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波利斯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二个都城，建于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时期，图为遗址全景。　乔鲁京　❘　摄

溶洞中的沙普尔一世巨型立像。　乔鲁京　❘　摄

那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在德黑兰现代美术馆感受得更为充沛。据说这里有欧洲和北美之外最精彩的一组西方现当代美术精品，它们居然收藏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首都！　历史的吊诡，真是超乎寻常人的想象吧？

以德黑兰唯一世界遗产为起点

通过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的海关，没见到举着写有我名字纸张的司机，这是清晨五点的伊朗首都德黑兰，我孤身一人，面对这从没遇到过的情况，有点慌。给负责我全程的当地旅行社打电话，没人接。还好可以手机上网，赶紧电邮联系，之后是漫长的等待。记得为了平复情绪，我心不在焉地翻看随身携带的《波斯文学史》，欧玛尔·海亚姆的一首四行诗（鲁拜诗）我至今念念不忘：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从来无人能参透个中真谛，我们从何而来，向何方走？

三个小时后，我和曾在海关出口见过的老先生又见面了。他先是重复三小时前我就听过多次的话：“我要接的是一对意大利夫妇。”然后是道歉：“没承想旅行社搞错了，欢迎你，中国朋友。”这完全出乎意料的波折让我消耗了很多精力，坐在车中昏昏沉沉睡去，醒来时已到了德黑兰老城区——嘈杂、拥堵，像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二线城市。

我要去的第一站是德黑兰唯一的世界遗产戈勒斯坦宫。1779年，赞德王朝大太监阿迦·穆罕默德·汗抓住机会登基称帝，建立恺加王朝。之后十七年间，这位世界历史上唯一的阉人皇帝南征北战，终于统一伊朗。德黑兰也因为他的选择，开始成为这个古老国家的首都。戈勒斯坦宫正是恺加王朝的宫殿，它和喧闹的街道只隔着一堵高墙，甚至没有自己的停车场。

行走在这座由若干座建筑围合的大院里，我一直问自己：“如果这里没有在2013年列入世界遗产，你还会不会来参观？”因为眼前的一栋栋楼房，都只有约莫一二百年的历史，据说体现了伊朗建筑和西方建筑的融合，但我觉得谈不上融合，称之为混搭似乎更贴切。在我看来，它们和北京动物园里保存的慈禧行宫畅观楼、张自忠大街旁的晚清陆军部海军部大楼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我最终还是找到了来参观的理由。楼房内外的许多贴砖上是波斯帝王骑马狩猎的纹样。这图案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更是一千五百年前萨珊帝国金银器上的标配，往东流传成为隋唐贵族们趋之若鹜的风尚，没承想在伊朗本土竟会一成不变地沿袭下来。直到一百年前，伊朗本土还有野生的狮子、老虎，如今仍残存有金钱豹、猎豹。这四种“大猫”是戈勒斯坦宫许多墙面瓷砖乐此不疲的表现对象，也让我对伊朗为何是历史上欧亚大陆的狩猎文化中心有了新的认识。

恺加王朝末代皇帝艾哈迈德登基前，曾和一头刚被猎杀的金钱豹合影。照片里左手扶猎枪、右手抓豹子头的他还是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摆拍意味很浓。艾哈迈德十一岁登基，十二年后他麾下的哥萨克部队指挥官礼萨汗发动军事政变。1925年10月31日，二十七岁的艾哈迈德被正式废黜，12月13日巴列维王朝宣布建立，次年4月25日，半百之年的礼萨汗在戈勒斯坦宫加冕登基。这座看上去并不惊艳的宫殿，不仅是改朝换代的见证，更因此成为伊朗古代史的终点，现代史的起点。

1931年公布的“伊朗第二十二号国家遗产”

我只在德黑兰逗留了一个白天，当晚便搭乘伊朗国内航班飞往南部重镇设拉子。绝大多数第一次来伊朗旅行的外国人都会选择前往设拉子，因为这里是距离伊朗第一名胜波斯波利斯最近的大城市。但多数来波斯波利斯参观的游客不会去纳什拉加布，哪怕只停留五分钟。

纳什拉加布，这个名称拗口的地方位于波斯波利斯景区三公里开外，是公路旁乱石丛生的一处小山。将近一千八百年前，与魏蜀吴三家归晋大约同时，是伊朗历史上的萨珊帝国早期，那时的人们在此地山脚下的巨石上雕刻了四组摩崖浮雕。这些浮雕表现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君权神授”四个字来概括：琐罗亚斯德教至高大神阿胡拉·马兹达把神圣的权力分别授予萨珊帝国开国君王阿达希尔一世、第二位皇帝沙普尔一世。

我在公路旁简陋的工棚房买了门票，朝山脚这几块巨石走去。迎接我的是景点看护者饲养的四只乳臭未干的小狗。它们格外的好奇、热情，让我越发意识到这里真是少有人来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纳什拉加布摩崖石刻弥散着迷人的光芒。当然我必须承认这组摩崖浮雕的规模确实很小，而且同类型题材在伊朗其他地方也还多有存留，这是它乏人问津的原因吧。

巨石前的地面上，安放着两块说明牌，分别用波斯文和英文对这处古迹做了概括介绍。我将要离去时，注意到英文说明牌上最后一段文字：“纳什拉加布这处古迹在1931年9月15日被列为伊朗第二十二号国家遗产。”毫不夸张地说，因为读到这句话，我才对一些历史书上写的“礼萨汗掀开伊朗现代史的序幕”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话说那位在戈勒斯坦宫登基、建立巴列维王朝的礼萨汗，出身山区贫苦人家，少年从军，由普通一兵步步擢升。十月革命后，他趁机赶走俄籍军官，掌控了精锐的哥萨克部队，成为军中实权人物。据说他很佩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土耳其总统凯末尔，亦步亦趋推出了类似的改革举措。1929年礼萨汗颁布法令废除头巾，允许男女都可穿着欧式服装；1935年又颁布法令禁止强制妇女佩戴面纱，为此甚至不惜出兵镇压反对势力。

1931年纳什拉加布摩崖石刻被列为伊朗第二十二号国家遗产，也算是礼萨汗执政期间的一项作为吧。不妨来和中国做一个对比。虽然在1930年6月7日，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古物保存法》，但其内容极为粗疏，寥寥十四条而已。直到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发布《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才同时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换言之，伊朗的“国保”实践比中国早了整整三十年。

在礼萨汗开启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中，相比头巾、面纱，文化遗产的保护最不为外人所知，但对伊朗的国家民族认同而言，意义同样深远。可惜我用中英文在互联网上种种尝试，都没有检索到“伊朗国保”更丰富的信息，但鲜为人知的纳什拉加布摩崖石刻所得到的保护，已让我对伊朗的现代历程产生了更多兴趣。

1957年重新竖立的巨型石像

来到伊朗的第二日清晨，我从设拉子出发西行，翻越犹存残雪的高山，近两小时后来到沙普尔河和八十六号公路交汇处。公路西侧是比沙普尔古城遗址，东侧两山南北对峙，宛若对开的大门。我的车穿“门”而入，沿着峡谷内的乡间公路颠簸大约四公里后，过桥行抵北山脚下。我下车抬头仰望，只见数百米高的崖面上，分布有大小洞口若干，近绝顶处最大者更有一面伊朗国旗猎猎飘扬。被《孤独星球》称为“伊朗最令人惊艳的考古遗址”就在大旗旁的洞中。

目测停车处至那方洞口，直线距离约莫三四百米，但小道逶迤，曲折向上竟有两公里之遥。大约四十分钟后，抵至洞口正下方，攀铁梯而上，终于来到我拟定伊朗行程数月来朝思暮想的目的地。这方溶洞背北面南，开阔高敞的洞口为第一级台地，以此为水平面，向下三米多为第二级台地。从洞口入内三十多米，在第二级台地正中，伫立着萨珊帝国第二位皇帝沙普尔一世的巨型石像。

沙普尔一世何许人也？　他大约出生于公元215年。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年发生的最有名的故事或是逍遥津之战——曹魏名将张辽率七千人大胜东吴十万兵马。沙普尔一世是萨珊帝国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之子。伊朗史书记载，阿达希尔一世认定他是自己所有子嗣中“最温和、最聪明、最勇敢、最能干的人”。

沙普尔一世确实勇敢、能干，他在公元260年居然活捉了罗马帝国皇帝瓦勒良。在作家盐野七生笔下，这不啻是时代转捩的里程碑，《罗马人的故事》因之彻底进入了“最后一搏”的阶段：一个不朽帝国行将末路，帝政时期即将走向尾声，走出三世纪危机的迷雾，罗马该何去何从？对伊朗人来说，这则是波斯第二帝国——萨珊王朝辉煌灿烂的开篇。

我置身百丈绝壁上的巨大溶洞中，眼前正是这位传奇帝王的石像。高近七米的他头戴火焰状王冠，连鬓络腮八字胡须，眉宇分明。待走近，我抬头瞻望更觉肉身渺小。历经近一千八百年风霜，立像双臂已大部缺损，但其两手叉腰，挺身直立，睥睨天下的气概依然不减分毫。十九世纪初，欧洲探险家进入“沙普尔溶洞”探秘，当时石像已经折倒在地，但一经披露还是轰动欧洲，被认定为西亚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古代造像遗存、萨珊帝国四百年间独一无二的杰作。

1957年，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国王、礼萨汗的儿子巴列维命令军队将沙普尔一世巨像重新竖立起来。又花半年时间，修通从比沙普尔到溶洞山脚的简易路，建造了登山小道与进洞铁梯。巴列维国王为何会在1957年有兴趣重竖沙普尔一世巨像呢？

进一步梳理伊朗现代史，巴列维王朝历经礼萨汗、巴列维父子两代国王。1919年巴列维出生，1941年登基。1951年摩萨台当选伊朗首相，此公就任之初就把伊朗石油产业国有化，引起英美等国不满。两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政变，把摩萨台赶下了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显示，美国中情局一直监视巴列维的一举一动，在1957年提交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美方确认巴列维表现“日渐成熟”，是能进一步合作的可靠对象。

不妨从心态史的角度寻找一些蛛丝马迹。二十二岁登基的巴列维在继位后曾利用二战后的有利局势收复失地。形成微妙对比的是，沙普尔一世同样是萨珊帝国的第二任君主，二十五岁亲政，一生东征西讨，更因生擒罗马帝国皇帝瓦勒良，缔造了伊朗史上空前绝后的功业。也许1957年时的巴列维，心中是以沙普尔一世自居的，所以才会下令重新竖立巨像。只是当这尊巨像作为“法尔斯省的萨珊帝国考古景观”的组成部分，在201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时，巴列维连同他的王朝早已倒掉近四十年。

见证六十年代“白色革命”的坎儿井

又一日，我从亚兹德出发，沿七十一号公路一路西北行，三百公里外有一座小镇名曰阿尔德斯坦。我到这里寻访的，是伊朗独一无二的双层坎儿井。

从地图上看，从中国新疆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区向西，经中亚、西亚、北非，直到非洲西北端的摩洛哥，在北纬三十度上下、兼受副热带高压和水汽难以抵达等自然条件制约的地方，形成宛若横卧S型的条状地带。在这片广袤地区里，数不胜数的干旱半干旱山前冲积扇缘地带，广泛分布着以截取地下潜水进行农业灌溉、同时供居民饮用为特征的传统水利灌溉系统——坎儿井。

伊朗高原是这个横卧S型地带的中心，国际主流看法认为坎儿井起源于此。如今的伊朗拥有三万六千三百多条坎儿井，地下渠道总长接近二十二万公里，地面渠道总长接近十六万公里。2016年列入世界遗产的“波斯坎儿井”，遴选了十一处有代表性的段落，兴建于八百年前的阿尔德斯坦双层坎儿井是其中的一处。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组坎儿井的出水量大于地下水的补给量，人们就会被迫把坎儿井向深处延伸，但最终会出现深层坎儿井疏干浅层坎儿井的局面，所以双层坎儿井并置，且相安无事数百年的景象，确实天下罕见。实地寻访我才发现，这处双层坎儿井的入口就在阿尔德斯坦镇上的一条寻常马路旁，街头立有说明牌，但仅此而已，没有任何世界遗产的显赫标志，也未被改造成景区。

拾级而下，站在靠近地面的浅层渠道边，透过竖井可以窥探到位于脚下数米的另一层渠道，其中有游鱼戏水。又见两层渠道互不相扰，各自静水清流，让人不禁感慨花剌子模时代凿井匠人何等巧心独运。那一刻，正午阳光自坎儿井取水点的入口处洒将下来，和煦地照在缓缓行进的水上，仿佛流淌的是时光……

时光回溯到1963年1月，巴列维推出“白色革命”计划，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农村土地改革，可谁也不曾想到受冲击最大的竟是古老的坎儿井。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坎儿井是通过主干渠长距离引水到目的地，再进行调配分流，所以数千年来，在伊朗形成了以坎儿井为中心的一整套农村农业管理体系。它涵盖资源管理、社群组织、村镇布局乃至社区文化等各个方面，高度复杂精密。

巴列维的土地改革，把大地主和教会拥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农民，全国拥有三百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数量从1951年的一万两千多户减少到1971年的三百二十户，但与之伴随的全部水源国有化和激进的机械打井灌溉计划，意味着全盘推翻了以坎儿井为中心的传统农村农业管理系统。某种意义上说，这为白色革命的失败，乃至巴列维王朝的颠覆埋下了伏笔。

1971年波斯波利斯的2500周年庆典

通过白色革命，伊朗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大幅提升。1962年到1972年，伊朗年均GDP增速高达11.5%。经过长达十年的筹划，1971年10月，巴列维国王在波斯波利斯举办了纪念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两千五百周年的庆典。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到美国副总统，数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中国也派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参加。

巴列维的这场庆典据说耗资高达两亿美元，请注意那是1971年的两亿美元，是和黄金刚刚脱钩的美元，粗略估算相当于如今的四十亿美元！　难怪美国《时代》周刊会把其称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庆典”。近半个世纪后的冬日清晨，我来到波斯波利斯登高眺望时，仍能看到当年庆典残存的痕迹点缀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人类文明最壮观的奇迹旁。

巴列维的好运气似乎还在继续。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国际石油价格暴涨，这使得1973年到1975年伊朗GDP暴涨14%、30%、42%。与此伴随的是坎儿井的废弃，机械打井无法及时跟进，大量农民破产进城，到1976年时，伊朗全国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农业大规模减产迫使伊朗政府大量进口粮食，随之推高国际市场粮价，同时加剧了国内的高通胀。

从1977年开始，伊朗形势急转直下，巴列维王朝走向风雨飘摇。1979年，波斯波利斯和另外两项古迹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也是在这一年，失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国王放弃王位，带着家人出走埃及，霍梅尼回国，伊朗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那场人类史上最盛大的庆典，只在波斯波利斯留下斑斑点点的残迹。我那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其实在德黑兰现代美术馆感受得更为充沛。这座现代经典建筑由巴列维赫赫有名的法拉赫王后的堂哥卡姆兰·迪巴在1969年设计。1977年竣工时，这家美术馆已经搜集了超过三千件艺术品，其中不乏梵高、高更、毕加索的名作。据说这是欧洲和北美之外最精彩的一组西方现当代美术精品，它们居然收藏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首都！　历史的吊诡，真是超乎寻常人的想象吧？

我只在德黑兰现代美术馆里买到了相关的画册，因为原作据说都锁在库房中，多年不见天日。抵达伊朗第一天，红眼航班、时差、出乎意料的波折，还有包括戈勒斯坦宫在内的大半天旅行，所有的疲倦推着我瘫坐在美术馆的咖啡厅。不经意间，我懒懒地向窗外瞥了一眼，立刻触电般从沙发上蹿了起来！

落地窗外，竟露天陈列着瑞士超存在主义雕塑大师贾科梅蒂的两件青铜雕像代表作：站立的女人、行走的男人第一号。有趣的是这两件作品的放置，居然和一百瑞士法郎纸币上贾科梅蒂作品的设计极为相似。迄今国际拍卖成交价最高的头三件雕塑都出自贾科梅蒂之手。和德黑兰“行走的男人第一号”翻模同款的另一件，在2010年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1.04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七个亿。

那一刻，精神焕发的我只能紧紧贴着玻璃窗，远远凝望着两件毫无保护措施的雕像。时不时有鸽子在他和她的头顶、肩头起落。我注意到在“站立的女人”的右眼之上，白色鸽粪的痕迹清晰可见，像是一道刺眼的伤疤，不知何时才能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