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举世闻名的神童翘楚，也是博学多才的翰林学士;他是《永乐大典》的总纂修，也是明朝第一任内阁首辅;他深得皇帝宠幸，却又惨死狱中。解缙一生短暂，风流纵逸，留下许多佳话传奇，但他的书法成就却往往被人忽略……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绅、缙绅，号春雨，与杨慎、徐渭并称为明朝“三大才子”。解缙之名，不少人都熟悉，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相声大师刘宝瑞在传统相声《解学士》中塑造的聪明睿智，以对联戏弄权贵的神童形象尤为深入人心。

历史上真实的解缙确实称得上天才，不仅聪明绝顶、学识渊博，而且为人刚正，不畏权贵。他不仅是明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还是书法造诣深厚的书法家。这与他的家庭出身和少年经历有很大关系。

鉴湖神童佳话传

江西吉水是庐陵文化的发源地，自古人文荟萃。明洪武二年（1369年），解缙便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吉水鉴湖之畔。解家是世居鉴湖的书香门第，在当地至今仍流传着关于解家与鉴湖的传说。

解缙的祖父解子元曾在元朝为官，死于元末战乱。解缙的父亲解开为当地名儒，不喜做官，在元末、明初两度辞官不受。他隐居鉴湖，潜心研究古文辞和诗歌，致力于著述、办学、培养人才，因博学被人们尊称为“筠润先生”。解缙的母亲高妙莹是位多才多艺的大家闺秀，对经史、传记、天文、地理、医药、女红、烹饪皆有研究，尤其精通书法。她的小楷娟秀清丽，颇有书名。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读书、写字、作画已经成为孩子们的乐趣和习惯。解缙自幼耳濡目染，诗词和书法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解缙天赋异禀，聪颖绝伦，自幼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气。他五岁成诵，七岁能文，十岁可以日诵数千言，十二岁熟读“四书”“五经”，贯通义理，应答如流，有“神童”之誉。解缙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便教其读书习字，母亲在地上画沙为字，教他辨识，他过目不忘。小解缙不仅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而且才思敏捷，实践能力也十分突出。七岁的时候，解缙已经可以自己撰写文章和诗赋。他写字时，饱蘸浓墨，吸墨很厚，经常是一挥而就，下笔不休。

更可贵的是，解缙学习不知疲倦。哪怕父亲刻意加大功课数量和难度，他依旧应付自如，而且佳句频出，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思想抱负。见儿子如此优秀，一向淡泊名利的解开决定让解缙求取功名。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缙参加乡试，名列榜首（解元）;次年，进京会试，与兄长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一门三进士”传为佳话。

少年得志亦轻狂

解缙不满二十岁便高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即便在才子云集的明初，這也是非常罕见的。解缙凭借卓越的才华博得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经常侍奉在其左右。

朱元璋喜欢解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解缙写得一手好字。解缙的小楷工稳细腻，清雅秀丽，连当时以书名世的中书舍人詹孟举都称其书法“用笔精妙，出人意表”。朱元璋经常让他起草抄写政令公文，在他写字的时候，朱元璋甚至会“亲为持砚”。朱元璋曾对解缙说：“我和你虽然是君臣，但是情同父子，你可以知无不言。”由此可见朱元璋对解缙的信赖。

解缙提出不少政策建议，秉笔直书，直陈利弊，阐述自己治理国家的政治见解，特别是献《太平十策》，得到朱元璋的赞许。朱元璋称其有安邦济世之才，并在朝堂上当众宣读解缙的奏表，一时间解缙名满天下。年轻气盛，踌躇满志的解缙并不知道，这已经为他的仕途之路埋下了危机。

初入官场的解缙锋芒毕露，口无遮拦，刺痛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兵部尚书沈潜、御史袁泰等人。于是，便有人说解缙的坏话。即便是朱元璋对他欣赏有加，但闲言听得多了内心也会动摇。朱元璋意识到解缙虽然是可造之才，但是缺少官场的圆滑，有意让他回家闭关思过、磨炼心性。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以解缙太年轻为由，让解开把儿子领回家。自此，解缙回到原籍，一待就是八年。

这八年里，解缙隐居鉴湖，侍奉父母，潜心治学。闲时除了修订《元史》《宋书》《礼记》等前代典籍，就是写诗作赋，研习书画。这段时间是解缙艺术成长的黄金时期，他对自己的前途依旧满怀希望。

修成大典身埋雪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解缙进京吊唁，欲尽人臣之礼，却遭到了袁泰的阻挠。新登基的建文帝不加辨别，便把解缙又贬至河州。建文四年（1402年），在礼部尚书董仑的举荐下，解缙重回京城，被授翰林待诏。解缙毕竟与众不同，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坐到了内阁首辅的位置。

明成祖朱棣素闻解缙之名，在其即位后，召解缙为侍读学士，让他伴随身边。后解缙与黄淮、杨士奇等人入直文渊阁，进翰林学士，参与机务。因为他博学多才又书法精湛，朱棣委任他为《永乐大典》的总纂修。《永乐大典》不同于普通书籍，在当时这种经典类的书籍都是通过手工缮写誊录的，因此需要编修之人有扎实的书法功底，特别是精于台阁体楷书。永乐初年，在朱棣身边有影响的书家中，解缙“书小楷精绝，行草皆佳”，被推为第一。明代吴宽在《匏翁家藏集》中称：“永乐时，人多能书，当以学士解公为首，下笔圆滑纯熟。”可见此时解缙的书法已达到极高境界，可惜他的性格并没有如书法那般圆滑成熟。

永乐五年（1407年），旷世文典《永乐大典》告成，解缙晋升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一时诏令制作，皆出其手。修《永乐大典》这段时间，解缙专心于修典治学，在皇帝身边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也是其人生最高光亮丽的时刻。朱棣甚至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无解缙。”这与当初朱元璋对解缙的许诺何其相似。但是，《永乐大典》完成不久，解缙便被人构陷，先贬广西参议，后改贬交趾（今越南北部），但屡遭贬谪的解缙并没有吸取教训。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因私见太子，被以“无人臣礼”罪下诏入狱五年。永乐十三年（1415年），皇帝在囚籍上看到解缙的名字，便问：“解缙还活着呢？”于是，解缙被锦衣卫用酒灌醉，扔在雪地里冻死，时年四十七岁。

一个天才就此陨落，他的功绩与才华也被大雪掩埋。只留下他的诗作和书法，令人读之扼腕，追思不已。

亦工亦草亦精神

从解缙的传世墨迹来看，他的书法确实达到了随心所欲、圆融通达的境界。如果他为官也像书法一样，或许不至于落得如此悲慘下场。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解缙能够参透书理，却看不透官场世故，不能够圆滑处世。

关于解缙的书法师承，明代史学家何乔远说：“解缙学书得法于危素、周伯琦，其书傲让相缀，神气自倍。”解缙自己则说其“稍闻笔法于詹希原”。后人考证，危素、詹希原等都是次要的，他的师承主要源自元代的康里巎巎一脉，而康里则上承怀素。只是因为解缙自学能力很强，又富有创造性，书法个性强烈，所以书法作品中康里的痕迹已经不是很明显。

解缙精小楷与行草，一工一草，两极化分明。他的小楷为适应宫廷需求而变化，追求工细精雅，具有典型的台阁体特征。而他的草书狂放豪宕，独树一帜，被认为开创了晚明的狂草之风，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解缙的小楷传世罕见，有《黄庭经》《金刚经册》等。王世贞在《黄庭经》跋文中言其书法“能使赵吴兴失价”，百年后都很少有人能追得上。赵吴兴即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王世贞把解缙与赵孟頫相提并论，这是对解缙书法极高的评价。又说其小楷，有王羲之笔意，“婉丽端雅”“骨骼少逊”，不输于詹希原等名家。但是，他对解缙草书的评价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言其“纵荡无法，又多恶笔”。为什么同一人的评价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解缙的大草作品多为悬挂于厅堂的大幅立轴，突出气势和视觉冲击效果，狂放不羁，连绵盘绕，满纸画圈，个性强烈，文字几不可识。如《草书文语立轴》，用笔“圆滑纯熟”，重视形式上的艺术化，章法营造有一种极端倾向。当然，这种大胆的艺术尝试会招来一些非议，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异端。但是，解缙并不是不通法度之辈，他的行草作品《自书诗卷》《跋李邕古诗四帖》等，均写得翰墨奔放，法度谨严，颇具风姿。因此，解缙的书法是具有多面性的，他会根据不同的创作环境和创作需求来改变自己的风格，这也是一个成熟的书法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王世贞对于其草书的论断未免有些片面，我们要看到，解缙的书法两种对立的风格是相融共生的，而且其书风多变，不能以一时一作而定论。虽然他的草书还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正是这种探索精神促进了草书的发展，对晚明草书产生了积极影响。

解缙去世后，他的侄子解祯期在明仁宗时因善书被选为天下第一，召为中书舍人，评者认为“不失春雨（解缙）门风”，解氏书风后继有人。

60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解缙的书法作品，依然能够想见这位旷世奇才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只是那场历史的雪太厚了，我们无法让他复活。

王子乾，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