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倩

(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刘勰将《文心雕龙》这一著作分为上篇与下篇两个部分，他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指出“下篇”即包括《神思》至《序志》篇这一部分。又在《序志》篇“至于割情析采，……长怀序志，以驭群篇”[1](727)这一节中分别列举了下篇中各篇的作用，刘指出《序志》篇之作用在于“驭群篇”。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知，《神思》至《程器》这二十四篇的作用应该都为“割情析采”。按范文澜先生对《文心雕龙》体系的划分，《神思》至《附会》篇属于创作论部分，《总术》至《程器》篇则为鉴赏论部分。由此观之，范文澜先生将刘勰所指的“剖情析采”即除去《序志》篇的下篇划分为创作论与鉴赏论两个不同部分。范在《文心雕龙注》中指出“下篇”的作用在于“商榷文术”[1](495)，而《总术》篇位于鉴赏论部分的开端、创作论部分之后，处在连接两个部分内容的位置，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对于《总术》篇的位置及作用，学术界亦是争议不断。

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明确说明了《总术》篇的主要内容：“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2](208)杨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中也指出《总术》篇的作用与所写的内容是“统摄《神思》至《附会》所论为文之术”[3](328)，并对下篇中部分篇章的顺序以及位置提出了不同的排序意见，他提出将《物色》篇位置提前至第四十一，《神思》篇应该排在第九卷之末，位于第四十五篇。杨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理解与主张较明显是对黄侃先生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序志》篇指出《总术》篇的作用在于驾驭剖情析采各篇，按刘勰之意，剖情析采即是第26-49篇，范将这24篇分为创作论与鉴赏论两部分。《总术》篇就是连接着两部分的重要枢纽。学术界对于《总术》篇的作用有许多研究，《札记》指出刘勰撰写的《总术》篇“意在提挈纲维，指陈枢要”[2](208)，也有学者称“在《文心雕龙》整个体系中，《总术》篇成为连接创作论与枢纽论、文体论的纽带。”[4]。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中亦说明“总术”成为篇名，是因为《总术》篇的作用在于“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1](659)，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总术》篇在《文心雕龙》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总术》篇中主要论述的内容——“术”亦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在强调“术”之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从研术、练术到执术驭篇等关于术之所指、对术之掌握的几个境界。

一、第一境：研术

刘勰在《序志》篇说明为文“师乎圣”，在他看来为文的重要方法在于征圣、宗经，也就是学习圣人、学习经典的著作。以圣为师，就不能不研习圣人的为文之术。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中解释“研”的意思即：“研，䃺也，审也，有精思渐得之意。”[1](498)《说文解字》中解释“术”的意思为“術，邑中道也”[5](38)。“术”的本意有道路的意思，逐渐又被丰富有方法、策略、技术等含义。《总术》篇的作用在于总述术之重要性，分析刘勰的文学观点，可知“术”之重要内涵又为圣人经术的术[6]。“研术”在《文心雕龙》中的意思也就是研究、审视圣人的为文之术，并将这些“术”运用到个人的文学创作之中，以期继承前人的经典、为后人开创新声。

首先是“研”之必要性。关于研术的必要性，刘勰在《总术》篇有较充足的论述。《总术》篇开篇即提及当时文坛上的文、笔之分，即无韵的为笔，有韵的为文。有韵与无韵是文、笔之“术”的区别，这种分类是比较简单的，由于文体众多，这一方法不能适用于各种文体的划分。刘勰认为经书当以典奥为区分的标准，不能用“言笔”来划分其优劣。之后刘勰又评论陆机在其《文赋》中论述的十种文体，是泛论纤悉，但“实体未该”。这里也在于说明文体众多，各文体间又有不同的为文之术，即“文体多术”。若想在文章的论述中充实“实体”，把握各种为文之术则是比较困难又是至关重要的。之后刘勰又说明术之于文相似于技巧之于博弈，虽然文体多术，但是在“善弈”的文章之中，则是可以使得“术有恒数”。为文与弈一般，研术以善文亦似于研术以善弈。这也可以用来解释理虽深奥，研术则可以穷其精微，达到“善文”的效果。文体多术，但是研术则可以把握“术”之“恒数”，即为文的总则，或称为“万变不离其宗”的为文之道。把握了术之恒数，作文也就具备《札记》中所言的“合术者工”[2](209)的基础。

刘勰从对时代背景的分析中也突出了研术的重要性。刘勰指出当时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是“多欲练辞，莫肯研术”[1](655)，也就是追求华丽艳辞而不研习为文的法则，这是“舍根趋末”的，这样的创作观念统治当时的文坛，以致于文病，使得写出来的文章“玉”“石”相混。读者如果不研习文术，则没有洞察力，难以辨别文章良莠[1](658)。作者不研术而进行创作，虽然有玉与石无法被清晰地分辨出的情况，但若深究所作之文的文与理、义与声即意与辞、情与采(思意言)，石与玉的差距还是非常突出的，而以石混玉的状态也是无法长久的。范文澜的注释中也指出文章的“匮、浅、诡，声悴、理拙”[1](658)等各种文病的出现都是由于不研术。

《总术》篇说明不剖析文章的奥秘则无法辨识“通才”，另一方面又表明“才之能通，必资晓术”[1](656)。笔者认为，剖文奥、辨通才所要求的对象是读者，这是文章接受者所需要具备的一项本领，也就是将准备创作的作家都划分为读者一类，主张作家创作之前需要剖析文奥、辨识通才，这样才能从万千著作中选择有用的内容。而“才之能通，必资晓术”所要求的晓术对象则是作者，也就是表明作者若想将才能疏通，必须先通晓文术。剖文奥是辨通才之前需要具备的一项能力，成为通才之前又需要通晓文术，晓术这一技能的具备，关键则在于“研术”。因此，“研术”可谓是学者为学为文的第一步。

其次是研术之方法。研术之方法主要有治心、读经。《序志》篇指出“文心者”就是在于说明“为文之用心”[1](725)的。《神思》篇提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1](493)而“虚静”状态的形成，首要任务则是“治心”。[1](493)黄侃《札记》中也指出“为文之术，首在治心”[2](94)，治心的目的在于达到虚静的状态，在虚静状态下去除勃志、谬心、累德等影响为文正道的东西，才可秉持正统的为文之术以研习之。另外，作文“得之于手而应于心”[1](499)，人之性情都是由心而生的，文章表现人的性情、思想，因此，治心才能使心正，心正所作之文才合于为文之术。

萧子显指出“属文之道，事出神思”[1](495)，说明“神思”对于术之关键作用。刘勰亦是将他所认为的“驭文之首术”的“积学以储宝，……驯致以怿辞”[1](493)等四句放在神思之前论述，按黄侃《札记》之意是指在神思之前“未尝致功”，因此徒思无益，惟有“秉心养术”，才可使关键不塞、思虑无困。

“读经”也就是阅读古人的经典著作，研习古人的作文之法、为文之道，从经书中总结文学创作的方法。《文心雕龙》将《原道》《征圣》《宗经》以及《正纬》《辨骚》等五篇放在著作之开端，并将这五篇认为是“文之枢纽”，同时用“亦云极矣”四个字进行高度赞扬，从这里可看出刘勰论文中浓厚的“宗经”思想。同时，他也主张作文需要以道为本，以圣人为师，即“本乎道，师乎圣”。《神思》篇中也强调了“积学”“研阅”等的重要性，指出“禀经酌纬”[1](498)、研习经典、积累为文之术、储备学识等等是驭文所首要掌握的为文之术，亦是谋篇之大端，既是创作之先所必须要做的准备，同时它们也是作文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法则。在研读经典以储备学识，斟酌文理以提升才学，练习写作以修润文辞等等努力把握为文之术之后，也就如一个乐工掌握了音律，一个工匠掌握了技巧，有利于达到“思”“意”“言”三者统一的状态。

另外范文澜先生在注释中也补充了“读经”的重要意义，即“圣经之外，后世撰述，每杂邪曲”[1](498)。在人们公认的经书之外，后世所撰述的作品中有许多“邪曲”，即是存在“玉石”相混的情况。因此，要辨别文学作品中的玉与石，就需要斟酌周孔之文理。但是如《总术》中所言的“分经以典奥为不刊”[1](655)，经书中理之深奥不是浅学者所可以理解的。因此，读经不是浅尝辄止的过程，而是需要精细研读，以把握经书中所蕴含的“幽微”之道。袁守定在《佔毕丛谈》中也指出“餐经馈史”[1](499)的重要性，“餐经馈史”也就是主张文学创作者需要饱读经书，读经研史。正如杜甫自称的“下笔如有神”的境界是在“读书破万卷”的基础之上练就的。作文的灵感思路以及语辞表达几乎都是遵循“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1](499)的规律，研读经书可以积累创作经验即“为文之术”。治心、读经等等都是促进“研术”功效的方法，而反复的实践练习才是检验研术成果的唯一途径。

二、第二境：练术

《总术》篇中通过列举出陆机《文赋》中“泛论纤悉”的特点以引出“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的文论观。刘勰认为陆机的《文赋》泛论各种文体，虽列举了诗、赋、诔、铭、碑、箴等十多种文体，但仍是“实体未该”、所举未全[7]。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赋》的内容进行扩充、补充，即是“图鉴区域”“大判条例”，而这两项能力的具备，首要在于“晓术”。同时，从上述可知作文中有玉与石相混的状况，辩识玉与石相当于“截盘根”以“验利器”，在文学中即是“剖文奥”以“辨通才”。通才这一能力的把握又在于“晓术”，即是“才之能通，必资晓术”。

这里所说的通才先要晓术，通才能力的具备需要研术，多学多练，这一思想在《文心雕龙》其他篇也有多处体现。如《神思》篇中指出为文的成功与至绩在于“博练”，《事类》篇指出“将赡才力，务在博见”[1](615)，学问匮浅与所见不博是相互联系的，“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等等这些都是寡闻学浅的后果。剖文奥以辨通才，研术以及通过练习掌握为文之术，才可能做到通晓文术以“致胜文苑”。也即“神理之致，须顺自然”，研术晓术之后，作文驭篇方近于自然，即不再“穷搜力索”以劳情。《札记》言“练术之功，资于平素”[2](208)，通过平时的积累练习即博见、博练、研术、晓术以趋向通才的境界，亦如《札记》中所言的“先之以博观，继之以勤习”[2](208)，之后可如《文赋》中所言的为文“得其用心”，以提升作文之功力。范注称在精研积阅之后可达到“及其耳目有沿，将发辞令，理潜胸臆，自然感应”[1](499)的状态，即是在博见、博练、研术、晓术、精研积阅、穷理之幽微之后，则可致于“枢机方通”、应感之会自现的阶段。机会、契机，思绪通畅之时，也就是作文的思与意所出之处。

范注指出为文的没有不先“治练术之功”而成功的。即是《札记》中所言：“晓术之后，未必所撰皆工。”[2](216)指出晓术之后，作文并非完全顺利，需反复练习实践。“练术而后为文者”可以达到如轮扁引斧的自然境界，这里练术为文与弃术任心举例对比，表明“术之于文，等于规矩之于工师，……岂有不先晓解而率尔操瓠者。”[2](209)在不知规矩、不晓节奏的情况下是无法制作出好的工艺品、无法演奏出优美的曲调的。

在练术晓术之后，作文或如王充、张衡、左思等“思之缓”，或如淮南王、曹子建、仲宣等“思之速”，但都是“始自用思，终于定稿”。“思之缓”与“思之速”都是需要在“心总要术”的条件下进行，正如范注所言“合术者工”“不合术者拙”[1](657)，“有术者易”“无术者难”，将为文之“术”进行贯彻汇通，即做到心中有“术”之后，无论思之缓与速都将是在合乎为文正道的范围内进行创作，而不会偏离正轨。

灵感是积累到一定地步的自然流露，在通晓“术”之后，作文未必得心应手。与“练术之功，资于平素”一样，对经典的阅读、吸收也赖于平素之用功。笔者认为，惟深厚积累与“术”结合才可能完成一篇思绪通畅、文辞精美的作品，才可达到“下笔如有神”的执术驭篇之自然境界。

三、第三境：执术

《总术》篇中有“执术驭篇”一节，范文澜先生注释中认为“执术驭篇”一节在于说明“造文必先明术之故”[1](659)，也就是指在作文时需要提前理解以及掌握作文之“术”。对于刘勰所提出的“执术驭篇”，范注中提到了一个问题，即有学者质疑到刘勰在论文的时候是主张“自然”的，因为刘勰在《序志》篇中写到“文心之作也，本乎道”[1](727)，这里是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了刘勰自然为文的主张。但在《总术》这一篇之中，他又在强调为文需要“执术”，为文执术与为文自然是相互矛盾的。对于这一质疑，范先生回复指出刘勰所重视的“术”其实是“用心造文之正轨”[1](659)，这一回复的意思也就是表示刘勰所提出的为文之自然是在遵守为文之“术”这一范畴之内的自然。同时，“术”也是以“自然为文”为旨归的为文之“术”。遵守为文之“术”的目的是为达到自然为文，达到自然执术的状态。即是在作文过程中不刻意执术，也不盲目追求自然。在自然为文的状态中“执术”以驭篇，将对“文术”的运用达到能自然执之的境界，也就是相当于老子《道德经》中所言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境界。这是不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

刘勰认为神思之术乃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1](493)，对于这一观点，《札记》言“徒思无益”[2](94)，神思需要与“秉心养术”相配合才能达到思虑通畅、情志自然的状态。执术驭篇的到达在于研术、练术、晓术的一步步铺垫。因为“术有恒数”，有了研术、练术等的一步步铺垫，通晓术之后，才能执之以驭篇。在作文过程中“按部整伍”“因时顺机”，遵循创作的规律，可达到“动不失正”的效果。不失正中的“正”也就是合乎正统的为文之术。执术以达到的“动不失正”的境界即是义味、辞气、辞采、宫商、情志具备，即文章达到“可视”“可听”“可味”[1](660)的上品级别。

执术驭篇的要求在于“执正”，笔者认为，执正也就是源于宗经。如《宗经》篇中有“正本归末”这一文学主张，《辨骚》中也强调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1](48)等等，这些都在于强调正、真、实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执术、执正也就是把握为文的关键，围绕作文之法则进行创作，秉承文学创作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为文之道。虽有“文体多术”的说法，但作文都是围绕处于“为宗”地位的为文之术，也即相当于“三十辐共一毂”。这中心的“一毂”也同于文体各术的中心点，三十辐以中心毂为圆点分散，文体各术也以处于为宗地位的术为出发点不断变化。但分析各术的不同，追溯各术的本源，可发现“术有恒数”，这恒数也就是所执之正、所宗之经。

总之，研术是创作之初必要的准备，练术晓术是将术用于实践也是作者真正把握为文之术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执术驭篇则是在研术与晓术的深厚积淀下自然可拥有的能力。不研术则无法知道为文之规则，不练术晓术则不能将所研之术内化于心，在达到秉心养术、趋于“通才”的高度之后，作文才可“无务苦虑”，才可达到自然化的执术驭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