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雨 晴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麦家创作出《解密》《暗算》与《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作品，并以充满悬念的故事情节、缜密紧张的推理和奇特的天才人物叙述备受肯定。新作《人生海海》仍是关于英雄的故事，但从“造神”到“推翻神”这截然相反的举动映射了英雄归来后的窘迫和面临的惩戒。“受伤”的身体成为主场并由此打开故事叙述的阙口，通过精神归乡祈求达到作者以及作品人物的双重“救赎”。以“我”对上校故事的讲述体现个性化叙述，同时也显示出作者对历史的介入。在对驳杂人性以及身体秘密的破译中，“罪与罚”的主题浮出水面。

一、革命时期英雄身体的“罪与罚”

古希腊时代，对身体美学的崇尚包含了对统治者和造物主伟大神力的肯定。反观中国，身心二分法才是主流观念和真理。身体的自我主宰力一直潜伏在历史地表之下，但其政治功能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古往今来，在中国人眼中身体同政治和文化紧密相连并产生连锁反应，更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隐喻色彩。五四启蒙时期，身体作为个性解放的重要象征符号来完成其与社会话语的合作。文化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改造，通过亲身实践与土地接触来达到精神上的净化，也与主流价值观念遥相呼应。身体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权利博弈的砝码，与主体间的依附关系发生微妙的断裂。《人生海海》中，革命时期的英雄上校以身体为筹码打入敌人内部，在获取情报的同时也蒙受了耻辱，日后对其身体罪恶的审判成为必然。

英雄上校蒋正南在村子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绰号——太监，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在战争时期被敌人物理阉割而留下这终身耻辱。但事实迥然不同，还有更难以启齿的身体秘密使上校不为此作过多辩解。这种被认为阉割的焦虑换作任何人都难以承受，而上校用强大的人格面具换来表面云淡风轻的生活。荣格在谈到人格面具时认为，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承认，也可被称为顺从原型”[1]。伪装是保守秘密的盾牌，但同时盾牌越强大，暴露后的杀伤力也越难以预测。上校的身体在革命历史的斗争中卷入权力争夺的泥沼，在“罪”与“耻”的交织中愈发沉重。上海的暗店里，上校为接近女鬼佬获取情报和小妈发生关系，致使女鬼佬心生怀疑和妒忌而在他身上绣字并拍照。随后上校的“风流”名声又使他犹如被豢养的宠物般被女汉奸囚禁到北京，并为其提供屈辱的性服务。这些耻辱经历难以被他曾立下的战功消解，与此相反的是战绩越辉煌，这“耻”越加深。“罪可以通过忏悔来洗刷，耻却不能。”[2]上校选择用人格面具躲避与守护这致命的秘密，但没有宗教的皈依、寄托和净化，忏悔也变得无计可施。再加上当初在性上的不节制，这一切都使他的身体彻底带上罪恶的因子。“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大概就是没有用自己的技术把肚皮上的字涂掉，发了疯都惦记着，想涂掉。”[3]257尊严的崇高感失效，“知耻”的内在拷问心灵，使上校首先承受的是“自罚”，即强烈的负罪心理。从村民对他是太监谣言的散播，到声势浩大的批判会被当众扒下裤子以至于疯癫，外界惩戒以主流话语的规训机制为主，使这副肉身背负沉重的“罚”。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校被冠上“人民公敌”和“十恶不赦”的头衔进行批斗。从始至终，上校的身体都陷入革命斗争的撕裂和争抢中，没有固定归属。从小妈不允许上校同暗店其她女性接触想据其为己有，到女鬼佬在其身上绣字表明她对上校身体的所属权，再到女汉奸以奴隶的方式将上校囚禁北京，这一系列权力与身体的交接置换，种种“通奸”的过程足以构成上校的“罪”。无论他日后杀多少鬼子，在抗美援朝期间立下多少功劳，这种被浸满耻辱的“罪”都难以抹去。

十七年文学里，《红岩》中所塑造的英雄群像以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在渣滓洞忍受各种非人的酷刑而引起轰动。同样以身体所属权被剥夺来换取革命的胜利，捍卫自身的信念，上校的身体以特殊方式打入敌人内部并衍生出“罪”，身体成为主流话语警示的媒介，在经历曾经的屈辱与不堪后，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同时，这种罚也颇具吊诡性。因为身体不得已以工具形式发生反叛，但心灵从未被敌人规训，肉体与心灵的分离却成为了惩戒的原因。“对于中国的思想者来说，自我操控不是来源于肌肉，而是来源于‘心’。”[4]但革命时期心灵的皈依与否被搁置，身体惩戒却变得更为重要。批斗、示众和发疯成为上校必然面对的惩罚。这种“罪”主要缘于曾经成为敌人的肉体俘虏以及没有加入革命话语的中心。《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前期小布尔乔亚式的叙事曾遭到激烈批判，随后林加入革命的洪流中，通过“才子佳人”转换为“英雄美人”的宏大话语叙事才使人物获得合法性和肯定。英雄的身体需要在主流话语和革命中寻求意义与归属价值。人物被卷入历史和革命的漩涡中呈现出一种粘稠与扭结的状态，但又唇齿相依。身体不仅加入这场战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媒介和催化的作用。“这种被民族主义所‘制造’的身体却是以‘耻辱’和男性尊严的丧失为代价的。”[5]由此，麦家在作品中突显出男性身体也能被征用这一观念，并讨论被迫放逐的身体能否得到承认和正视。与此同时，在这个故事中欲望的交织也不可忽略，如果上校在“性”上稍加克制，随后事态的发展是否能减轻这种身体上的“罪过”也未可知。身体的归属权从最初成为各种权力交锋的争夺点到被纳入主流话语的规则下，其间道德的拷问、心灵的耻辱以及社会的惩罚都会产生巨大的张力。

二、繁复人性中的“罪与罚”

和革命时期英雄身体的“罪与罚”相对应的是繁复人性中的罪恶因子。革命年代政治风云席卷全国，权力相交更迭，尤其是“文革”使外在的秩序规则遭到严重破坏，朝不保夕与提心吊胆的日子成为滋生罪恶的温床，使在场的每一人都难逃罪与罚的惩戒。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与“暴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德威曾谈到鲁迅和沈从文关于“砍头”的话题：“回溯鲁迅自述的创作缘起，我们可说他在砍头一景中，不仅看到中国人的无知与无耻，也更感到个体生命符号系统的崩裂，而此一崩裂足使社会文化意义停止运作。”[6]可见，身体遭受摧残的奇观被赋予了文化象征意义。这种暴力带来的不仅是震憾的感官体验，更多的是对随身体而消逝的个体价值意义的慨叹。反观《人生海海》，虽没有震颤人心的杀戮场景，但对上校身体的惩戒以及由其身体引发的屈辱和报复，都展现了人性中残忍的众生相。上校身体的秘密是村民最大的疑惑和好奇，在近乎密闭的乡村话语空间里，流言以或夸张或变异的方式在人群中蓬勃生长。它不仅是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成为一种畸形的癖好，并以“窥探”的形式被交流、讨论甚至咀嚼。“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7]某一话题的传染性和暗示性能使人群立即沸腾，同时呈现出具有“统一目标”的集体假象，也使每一个看客成为罪恶的参与者。“当大是大非的教条转化为琐碎的家常伦理，当堂而皇之的革命遭遇卑劣的人性时，一切都变得如此粘滞暧昧。”[8]

作品中最能体现“罪与罚”的个体便是“我”爷爷。他既有温暖的亮色，同时又彰显出人性中的弱点。为了洗清父亲是鸡奸犯的嫌疑，爷爷和公安局做了交易，通过揭发上校的藏匿地点换取大字报上对父亲白纸黑字的澄清说明。这次背叛致使上校受到囚禁、凌辱直至疯癫，成为爷爷直到死亡都无法摆脱的“罪恶”梦魇。英雄事迹在民间伦理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成为必要时刻无谓的牺牲品。爷爷的余生在惊恐和忏悔中度过，变得神经而敏感，最后上吊自杀。惩罚没有结束，父亲延续了缠绕爷爷的精神世界，在潜意识中和死鬼进行激烈的搏斗。“上校是被活人逼疯的，他是被死鬼吓傻的”[3]318，这种道德的审问和煎熬虽然接受了“罚”，却是一种被动式的，以至于使人陷入无休止的矛盾痛苦和心灵混乱。勇于接受“罚”，以反思、追问和忏悔的方式达到内心的平静与舒展是文学所永恒倡导的。父亲与爷爷的自责和忏悔是一种伦理上的承担，相比之下，林阿姨试图拯救自己和上校的作法都凸现出“罚”的真正意义。抗美援朝时期，林阿姨向上校求爱，但上校因为自己身体曾经遭受的耻辱无法接受这份感情。内科医生以卑劣的方式在夜晚得到林阿姨的身体却嫁祸给上校，使得林阿姨以为自己的身体已经属于上校。在遭到上校拒绝后，万念俱灭下她向上级告发上校强奸，从而中了内科医生设计的圈套，两人结下致命的误会。上校因此被开除军籍，开启了一段动荡的人生。如果说对上校的“污蔑”是林阿姨的“罪”，那么林阿姨在上校疯癫后守护他直到去世便是虔诚地接受了这份“罚”。她曾经是上校跌宕起伏人生的直接导致者，现在又是开启上校新生活的拯救者。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两人相濡以沫，互相陪伴。简单的柴米油盐里消解了曾经“罚”所带来的沉重窒息感和蛊惑感，并转化为爱的话语。这种救赎是共生的，从而使林阿姨避免成为第二个爷爷。

“阅读麦家需要有一种游戏精神,而理解麦家也许还需要有一种抽象的冲动。”[9]在《人生海海》中也不乏狡黠的人性，如行迹顽劣且人品不正的小瞎子只因会阿谀奉承而在文革期间“翻身”成为领导者，诬陷上校和父亲是鸡奸犯，并在一切都尘埃落定后仍心怀怨念。这种“翻身”后的暴力和丑恶嘴脸在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也有所显示：赵刺猬与癞和尚的兽欲被通过暴力取得的权力所激发，人性的狰狞面貌昭然若揭。在那个动乱且秩序崩溃的时期，忠诚与服从是成为标杆和掌权者所必备的条件。同时，麦家在这部作品中也将崇高的文字从神坛上请下来，呈现出陌生与丑陋的面孔，如大公报上的字和小瞎子用电脑敲打出来的字，尤其是刻在上校身体的字都成为罪恶的帮凶。

人性随着世事变迁和趋利避害的本能而愈加驳杂，“罪”和“罚”也不能被简化为承接关系。上校钟爱的黑白两只猫有着独特的隐喻，幽微的人性绝不是明亮和黑暗的二元对立，而更多存在于两者交互的阴影中，它们相互对抗、转化与融合。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人生浩瀚的洪流中总会不同程度地与他人产生冲突或对抗，甚至形成高危关系。作为对“罪”的弥补和悔过，如何承担“罚”以及深入内心反省并摆脱由“罪”产生的非理性困惑，都体现出人类能真正为自己行为负全责的勇气和态度。

三、精神归乡中“罪与罚”的完成

在文学史上，故乡以某种原质性的存在或隐或显地影响作家的创作，构建独特的人生和家国想象。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及萧红呼兰河畔的小城等，都不仅简单地意味着某个地理空间，更是作家叙述的原点和精神的起点。麦家曾坦言《人生海海》的创作是他与故乡的和解：作家在精神归乡中寻找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作品人物也在“归乡”中通过承担“罚”来寻求心灵救赎。《人生海海》的前两部都以“我”的视角来呈现英雄上校的故事，或直接对话，或询问他人，或偷听。第三部同样以“我”来反观家族历史，这在莫言、格非和苏童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展现，体现了作家介入历史的欲望。麦家此次尝试的家族叙事延续了先锋主义的解构形式，但没有掉入后现代语境中“欲和亡”的话语漩涡。虽有颓败色彩，但终究给人一种千帆过尽的温暖。在这个“归乡”的时空容器中，上校与“我”以及神性与人性都承担着不同程度的罪与罚。

“我”的离乡更多是被迫的逃离，逃离爷爷因揭发上校所犯下的“罪”导致的连坐。从少年到步入老年，“我”的再次归乡体现出一种对“罚”的承担。因为家族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其内在的创伤体验以血脉相连的方式延续，也为“我”此次归乡寻求救赎增添一份寓言的特色。麦家在小说中令“我”与上校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在整个话语叙述的空间中，上校的身体是故事起承转合的关键，它以“秘密”的形式存在，并以“解密”的方式结束。从战场归来时他的身上已经携带罪恶的因子，不为伦理道德容忍。这次“归乡”经历的诬陷和批斗与自我心灵救赎相悖，强制性的约束在带来惩戒的同时也加深心灵的创伤。“因为这个小说其实和革命、暴力、创伤是纠缠不清的。”[10]显赫的功勋被秩序混乱的革命时期抛弃与消解，身体的规训成为必须，并承载着沉痛的政治意义。真正充满原始强力的“罚”应是人心的自觉承担、忏悔和顿悟，而绝非只是身体外部的刑罚。麦家在此也呼唤身与心的内在统一性，但社会的惩戒机制不会因人曾经的付出与牺牲而判别，身体经历的既定事实也不容任何辩解。林阿姨将遍体鳞伤的疯癫上校带离村庄，再离去的上校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变成一个只有7岁智商的细心养蚕的孩童。从最初誓死捍卫自己身体秘密到主动显示给“我”看，这实为讽刺。同时，上校的“再离去”也承接起“我”的归来。从异国返回故乡的“我”看到家乡的断壁残垣，一切物是人非都已成过眼云烟，但家族曾经给上校带来的伤害难以从时间的洪流中抹去。被放逐和漂泊的个体命运也使这种寻求精神救赎成为必然。“我”去探望再离去的上校和林阿姨，在近距离的接触中看到鹤发童颜但失去了智者面貌的上校再也没有战场上的叱咤风云，却是一身安然。印在上校身上罪恶的文字被林阿姨再创造出一幅画，“罚”的意义也伴随着离乡以及爱人的陪伴消解了。“我”归来目睹了父亲承受着背叛的原罪而耗光了所有力气，这种对罪恶的忏悔同样存在于“我”身上，“罚”的深刻性以超越代际的形式一直存在。

回乡后观望到故乡的衰落与物是人非，也承接起“我”的再离去。寻梦、救赎和对“罚”的担当构成了这次归乡的意义，同时也是“我”再次离乡的基础。在鲁迅的《故乡》里，“我”从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叛逃到归乡寻找精神皈依，但现实的荒凉和根深蒂固的封建积习让“我”望而却步，理想与现实产生断裂和剥离。在不同语境空间的归乡中，麦家为其镀上一层温暖的底色。诚如书名《人生海海》，“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3]310。“我”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又是观望者，随着一切尘埃落定，“我”也接受成长和洗礼。上校再离开村庄更多的是离开这个空间带来的创伤和惩罚，秩序颠倒的村庄和上校后半生的精神失常隐喻着“罚”和“赎罪”。上校用后半生偿还来自身体上刻字的耻辱，“我”的离乡是被迫以另一种形式“逃避”爷爷背叛的原罪。相同的是，两者都被放逐到这个世界之外。通过讲述，叙述者“我”也与上校一同经历与成长。两者虽在时间上错位，但却形成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

从“我”少年离去到长大后还乡直至再离去，其间的忏悔和领悟显现出成长小说的特征。前半部分上校的故事与后半部分“我”的故事殊途同归，都在还乡中实现了对“罚”的承担和心灵皈依，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使“罪与罚”的主题更加立体。作家以及主人公的精神归乡不仅成为对记忆的缅怀，更是寻求精神救赎与再次出发的动力和勇气。伴随着现代化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归乡越来越成为作家在面对精神焦虑与担忧，以及在主流舞台表达受挫后的庇护所。英雄从战场归来返回民间，聚光的舞台落幕后该如何适应这个异质性的话语场域，成为麦家思考的一个问题。《人生海海》兼容历史以及现实生活，展现的辩证英雄主义更多地夹杂着罪过、笑柄以及温暖的底色。

作家对革命的想象和还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体现出其站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对历史的“祛魅”。麦家在《人生海海》中融合了繁复的人性和革命暴力，并以上校身体为秘密轴心演绎着独特的罪与罚的故事。身体视域下的乡土话语叙述空间打开了麦家讲述革命历史的新视角，也呈现出万花筒般的世界。其间家族故事、村庄变迁以及人性的驳杂一一得到展现，并在精神归乡中寻找救赎之道。“在历史、生命以及文本即将终结的时候，所有的亲历、转述都显现出某种缠绕在个体生命之中的混沌、模糊。”[11]在这个消费快餐以及信息爆炸的时代，传统的道德面临着浓缩和挤压的危险。麦家在此试图寻找解决途径，包括对“罚”的主动承担，从而成为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