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

《史记》“列传”一体的主人公主要是“士”，“士”原本是诸侯封建时代贵族阶级的最下层，在春秋战国的古今之变中，他们乘势而起，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在一定意义上说，春秋战国的大变革，就是士人阶级兴起的历史。怎样的“士”能人列传呢？《太史公自序》定义为“扶义傲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即能够把握历史机遇，开创一番历史功业的人，即所谓“历史人物”。然而，七十列传首篇《伯夷列传》，却记述了两个毫无历史功业可言的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伯夷列传》叙事简略而重在议论，章学诚指出，它其实是七十列传的序论，如同孔子《春秋》意在“表微阐幽”（《章学诚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伯夷、叔齐乃孤竹国之王子，让国而逃，投奔西伯昌即周文王，不幸刚到周国，西伯昌就去世了，武王即位，率兵伐纣。在儒学传统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可是，正当武王行革命大义之时，伯夷、叔齐居然勒住马头，痛斥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简直就是公然反革命！武王革命成功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却以之为耻，隐于首阳山“义不食周粟”，终至饿死。他们临死时作了一首《采薇》之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指出所谓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首创以血腥暴力推翻政权的历史先例，开万恶之源，可惜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史记》的历史世界往往如此，并陈两种价值标准，任其交错冲突。

伯夷、叔齐，在“革命”时代他们是反革命，在崇尚成功的时代，他们是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