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在我的老家湖南津市，老百姓是不揣着票子过夜的。商贾收到货款赶紧进货，穷人挣来几个血汗钱赶紧买米——时局动荡，物资匮乏，再加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滥发纸币，又用纸币强行兑换民间黄金白银，使当时通用的法币疯狂贬值。有人算过一笔账：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黄牛，到第二年只能买一头牛，第五年能买一头猪，第七年能买一只鸡， 1946年能买一个鸡蛋，1948年就只能买一粒米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要求法币必须在当年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挤兑金圆券风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那是1948年10月的一天上午，父亲把三哥潘宜炎、我和侄儿潘训栋叫到跟前，让我们上后街银行里换票子去，说是300万元法币换1元金圆券。随即给每人塞了一大捆法币。

那时三哥10岁，我和训栋才7岁，各揣着一捆票子上路了。

津市银行坐落在后街白宫戏院（今津市区税务二所）旁边，我们家“潘恒茂号”（祖父潘宏贵的牌号）离银行不到两里路，所以我们小孩子常往白宫戏院看“白”戏（花点小钱买根金堂烟递给守门人就可进去），或是等到最后看“幺台”戏，因此对那里熟得很。

我们仨连蹦带跳只十多分钟就到了那儿。那时银行早已被兑换金圆券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街两头的人仍源源不断涌来。麻条石的街面本来就不宽，成百上千的人挤过来涌过去，叫骂的、呐喊的，人声鼎沸。

三哥怕我们被踩着，叮嘱只能站在银行对面店铺的街沿上。他自己则在人群中钻进钻出，既怕兑不上票子，又怕我们出事。

人群里有穿长袍子的商人，有穿短褂的小贩，有打赤膊的苦力，男女老少挤在一起。人们被烈日烤炙着，喉咙干得快要冒烟，银行大门却紧闭着，任你千呼万唤就是不开。人们被激怒了，不知是谁喊了声：“不开，就砸它狗日的！”随着这喊声，砖头瓦碴纷纷向围墙内掷去，玻璃“哗哗啦”被砸得粉碎，早已躲在围墙后面的身穿黑制服的警察探出头来叫嚷：“谁在捣乱？”接着就是“砰砰”几枪。听见枪声，胆小的拔腿就跑，大捆大捆的法币扔在地上也没人捡，我们小孩子更是吓得调头就往家跑。

吃过午饭，三哥又邀我去看热闹，好家伙，人比上午还多！叫骂声、呐喊声一浪盖过一浪，银行仍是老对策：不开门、不安抚、不理睬。

人们等得愈久，火气愈大。这时，但见几个人在摇弋街边一根木电线杆，摇松后又将它奋力拔起，接着，一二十人抬起电杆，由一人指挥，呼喊着号子用力朝围墙撞去。只三五分钟，银行的围墙就被撞了个大洞，群众从洞口蜂拥而入，在外边只听到里面“噼啪”作响，像是打门窗砸家具的声音。

事情闹大了，秩序更加混乱，外边怕事的人见势开始散去，我们也默不作声地回了家。后来听大人说，银行方面还从县城里搬来了保安旅的救兵，抓住几个看热闹的老百姓打了几十大板屁股，以示“惩戒”，一场换币风波才渐渐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