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雪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北235000）

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1944— ）的小说《紫颜色》讲述了主人公耐蒂和塞缪尔、科琳一家离开美国、远赴非洲传教的旅行经历。学界普遍认为该小说是反殖民主义的经典文本，如胡碧媛指出小说通过耐蒂的非洲旅行揭示了文化霸权、教会伪善、种族压迫、话语权利等“非洲所遭受的殖民掠夺”[1]；姜玉威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了小说中的黑人妇女在种族、性别、阶级方面受到压迫并寻求解放的历程[2]2；艾略特指出小说对主人公经历的讲述根植于黑人生活的种族和文化背景[3]166。

然而，在表层的反殖民表述之下，《紫颜色》中隐藏着强烈的殖民主义思维模式，传递了殖民者“东方化”非洲、“客体化”非洲人、“主体化”西方的欲望。小说中的非洲是旅行者的东方主义幻像，非洲人是旅行者的客体化他者，旅行者通过帝国凝视确证其帝国主体性。本文尝试阐明沃克对非洲幻像、非洲人他者及殖民主体的构建过程，说明小说应被归属于霸权主义的殖民传统。

一、非洲：旅行者的东方主义幻像

萨义德认为，“当人与未知的、危险的、非常遥远的东西狭路相逢的时候,由于对陌生世界的无知和‘皈化’新事物的欲望,人们会把‘以前经验中类似的东西’和‘从书本上读过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4]121。萨义德从“读者的东方主义文本性态度”与“作者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两方面对东方主义文本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判。

一方面，“读者的东方主义文本性态度指读者对陌生的东方‘按图索骥’式的认识方式。西方人在认识东方过程中,有意求助于东方主义文本的说教,形成了东方主义文本性态度。这种认识方式把东方主义文本作为认识东方的唯一指南,甚至当作东方本身,而不顾真正的东方现实和变化”[5]。《紫颜色》中的非洲就是耐蒂在这种文本性态度下产生的“东方化幻像”。

耐蒂在去非洲旅行之前阅读了大量文本，“早上我问了很多有关非洲的问题，开始阅读塞缪尔和科琳的关于非洲的书籍……我读了一本又一本，把眼睛都快读瞎了”[6]89，而这些文本几乎无一例外地致力于描绘非洲人的残忍、贪婪——“我读到非洲是怎么出卖我们的，他们为财不惜牺牲他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怎么坐了船来美国的；我们怎么被迫干活的”[6]89。其中，耐蒂重点提到的作家J.A.罗吉斯的文本致力于批判非洲人的愚昧、懦弱、无知——“今天的非洲人民——他们中间最强壮的人被谋杀或者被出卖当了奴隶——疾病缠身，无论精神还是体力都一蹶不振。他们信仰魔鬼，崇拜死者。他们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6]94。然而，耐蒂所阅读的非洲文本均不符合真实，实际上，小说曾提到“男人的打猎本事和女人独立自主种庄稼的精神”[6]111；一位非洲白人女传教士的自述证明非洲人有自己的语言——“我学会流利准确地说当地人的语言……我很多报告都是用当地的语言写的”[6]158；非洲人有瑰丽的艺术传统——“奥林卡人以他们织的美丽的棉布著名，他们手工织布，用浆果、泥巴、靛蓝染料和树皮给布染色”[6]107；非洲人有自己的宗教——“非洲人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知道亚当是谁。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就知道了”[6]190；非洲人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时候塔希也来，给我们讲奥林卡孩子们熟悉的故事……奥利维亚觉得，跟塔希一比，她没有什么好故事可讲。有一天，她讲起雷姆斯大叔的故事，没想到塔希知道故事的原版”[6]111。

东方主义文本对非洲的负面虚构使耐蒂对非洲心怀鄙视与怨恨，“他们为什么要出卖我们？他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仍然爱着他们？”[6]94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下，到达非洲后，耐蒂以东方主义文本所固化的野蛮嗜血的非洲印象来定义当地的土著居民，面对奥林卡人的热情招待，她的反应是紧张与畏惧，“她们用小杯子递给我们棕榈酒，我们太紧张了，不敢不喝”[6]102。其他人物亦作此想，“比斯利小姐从前说非洲那儿都是些不穿衣服的野人。连科琳和塞缪尔有时也这么想”[6]88；“当时流行的对非洲的看法更使我们觉得她们可乐。非洲人不仅是野蛮人，他们还是结结巴巴的、无能的野蛮人，挺像他们在国内的那些结结巴巴的、无能的兄弟”[6]162。可见，想象的、虚拟的文本性非洲凌驾于真实的非洲之上，阻碍了耐蒂对非洲的正确认识。非洲在耐蒂开始旅行之前就已经被东方化了。

另一方面，“作者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指作者按照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呈现异域的创作意向。萨义德指出东方学不是一门关于现实东方的科学,而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强权思维方式。东方主义的“东方”和东方学知识只是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4]361。换言之，在东方主义文本的创作过程中，作者用虚构的东方主义文本掩盖了东方的真相，捏造了一个旨在满足欧洲中心主义的欲望天堂。《紫颜色》中一位作家多丽丝·贝恩斯的自述是这种创作方式的充分体现——“一年之内，我和那些野蛮人各得其所，一切都安排得好极了。我一见面就告诉他们，他们的灵魂问题与我无关，我要写书，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6]159。可见，她的文本创作建立在闭门想象的基础之上，与真实的非洲没有任何实际接触。她为了钱而创作，“我到底是个作家啊，我为他们写了大量的作品：描写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需要等等。如果你想赚钱的话，你会发现写作是件大好事，好得能让你吃惊”[6]158；此外，她是一个战争狂热分子，“我错过了上一次战争，她说，这次，我要亲身在场领略一番……她说，非洲到处都有要打仗的迹象。我猜印度也一样”[6]157。这位作者满纸谎言、利欲熏心、热衷战事，但小说却数次满含敬意地赞美其为“一位深受尊敬、非常成功的作家兼传教士”，“我们经常是安静而尊敬地倾听她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一切”[6]159，表达了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支持。

综上可见，通过东方主义文本去观察、认识非洲,必然会“东方化”非洲,导致对非洲正确认识的丧失和对东方主义学术权威的迷信。在耐蒂的旅行尚未开始时，东方主义便已经在她面前布置了重重“网格和符码”，将非洲预设为妖魔化的形象，成为她已经“经历过(dejavu)的地方”[4]234。

二、非洲人：客体化的他者

如果说在《紫颜色》中，非洲被扭曲为西方殖民者的“东方幻像”,那么非洲人则被贬低为西方殖民者眼中的“客体化他者”,从而为西方的殖民行动提供合理性。“据《东方学》中记载,对于20 世纪初英国驻印度领事克罗默来说,‘东方人永远并且仅仅是他在英国殖民地统治的肉体物质’,可以排除于‘人’的概念之外”[4]48。换言之，对东方主义者而言,东方人是被观察、描摹、利用的客体,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而非与西方人同属一个生物种群的主体性存在。《紫颜色》有意抹杀非洲人的主体性，体现了西方殖民者“他者化”东方人的企图，例如传教士多丽丝认为非洲人“跟她所谓的欧洲人是完全不同的种族”[6]92，称非洲人为“那些未开化的人”[6]158，去非洲传教为“到了遥远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单身一人！这简直是进了天堂”[6]158，并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个很有钱的女人，阿基维村是我的财产”[6]159。

此外，《紫颜色》中的非洲土著居民被呈现为无知愚蠢、等待西方人拯救的对象。传教士协会将非洲人视为无知孩童，“传教士协会的人说她成绩很大是因为她不去宠她照看的非洲人”；耐蒂自命为拯救非洲人于水火的导师，“这些人需要耶稣和医疗方面的好建议，”“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振奋全世界的黑人”[6]93；“非洲人简直一塌糊涂”[6]192；在非洲生活的几年之间，耐蒂等人却未曾学会当地的语言，而是由当地土著约瑟夫用蹩脚的英语承担翻译职责，她们对非洲语言的漠视代表着欧洲旅行者对非洲人的轻视。

总统提到当地人时满含鄙夷地用“土人”等贬义词。“总统大谈他对开发这个国家的打算和土人的问题，说他们不想干活，不想齐心协力建设国家。我第一次听见黑人用‘土人’这个词”[6]95。非洲村落被划入了种植园范畴，他们失去了一切，“他们束手无策地站着……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庄稼和家园被毁灭了……全部土地，包括奥林卡人的村子，现在属于英国的一个橡胶制造商了……千百个像奥林卡这样的村子正在清除道路两边的树林，改种橡胶树。古老参天的桉树和其他各种树木、猎物以及树林里的一切都被砍倒杀死，土地被迫休种，他说，地上光秃秃的，跟他的巴掌一样干净……村子现在不为奥林卡人所有，他们必须付租金，为了用水，他们必须付水费，因为水也不为他们所有”[6]114-115；“非洲人被赶到一块一年只有六个月有雨水的贫瘠土地上。没水的时候，他们必须向种植园主买水……他们用施工人员带来的、用完扔掉的油桶贮水”[6]156。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被完全客体化的阿基维、彻洛基、母布雷人等非洲部落，沃克却唯独凸显了奥林卡部落的聪明和善良，但他们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人,而是被作者预设在非洲以接待西方殖民者的“同类”西方人。“面对曾经强大的东方和未知的凶险,西方人在探索东方世界时曾经怀有一种‘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情结’。从中世纪起,受到东方伊斯兰教徒入侵威胁的欧洲人就传说远东或埃塞俄比亚有一位‘不朽’的基督教君主,可以帮助他们夹击阿拉伯人”[7]42。西方殖民者知晓深入未知之境的凶险，往往希望在陌生的异域遇到某些友善的基督教成员，为他们的探险修路铺桥。“《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马可·波罗曾经把被成吉思汗打败的蒙古部落首领‘王罕’当作远东的祭司王约翰,并把他的部落当作‘基督教王国’,仅仅因为二者的名字在马可·波罗看来似乎有些相似”[8]59；“哥伦布航海的一个目的就是‘寻找被假想出来在东方某地的基督教君主祭司王约翰或者另外一个对抗奥斯曼的潜在同盟——马可·波罗笔下的大汗’”[7]42。种种迹象表明，《紫颜色》中，奥林卡人就是“非洲的祭司王约翰”，是西方殖民者心心念念的潜伏于非洲的伙伴——他们有自己的上帝，懂得《圣经》中亚当夏娃的故事,能说出汤姆叔叔故事的原版，并且热情地接待耐蒂等欧洲旅行者，对西方殖民者及西方文明表现出高度的友善和尊重。他们被沃克特意安排在非洲为欧洲人提供指南,引领他们享受非洲优美的自然环境，领略和谐的风土人情，“我们在‘黑色大陆’上欢度圣诞节，我们唱歌，祈祷，举行盛大的野餐会，从西瓜、果子酒到烤肉，样样俱全！”[6]113。在他们的村落即将被强征为种植园时，他们却热情地接待前来修路的欧洲工人，“奥林卡人最喜欢庆祝典礼，因此兴师动众为修路工人摆宴席，闹了整整一天。这些筑路工又说又笑，对着奥林卡女人挤眉弄眼，调情逗笑。晚上好多人被请进村子，大家欢欢喜喜地闹到深夜”[6]113；“奥林卡人真是天生的殷勤好客，他们四处张罗为这两个白人准备饭食，尽管他们手头的食物所剩无几，因为往年这时候长满菜蔬的园子有不少都给破坏了”[6]127。

综上可见，《紫颜色》中的千千万万非洲人沦落为背景式的客体化他者，处于舞台中心的只有被西方殖民者强征为种植园的肥沃土地和作为殖民者帮凶的奥林卡人,非洲因而成为实现西方殖民者梦想的福地。

三、耐蒂：帝国主体的凝视

“在帝国主义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性的形象塑造中,凝视获得了一种社会政治的特定含义。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冲突》一书对1750 年以来欧洲旅行书写进行了详细而敏锐的解读，极具说服力地探讨了在帝国之眼的凝视之下，‘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如何被理解为需要认识与归类的客体，或者是野蛮、落后，或者是浪漫桃花源；而正是在这样的凝视中，欧洲人为自己生产出了世界感，及在这样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感中对欧洲自我的理解与定位”[9]。《紫颜色》中，旅行者耐蒂对非洲的凝视带有西方霸权文化的印记。

首先，“在帝国背景下，殖民地景观再现就是殖民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历史见证，它与帝国意识形态以及民族身份紧密捆绑，是帝国权力的‘症候’”[10]。一方面，“殖民地未被文明染指的‘荒野’成了考验殖民者勇气和智力的外来因素，能够克服危险、征服野性的自然，就显示出殖民者身份与智识上的优越”[10]。沃克在《紫颜色》中铺陈了非洲巍峨雄奇的自然景观以及隐匿其中的蛇等危险因素，赋予非洲以令人崇敬的力度，致力于表达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崇高”①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崇高”划分为“数”的崇高和“力”的崇高，其中，“数”的崇高“把我们认识能力的理性使命对于感性的最大能力的优越性向我们直观呈现出来了”，“力”的崇高“将自然描述为恐惧对象，是为了在主体内部激发超越平庸的快感，使其发现内心具有战胜自然的优势”。“使命”“战胜”都表明，审美祟高是由在心理上征服自然所引发，是现代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产物。。“康德将野蛮人排除在对崇高的审美能力之外，认为只有具备理性的文明人才能‘不惊慌’‘不逃避’，并‘以周密的深思熟虑干练地采取行动’”[11]109，可见，康德将能否欣赏“力的崇高”作为人类个体文明程度的判断标准。《紫颜色》中耐蒂对非洲景观采取了镇定自若的审美立场，“我的草房是圆的，有墙，还有一个圆形的屋顶叶子铺的屋顶。从屋子这头走到另一头大约有二十步，对我来说样样都合适极了”[6]107，“塞缪尔和我真是非常幸福……万事都充满光明，富有希望”[6]167，耐蒂的镇定表达了“殖民者对探索未知的权力的绝对确信”[12]，证明她是一个典型的康德式主体。

另一方面，“对景观的审视具有勘探和考察的科学性视角，由此生产出空间知识来引导帝国行使权力”[10]。《紫颜色》对非洲景观的呈现采取了文化人类学中的勘测视角，对所见之物无论巨细详加描绘，“他们黑极了，西丽，黑得发亮。老家的人们谈起真正的黑人时总说他们黑得发亮，可是西丽，要是满城都是这些黑得发亮、黑得发蓝的人……他们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脖子挺长，腰板笔直。……他们的牙像马的牙一样”[6]100；“你知道什么叫丛林吗？嗯，除了树还是树，到处是树。而且是大树。大的好像是造出来的。还有蔓藤、小动物、青蛙。据约瑟夫说，还有蛇。可感谢上帝，我们没有看到蛇，只有胳膊般粗的蜥蜴，这儿的人逮来吃的”[6]101；“这里的人将叶子当做上帝来崇拜”[6]156。这些细节成为对非洲景观的全景式记述。“后殖民文化研究学者普拉特将这种全景图式的景观书写称为‘君主审视之全景’（monarch-ofall-I-survey scene），并指出其中蕴含着帝国权力借由知识话语来实现转化的过程”[13]198。这种全景式记述能够帮助西方殖民者掌握尽可能详尽的地理及文化资料，对未知的地域作出监测、认知进而控制，为随之而来的殖民行动做出充分的准备。可见，《紫颜色》中全景式的景观描写在本质上是西方霸权文化的表述。

其次，“旅行依然是第一世界的一种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旅行者属于一个精英阶级，一个‘旅行阶级’(travelling class)。他或她总是带着某种俯视的目光打量其所造访的国家和人民”。耐蒂对非洲习俗的凝视充满了上位者优越感——“她们很多人的裙子好像给猪在庭院地上拖过，脏得不成样子。而且还不合身”[6]101；“这里的人认为女孩不应该受教育”[6]105；“他们大多不想了解奴隶制情况。他们都不承认他们对奴隶制有责任”[6]111；“这里的男人都挺幼稚的”[6]11；“这里的饭菜做得很不讲究”[6]105。耐蒂对非洲习俗的俯视确立了非洲野蛮、愚昧、落后的“他者”地位——“她们庆祝女孩长大成妇人的仪式很野蛮，很折磨人的，我不准奥利维亚接受这种仪式，连想都不让想”[6]126；“村里人就是这样对待年轻姑娘甚至男人的。把伤痕作为种族的标志留住孩子们的脸上……纹面常常是用武力，手段骇人听闻”[6]167，“非洲人简直一塌糊涂”[6]192。“这些非洲人都是眼不见，心不想。还有，他们不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和非同一般的行为。他们要大家在各方面都完全一个样……喏，你知道黑鬼是怎么回事”[6]191。

对非洲野蛮性的批判顺理成章地引发对西方文明性的拥护，耐蒂通过订阅美国杂志、排演英国戏剧等方法表达对西方文明的忠诚，“我们年年都打算回国[6]156”；“我们读国内来的报章杂志……帮助非洲孩子排练莎士比亚的剧本，——亚当演哈姆雷特，朗读他的‘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总是非常成功。科琳对孩子教育问题有十分明确的看法，把报上宣传的每一本好书都买来放在他们的图书室里。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他们不会对美国社会大吃一惊”[6]178，至此，作为现代西方霸权主义的代表，耐蒂确立了其殖民主体性。

综上可见，《紫颜色》中对非洲景观和对非洲习俗的呈现是殖民者权力和欲望的表述，为西方宗主国的殖民行为提供了有效控制的背景资料，可被纳入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所说的“一种结构性和本质性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 )”①“认知暴力”是贯穿于《后殖民理性批判》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斯皮瓦克用它与另一个类似表达“认知侵犯”(epistemic violation)来说明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共谋关系(see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1)。。

结语

爱丽丝·沃克的写作表现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创作倾向,但同时,其中又隐藏着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矛盾源自其种族身份与作家身份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沃克是一位具有寻根情结的黑人后裔，宣称“我们要让祖先的生命在我们及别人身上延续下去，如果我们抹杀了我们祖先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主体部分……也就消亡了，我们在历史上和精神上就会因此变得非常苍白”[14]96；另一方面，沃克是一位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后殖民旅行作家,“后殖民旅行作家倾向于强调他与他的同胞的差异以及他对母国的‘衰败’的厌恶,企图与其所描述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15]。

“在英语文学史上，从笛福开始的旅行写作传统始终与‘东方主义’话语交织在一起，无论是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吉卜林的南亚之旅，还是康拉德对‘黑暗深处’的探索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殖民主义的印记，成为帝国文化工程中‘表述他者’，进而控制他者的重要构件”[15]。《紫颜色》自成书以来一直被视为反殖民主义的旅行写作文本广受赞誉,隐藏于其中的殖民主义思维方式无形中误导了广大读者,而学界对此似乎缺乏应有的警惕，就这一点而言,揭露沃克、福斯特、吉卜林、康拉德等作家的旅行写作文本中的殖民主义倾向,有助于读者了解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霸权主义的变相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