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洲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江苏 苏州 215101）

无论一个人的人生如何辉煌，还是如何悲惨，终其一生也逃不过寒风吹彻的宿命。刘亮程对生命的态度悲观多于乐观，寒意多于暖意，他于彼情彼境下独特的生命体验值得我们尊重。杨绛笔下的“老王”这一形象，却诠释了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因为一缕爱的阳光，让人感受到如春的温暖。学习《老王》可以从情节入手，进而分析人物形象和语言特色，最终将“老王”与《说书人》中的“说书人”进行比较，深入体会底层人物身上的幸与不幸。

一、《老王》的情节安排

杨绛先生采用逻辑和时间顺序灵活安排故事情节的展开。本文前四段交代了老王三点基本情况。这三点是按逻辑顺序安排：一是职业，老王是一位三轮车夫，这是他的谋生手段；二是生理缺陷，“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这是他的难处；三是居住条件，这是前两点的结果，收入少，生理有缺陷，生活必然苦。接下来小说则按时间顺序，依次回忆老王给我送冰块、文革开始后接送钱钟书先生去医院和离世前一天给我送鸡蛋三件事，将这个善良的“老王”展现在我们眼前。

二、《老王》的形象分析

巴金曾说过：“友情从这里开始，苦难巩固它，欢乐装饰它，在寒冷中我感到它的温暖，在黑夜里我感到它的光辉。”

杨绛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和蹬三轮的老王在生活中有了交集，他们的日常交往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也体会到底层人性的光辉。

老王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有底层人物的典型特征。生活中只能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维持生计，身边也没有亲人，打了一辈子光棍，也许是营养不良，也许是得了恶病，瞎了一只眼，因此生意也不好，平常就住在荒僻小胡同里的几间塌败小屋，可以看出老王生活的不幸。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底层人物，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愿意给我们家带送冰块，车费减半”，每天清晨，“抱着冰上三楼”，此外，“他送的冰块比别人的大一倍价格却相同”。面对我们这样“好欺负的主顾”，老王将他的老实本性彰显无遗。而他“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拿了钱还不放心，担心我看病钱不够，进一步展示了他的良知。知恩图报，行将就木还硬撑着把家中最珍贵的香油和鸡蛋送到杨绛先生家里，也许这就是不幸的人临终留给我们的巨大震撼。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别人对落难的知识分子一家人避之唯恐不及，而老王却不避嫌，这种最朴实的善良品质让我们一家人甚感欣慰，让人感受到世间还有温情。

文中最后，作者为何“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按照正常的人际交往原则，作者在老王送冰、送人、送香油鸡蛋时，是付了钱，理应没什么亏欠，但是为何杨绛先生对老王产生了“愧怍”？作者在“几年过去了”，才渐渐明白，在物质极度匮乏、社会动乱的年代里，底层的老王将省出的香油鸡蛋送给自己，但是自己却曲解老王的真挚情义，打算用钱去弥补这份人情。世俗的人情被老王的真挚善良拷问得体无完肤。作者心中感到“愧怍”，写下本文，一是纪念曾经的老友，二是说明自己心中的那份善良依旧未变。相比老王，作者还算是一个幸运的人，能最终从那个特殊的岁月里走出来，从老王身上汲取善良的种子，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这也许是一个不幸的老王给我们最大的反思。

三、《老王》的语言特色

杨绛先生的作品，语言平和，但质朴中饱含真情。《老王》则是一篇体现她“朴素本色”却“别致耐读”的佳作。

看起来平平淡淡，家常小事，娓娓道来。然而苦心经营的质朴中，透露出带着泪水的笑容，让文章有了巨大的表现力。

《老王》创作于1984 年，是一篇回忆性文章。文章描写了一个闪耀着底层光辉的老王，然而，“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故事就在这样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开始了。而说的“闲话”自然而然为我们勾勒出老王的基本状况。

至于老王的“苦”，作者在文中以幽默、调侃的口吻向读者讲述：一是身世孤苦伶仃，“他是个单干户”，哥哥死了，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了。只能依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维持生计。二是有残疾，“只有一只眼”，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后来果然在天黑之后撞在了电杆上，“半面肿胀，又青又紫”，还有人无端猜测老王“大约年轻时不老实”。但是我女儿却“给他吃了大瓶鱼肝油”。就在这样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有调侃的味道、幽默的成分，而实际包含社会其他人与女儿对老王态度的鲜明对比，一方面写出女儿以及我们一家人对老王的同情和关怀，另一方面含蓄揭示了作者对其他人以践踏底层老王为乐的批判。同时，也引出下文作者和老王的彼此关心、互相照顾的小事。

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取缔了。没有什么力气运货的老王，幸好有钱钟书先生这位“愿把自己降格为物”的老先生给他运，老王才可以凑合维持生活。老王为了运 “货”，将“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货”才不会掉落。这样幽默、诙谐的叙述，初读博人一笑，再读不禁潸然。过些时候，老王病了，总不见好，开始还能扶病到我家来，后来只能托老李传话，直到最后一次来我家，我“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嵌在门框里”，“面色死灰”，像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传神地刻画出清瘦、单薄的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以如此艰难的动作拿着两样东西——香油和鸡蛋，站在我的面前。这样悲剧性的画面经过杨绛先生这样寥寥几笔的勾画已经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杨绛先生的语言“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林筱芳在《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如是说，此言甚是。

四、《老王》与《说书人》的人物形象比较

《说书人》以“我”的三次经历刻画出一个底层“苦人”形象，他无名无姓，不仅读者，甚至文中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一个读书人，从为之下葬的人说“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可以揣测他也许是个知识分子，读过很多书；他在阅读大量古典小说、话本的基础上，将之编成各个片段在城隍庙月台下向人讲述，赖以谋生。这样一个说书人和老王有了许多惊人的相似：职业上，一个以蹬三轮艰难为生，一个以说书勉强度日；地位上是卑微低贱的底层人物；生活上举步维艰、穷困潦倒。

这些处于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人，在《说书人》中，除了“我”对说书的喜爱，对说书人的同情，其他人对这样一个无家无妻无子之人自然漠不关心。但是在《老王》中，老王与杨绛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相处，彼此在情感上至少有一些温情。老实、善良的老王得到了杨绛先生一家的理解和帮助，他也倾尽所有为杨绛先生一家送冰块、香油、鸡蛋，接送钱钟书先生往返医院与家中。相比“老王”，“说书人”只是一个旧时代的“多余人”，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祥林嫂，他们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穷困潦倒、苟延残喘。

追根溯源，一个底层人物的生命也许是坎坷、悲惨，但是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只要我们以善良来面对那些不幸者，给予他们以关心、同情和尊重，乃至于整个社会以人道主义精神去关心那些不幸者，这个社会就会充满着温馨，世界也会充满着爱。

综上所述，《老王》是杨绛先生于73 岁时写下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文章记录了那个特殊的年代，作者夫妇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老王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照旧尊重杨绛一家人，在他临终前还将省吃俭用下来的香油和鸡蛋送给杨绛先生的动人故事。《老王》告诉世人，只要你给予身边的不幸者以同情和关爱，他们的生命就能闪耀人性的光辉，而不会沦为社会的“多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