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乐,周扬洋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71000；2.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科研产业处，河北 张家口 075000)

《福》是南非作家J.M.库切于1984年创作的一部后现代小说，作者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框架，讲述了一位叫苏珊·巴顿的女性将自己的海难经历写成小说的故事。目前，学界对《福》的研究集中于元小说分析、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解读等方面，很少有人从神话研究的视角将《福》视作对《鲁滨逊漂流记》的颠覆与改写。因此，文章从神话研究的视角分析《福》，以期为解读《福》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

一、神话原型的重新诠释

神话不仅是最古老的文学形态，更是潜藏于虚构性文学作品中的“深层结构”，一般选取特定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为“原型”，通过文学虚构的演绎来传达某种寓意或劝诫。《鲁滨逊漂流记》中“流落荒岛的船难”是自《奥德赛》以来根植于西方文学传统的神话原型。库切的《福》通过对《鲁滨逊漂流记》的互文与改写，重新诠释了“流落荒岛的船难”这一神话原型，并通过使文字与记忆有意识的缺失，让主要人物沉默和失语，以此隐喻出南非的历史与作品创作时的现实状况。

(一)文字与记忆的缺失

吉尔·德勒兹在《荒岛存在的因由》一文中指出：“荒岛给予我们‘重复’的法则，一个总是可以劫后余生、重建家园的空间。”[1]“流落荒岛的船难”这一神话原型的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文字与记忆来传承和重建文明。因此，作为文明的载体，文字和记忆对于文明的传承至关重要。然而，库切在《福》中却有意呈现文字和记忆的缺失，重新诠释了神话原型中的船难。在苏珊流落荒岛之前，克鲁索和星期五已经在岛上生活了很多年，却并未留下相关的记录：“克鲁索没有写日记，或许是因为他没有纸墨……我查看支撑屋顶的柱子和床脚……甚至没有刻度显示他在计算自己流放了几年。”[2]12面对苏珊的质疑，克鲁索回应道：“没有任何事会被遗忘。我所忘记的事情，也就是不值得记忆的。”[2]13克鲁索的黑人仆人“星期五”失去了舌头，无法言说又不懂文字的他只能将岛上的求生经历埋藏于沉默中。

传承和重建文明的愿望隐含着对文明的肯定与赞颂。《奥德赛》通过彰显奥德修斯的英雄气概，展现出古希腊文明的强势；《鲁滨逊漂流记》通过对鲁滨逊智慧和勤劳的歌颂，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与之相反，库切的《福》通过文字与记忆的缺失，以荒岛揭露了南非的历史匮乏和文化贫瘠。同作品中描述的荒岛一样，南非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国家，原住民在殖民者到来前过着采集狩猎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使他们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自然无从记录自己的历史[3]19。南非就像作品中沉默的星期五一样，无法讲述自己的过往经历。19世纪前，南非几乎没有“摆得上台面的文学”[3]382，甚至在库切出生的20世纪，南非人自己的“阿非利堪斯语”仍被认为是下等语言。《福》塑造了荒岛上无法言说的星期五、疏于记录且抗拒记忆的克鲁索以及对荒岛过往一无所知的苏珊等人物形象，并以“流落荒岛的船难”隐喻了南非历史匮乏与文化贫瘠的状况。

(二)记忆缺失与文学创作的矛盾

“流落荒岛的船难”隐含着“幸存者从船难中幸存并将自己的经历向他人讲述”的充要条件。但在库切的《福》中，克鲁索在获救之后病死在船上，以死亡终结了叙述的可能，失去舌头的星期五也无法说话，苏珊对于荒岛先前的状况一无所知。所以，《福》呈现出“幸存者无法向他人讲述自己的经历”的窘况。矛盾的是，苏珊执意将其在荒岛的求生经历写成一本书，并将创作的真实性放在首位：“如果我不能以作者的身份出现，发誓自己的故事是真实的，那还有什么可以值得读？”[2]59荒岛的过去难以追溯，苏珊的创作亦难以为继。作为一位18世纪初的普通女性，苏珊没有独立进行文学创作的身份和能力，只能委托当时的著名作家福先生为她代笔。面对荒岛历史的唯一见证者星期五，苏珊尝试以绘画与文字，甚至音乐和舞蹈的方式与他交流，却始终得不到他的任何回应。星期五的不配合使她痛苦地意识到，“他并不是因为迟钝才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拒绝与我有任何交流”[2]87。这使得苏珊产生了放弃创作的想法，且她发现福先生也面临创作困境：“他的笔下写出的一张张纸不是在讲述无聊的交际花和士兵的故事，而是一个版本接着一个版本地重复同样的小岛上的故事，每次都写不成功。”[2]140对此，福先生希望苏珊放弃对荒岛真实性的追求，反将她的荒岛经历扩充成一个更大的虚构故事。所以，全书关于苏珊创作经历的情节在两人关于故事真实和虚构的争辩中戛然而止。

记忆缺失与文学创作的矛盾，以及白人代替黑人言说的失败，都是当时南非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库切曾指出：“《福》中星期五的故事，是对南非田园诗般的农场小说中‘黑人无声’位置的一个扩展，也是南非白人作家面临的一个问题的延展——如何让非洲和非洲人民发出声音？”[4]3个世纪的殖民奴役和屠杀几乎摧毁了南非黑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没有文化根基的他们像星期五一样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舌头”。同时，南非政府奉行种族隔离制度，严格查禁南非黑人的文学创作：“以彼得·亚伯拉罕姆斯，阿尔弗雷德·哈钦森为代表的南非黑人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被不断查禁。整整一代黑人作家成为受害者，他们中间大部分人被堵住嘴巴无法发声。”[5]216福先生与苏珊的创作失败代表了南非白人代替黑人言说的失败。在当时，不仅黑人的创作被查禁，任何同情黑人的白人作家及其作品，甚至有违传统道德的西方文学作品都在政府的查禁目录当中[5]36。无从获知的荒岛经历象征着南非的历史匮乏，无法完成的文学创作隐含了库切对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和文字审查制度的批判。

二、神话人物的颠覆和叙述方式的改变

通过互文与改写，《福》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神话人物予以颠覆，并以多重视角和文体拼贴的方式转变了西方文化的宏大叙事模式。

(一)神话人物的颠覆

早期神话往往突出人物的超自然力量，而现代神话则倾向于彰显人物超越常人的存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虽然没有展现出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却具备超常的智慧和意志。但《福》中，鲁滨逊的原型克鲁索消极地生活在荒岛上，既没有尝试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没有想要离开荒岛。而《鲁滨逊漂流记》中毫无存在感的星期五却成为《福》中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中心人物。星期五见证了荒岛上发生过的一切，不仅苏珊希望通过与他交流来获知有关荒岛的真相，福先生也需要星期五的叙述来继续他的创作。但星期五无言的沉默将自己的经历阻挡于语言和文字之外，埋藏在神秘的荒岛之中，这使得他的形象充满神秘感。在作品最后一章，库切更是直接赋予星期五超自然的能力：从他口中发出来自小岛的声音，嘴里流出淌向世界尽头的溪流，并像鬼魅一样出现在各个场景当中。因此，《福》不仅以黑人星期五取代了白人男性鲁滨逊的神话人物地位，更以沉默的神秘取代现实的言说，回归神话人物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叙事传统，使作品更具神秘的神话色彩。

(二)叙事方式的转变

神话故事往往采取单一视角，使叙述内容和作品主要人物的行为一一对应。但在《福》中，不仅出现了苏珊·巴顿和300年后的来访者两位叙述者，更以多重视角展现出写实和虚幻之间的交融。此外，星期五的行为几乎完全不受这两位叙述者的影响与支配。《福》通过叙事者和叙述人物之间对应关系的断裂，为作品创造了更开阔的文学空间。其文本呈现出文体拼贴的特征：第一章讲述了苏珊创作但未完成的小说内容，第二章是苏珊与福先生之间有关创作的通信，第三章是苏珊对自己经历的叙述，第四章中来访者又成为作品的叙述者，叙述他在荒岛的见闻。

三、从白色神话到黑色神话

雅克·德里达最早在《哲学的边缘》中提出“白色神话”这一概念，认为在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下，哲学文本以“隐喻”涂抹自身产生场景中的寓言，以“白色的笔迹”消除了神话本身的神秘感[6]。在德里达“白色神话”概念的基础上，罗伯特·杨进一步提出，白色神话在涂抹自身寓言场景的同时也抹去了寓言中他者的存在：“欧洲不仅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哲学建立和巩固‘君主自我’，更通过他者构建自己，却不允许他者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7]简言之，“白色神话”是西方重理性、轻事实的“理性中心主义”以及强调自我高于他者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

(一)对白色神话的解构

“白色神话”歌颂西方人的理性与勤劳，强调西方文明的至高无上，《鲁滨逊漂流记》正是这样一部“白色神话”。然而，《福》在颠覆神话人物和转变叙事方式的同时，也在对理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进行解构。语言和文字既是理性思维的载体，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福》以星期五不变的沉默和苏珊与福先生代替他言说的失败，展现出对理性中心主义的抗拒，用创作失败的窘境展现理性中心主义的局限。西方中心主义强调男性和白人至上，但《福》却将被边缘化和他者化的女性与黑人提升到作品主要人物的地位，以此体现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抗。解构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指出建构过程中不合理的存在。因此，库切通过荒岛上文字与记忆的缺失，以及再现荒岛生活的文学创作难以继续等，对“白色神话”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二)黑色神话的诞生

《福》最后一章以神秘色彩建构起与“白色神话”相对的“黑色神话”。“黑色神话”不仅是去西方化的黑人神话，更是抗拒文字与语言的世界：“这里不是一个依赖文字的地方。每一个音节一说出来就被水侵蚀和消融了。在这里，身体本身就是符号，这是星期五的家。”[2]146来访者原以为在福先生的房子里会看到早已腐败的尸体，但他见到的却是沉睡的福先生与苏珊，以及气息奄奄的星期五。来访者撬开星期五的嘴，但从中听到的不是语言，而是来自荒岛的声音：“贝壳中传来的海浪声，麻雀的啁啾声，鹤嘴锄发出的重击声音，还有呼喊的声音。”[2]141此处，荒岛的声音是星期五埋藏在沉默中的现实，是语言和文字无法表达的真实体验。接下来，来访者循着写有“作者：丹尼尔·笛福”的蓝色门牌前进，在另一幢房子中见到了写有苏珊荒岛经历的发黄纸张，以及脖子上留有疤痕的星期五。来访者叹着气潜入水下，游向作品中的荒岛。途中，他见到了尸体泡得发白的苏珊，并在沉船的舱室里再次见到星期五。星期五张开了嘴，流出来的是“流向世界尽头的，冷冰冰的、黝黑的、似乎永远流不尽的溪流”[2]147。星期五口中流出的溪流是“黑色神话”的象征，它既是被殖民者对殖民行径的控诉和对现状无法言说的不满，同时也是一种抗拒理性与回归真实的诉求。《南非文学史》中提到：“非洲的本体论不是西方人的‘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在因为我们在，既然我们在，因此我在。’”[8]喧嚣的“白色神话”以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观念煽动自我和他者对立，而沉默的“黑色神话”则将南非人与自己的土地和生活紧密相连，回归他们的自我与生活。

《福》不仅是颠覆经典的创新之作，更是挖掘历史与反思时代的现实之作。通过对《鲁滨逊漂流记》的互文与改写，《福》重新诠释了“流落荒岛的船难”这一神话原型，也通过对《鲁滨逊漂流记》“白色神话”的解构，创造出一种之相对的“黑色神话”，并由此传达南非被殖民者渴望挣脱束缚与自在言说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