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浏阳市委党校教研室，湖南 浏阳 41030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要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如何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城市社区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的基础上，转变治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成为新时代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事实与价值：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必然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政府为应对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作出的主动回应。溯源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历程、治理逻辑和实践走向，深刻地揭示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社会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遵循社会治理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与目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革命建国、发展富国、治理强国的治理现代化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2]显然，理想型的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长达百年探索追寻的执政追求和奋斗目标。为实现美好愿景，社会治理历经了“统治-管理-治理-善治”等发展变迁，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也在顺应时代变革中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形成了“适应-调整-转型-匹配”等周期性飞跃发展的历史脉络，促推城市社区治理能力为契合新的时代特色、新的基层实际不断转型升级，实现有效治理。由此可见，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正是对百年来我国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之道的历史总结，也是遵循社区治理逻辑、治理规律的实践选择，更是响应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与发展前景的长远谋划。

（二）牢牢把握中国之治理论逻辑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3]作为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指向和奋斗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治理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在中国社区治理实践中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理论。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不断理顺“政府-社区-居民”三者之间关系，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协商民主、技术赋能等实现更为有效的基层治理，增强基层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更加科学认识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筑牢“中国之治”的基石。由此可见，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服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动力支撑，是新时代推进中国之治理论逻辑的根本遵循。

（三）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7年6月1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为城市社区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改革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了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吉林考察时更是强调重视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4]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基层社区的体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必然选择。

（四）有效破解城市社区治理难题的现实选择

当前，城市发展正处在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城乡二元结构更加清晰、传统城市格局不断调整等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在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疫情影响深远的国内外环境下，城市社区在职责履行、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智能运用等方面呈现出“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尤其是应对疫情暴露出的社区能力不足、供需不匹配、治理效果欠佳、信息网络滞后等治理短板，使社会各界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了更多的关注。用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有效破解当前城市社区面临的治理难题，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释放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成为时代所需。可见，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向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等现代化方向发展，正是基于时代特性、群众需求、问题导向等作出的实践选择。

二、结构与要素：城市社区现代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

准确理解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厘清城市社区现代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实践表明，城市社区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主要取决于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技术等要素的现代化。

（一）党组织的领导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最本质的特征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是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的关键。”[5]可见，筑牢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思想共识，提升党组织全面领导能力，是实现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从社区实践来看，城市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起到了总揽全局、配置资源、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其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思想引领、文化引领等能力直接影响社区治理效能。荣获“2019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的广东佛山顺德、禅城、南海区以及四川成都绵江区的成功经验都在于坚持党建引领；治理水平较高的武汉“百步亭社区”、上海“上港社区”、成都“锦绣社区”等都在社区治理中创新实施“党建+”，党的领导能力得到了充分彰显。因此，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组织领导中推进社区共建、资源共享、机制共通、能力互补，将党组织的政治能力、组织能力、宣传能力等转化为治理优势。

（二）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运行效率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取决于治理结构的优化程度和运行效率。只有科学合理、运行有序、上下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才能推动治理理念、权责关系、治理方式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而孕育出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的“一核一网多元共治”“大共治”“共享社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多元协同治理”等治理创新案例，代表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彰显了现代治理结构多元性、复合性、联动性、高效性等特征，充分调动了城市居民、社会组织等参与社区治理，体现了广泛的基层协商民主，避免了“集体行动困境”与“搭便车问题”，增强了社区治理有效性和优越性。实践表明，合理建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理顺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的相关关系，提高治理主体参与水平与能力，推动形成基层政府、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多元协同、平等协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现代社区治理共同体，对提高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城市社区服务供给与办事能力

城市社区的服务供给与办事能力是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纵观发展较好、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市社区，无不在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依法办事、综治维稳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如浙江绍兴“枫桥经验”、湖南浏阳集里桥社区“红帽子志愿服务队”、神仙坳社区“红管家”等治理品牌的塑造与生成，使城市社区在公共产品供给、矛盾纠纷调解、信息宣传发布、民生需求调研、困难群众帮扶、志愿服务活动等公共服务上提供着精准高效、公平公正的均等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个性化需求。因此，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必须遵循人民至上、依法治理等原则，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对标居民高质量、个性化需求，创新服务供给方式、推进法治社区建设，最大限度地提升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依法办事、组织协调、志愿服务等服务供给与依法办事能力。

（四）城市社区信息化应用能力

智能化、科技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社区治理技术是推动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杠杆。能否有效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实现“线下+线上”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互融互补，成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能力高低的标志之一。从城市社区信息应用的实践效果来看，上海市打造的社区服务平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在防疫期间发挥了“足不出户、一网办理”的独特价值；杭州市运用“智能机器人”“健康码”“五色疫情图”“智控指数”等科学有效应对疫情，实现了经济平稳发展；成都“大联动·家空间”智慧社区的建设，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城市社区现代治理要充分运用5G 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智慧社区”“平安社区”“阳光社区”建设，破解信息孤岛、多重管理等治理难题，把相对陌生的地缘关系转化为高效运转的信息家园，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五）城市社区治理方式有效性与满意度

城市社区治理方式有效性与满意度是从目标维度、结果导向来考量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构要素指标。治理有效、居民满意是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体现，也是衡量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公共服务质量、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群众评估结果等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满足感、幸福感等，影响着社区居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责义务等要素的认知与判断。全国优秀“三零”社区，创建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果让群众获得、成效让群众评判，治理方式有力有效、居民自治有序有质、群众认可日渐攀升、综治维稳平安有序，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因此，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结果为导向，以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和群众满意度为目标，树立“全周期治理”思维，关注治理过程、治理方式和治理效能，引导利益相关方有效参与、客观评估，以善治结果促能力提升。

三、实践与探索：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考量

为深入了解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情况，课题组深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4个乡镇街道22个城市社区，通过调查走访、座谈交流、资料查阅等方式实地调研。结果显示，浏阳市在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迈出了有力步伐，取得了一定实效。

（一）深化社区集成改革，增强党组织的领导能力

浏阳市坚持“强改革、提素质、优效能”，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推进社区综合改革，促推治理能力提升。一是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淮川街道9个社区统一实施街区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协税护税职能，全面取消社区“一票否决”事项，主要履行加强党的建设、组织公共服务、维护社区安全、保障社区自治等八项职能，行使规划参与权、职能部门反向考核权、辖区重大决策和项目建议权等七项职责，使城市社区集中精力抓党建强服务。二是推动社区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选贤任能的社区工作者选拔机制，由街道统一选聘社区工作人员，优化组织结构；注重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培养，统一安排后备干部到先进社区挂职锻炼；打通社区工作者晋升通道，3年共招录8名城市社区工作者到机关任职或担任领导职务。通过改革，城市社区工作者年龄、学历、能力结构等得到优化，社区两委班子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党组织领导能力不断增强。三是推进社区执法机制改革。为解决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浏阳市在城市社区率先实施“部门联合执法”等改革，指向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纠纷调解、垃圾分类等治理难题，打破行政壁垒，提高基层党组织资源统筹、组织领导能力。

（二）构建多元治理格局，提升社区协同治理能力

按照“多元协同、社区共治”的治理思路，浏阳市积极打造“党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一是构建“党建+微网格”治理格局。浏阳市以微网格为依托，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微治理单元，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设岗定责，构建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党支部（党小组）—微网格”四级联动的全域网格化治理新单元，形成街道党政领导干部、社区工作者、在职党员、志愿者等多元共治格局，实现城市社区协同治理。二是构建“党建+驻社区单位共建”治理格局。为增强城市社区治理合力，浏阳市创新实施“城市社区+市直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共治格局。2019年，淮川街道社区党组织与辖区45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签订党建共建协议，部门单位与社区实现共享党建阵地45个，31名部门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到社区担任兼职委员，有力解决了社区资源不足的局面。三是构建“党建+居民自治”治理格局。浏阳市在党建引领基础上，鼓励发展城市社区各种居民自治性组织，如“红帽子志愿服务队”“义工联”等，汇聚民智民力，发展协商民主，充分发挥自治组织政策宣传、民情收集、促进和谐、推动发展等职能，在协同治理中有效破解城市社区治理难题，促推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加快政务服务建设，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能力

浏阳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改革创新优化社区政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一是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浏阳市于2017年实行“最多跑一次”改革，以“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办”等理念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信息化、便民化建设，努力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建设一体化信息化服务平台，大力推进“马上办、就近办、网上办、帮代办”等服务，赋予城市社区相应治理权限，有效解决了城市居民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险、党建民生、税费缴纳等方面的难题。二是探索实施“小微权力”工作机制。浏阳市大力推进“互联网+监督”和大数据比对两个平台，建立了《浏阳市村（社区）规范化挂牌目录》《浏阳市村（社区）公共事务准入制度（试行）》和《浏阳市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二十条（实行）》等，从制度层面规范和约束城市社区工作者履行社区重大决策、日常管理、协助办理等“小微权力”，构建起权责明确、法治健全、规范高效、监督有力的监督机制，提高城市社区依法办事能力，促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向专业化、法治化方向迈进。

（四）创新治理方式方法，提升社区治理有效性

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高治理有效性。一是创新治理方式。浏阳市率先在淮川街道试点“民生吹哨、部门报到”，将民生作为部门报到的“哨源”，通过“把话筒交给群众”“12345”市民热线平台、居民走访、网络问政等渠道，确定民生议题，按照“普通民生问题”“难点民生问题”“特殊民生问题”处置程序分类响应和协调处理，极大地缩短了治理时限，切实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私搭乱建、楼顶种菜、街巷脏乱、老旧小区设施陈旧等问题，有效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改进治理手段。关口街道水佳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位置优越、环境脏乱、人员复杂，治理难度极大。2004年以来，社区工作者几经调整、拆迁工作五轮攻坚，仍没有有效进展。2019年，社区启动“阳光服务”，采用刚性制度与柔性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方法，一举攻破拆迁难题，社区环境大为改观，发展动能后劲十足，多个项目争相落地。三是优化治理技术。在疫情期间，浏阳市启动信息防疫，充分运用微信、智能APP 等平台发布疫情信息、了解居民动态、处理公共事务，把握社区主动性，管控化解社区风险，推动社区治理方式由“面对面”服务到“键对键”服务转变，改变了社区工作形态，提升了治理能力。

四、目标与方向：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从浏阳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来看，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政务改革、方式创新等实践增强了社区治理能力，但与现代化的治理能力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党建引领功能、多元主体协同、社区组织培育、治理技术运用、治理效果提升等能力结构，需在创新发展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一）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组织统筹引领的系统治理能力

从治理规律和实践来看，用城市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发挥党组织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1.转变治理理念。转变“政府统揽、社区包办”的传统治理理念，强化党建引领，明确社区权限，推动治理重心下沉，让资源、服务、管理下放社区，促使治理主体由政府主导向协同治理，治理方式由被动分散向主动精准，治理技术由简单粗放向智慧高效，治理效能由政府评价向群众测评等现代化社区治理理念转变，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2.加强组织引领。把加强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城市社区治理的主线，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互动、全面融合”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新路径。加强街道、城市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准政治方向，明确工作重心，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和机制引领等，促使城市社区着力提升治理能力，更好地服务改革发展、社会民生、党员群众。

3.增进系统治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6]因此，城市社区治理要运用系统思维，集成治理，按照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在社区融合、治理资源在社区汇聚、治理主体在社区协作、治理效能在社区提升等思路，推动社区党建、社区治理、社区建设、改革发展、文明创建、民生改善等工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有效配置资源、增强集成效应，不断提升社区党组织的集成领导和系统治理合力，促推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优化治理结构，提升多主体共建共治的协同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成为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1.重构社区治理单元。以政府服务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为目标，进一步理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党支部（党小组）—社区自治组织”关系，明晰权责，摸清实际，细化治理单元，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推动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域覆盖、精细精准的城市社区治理新单元。

2.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完善群众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作用，积极构建“街道+社区+驻区单位+自组织”等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搭建“基层党组织当舵手、街道社区抓服务、驻区单位和社会组织聚合力、社区居民齐参与”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打造城市社区组织共建、决策共商、问题共治、资源共享等社区协商共治机制，激发社会活力，促使社区党员、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等发挥各自优势、有效参与治理、积极发挥作用、形成治理合力。

3.培育社区内生组织。以属地管理为原则，以社区适当规模为基础，以网格化管理为依托，建立健全城市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服务队、公益组织、爱心团队等内生组织，推动社区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应有职能，在社区范围内解决群众诉求、化解邻里纠纷等，建设更加和谐、更加安全、更为民主的社区，增进城市居民社区认同感、责任感。

（三）聚焦民生需求，提升公共服务与供给的精准治理能力

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精准供给为目标，切实提升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与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向精准精细、民主法治、专业高效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1.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以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坚持问题导向、有效供给原则，构建精准供给、精细服务、精确评估为内容的城市社区现代服务体系，健全社区服务机构，编制公共服务目录，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最大限度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化解社区矛盾纠纷、凝聚社区居民共识，使群众普遍享受到优质舒适、方便快捷的现代城市生活，增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与供给能力的有效性。

2.增强社区依法办事能力。建立健全城市社区治理相关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全面实行城市社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制度，规范社区“小微权力”运行，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法治保障。推进“法治社区”建设，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律进社区活动，普及《民法典》等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法律，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营造社区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法治氛围，推动城市社区依法治理能力。

3.完善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等通道，完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补齐城市社区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风险防范、矛盾化解等治理短板，不断提高城市社区安全隐患排查、社区治安防控、突发事件应对、意识形态渗透等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努力将矛盾化解在社区，夯实城市社区治理基础，增强城市社区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四）加大智能运用，提升新技术减负增效的精细治理能力

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深度融合，构建运转灵活、方便快捷的新型城市社区智能治理系统，孕育更高层级的治理能力，是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1.建设智慧社区。加快光纤改造、5G 网络覆盖、通信铁塔统建、智能监控安装等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信息查阅、意见反馈等信息平台建设，为城市社区居民创建“阳光社区”“智慧社区”提供良好技术支撑。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城市社区一体化社区信息服务站、社区信息亭、社区信息服务自助终端等公益性信息服务设施建设和智能家居、智能停车、智能监控等多种智慧终端，整合小区公共服务资源、数据资源，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城市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广应用、全覆盖、便捷化，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推进智能治理。将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新型技术嵌入到城市社区治理的各环节，构建便民服务平台、信息共享平台、交流互动平台等网络公共空间，打造城市社区精细治理、智慧治理的新平台。利用互联网集聚社会资源，建立民情收集、社区监控、问题处置等智能管控平台，使城市社区信息发布、利益诉求、治安管控等在虚拟空间得到有效治理，促使城市社区治理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实现社区减负增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五）深化治理改革，提升改革赋权增能的有效治理能力

针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和系统性风险，结合实际，深化改革，为社区治理赋权增能，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1.深化社区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实施基层政府面向城市社区的治理资源统筹机制、城市社区治理责任清单制、社会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机关事业单位履行城市社区治理责任机制等多项改革举措，取消城市社区行政执法、拆违控违、招商引资、城市管理等主体责任，清理不应在社区设立的各种工作机构，规范不应由社区履行的各项职能，改进上级部门对社区不合理考核事项，运用市场机制优化社区资源配置，赋予城市社区更多的自主权，有效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

2.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遵循城市社区现代治理要求，持续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社区延伸、向纵深推进，平衡社区供需矛盾，推动社区治理转型，破除信息建设部门壁垒，加速部门协同，在公共服务资源、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中提升城市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切实让城市居民在便民服务、信息获取、公众参与中得实惠、享红利。

3.深化选人用人制度改革。深化社区工作者各项制度改革。一是严格社区工作者准入制度。坚持凡进必考，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年轻人才，定向选拔高学历、高素质、高技能技术人才进入社区，建立一支高质量、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二是加强社区工作者治理能力建设。组织开展跟班学习、挂职交流、定向委培、学习进修等活动，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等培养和提升社区工作者依法办事、执行政策、服务居民等能力。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社区工作者考核评价体系。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制定符合实际的城市社区工作者考评体系，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社区工作者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把群众满意度作为社区工作者测评的重要指标，建立能上能下选人用人机制，建立和完善城市社区工作者适度淘汰制度、面向村（社区）工作者招录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制度和定向选拔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制度，激发城市社区工作潜能，切实提升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