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 圣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文庄集》言：“文以经邦国，武以戡祸乱”[1]，“文武本无分也”。曹操父子不仅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引领了汉末文学的发展方向。李靖青年时期遍读儒书，后又在李唐建国过程中立下极大军功，被时人作为“兼资文武，出将入相”[2]2529的典范。时势不同，文臣与武将所发挥的作用各异，政治地位亦随之起伏。“文武关系”是五代宋朝的重要议题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①。遗憾的是，学界对“五代重武轻文，而宋王朝一改五代风气，实行崇文抑武”观点的普遍认可，致使对这一时期文武关系的研究难以突破。从称谓角度研究五代宋初文人和武人地位的演变，探究转变原因，并从政策取向和社会风气两个层面解读学界关于宋朝“崇文抑武”或“重文轻武”的争论，希图对五代宋初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措大”称谓反映五代宋初文人地位的嬗递

晚唐五代，“措大”被用来贬称文人，反映出藩镇割据背景下文人的悲惨遭遇。赵宋立国之初，根植于五代的“重武轻文”风气并没有因为统治者平衡文武的施政方针而走向终结。仁宗时，文人地位不断提高，“措大”由武人嘲讽文人的用语变为文人自嘲的称谓。

(一)五代十国时期对文人的“措大”称谓

五代十国时期，作为政治主角的武人深信功名利禄唯以弓马取之，轻蔑地称呼挣扎于乱世的文人群体为“措大”。后梁太祖因为幕僚们附和自己“柳树好作车头”勃然大怒，骂他们“一队措大，爱顺口弄人”并以谀佞之罪“当面扑杀之”[3]。后汉高祖刘知远在死前嘱咐臣下“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4]1637。这里的“措大”指的正是后汉宰相苏逢吉和冯道等人。总理朝政的宰相仅因为文人出身就被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无法对朝廷的大政方针产生实质影响。不仅如此，后汉权臣史弘肇更是直言“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4]1636！文人沦为政治附庸显而易见。作为地方实力派的诸节镇同样持重武轻文态度。首先，五代的节度使应唐王朝镇守边疆所需而设立，是“以军功拜”[5]516的武人出身。其次，他们所依赖的力量主要是牙军集团。牙军“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变易主帅”[2]4692也并非易事。李克用感叹：“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4]411，道出李氏对于牙军犯法的无奈。地方统治力量以武人为主，轻视、排挤甚至残杀文人不足为奇。雄踞燕地的刘守光“性惨酷，不喜儒士……(士人)重足累迹而事之,犹不能免其祸焉”[4]1334。河东节度使刘崇经常贬低手下文士为“老措大”。文人举步维艰，很难有所作为。

学界通常认为，与中原五代“重武轻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诸国具有普遍的崇文尚士之风②。若从称谓角度考察，此结论有待商榷。在蜀地：

前蜀许太尉宗宪镇宁江日，刘员外(辞隐)为节度掌书记。许公发迹军戎，所为吾我，不思为理，但务诛求。刘数谏，许不存宾客之礼，对将吏咄责之……刘遂咏白盐山、滟滪堆刺之，许闻而愤怨。忽一日，于江干饮酣，仰视白盐，斜睨滟滪曰：“刚有破，措大欲于此死。”遂令壮士拽刘离席，囚缚于砂石上，烈日晒之……良久舍之[5]。

许宗宪“发迹军戎”，他认为，获取富贵和保持富贵都要凭借武力，杀伐是再正常不过之事。但对于自幼熟读儒家经典的刘辞隐而言，为政以德和不滥行杀戮才是长久之道。许宗宪不仅拒绝接受刘氏劝谏，甚至差点将他杀死。此外，当屡立战功的王宗侃知晓司户参军基本由文人担任时，直言“要我头时断去，谁能作此措大官”[6]。

五代十国时，南唐李氏父子不遗余力地接纳大量南迁的文人，但是核心层对文人的轻视还是能从细节处揣度一二。文人卢郢曾经因为都城烽火使韩德霸“怙权暴横”而与他互殴，结果韩德霸“败面伤目”。李后主责骂韩德霸身为武将都“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7]。李后主不用“文人”和“士人”称呼卢郢，而用带贬义的“措大”称谓，说明“措大”一词经常出于其口，这恰恰反映出其潜意识中对文人的轻视。一个文人居然使久经战阵的职业军人“不能自全面目”，从武艺衡量，卢郢至少不落下风，甚至更胜一筹，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武士化。再如历仕后晋、后汉及后周3朝的节度使焦继勋，年轻时喜好读书，感叹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8]9042显然，他是以班超投笔从戎的事迹为典范而转投军旅，他的话反映出那个时代文人无法施展才能的无奈。

(二)宋初“措大”称谓的内涵

入宋之后，“重武轻文”的风气并没有随着陈桥兵变和赵宋立国而烟消云散，“措大”一词仍然被武将用来贬低文人。开国功臣王彦升在担任京城巡检时夜闯宰相王溥家门，提出“宰相需用读书人”[9]171。重视文治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对文人不无轻蔑，他习惯性地将文士动辄贬称为“措大”。宋人龚鼎臣在《东原录》中明确记载：

艺祖时，新丹凤门，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对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职。国家有所兴建，即为歌颂。”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即掷於地[10]。

梁周翰“位在文职”，完成了本职工作，宋太祖却认为他这是不干实事，献阿谀之词，轻蔑地称其为“措大”，终太祖一朝，梁氏都备受冷落。宋太祖曾对赵普言：“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以及“措大眼孔小，赐予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9]273，体现了以太祖为首的武人集团对于文人群体的轻蔑和倨傲姿态。

(三)仁宗以降“措大”称谓的文人应用

宋太宗对文治的追求使文人的地位慢慢提高。至仁宗之世，士大夫已经成为政治主体，武将只能作为政治配角而存在。这一时期“措大”称谓已经随着文人地位的提高而发生变化，由武人嘲讽文人的贬称变为文人自嘲。正如杜衍自云：“某本一措大，名位寿福，冠冕服用，皆国家所有。一旦去身，复一措大，何以自奉。”[11]作为宋仁宗朝的宰相，杜衍官位极为尊崇，是当时的士林领袖，他说自己是“穷措大”，这显然是自谦。又仁宗时，欧阳修等宰执群体上章称他们自己“五六措大尔”[9]4838，不足以备位政府。地方官员也用“措大”自嘲，长年任职地方的苏轼记载道：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于睡中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12]。

此文于元丰七年(1084)五月作于庐山，当时苏轼从贬所黄州到汝州，职位是无实权的团练副使。在平均年龄只有56岁的时代，49岁的苏轼感到很大的危机，以“措大”代指自己，用马道士“于睡中得妙”不如“措大得吃饭三昧”自嘲。

尚未获得功名的士人也常常使用“措大”自嘲。宋徽宗政和年间的太学生孙九鼎在七夕日“出访乡人”，在路上遇见自己的姐夫张铣，张铣让孙九鼎去买酒，孙氏说“公富人也，岂可令穷措大买酒”[13]，表达他的无奈。

二、“赤老”诸称谓反映五代宋初武人地位的变化

分裂动荡的晚唐五代，武人凭借军功迅速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终结五代的赵宋王朝也是典型的以武立国，宋太宗时开始大力发展文治，降及仁宗，一个由科举文人主宰的政权最终确立。

(一)五代武人的特权地位

五代十国的帝王“以佐命功臣，处机密之任”[5]252，取得政治决策权，形成具有极大排外性的武人利益集团。后汉隐帝准备赏赐乐官锦袍玉带，权臣史弘肇却以“健儿为国戍边，忍寒冒暑，未能偏有沾赐”[4]1636为由反对。枢密使杨邠常言：“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哉。”[4]1639动乱时期需要依靠军事力量，而军事力量如何为我所用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赡军”浮出台面。为供养军队，各朝“府藏殚竭,箕敛百姓,供军不暇”[4]982。此外，朝廷还专门设置“三司使”一职，方便随时调敛财物供给军队。军队在战前和战后还会得到一定的赏赐，以笼络军心防止军队哗变。

武人能够在五代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成为多数人向往的职业，他们梦想着“以军旅之功，登藩阃之位”[4]956。历仕后唐与后晋两朝节度使的李周在青年时代其父就告诫他“当从军旅以兴吾门”[5]524。如上文提及的焦继勋等人放弃毫无上进之路的文人身份，转而成为一名武将，以求施展才华报负的事例不绝于史。

赵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加强文治以平衡文武双方力量，但武人地位并没有产生太大动摇。宋人曾总结：“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一人而已。”[14]部分学者认为宋太祖重文轻武，朝堂内外普遍弥漫着“重文轻武”风气，武将也开始读书。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为：

党进者，朔州人，本出溪戎，不识一字……忽仰面瞻圣容，厉声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之日：“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进日：“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15]

《宋史》评价党进“善机变”，“类怀奸诈”[8]9028，善于揣度皇帝心意，他敏锐地抓住太祖欲加强文治以平衡文武力量的想法，故意在太祖面前表现自己，不仅证明自己憨直，而且迎合了皇帝的心意。宋太祖“重文”是不争的事实，但“轻武”只怕与史实不尽相符，赵宋之所以能够建国，正在于有一批与太祖具有相同信仰且忠于太祖的武将③。太祖对他们极为信任，在经济上给予他们财赋支配权和商业贸易权，军事上给予他们自行处置权。根据《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统计，宋太祖朝的两府成员中武人占四成，而太宗朝武人只占不到两成。不难发现，真正开始“抑武”应该是在太宗时期。

(二)太宗以降武人地位的边缘化

宋太宗即位后，开始兴文教，抑武事，武人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鲜有战事，武人的价值无处体现，渐渐失去了同文人抗争的力量，武人地位在仁宗朝更是达到最低点。“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黥卒”与“老兵”成为恶毒之语，足见当时武人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何其粗鄙卑贱。据宋人江休复的《江邻几杂志》记载：

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莫原其意，缘尺籍得此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枢府，西府迓者，累日不至。问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谩骂曰：“迎一赤老，累日不来。”士人因呼为“赤枢”[16]。

“赤老”作为对武人的贬称，不仅用于普通士兵，甚至连身为枢密副使的狄青也不能幸免。说出此话的不是高官显宦，亦非皇亲国戚，只是一个小小的“西府迓者”，可见当时社会对武人的轻视。高级武将受到歧视的案例远不止于此。天圣年间，宰相王曾贬称出身武将的枢密使张耆为“一赤脚健儿”[9]2495。武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能做的唯有谨守本分。

三、五代宋初文武的争斗

从拉开五代序幕的“白马驿之祸”到后唐秦王李从荣之败，文人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试图推翻武人统治集团。宋初，文治的推行使武人受到一定限制，但尚不至于动摇武人的地位。降及仁宗，文武地位彻底反转。

(一)白马驿之祸

“白马驿之祸”即白马驿事件，是发生于唐哀帝天佑二年(905)的一起屠杀朝臣的事件。《资治通鉴》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此次事件：

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17]。

这次事件的策划者大部分为科举失利转而投入朱温集团的幕僚。但将责任推向科举制弊端这一说法尚流于表面，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武人群体与文人群体的对立。唐中后期，统治者重视文治，士林弥漫着“重文轻武”风气，承平之时尚不会引发多少争端，至晚唐乱世，武力就是话语权，朝中文官有的反对朱温专权，有的自命清高，不屑与武人出身的朱温合作，这自然引起朱温集团的仇恨，为清除这一势力，武人制造了“白马驿之祸”。从始至终，这些在科举中失利的幕僚只不过是一把刀，而握刀之人正是以朱温为首的武人集团。

(二)宋初三朝文武之间的斗争

赵宋立国后，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加强文治，提高文人地位。但武人并没有就此沦落，主要表现为个别武将与文人之间的对抗，如文人出身的赵普与武将出身的李处耘之间就曾有过激烈冲突。太宗灭北汉后，针对是否一鼓作气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一问题，文人出身的赵昌言认为“犹热熬翻饼耳”，武将呼延赞则反对道：“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9]454。虽然呼延赞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他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而不是一味奉承太宗。此外，真宗时期的高琼与冯拯之争、寇准与曹利用之争等也不胜枚举。尽管文武之间的争斗互有胜负，但不可否认的是，武人地位开始逐渐走低。

(三)文人的全面胜利

宋仁宗时期，士大夫政治的确立和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已经成为政治配角的武人集团变得毫无反抗能力。诚如王铚所言：

原始凭证是最基本的会计资料，原始凭证可以将经济业务的真实性反映出来，也可以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准确的判断，因此审核以及监督原始凭证是非常重要的。[3]但是在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之后，由于核算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参与到单位的具体业务中，因此核算中心仅仅依靠手续是否齐全、票据是否有效来对单位的账务情况进行审核，他们无法判断出其中所涉及到的经济内容是否真实。

(狄)青旧部曲焦用押兵过定州，青留用饮酒，而卒徒因诉请给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诛之，青闻而趋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于子阶之下，恳魏公曰：“焦用有军功，好儿。”魏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青甚战灼，久之，或白:“总管立久。”青乃敢，盖惧并诛也[18]15。

狄青当时为路部署，已经跻身中高级武将之列，但韩琦毫无顾忌，当面杀了他的旧部，狄青甚至担心韩琦把他一并诛杀。在韩琦的观念里，进士出身的士大夫才是“好儿”，而武人不过是社会低等人而已。多年以后，狄青告诉友人：“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18]16。狄青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武人的境况可想而知。经过百余年的斗争，一个由科举文人主宰的政权终于在仁宗之世得以确立。

四、五代宋初文武地位转变原因及宋朝治国理念再探讨

从五代到北宋，文武地位发生巨大反转的根本缘由在于治国理念的变化，而治国理念正是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和社会背景提出的。围绕宋朝“重文轻武”抑或“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学界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索。

(一)五代宋初文武地位转变原因

在宋人看来，“右文而略武备”已经成为天水一朝的祖宗家法，也是造成“边不为备，至敌人长驱而不能支”[8]11972进而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赵宋立国伊始，调整文武关系的议题就被提上日程并很快付诸实践，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和巩固赵家王朝的需要所决定的。君弱臣强、藩镇割据和武力过多干预政事是赵宋王朝面临的政治局势，为了巩固政权，宋太祖开始抑制武力干预政治的因素，振兴沦丧的儒家文化，力图达到文武平衡的局面。

在振兴文化的诸多措施中，科举制的推行尤为重要。五代时期，每次科举取士不过数十人，且多为武将和权贵子弟，贫寒之士无上进之门而沦落于下。赵宋建国后，科举取士逐次增加，由最初的数十人变为数百人，民间的尚文风气和统治层的有意推动加速了儒家文化的复兴，推动了文人地位的提高。

大力推行科举制是五代宋初文武地位转变的重要原因，其深层则是宋太宗时期“崇文抑武”或“重文轻武”治国理念的形成。促使宋太宗转向文治，推行“崇文抑武”或“重文轻武”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对外战事的终结。从陈桥兵变(960)至雍熙三年(983)，赵宋在两代帝王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积极军事扩张，基本奠定了北宋的疆域。随着两次收复幽燕军事行动的失败，太宗清楚地认识到宋辽对峙局面基本形成，关注点转而向内，力图恢复自晚唐五代以来因战争破坏的经济，这正是文士而非武人所擅长的领域。另一方面则是太宗饱受争议的皇位继位问题。由于皇位得来不正，太宗与太祖旧臣之间关系紧张，促使太宗急于巩固皇帝权威。太宗继位之初，就积极提拔石熙载和窦偁等潜邸旧人担任重要职位。因需要大批忠顺而有才能的官员，科举制被大力推行，并为后世守成之君所承袭。

(二)宋朝“重文轻武”抑或“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再探讨

“重文轻武”说已被大多数前辈学者认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宋朝竭力抑制武人，又竭力提高文治，永远让文压在武人的头上”作为“宋王室历世相传的家训”，陈登原认为“宋朝重文轻武，疑忌武人”，刘子健更是断言“宋代重文轻武，直至南宋亡国都没有觉悟”。改革开放后，这一观点在中国台湾省为黄宽重等学者所接纳，其在《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中指出，宋代重文轻武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陆，此说则被宁可和王曾瑜等学者所继承，并在政治制度与社会风气两方面有所发展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对宋朝“重文轻武”提出质疑。邓广铭认为，赵宋是通过军事力量建立的，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其北方面临辽的威胁，西方又受到夏的骚扰，制定“重文轻武”的国策是说不通的[19]5。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系统地论证该问题。进入21世纪，陈峰在《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中总结道：“‘重文轻武’说并不准确，当以‘崇文抑武’一语代之。”其后，经过10余年的努力，“崇文抑武”说为大陆学界普遍认可。

笔者认为，“崇文抑武”说亦不尽完善。“崇文抑武”指的是崇尚文治，抑制武治。在宋人的记载中，对于武事的轻视和鄙夷却是不一而足。如尹洙认为：“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20]收复燕云十六州为宋朝历代统治者所孜孜以求，宋太祖曾表示对收复幽云十六州的人封王，但即使这样的殊荣都不及状元及第。又如妓女白牡丹向狄青劝酒时言道：“劝斑儿一盏”，意在“讥其面有湟文也”[19]15，布衣刘易则怒骂狄青为“黥卒”。身为枢副的狄青尚且受到妓女和布衣的嘲讽，可见世人对武事的轻视。

故而，不论说“重文轻武”抑或“崇文抑武”都有失偏颇。如果把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分开来讨论，那两说并存也就成为了可能⑤。从国家层面来看，宋朝是“崇文抑武”；从社会层面来看，宋朝是“重文轻武”。

唐末五代“兴亡以兵”，宋初诸帝在国家层面开始实行“抑武”，这是政治需要，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重视。正如邓广铭所言：“实际上，北宋建都于四战之区的开封，建国之初则为了削平十国割据的残局，其后则北方的劲敌契丹和继起于西北地区的西夏，无一不需要用武力去对付。所以，从北宋政权一开始就注定了‘国倚兵而立’的局势，如何能够制定轻武的政策呢……至于所谓的‘右文’，无非指扩大科举名额以及大量刻印书籍等类事体，我以为这也都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所已经具备的条件，因势利便而做出来的，并非真有什么右文政策。”[19]5与之相反，民间却弥漫着浓厚的“轻武”风气，进士出身的文人才是“好儿”，武将即使收复幽蓟也不及状元及第，身为枢副的狄青也要受到布衣和妓女的嘲讽。

北宋中期，在民间“重文”风气滋养下，儒学走向全面复兴，民间强大的重文思潮又促使国家层面实行“崇文”政策。经过100多年的争斗，一个由科举文人主宰的朝堂正式确立。降及南宋，宋学各派经过数次纷争后，新学和蜀学纷纷衰落，发端于洛学的理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宋理宗时，理学更成为官方思想，并为明清的文人政治奠定了基础。

注 释：

① 相关论著参阅：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相关论文参阅：陈峰：《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98-107；柳立言：《北宋评价武人标准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历史研究》，2018年第二期，35-58。

② 参阅：杜文玉：《南唐史略》，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203。何剑明：《南唐崇儒之风与江南社会的文化变迁》，《历史教学》，2003年第十期，31-35。

③ 参阅蒲圣，戴文嘉：《论宋初武将的佛教信仰》，《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六期。

④ 参阅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549；陈登原：《国史旧闻》，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266-269；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83；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387；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59-66。王曾瑜：《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中州学刊》，1984年第二期，107-111。

⑤ 张邦炜首先提出两说可并存，认为作为政策，称“崇文抑武”较好；作为社会风气，称“重文轻武”为宜。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具体论证该问题。见张邦炜：《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一期，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