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瑰华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月华南畔浴堂边，形影相随近十年”（查慎行《次汪紫沧同年见送原韵四首》其三）[1]1217、“莫怪两家忧喜共，十年同事分相亲”（查慎行《闻汪紫沧同年出狱》）[1]1130，是查慎行对自己与同年好友汪灏之间交谊的真切描述。查慎行（1650—1727），字夏重，号他山，海宁（今浙江海宁）人，因诗闻名于清初诗坛，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存世。汪灏（1658—？），一名淏，字紫沧，江南休宁（今安徽休宁）人，因孝亲友弟，闻名海内，时人赵士麟曾撰《汪灏四孝友传：汪灏 晨 昂 昪》播扬之[2]卷143。近年来，学术界对查慎行其人其创作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对汪灏关注较少，主要或因为汪灏所作诗文大多不存、其生平行实的文献史料亦少见之故。

实际上，汪灏也是一位“著名文学家”[3]77，其诗词文章颇得当时人称赏。如吴绮(1619—1694)论其《披云阁诗》曰：“今紫沧负名世之才具，兼人之学行，且有为于当世，用将共见于一时。岂但香湛蔷薇，浣燕公之手；华矜菡蓞，艳康乐之眸。乃寓物能铭，登高善赋。流连赏会，则邺苑之名贤；赠答缠绵，亦河梁之都尉。虽复朝霞展彩，不足喻其高华；朔雪清严，未足方其明丽。斯则仰追乎正始，岂独下媲于贞元而已哉！”（吴绮《汪紫沧披云阁诗序》）[4]赵吉士(1625-1703)赏其《集唐》曰：“一代唐音入紫沧手，遂能合初盛中晚而一之，不难自我作唐。其对仗精致，当时原唱尚逊其工；觉唐人止各练其字句，而紫沧已全研其声调。因以为创述竟成作，固应枕藉孟储，死生李杜集也。”（赵吉士《汪紫沧集唐跋》）[5]毛际可(1633—1708)称其《披云阁词》曰：“读紫沧所作，或如深闺之言情，或如青楼之写怨，或如壮夫鸣笳之曲，或如羁臣逐客摧弦断柱之音，使人心旷神怡，色飞魄动，已兼欧、苏之长而有之。”（毛际可《披云阁词序》）[6]陈彭年（1663—1723）评其《游黄山纪》曰：“黄山天下之奇山也，此纪天下之奇文也。后有游者可携之以为引导；后有作者，当亦对此而搁笔。”（陈彭年《游黄山纪·评》）[7]虽或不免朋好溢美之词，但汪灏因其诗赋才能而受知于康熙皇帝，则是不争的事实。

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末至康熙五十年（1711）末，是查慎行和汪灏仕宦生涯的十年，也是他们相知相交的十年：二人同蒙恩召，同登科第，同朝为官；或纂修书局，或扈从塞外，或登高作赋，或对景吟诗；居则同寓，上朝则同行，赋诗则同题；形影相随，休戚与共，金兰义重。遗憾的是，除《随銮纪恩》一卷①《随銮纪思》一卷，诸本毕署为“长洲汪灏”撰，实当为本文休宁汪灏撰，笔者曾有专文辨正。见《〈随銮纪思〉》作者考——兼论清代康乾间四汪灏》，《文献》2016年第4期，第174-181页。和《知本堂读杜诗》二十四卷外，汪灏这期间及其后的诗文著作皆不见；虽然《随銮纪恩》和《知本堂读杜诗》中，偶有提到二人一同扈从秋狝、谈论杜甫诗歌，但我们无法详细窥探汪灏对二人交往的描述和感受。所幸在查慎行《陪猎笔记》中，多处记录了他们扈从塞外的生活情景，《敬业堂诗集》中更有十三题直接写到他与汪灏之间的交往、唱和及情谊，另有多首与他人题赠唱和诗中也关乎汪灏。查慎行的诗集是他一生用舍行藏的写照，是他生活行迹、心路历程的展现：细致到某天获得恩赏、上下朝所见所感，某时天气状况、花草树木长势、迎来送往、思乡怀友等等，皆在诗中一一描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其诗集按时间先后顺序和主要行事分集，且各集皆有题名，详细注明时间起止，并撰以简要序言，以明诗集得名缘由。比如，卷三十二《考牧集》“起乙酉五月杪尽丙戌四月”（即康熙四十四年五月末至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序曰：“余自癸未扈跸清署，甲申以纂辑韵府留京师，乙酉五月复奉旨随驾。是秋撤围后，万乘巡边，别由雍安岭渡库勒齐河，自此抵张家口……国家考牧之盛，不啻千百倍之，诗书史册所载得未曾有，持取此义以纪盛事云。”[1]888考诸《清实录》，皆凿凿可证。因此，查慎行的诗可作“实录”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本文即以查慎行著作为线索，寻绎查、汪二人之交谊，以期有助于学界对他们为人及文学创作之研究。

一

“同官同直还同谱”（查慎行《九月二十日偕紫沧亮功两同年赴密云接驾往返三日马上即事六首》其二）[1]1033，是查、汪二人交往的机缘。

同蒙恩召。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月十七日，康熙皇帝南巡返京途中，五十三岁的查慎行，由于直隶巡抚李光地（1642—1718）的推荐被召赴德州行在所。他在《赴召纪恩诗并序》中写道：“乃今十月十七日，直隶巡抚李光地传旨召臣趋赴行在。臣即于臣子克建束鹿署中，星驰就道，匐伏宫门。”[1]785同时，四十三岁的何焯也由李光地的推荐被召赴行在所。何焯（1661—1722），字润千，后改字屺瞻，号义门、茶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以书法显名于世，著有《义门先生集》。何焯《恭纪圣恩诗有序》中曰：“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蒙特恩于行在，赐臣焯御书朱子书字铭一轴。”[8]255-256沈彤《翰林院编修赠侍读学士义门何先生行状》中亦曰：“（康熙）四十一年冬，圣祖南巡驻涿州，召直隶巡抚李光地语询草泽遗才，李公以先生荐，遂召直南书房。”[8]264未知四十五岁的汪灏是否也是由于李光地的推荐得以召试，但他以国子监监生的身份召试献赋是无疑的。他在作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知本堂读杜诗·序》中曰：“灏以书生献赋行在所。”[9]而此前约十年的时间，汪灏读书于京师赵吉士居住的寄园。赵吉士(1628—1706)，字天羽，又字渐岸，号恒夫，历任山西交城县知县、山西清吏司主事、通州中南仓主管等职；康熙二十七年(1688)，因受命勘河不称旨而罢官，闲居在京师；康熙三十二年(1693)，复补为国子监学正；有《万青阁全集》存世。赵吉士居住的京师彰义门内的寄园，是当时文人雅集之地。康熙三十二年(1693)，汪灏与赵吉士之孙赵继抃一起到京师，以明经（国子监生员）身份从赵吉士受学，并为赵吉士之孙赵继授业。此事见于赵吉士所作《汪紫沧集唐跋》文、《赠汪明经紫沧》诗序及《向携抃孙肄业西岩万安禅院，偶王宛先孝廉、汪紫沧明经、夏酉山、张允符文学前后来都应乡会试，因命抃孙同诸君共学寄园，适心朗上人至邸，赋此记之》诗。汪灏在《知本堂读杜诗·序》中写道：“休宁赵给谏天羽吉士有寄寄园（也即寄园），在京师彰义门内，灏读书其中且十年。”[9]

随后，查、汪二人同被召试南书房，并奉旨每日入直。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二十九·赴召集》中有《二十八日召试南书房自此奉旨每日入直》记其事，并在《与揆恺功学士同试南书房感旧成句》中“荐贤名偶玷，惭愧蹑追风”句下注曰：“是日召试十二人，钦定恺功第一，余第二。”[1]787汪灏应亦于同日召试，并与查慎行一起入直畅春园。他在《知本堂读杜诗·序》中曰：“蒙召试宫廷，屡试称旨。”[9]查慎行作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的《雪后与声山紫沧同直畅春园二首》，亦可为证。值得一提的是，查慎行所言恺功，即纳兰揆叙(1674—1717)，纳兰明珠之次子，纳兰性德之弟，后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他与查慎行关系极密切，其《益戒堂诗集》中收有大量与查慎行唱和、酬赠之作，并恭称查慎行为“夫子”“先生”“师”；《益戒堂诗集》中另有《次韵酬汪紫沧》一诗，作于癸未年（康熙四十二年）正月，诗中对汪灏学殖、性情、气度、文章大加赞赏：“平生厌驰逐，清景洵同托。松欹成偃盖，竹响应鸣铎。爱君璠玙姿，昂藏鸡群鹤。邹衍正游燕，陆机方入洛。胸中蓄造化，腕底具溪壑。性情淑而温，学殖精且博。为文务奇奇，琢句必噩噩。解忧类良醖，医俗乃上药。”[10]

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二月二十八日，汪灏还与何焯一同被特赐为举人，诏许与查慎行等人明年一体会试。何焯《恭纪圣恩诗四章》曰：“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荷蒙皇上特恩宣谕礼部，钦赐臣汪灏、臣何焯准作举人，一体会试。”[8]261查、汪二人召试南书房及汪灏特赐举人之事，同时人王士祯所著《香祖笔记》中亦有记载：“（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上召海宁举人查慎行、武进举人钱名世、长洲监生何焯、休宁监生汪灏于南书房，屡试诗及制举文，特赐焯、灏举人，明年一体会试。”[11]18

同登科第。被皇帝特赐为举人的汪灏和何焯，在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礼部会试中落第，但因他们的诗文屡屡受到康熙帝的赏识，而被特赐参加殿试。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二曰：“（康熙四十二年三月）特赐江南举人汪灏、何焯、蒋廷锡三人与癸未科会试中式举人王式丹等一体殿试。”[11]32其中的蒋廷锡，此后一直与查、汪二人交好。蒋廷锡（1669—1732），字酉君，号西谷，又号青桐居士，江苏常熟人，精于绘画，尤工花鸟。

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初四日，查、汪二人与何焯、蒋廷锡等人一同参加了殿廷对策，查慎行赋《四月初四日殿廷对策恭纪》一诗记之[1]806。四月初七日，汪灏、查慎行、何焯三人，分别以二甲第一、第二和第三名赐进士及第出身：“第一甲三名：王式丹、赵晋、钱名世。第二甲五十名：汪灏、查慎行、何焯、蒋廷锡……”[12]查慎行《初七日太和殿传胪恭纪》中“胪唱亲听第四声”句下注曰：“余名在二甲第二。”[1]806何焯《恭纪圣恩诗有序》亦记曰：“且与臣汪灏、臣蒋廷锡俱钦赐进士，一体殿试，擢在二甲第三，必使臣父馀年得以亲见，不惟宠荣其身，而更宠荣其身之所自出，从来史册所书待下之厚，固未有也。”[8]256

同日释褐。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十五日，汪灏、查慎行与何焯等一同被改为庶吉士。《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一十二记载：“庚寅（十五日）。上御太和殿……谕翰林院：选拔庶常原以作养人材，今科进士特加简阅，取汪灏、查慎行、何焯、蒋廷锡……四十九员，俱著改为庶吉士，并修撰王式丹、编修赵晋、钱名世分别满汉书教习尔衙门，即遵谕行。”[13]149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二曰：“（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引见癸未科进士，选汪灏等四十九人为庶吉士，与鼎甲三人同入馆读书。”[11]33查慎行亦作《十五日保和殿引见钦授翰林院庶吉士恭纪》记其事[1]808。四月二十日，文庙释褐。从此，二人正式成为文学侍从，任职翰林院。查慎行作《二十日文庙释褐恭纪》记其事[1]808。

查、汪等孜孜于功名，矻矻于读书，年过半百始得金榜题名，释褐为宦，自是欣喜非常。一年多后，查慎行在所作的《十二月二十日奉旨特授编修感恩恭纪四首》中仍提及此事：“自沐荣光心窃愧，愧居四十九人先”句下注曰：“癸未科进士除一甲三人外，与馆选者四十九人，余名在第二。”[1]879汪灏感赋圣恩荣宠的诗文不存，但其进士后的第二年，在《知本堂读杜诗·序》中写道：“因得与科名，备史馆，兢兢勤职，业曰读书，以仰答主眷私衷。”[9]

同授编修。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二十日，查、汪二人与蒋廷锡被特授编修。按例，庶吉士入翰林院见习，三年期满，再经御试后方可授以编修之职。汪灏与查慎行、蒋廷锡三人进士及第方一年多时间，便被授为编修，实为特例。查慎行《十二月二十日奉旨特授编修感恩恭纪四首》记下了这一无比荣耀的恩典，其中“同直三人并授官”句下注曰：“同日被旨者汪灏、蒋廷锡及臣慎行，共三人。”“支俸例教同七品，随班特荷免三年”句下注曰：“庶吉士例须教习三年，再经御试，然后授职。先是，臣等以供奉内廷，特免教习，皆异数也。”[1]879

同扈从塞外。查慎行曾三次扈从康熙帝巡幸塞外，汪灏皆与之同行。第一次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人于四月刚被钦赐进士并改为庶吉士，五月便以庶吉士身份扈从康熙帝巡幸塞外，查慎行撰《随辇集》诗一卷及《陪猎笔记》一卷、汪灏撰《随銮纪恩》一卷，记下了他们的恩荣及见闻。汪灏曰：“（康熙四十二年夏五月）庶吉士臣汪灏偕臣査昇等，特奉旨随行。……是役也，随銮往返计一百一十有六日，经历口内行宫三，口外行宫八，而移驻川原广漠之区者不与焉。”[14]查慎行亦曰：“癸未五月，大驾将幸山庄，先十日传旨南书房翰林六人，俱著随行。六人者：谕德臣昇，编修臣廷仪、臣名世，庶吉士臣灏、臣慎行、臣廷锡也。臣壮履自请随班，亦预焉。始而行宫检书，既而围场观猎，往返计百二十日，每有所作，辄呈御览。”[1]816第二次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敬业堂诗集卷三十二·考牧集》曰：“余自癸未扈跸清署，甲申以纂辑韵府留京师，乙酉五月复奉旨随驾。”[1]888汪灏写于“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季夏月上浣”的《云岚山王墓被侵复平颠末序》中有“灏日内奉敕内召，匆匆束装，将星驰以赴塞外避暑之行”之语[15]，可知汪灏也参与此次扈从塞外。第三次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三十三·甘雨集》有“起丙戌五月尽九月”，“五月二十一日驾发西苑”的记载[1]912，并有《中秋夜柳林口玩月与玉符先生及亮功紫沧酉君三同年小饮偶成十六韵》一诗，写到二人扈从期间中秋赏月的情景。

从同被召试南书房并奉旨每日入直、同时任职翰林院编修，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末，汪灏陷入戴名世《南山集》案而被革职，查、汪二人十年同朝为官。他们常常一同出入直庐禁省，一同编书武英殿，一起奉迎銮舆，“出入群联雁一行”（《次答廖若村同年赠别原韵二首》）[1]1208。从查慎行所作的《雪后与声山紫沧同直畅春园二首》（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四月二十四日奉旨偕钱亮功汪紫沧两同年赴武英书局编纂佩文韵府口占示同事诸君二首》（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九月二十日偕紫沧亮功两同年赴密云接驾往返三日马上即事六首》（康熙四十八年九月）等诗中，皆可见出他们形影相随的描述。

二

“蛩駏相依剩素交”（查慎行《苑东移居与同年汪紫沧同寓紫沧有诗和答三首》其一）[1]983，是查、汪二人情谊的写照。

居则同寓。癸未年（康熙四十二年）四月，查、汪二人释褐以后，便同寓自怡园，几年后又移他处共居。查慎行《苑东移居与同年汪紫沧同寓紫沧有诗和答三首》描绘了他们两家亲密相依、闲适和谐的画面。其一、二写道：

近傍名园远去郊，无多屋宇半编茅。春蚕惯作同功茧，社燕来寻旧识巢。景与征衫随日换，官随手板几时抛。卜怜绝胜清漳宅，蛩駏相依剩素交。

茫茫人海此居停，万斛风埃雨叶萍。草色阶除晴不扫，槐阴门扇昼长扃。同槽厩马无蹄啮，典谒家僮互使令。怪底群情皆帖妥，多缘君与我忘形。[1]983

第一首中的“春蚕惯作同功茧”“蛩駏相依剩素交”二句，写出了他们两家就像“同功茧”一样，喜欢一起吐丝，共结一茧；又像样貌相似的蛩与駏，气味相投，形影不离；第二首中的“同槽厩马无蹄啮，典谒家僮互使令”二句，写出了他们两家就像同槽厩马一样，常常同居一处，但绝不会互相踢咬争斗；家僮们也是互相使令，不分你家我家。茫茫人海中，有缘居在一处的两家，诸事妥帖，宛若一家。

赋则同题。查、汪皆饱读诗书，博闻强识，工诗善赋。二人同朝为官，共居一处，宴欢游乐，相互唱和之作自当不少，从查慎行《寓园紫藤花同紫沧赋》《苑东移居与同年汪紫沧同寓紫沧有诗和答三首》《紫沧同年出示百声诗，凡天壤间有声之物无不入其牢笼，和之不胜和也。冬至日独直西苑，心有所会，偶拈四题，兼寄灵隐谛辉、高旻湘雨两禅师，亦属并和》等诗题中，便可略见之。

现存查慎行的《陪猎笔记》一卷和汪灏的《随銮纪恩》一卷，实则也是同题之作。此二书都是以日记体的形式，记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夏五月至秋九月，二人随同康熙皇帝秋狝的恩遇及过程，但查慎行的《陪猎笔记》偏于记事，史实性更强，可作《清实录》之补充；汪灏的《随銮纪恩》长于写景，文学性更胜，可作优美的散文作品来读。二书正可互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休戚相与。查、汪二人悲喜与共，情谊格外深厚。最为感人的例子是：康熙五十年(1711)冬，汪灏因为戴名世《孑遗录》作序而牵连入《南山集》案中，初审拟“绞立决”：“汪灏为戴名世逆书作序，混言乱语；……应将伊等照诽谤朝廷律，汪灏、方苞应绞立决。”[16]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再审时，康熙帝念汪灏在翰林院编修任上甚是效力勤劳，不忍即行正法，从宽免其死，汪灏得以获释出狱：“案内拟绞之汪灏，在内廷纂修年久，已经革职，著从宽免死，但令家口入旗。”[13]473卧病伏枕的查慎行忽然听说汪灏被赦免出狱，将信将疑，悲喜交集，潸然泪下，随即赋诗曰：

忽传恩赦下萧晨，病枕初疑听果真。但是旁观多感涕，谁当身被不沾巾。累朝岂少文章祸，圣主终全侍从臣。莫怪两家忧喜共，十年同事分相亲。[1]1130

此时汪灏虽然获释出狱，但《南山集》案尚未终结，朝野上下为之震动，人人自危。他人对汪灏或避之唯恐不及，查慎行却毫不顾忌，一听闻汪灏出狱即赋诗表达两家人忧喜与共、分外相亲的感情。患难时最见真交情，查慎行的诗作无疑会给刚出狱的汪灏极大的温暖与抚慰。

此后，查慎行一再因病请假，以图南归故里，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方获恩准。汪灏有诗赠别（惜未存），查慎行作《次汪紫沧同年见送原韵四首》回赠，其中写道：“只有故交忘不得，每从别赋感登临。”（其一）“金兰义重言多苦，药石功深病或苏。”（其二）“曾叨香案称清吏，误籍蓬池作谪仙。努力文章留报国，尚馀贱局在芸编。”（其三）“一身只要贫长健，万事休凭梦当真。别后有书烦屡寄，免教北望苦驰神。”（其四）[1]1217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查、汪二人最后的唱和之作，也是他们交往与情谊的最后见证，写出了二人十年来同朝为官形影相随的深厚情谊，表达出故交难忘、金兰义重的情感，更有别后的安慰与希冀。

查、汪二人的仕途之路惊人相同，就连他们受到皇帝封赏也是相似的，比如康熙帝曾为汪灏亲书“知本堂”匾额，也曾为查慎行亲书“敬业堂”匾额。他们又都是传统的文人，非常看重同年之谊；皆工诗能文，趣味相投；皆尊崇杜甫，喜好并评点、解读杜诗。比如，汪灏在《知本堂读杜诗》中就写到他们谈诗论文、探讨杜诗之情景：“连岁沙塞扈猎，鞍马终日，或登峰千仞，或临深不测，或草茵万顷，或荻芦兼丈，同官并马，时及诗文。而海宁查同年夏重慎行，与华亭杨前辈玉符瑄，于杜诗尤精熟，排律数十韵，俱能默诵，时有参榷。马行涸涧间，夏重曰‘涧水空山道’也；马行荻丛内，夏重曰‘马衔青草嘶’也，俱引之一一印证，倍见杜诗无所不有。”[9]卷十三这些都使得他们之间的情谊更为深厚、更难能可贵。严迪昌论查慎行时说：“哀生悼逝, 六十年中诗五千, 查慎行是几乎倾心血、付生命地将一腔苦情全注于此。这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他投入的是全身心。”[17]从查慎行写给汪灏的诗来看，他确实“投入的是全身心”。

三

探讨查、汪二人之间的交往与情谊，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其要者有二：

第一，有助于探究查慎行的仕宦心态、更为准确地解读其诗歌作品。查慎行与汪灏交往的十年，正是他一生中仕宦的十年。所谓诗言志，作为文学侍臣和诗人，查慎行这十年的诗歌是他“仕宦生涯的真实纪录”，也是他“心路历程的艺术表白”[18]。在这十年中，与他形影不离、忧喜与共的汪灏的遭遇，对他仕宦心态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而且直接的。对此，严迪昌在《查慎行论》中已有所关注：“诗人何以如此厌倦往事，力求解脱？实在是政坛上朝不保夕，风云太以难测。《计日集》最后有《半月以来坊局史馆前后辈削籍者凡二十一人，偶阅邸抄慨然而赋》一诗, 这‘半月来’即其辞官归里后的短短日子：‘故知员大冗，不谓谴方深。枯菀宁关命，行藏各拊心。幸收麋鹿迹，终莫负山林。’眼看同事们的结局，他很为自己庆幸。事实上, 在京师时对君威莫测的现实是体味极深的。最具体的是同榜进士, 同在武英殿修书共事多年的汪灏入狱一事的刺激。安徽休宁籍的汪灏也是个颇为著名的诗人, 其《游黄山记》则尤为海内熟知的名文。作为文学侍从, 汪灏与慎行、声山叔侄似均颇受圣上赏识，可却忽然以文字得罪入狱。后汪灏被宽恕出狱。慎行有《闻汪紫沧同年出狱》诗，中有‘但是旁观多感涕, 谁当身被不沾巾’，‘莫怪两家忧喜共，十年同事分相亲！’唯其‘忧喜共’，激动起其‘暖律回乡梦, 寒灰付宦情’（《山左道中》），深恶宦波，看透世事。”[17]严迪昌在其另一篇论文《从〈南山集〉到〈虬峰集〉》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论析[3]。

应该说严迪昌的认识是颇为中肯的。查、汪在翰林院任职的十年间，正是朝廷中围绕太子胤礽废立展开争斗最为严酷的时期。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太子首次被废，四十八年(1709）三月复立，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再废。而查、汪二人与太子胤礽关系均较为亲密：康熙四十五年（1706）八月，皇太子曾睿赐查慎行“初白庵”扁额（查慎行《八月十九日皇太子睿赐初白庵扁额恭纪十六韵》）；汪灏尤受知于太子，太子曾睿赐汪灏“移孝”匾额：“编修（汪灏）既受知天子暨东宫，天子赐御书则曰‘知本’，东宫赐睿书则曰‘移孝’。”（戴名世《恭纪睿赐慈教额序》）[19]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汪灏母卒，太子赐汪灏楹帖一联，并书赐“慈教”匾额：“翰林院编修臣灏方侍直南书房，岁乙酉春，闻母刘太夫人讣，维时天子暨东宫皆为之嗟悼，所以慰唁赒恤之者甚至。灏奔丧还休宁，随遣官敦促还朝。东宫赐灏楹帖一联，复书匾曰‘慈教’，遣官赍赐太夫人柩前。”（戴名世《恭纪睿赐慈教额序》）[19]汪灏曾任皇太子讲官，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月所作的《诚意会碑记》文末，他落款曰：“钦赐进士第、皇太子讲官、内廷供奉翰林院编修汪灏。”[20]正是这年九月，太子初次被废。康熙五十年（1711）末，汪灏陷“《南山集》案”而入狱。查慎行感受着汪灏的遭遇，有着切肤之痛，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查慎行便因病乞假以图南归（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托病乞归”），其作于五月的《百日假满归心未遂排闷成篇》，直写出了其百日假满而不得归里的烦闷心情；次年七月初，他终于得其所愿，彻底离开了京师这个是非之地（《七月朔长假出都诸同年同学祖饯于广宁门外即席留别》）。

第二，有助于考索汪灏的诗歌创作及其生平行实。如上文所述，汪灏是著名的文学家，以诗赋见知于康熙帝，所作诗文丰富，但大多不存。而从上文所引查慎行《寓园紫藤花同紫沧赋》《苑东移居与同年汪紫沧同寓紫沧有诗和答三首》《次汪紫沧同年见送原韵四首》等诗题中，可知汪灏写作过《寓园紫藤花赋》《苑东移居与同年查夏重同寓》《送查夏重南归四首》等为题的诗篇；从查慎行《中秋夜柳林口玩月与玉符先生及亮功紫沧酉君三同年小饮偶成十六韵》《雪后与声山紫沧同直畅春园二首》等诗题中，亦可以略知汪灏的“朋友圈”，其与杨瑄（字玉符）、钱名世（字亮工）、查昇（号声山）、蒋廷锡（字酉君）等同僚及友朋的交往。而在查慎行《陪猎笔记》仅一卷的文字中，直接提到汪灏名字的就有二十次，其中多处言及楹帖、诗文写作之事，如六月初九日记曰：“余与紫沧奉东宫令，作七、八、九、十、十一字槛帖各二联。”六月十四日记曰：“午后，潜斋、紫沧、亮功、扬孙及余五人各录出口以来诗，进呈御览。”[21]查慎行“进呈御览”的诗，成《随辇集》一卷，今尚存于世，而汪灏所作惜皆不见。

另外，查慎行的诗文也为考查汪灏出狱后的行实提供了参考依据。由于文献史料所限，有学者认为汪灏“病故于流放地是毫无疑问的”[22]。但从上文我们所引查慎行的《次汪紫沧同年见送原韵四首》可知，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查慎行将要归里时，汪灏曾写诗赠别。虽汪灏原诗已不见，但从查慎行诗中“努力文章留报国，尚馀贱局在芸编”“自信我为当去客，剧怜君是未归人”“别后有书烦屡寄，免教北望苦驰神”等句意看，汪灏仍在北方京师（查慎行是浙江海宁人，故曰“北望”），继续从事编修之务，以文章效力朝廷。另外，康熙五十四至五十五年（1715—1716）间编纂的《御定月令辑要》的《职名》中，列有“原任翰林院编修臣汪灏”[23]，也可与查慎行诗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