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璐

一

一九二0年仲夏，韦伯在慕尼黑离世，到今天，正好一百年了。一九六七年，为纪念韦伯一百周年诞辰，德国学界曾举办两次专题研讨会，掀起了后来德国社会科学界浩浩荡荡的“韦伯热”。自八十年代引介韦伯以来，中国学界出现过多次“韦伯热”。韦伯之所以能吸引国内外学界的持续研究和讨论，是因为他的某些思考引起了大家的共同兴趣。在这里，“西方理性化”的问题无疑是韦伯思想中最显著的标签，也是他全部社会学理论的总命题，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整个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框架。

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们推出的“现代方案”创造出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世界体系。科学作为理性化发展的成果，为现代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高效的社会组织机制和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等等。然而，现代人一方面在相信科学会把人类从古至今一直向往的“乌托邦”变为现实时，另一方面却开始对未来感到担忧。西方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把人一步步关进它所造设的“铁笼”，还打破了传统价值为人提供生存意义的境况，使现代人遭受丧失价值追求的痛苦。韦伯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面临的这种困境。他郑重其事地思考西方理性化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现代科学对个人实践和生活的意义。韦伯一反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乐观看待理性化进程和科学发展的常态，对西方文化的前景持一种悲观立场。

几乎在所有文明中，理性化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发挥，但是，只有西方文明发展出了系统的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