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扬帆

(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社会文化秉持以性别特征作为社会角色期待的信念，也在引导着女性同家庭与子女照料领域的亲近关系，以此适应社会的需要，从而建构并强化着其固有行为特征与选择。

笛卡尔〔1〕的身体观中将身体完整性和自我对身体的权利联系在一起，有关女性身体的研究，最早在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就曾谈到妇女身体遭受着社会力量的压制〔2〕；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有过“对女性身体的训练和规范是社会控制的策略之一”的表述〔3〕，著名女性学家波伏娃〔4〕则从文化因素去解释女性角色被形塑的过程。罗伯特·卡尔伯特森〔5〕曾说创伤经历是通过身体为人所知的，创伤所带来的症状在心理上或许是隐而不现的，但却常常避免不了以身体的形式得以呈现。

失独事件是一种破坏性的经历，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去关注失独老年女性身体的创伤与痛苦的空间。以往的研究〔6〕中，关于过去的记忆离不开身体层面的认知与感受，本文拟以失独老年女性记忆中的自我身体作为考察对象，重点围绕身体是如何“叙述”和“再现”其创伤记忆的核心议题，并进一步探讨失独老年女性记忆中的身体经历了哪些不同的阶段，分别投射出哪些记忆内容，通过对其身体在此过程中展示的实践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

1 “挣扎的身体”：失独老年女性记忆中关于身体的思考

1.1想要不敢要：权力机制对女性身体的控制 在福柯〔7〕有关规训的研究中，发现全景敞视建筑在监狱中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犯人们感到自己被监视，并且是无时无刻地被监控。看似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被他们所自主施加的。这最早是英国学者边沁〔8〕的构想，创造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式的国王权利的现代权力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将权力变成“可见”而又“无法确切”的样子，即被监控者自知被窥探，但却无从得知这种窥探的发生来自何时、来自何人。也就是说权力的施行与体现不再专注在某一个人身上，反而朝着自动化和细致化的方向蔓延，每个社会成员都会因为这一机制的成立而形成自觉约束和制约的思维，自动地将这一权力关系观照并落实到自我身上，发挥出更加持久和深入的效应。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女性身体甚至是社会成员面临着被全面监控的状态，熟人社会不仅是亲密关系与人际互动的重要基础，此时也成为福柯笔下“全景敞式建筑”。国家正式提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普遍推行一胎化后导致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得不面临“全景式”的监控网络。地方负责计生的工作人员通过获取的信息，会不断地对破坏计划生育规定的妇女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讲解、劝导：未孕时要做好预防工作、积极避孕；有孕时则要坚决、快速地处理，甚至还要带领她们去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全方位地控制着妇女的身体。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发现权力的表达也通过这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的方式得以传达。无论是个人的生活空间还是女性的身体，都不再是自由和可选择的地带，反而呈现的是一种封闭的、被驯服的状态〔9〕。总而言之，看似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制，恰恰是由每个人自己所施加的，相互之间的日常往来无法避免对自己真实状态的遮盖，而周围的人所形成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演变成为一种严密的监控网络。

1.2想要不能要：“连坐”规则对生育行为的压制 连坐制源自古代社会的株连，古语云“株连九族”，意思就是一个人的罪行导致了全体家庭成员的共同死罪。这项制度实际并没有成文的书面依据或记载，但是在基层计生工作中却有着强烈的可操作性〔10〕，在各地都极为盛行。从80年代开始，超生行为开始征收社会抚养费作为罚款，并且力度和数额不断加大。除却经济层面的惩处以外，还包括对超生家庭实行行政处罚，从落户、入学、住房、医疗等各个方面对计划外子女实施限制。当多生育一个子女就要面临着巨额的经济负担、卸下单位公职和整个家庭生活的安宁时，人们的生育观念必然要发生改变，这些严厉的超生后果让人们不得不正视生育行为并做出当下最合时宜的抉择。

严格的“连坐”制度将生育行为同人们的工作、家庭和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生养孩子这种事不再是单个家庭的私事，而是事关夫妻双方乃至两方父母家人的重要节点。根据她们的回忆，最直接的影响是夫妻双方的公职与党籍；其次是两方父母家人有公职的话，扣减部分工资或退休工资，影响工作晋升与评优评先进等。通过以上的方案与措施来杜绝超生行为的发生。诚然，这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官方行动，但严格来说，这种“连坐”制度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是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并且，由于它的波及范围大、影响较为恶劣，容易造成人们的不安全感，导致基层社会的不安定。因此，这种做法在后来的计生工作中也逐渐退出舞台，降低了不合理惩处方式的生存空间。总而言之，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性与干预日常生活实践的紧密性之间的特殊关系，让几乎所有的中国家庭尤其是女性挣扎在身体中。

2 “妥协的身体”：权力规训与身体实践的互动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生育知识的普及与计生机构的渗透，女性的身体开始被更为广泛地控制了〔11〕。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生产将她们从传统形式下从事家务女红的角色与分工中解放到更为广阔的公共劳动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种社会化的劳动使得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尽管如此，男性的身体仍然处于比女性更为高级甚至更为优越的地步，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所推行的避孕手段或节育手术的目标对象几乎全部都是女性的原因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与药物肆无忌惮地在女性的身体内活动。在缺乏安全、有效、简便的避孕手段的现实制约下，女性群体最常采用的节育手术主要有宫内节育环、输卵管结扎(女性)、输精管结扎(男性)和人工流产手术。基于对女性身体的外力性、时效性和自觉性的考察，详细论述其主动选择与被动接受、长期目标与短期效果及个体行为与群体选择的具体身体实践。

2.1主动选择与被动接受：基于身体实践的外力性考察 “主动选择”主要是指女性的自主避孕行为，出于个人的自觉、自愿，从心理上主动接受一个子女的设定并杜绝超生现象。这与失独老年女性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化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新的劳动者——妇女，开始接受教育，从以往的“贤内助”角色转变为职业女性，改变了两性分工的传统格局。从“50后”、“60后”失独老年女性开始，大量女性越来越以独立者的姿态出现在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与自我认同。有研究〔12〕表明，随着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增加，个体的生育意愿将会逐渐下降，这尤其表现在失独老年女性当时生育意愿的转变上。一方面，她们通过宣传工作的学习，了解到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益处，明确了个人的生育行为同社会生产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自觉地对这一政策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伴随她们工作时间与经济收入的增长，其用于料理子女和家庭生活的时间也相应地有所减少，更加注重子女培养的质，而非量。这些都从根本上完成了当时中国妇女主体意识与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从被社会塑造到主动参与社会的历史过程〔13〕。正如阎云翔〔14〕所言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使城乡中国人的私生活都有了彻头彻尾的变化，即这一身体上的妥协同样投射出“50后”、“60后”失独老年女性从传统家庭结构中释放的积极信号。

“被动接受”是指来自外部的、强制性压力下所采取的消极避孕行为，这是与个人选择相悖的，不符合其内心的真实意图。在这场生育运动中更为重要的外部力量也是不能忽视的，最初女性的生育是一项关于所属家庭的内部决策，但随着生育知识的外部化和生育实践的社会化进程，它开始成为一场“全民运动”，举国上下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场运动的深刻影响。很多失独老年女性都表示，以前没做好措施也曾经有过机会再生但是最后仍然是没有坚持下来。而且，“被动接受”可能会存在较大的风险后果，当避孕不成时，人工流产就成为计划生育的一种有效补救措施。早在50年代中央对于人工流产的态度是明令禁止的，但到了70年代以后，这一措施开始成为人口控制的有力武器，原本从属于私域的生育行为开始走上公共空间的讨论范畴。当下的政策倡导与医疗技术都让其成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行为，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对女性身体具有极大危害的举动。从长期跟踪调查来看，相当数量的失独老年女性都因曾经流产、堕胎等行为而对身体造成了伤害，并持续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2.2长期目标与短期效果：基于身体实践的时效性考察 “长期目标”是指采用诸如子宫节育环、输卵管结扎，皮下植入等这些可靠性强的避孕手段，追求避孕效果的长期有效性和身体伤害的最小化。当时，被大范围推广的一种方法就是子宫节育环，上环(即放置宫内节育器)是一种相对长效的节育手段。在失独老年女性的记忆中，当下基本上所有的产后妇女在产后3个月到1年都会进行这一手术，常用的IUD有Tcu380A、母体乐铜375、Tcu220C、Tcu200C及带铜宫型IUD等。相比起避孕药，上环的医学性与科学性更高，需要拥有专业妇科知识与临床技术的医师专门操作。同时，它能够在一段时间解决避孕的烦恼，上过环的妇女不需要再额外采取任何其他避孕手段，基本上能够保证消除人口超生的隐患。此外，输卵管结扎是一种手术规格相对严格、技术相对精密的外科手术，比起前者，其实男性输精管结扎更加简便、安全，但现实中人们往往会选择让女性承受身体的疼痛与后果，不仅要动刀子，术后还要注意休养与卫生。避孕药停止服用就有可能怀孕，上环者取出节育环也能保住生育的可能。但结扎是一种永久避孕手段，这不仅意味着女性承担了家庭中生育行为的全部义务与责任，也反映了男权传统中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的支配。

“短期效果”则是使用一些紧急避孕手段来达成避孕效果，比如避孕药(口服与外用)等，口服避孕药的普及原因在于一是使用简单，只需坚持每日服用即可；二是相对私密，无须通过手术介入，也不会在身体上遗留明显外伤。但事实上，这种避孕药品的副作用很大，这一点在她们的回忆中表现明显。处于育龄期的妇女在生理层面上是最佳的生育时期，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她们要尤其注意避孕措施。失独老年女性的记忆中无论是上环还是结扎(切输卵管)，都在不同程度上摧残了女性的身体，是对生理周期和身形体态的逆反，这些对身体的改造、扭曲和塑造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可以看作是权力对身体留下的历史烙印。

2.3个体行为与群体选择：基于身体实践的自觉性考察 权力由对个人身体的控制扩展到对人群身体的控制，生命权利便诞生了〔15〕。事实上，中国的计划生育所对应的是每一个已婚女性的个体行为，但投射的却是一个处于经济发展起步阶段、渴望通过快速降低人口数量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局面的人口超级大国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景与群体性选择。因此，有关节育手术的数据不仅书写着计划生育政策所取得的成效，与之相应的，也反映了女性身体被操控的群体化倾向。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或工作人员持续地上门，软硬兼施，积极动员一批又一批的女性去上环或结扎〔16〕。她们自己也不很明白这些冰冷的手术器械究竟如何在自己体内游走，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女性主义的观点中，那些权力机构与专业人士将分娩乃至女性身体行为医疗化了，即原本属于个人权力范畴的生育行为被控制，是否生？生几个？怎么生？这些都越来越抽离个人行为本身而迈入群体意识和选择的范畴中了。

在当时，医学和法律在未经个人允许的情况下干涉女性的生育生活时所采用的方法是随意和专横的，是对身体个人空间的暴力入侵。考察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与实施过程中，国家是如何操控了失独老年女性的身体实践。由于身体所历经的艰难妥协，与国家权力的介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尤其是失独老年女性在权利规训与身体实践的互动下举步维艰。生育行为的社会化。国家权力的渗透，对人口、健康等生命因素进行调控，让社会甚至是失独老年女性本身都不得不开始了对身体的改造和对现实的妥协。这种身体的妥协不仅仅是计生政策的胜利，更是失独老年女性作为一个孕育者和母职社会角色的被剥夺与被抹杀。失独老年女性所面对的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

3 “异化的身体”：失独老年女性记忆与身体失序状态下的表达

创伤既是心理的也是肉体的，创伤记忆与身体之间的密切关联使得创伤的症状会从心理转移或呈现在身体上。这种源自躯体的创伤见证并非单单指向失独老年女性身体所呈现出的疼痛与异样，还包括了他们对创伤经历投射的真实反应。身体在运行过程中基本呈现出一种平稳状态时，我们对身体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往往是一种“潜势态身体”的状态，在中国家庭的政治权力研究中，由于传统的家庭制度是以父系单亲世系为特征的，家庭要延续发展，传宗接代，“香火”绵续便成为家庭和家族重要的任务，甚至将此提高到伦理道德的高度去认识。尽管婚姻的法定行为先于生儿育女，但女性结婚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17〕。因此，关于妊娠、生育或终止妊娠等会对失独老年女性身体产生什么伤害、造成什么后果往往都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当渐渐迈入中老年行列的失独老年女性开始察觉到某些异样时，才发现已经异化的身体，这种“失常”的身体得以呈现并成为关注的焦点。

3.1生殖健康缺乏管理导致身体功能损坏：子宫病变、妇科并发症 女性身体的异化状态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特殊表现，一些与性腺功能变化相关的状态如经前综合征、与生育相关的疾病、围绝经综合征等，都是女性所独有的症状，这也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何有学者将女性做母亲的经历称为“一种衰退的状态”〔18〕。8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在客观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相关卫生知识的落后造成了生殖健康缺乏管理的现实因素，导致失独老年女性在身体功能方面呈现大范围、较重程度的损坏。有些是一次完整的孕育过程后在分娩阶段出现的并发症，如子宫下垂、骨盆损伤、不规则出血等情况，处于一种长期损伤和健康欠佳的状态。或者是在上一次的生育行为中，遭遇了极其严重和危险的情况，不得不接受子宫切除或卵巢切除的临床治疗方案，在客观上已经丧失了再次生育的能力。在已有研究中，女性流产行为一般多出现于医学范畴，重在流产的技术与护理方面〔19〕。研究表明，女性接受人工流产药物或手术介入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患病风险及宫颈炎、盆腔炎、习惯性流产、不孕症等妇科并发症的出现〔20〕。

还有一部分属于医源性伤害，即由于医学诊断和手段的介入所带来的病症和副作用造成更大程度的伤害。20、30年前医学的技术与方法并没有发展到如今这样先进与多样的阶段，为了预防和阻止女性怀孕超生的情况下，医生基于惯例开出的药物或药方常常会引发医源性疾病，口服避孕药与子宫节育环是失独老年女性在育龄期所采用的最为普遍的避孕手段。这些药物往往是通过抑制卵巢的正常排卵规律，造成失独老年女性生理周期的提前或延后，其副作用就是她们会出现经血过量或下背痛的症状及生理周期紊乱的症状，最终导致身体功能的损坏与失常。为避免超生从而采取的这些避孕手段，所引发的子宫、卵巢的病变及阴道感染等妇科并发症，成为困扰和阻碍失独老年女性试图再次孕育的头号杀手。一些已经生育过、年龄较大的失独老年女性的身体往往被视为是“干枯的”、“老化的”，投射出女性身体作为繁育生殖后代的客体化倾向。这尤其表现是在生育生产环节，失独老年女性的身体受制于文化、技术和医疗环境的相互影响〔21〕。

3.2心理因素倒逼下的身体创伤反应：失眠、脸色差、忧郁 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一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失独父母缺乏情感交流而引起心理层面的不适，精神上的痛苦与创伤往往让人难以承受〔22〕。而在大部分神经症中，如强迫症、恐惧症和焦虑症等等，女性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男性。有研究者指出，相比起配偶或父母死亡而言，子女死亡所带来的冲击会导致更多强烈的反应，例如绝望、身体不适、生气和罪恶感〔23〕。心理悲痛会不断增加甚至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女性，因为母子关系的本质会影响到母亲对孩子死亡的反应，没有子女的母亲是挫败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如缺失的母亲角色，扶养义务的落空等等，而这些现象常常是由文化角度所决定的。失独老年女性在精神方面，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回忆，容易变得消极、颓废，日常生活中缺乏朝气，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二是对自己存活的罪恶感，孩子没了自己却还在，他们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子女的生命；三是对未来的忧虑，特别害怕变老，恐惧老去，又担心自己会生病、死亡，出现各种突发意外。

与此同时，无论是哪一个社会阶层的女性，她们都比男性较常去看医生、服用较多的药物与药品、住院的人数较多，而且也比男性更常遭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在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创伤心理与更年期的叠合更加剧了失独老年女性的心理失调。据文献〔24〕报道，更年期妇女大约有三分之一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抑郁症是一种情感障碍性疾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情绪、行为甚至是自我认知，时常处于一种高度焦虑的状态，坐立不安。并且都会面临严重的失眠问题，如入睡困难、浅眠多梦、再难入睡等等，失独老年女性的忧郁问题和她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3.3疼痛的躯体：中老年人群的共有性疾病与伤痛 根据人类身体的发展规律，从50岁左右生理上便开始出现退化的现象，60左右便开始出现体力衰退和身体退化的症状。在19世纪，中老年人的疾病大多为流行性感冒、肺炎或结核病，而时至今日，这个人群的疾病则演化为心脏疾病、恶性肿瘤等伴有一段长期的慢性衰弱。大多数失独老年女性都处在中老年阶段，慢性疾病几乎人人都有。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和关节炎等疾病特别容易侵袭这个年龄段的人，而这种疾病又常常需要忍受较长时间的药物治疗。服用药物往往只是慢性疾病治疗的方式之一，日常照料与养护才是身体维护的重要手段。而女性比男性较常“默默受苦”，早在80年代左右就有研究发现，当女性感觉不适时，她们不必然会去看医生〔25〕。据统计〔26〕，武汉失独组织“连心家园”的600多例成员中，接近一半的人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这些慢性疾病不断地累积、潜伏，长时间地降低失独老年女性的抵抗力，疾病的入侵导致了她们背负着“不正常”的身体，影响某些基本生理功能的障碍，造成其躯体的一种普遍“疼痛”感。尤其是女性，作为家庭的照料者与管理者，在被社会规范和期盼的角色下，她们理应成了配偶的第一责任人，加上一种固有观念声称女性比男性的寿命长，并且患有致命性慢性疾病的概率更低。因此，女性便成为了身患疾病者的长期照料人。这一点，即便是在特殊的失独家庭中也未见改变，除了负责照料配偶的日常生活起居与病痛的照料，几乎所有的失独老年女性一样要面临着中老年阶段的慢性疾病的侵扰，而她们却往往默默地忍受与承担。

4 讨 论

记忆的构建与维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仅要受到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外部力量的影响，同时也受制于记忆主体的能动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便是身体。作为记忆载体的身体，那些过去的事件或事实会在受创身体上表现出来。身体所传递的既包含肉眼可见的伤痛、疤痕，还包括经验主体对创伤的身体感知，它所揭示的是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身份及更为深层的要素。本文研究发现，在失独老年女性的记忆里，她们的身体不仅仅作为社会文化与权力机制的重要工具，同时还以身体叙事的方式再现了过去的记忆，创伤是这一特殊群体的普遍经历，而作为失独老年女性，因其女性的生理构造、社会角色与身体功能的特殊性，她们的躯体不仅饱含着“被控制”的破坏感和“妥协”的破碎感，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女性的身体感受被漠视被忽略的残酷现实，充满了悲情色彩。因此，通过失独老年女性的身体叙事，呈现出隐而不现的创伤和疼痛，连接了她们记忆中的过去与现在，将碎片式的内在苦感引向外部世界，迈向一个身心更加和谐统一的境界，从而获取力量，走出创伤。因此，身体，对于治愈创伤同样重要。如何通过身体了解、正视失独老年女性的创伤体验与经历，重新建立起身体与心灵的统一将是后续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