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欣

（济南大学 山东·济南 250000）

郁达夫追求自我意识，探讨个体命运和社会的关系，这种人道关怀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体现尤甚。笔者将结合他对个体精神困境的关照，对劳苦大众生存境遇的关怀两方面进行以下论述。

1 对个体精神困境的关照

郁达夫的人道主义关怀主要表现在其真实地描写时代背景下青年人遭受的精神困境。这种“精神困境”主要包括对“零余者”精神困境的书写和对青年情欲矛盾的书写。

1.1 对“零余者”精神困境的书写

五四时期，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对“民主科学”抱有强烈的憧憬，渴望摆脱封建社会在思想上的桎梏，建立一个新社会。作为海外留洋的知识分子，郁达夫对“新社会”充满了无限期许，但面对现实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只能是留下满腔愤慨和失望。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或是饱受物质生活的穷困，或是面临封建文化的桎梏，他们怀着卑己自牧的心态踽踽独行，找不到人生本位和出路，陷入一种被排挤的精神困境，成为社会上的零余者。郁达夫对社会零余者的书写，对于关照“人的生活”、“人类主体”的五四文学做了重要补充。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除带有忧郁敏感的气质外，还有自卑、偏执甚至病态的性格特点。他塑造的人物很多都是病态的，如《胃病》、《怀乡病者》、《银灰色的死》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们或患有身体疾病，或患有神经衰弱、萎靡不振等“心病”，他们没有向上走的呼叫，而是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悲剧作为最后的出路。这种行为表面是对现实和精神困境的逃避，实质则是自我主体人格的建立。日本作家早坂泰次郎在《现代人生心理学》中认为:“他人不能承担自己生的命运，他人也不能承担自己死的命运”，个体有权利也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生命，决定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郁达夫注重自我意识的建构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自杀”式结局在另一个层面上是走出精神困境，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自我人格的建立。他将个体精神困境展现出来，是对人类自我意识的关怀，是郁达夫人道主义情怀的体现。

1.2 对青年人的情欲矛盾的书写

鲁迅曾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但在郁达夫笔下，情欲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敢于正视并大胆的暴露处于青春期的人们对“性”的渴求和由性欲产生的苦闷；郁达夫敢于书写人性中畸形、病态、丑陋的部分，这都源于他对人性的整体关照以及他的人道关怀。

在《沉沦》中，郁达夫突出表现了弱国子民的情欲矛盾；他也是五四文坛上较早触及同性恋题材的作家。在《茫茫夜》中，于质夫与同性好友迟生互生情愫，却在封建传统的旧社会里爱而不得，陷入落寞之中。回国工作之后，他内心的欲望难以排解，甚至通过用变态的方式求得性的体验和精神快感。虽性欲得到释放，却陷入“无爱”的痛苦中。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在欲望和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中挣扎，在性与爱的矛盾中挣扎。正如李初梨所说，郁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在谈性色变的时代，他敢于大胆地进行情欲书写，这并非是为博取噱头，而是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怀。

2 对劳苦大众生存境遇的关怀

郁达夫的不少作品，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秋柳》等等，都触及了底层劳动人民，讴歌他们淳朴善良的人情，写出了他们生存之艰辛，并抒发对社会劳苦大众命运的思考。郁达夫认为人人平等，劳苦大众也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因而命运被染上了悲剧色彩。郁达夫通过对劳苦大众悲剧命运的书写，展现五四时期的社会底层人物群像。

在《春风沉醉的晚上》里，郁达夫塑造了一个圣洁的劳动者形象——陈二妹。她勤劳善良，却遭受着生活的重压。主人公在和陈二妹的交流过程中，对其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他热爱这位工农女性身上的美好品质、同情她的遭遇，但在关键时刻却克制了自己与陈二妹结合的冲动，他改变不了自身的生存困境，更无法负担起他者的人生。鲁迅在《伤逝》中通过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写出了知识分子寻找出路的困境：在封建落后的时代，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出走之后仍然无路可走。郁达夫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春风沉醉的晚上》里面并没有出走的情节，这对饱受磨难的男女克制了内心的情愫，把这份未萌发的爱意留在寂静、无声的春夜里。

郁达夫还关注妓女的命运。在《秋柳》中，于质夫爱上了妓女海棠，并试图接济她的生活，将其救赎。最后却发现，海棠已为人母。于质夫陷入被骗的痛苦时，也为海棠的命运感到惋惜，并认识到在这样的社会中，凭借一己之力是无法救赎他者命运的。《秋柳》中的妓女，如海棠、碧桃、翠云等人，她们拥有美好的品质，却因无法摆脱物质生活的困境而沦为妓女，被人视作用于玩弄的掌中之物，她们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郁达夫塑造了个人因生存压力而失去了命运的自主权的悲剧。

3 郁达夫进行人道主义创作的原因分析

郁达夫在创作中关注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首先是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五四时期，“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人性”、“自我”被提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作家都力求通过文学解放人性，实现人的价值。传统文化强调群体意识，五四作家想要强调自我，就必然要冲破封建传统的大关。五四文学是提倡“人”的文学，人的地位和价值逐渐受到重视，这就为郁达夫的创作提供了思想土壤。

其次，与郁达夫本人的经历相关。郁达夫的小说开创了自传体小说形成的范式，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大都取材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受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影响，他对生命、理想和幻灭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加之留学时受日本作家和私小说创作风格的影响，他对个体和自我的感触也更加细腻。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创作中，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种叙事方式是“文学在摆脱了过重的政治负担后的一种反驳与良性循环”，人物被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自身的主体性。郁达夫自小受传统文化熏陶，传统文化提倡的仁义礼智思想在他的内心扎根，使得他身上具备着忧国忧民的人道情怀，他的创作总是体现着对人的重视和关怀。

郁达夫的创作促使当时的青年人走向觉醒。这种驱动力指的是一种人道关怀。他关注个体的命运、权利，书写人性中丑的一面，其实都是进一步丰富了人的主体性，他写出了徘徊在时代夹缝中人们的心声，也为倡导实现人的价值、呼唤人性复归的五四文坛点燃一支火炬，照亮无数青年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