一个天主教徒透过天文望远镜眺望星空，能从月色云朵间读到一丝天主的微笑？继而获得安详和自由——月色云朵，就是天文、天空中的文字，就是福音书。

山间有众多酒店、别墅群，山下是辰山植物园。我在植物园内草地上躺过一个下午，晒太阳，青草泥土气息使嗅觉回到童年。偶尔瞄一眼佘山，觉得圆顶天文台像圆顶礼帽，暗红色教堂像暗红色蝴蝶结——如此，佘山就是以满山植物为头发的绅士脑袋了吧？一个绅士，怀着蝴蝶般在空中飞动的隐秘愿望。

我躺在草地上像虫子，草间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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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饭馆内独自吃一条松江鲈鱼，喝半壶黄酒，让肠胃也到松江一游。渐渐有了与陆云、陆机、赵孟頫、董其昌共进晚餐的恍惚——他们环坐大桌，我坐旁边小桌，偷听他们高谈阔论。一个人的才华、胆气、酒量，可能与饭桌的大小成正比。

苏东坡《后赤壁赋》中描述一尾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不知他来过松江否？若来松江，陆云、陆机、赵孟頫、董其昌们，会穿朝越代与他共进晚餐，环坐大桌，吃松江鲈鱼，喝黄酒。

醉了，大笑出门，在云间、在巨口鲈鱼般的夜空里，漫步成细鱼鳞般的星星。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