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祎华（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200444）

一、 引言

城市规划作为指导土地使用和环境管理的一个过程，其根本目的是去助推高质量生活环境的共给。因此规划朝着这个目的去寻求确保城市的物理、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香港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人口的极速膨胀迫使香港的土地和公共资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此政府部门不得不落实一系列的城市规划项目（例如填海造地，新市镇计划，城市更新和都市计划）来满足发展的需要。现代主义思想（modernist ideology）和理性规划（rational planning）被优先运用于这些发展计划，其不仅被视为“实施规划最好的方法或过程”，[1]而且能“借助于臆想未来的方式来转变当前恶劣的现状”。[2]然而，以功能设计为主导的现代主义规划却忽略了人本因素，公共空间不再为大众享乐而服务，而街道为了满足日常流通的需要已转变成停车场或高效的交通枢纽。许多规划师、学者和社会学家不仅批判现代城市已俨然成为理性机器，同时又指出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为了适应一个既定的时间表已经变的高度组织化和程序化[3]。这些社会问题不仅引起了对现代主义规划方式的重新思考，更激发了以城市使用者（city-users）的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作为视角来重新衡量当前的空间与规划设计[4]。

本文以香港湾仔地区为例，呈现以填海造地为典型发展模式下的双元城市空间结构和物理特征，并从人们日常生活角度出发，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对双元城市环境——湾仔南与湾仔北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研究始于2015年，目的是去详细地了解使用者对于空间的接受与回应（reception and response），并揭示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种种问题。研究透过人本主义思想和方法旨在探讨人与人（human-human）、人与生活环境（human-living environment）、人与产品或设施（human-product/facility）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当今的城市规划设计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二、演变下的湾仔

香港在过去的近百年间城市形态和社会发展经历了剧烈的转变，从自然生长的殖民聚落迅速发展成为亚洲的世界级城市（world-city）。香港常被称为“一个土地资源贫瘠之地（a land-hungry place）”，山形的地貌导致可开发的城市用地极为有限，“移山填海”成为了一种最快而有效获得土地的方法。因此填海造地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之相关议题是理解香港特定的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键。

近些年来人本主义的思想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不像针对于个人使用的产品设计，城市规划更倾向于处理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相关的设计问题，因此对于与实际使用者紧密相关的城市（公共）空间和设施缺乏深入的研究[5]。作为香港填海造地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香港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就人、空间和政策而言湾仔时常成为争论的焦点和争议性的场所（例如市区重建和传统社区网络保育等）[6]。然而在介入这些摩擦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于其发展历史、空间形态、街巷生活进行详细地探讨和研究。下文将就湾仔空间形态的演变放于香港都市空间发展的大脉络下，并结合麦克尔·康泽恩（Michael Conzen）所采用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研究城市形态演进的方法[7]，来论述湾仔填海造地下的历史发展过程与空间形态布局及特征 。

图1 湾仔空间布局及其南北分界

1.填海造地作为城市的发展

湾仔之名来源于其最初的小海湾地貌，其历史可以被追溯至1841年。英国建立殖民地后，这片区域成为了华人主要的聚居地，也是香港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当时居民主要沿着海岸线于洪圣庙附近一带居住，也就是现今的皇后大道东。随着航运发展和人口增长，土地的供给成为了影响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了缓解其压力，首次填海工程将海岸线向北外移至海傍东一带，即今日的庄士敦道。二十世纪初，一项规模巨大的海傍东填海计划（Praya East Reclamation Scheme）为当时的湾仔提供了36公顷土地，同时将海岸线进一步推至告士打道，并建造了轩尼诗道、骆克道等街道。在二战后，经济的繁荣为填海造地提供了契机。自1980年代起，一系列大型填海工程为告士打道以北（湾仔北）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并用以建造高层商业建筑和作为地标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如今湾仔作为一个新旧并存的独特社区，毗邻中心商业区中环和大型购物区铜锣湾，不仅展现了其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持续的移山填海下所构建的现代主义意象，亦同时保留了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例如传统街市和小贩等） 。

表1 湾仔规划单元与特征

2.城市形态布局及空间特征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填海造地，湾仔当前的空间布局呈现出一个“片段线状城市（segment-line city）”的结构特点（图1和表1），其中以告示打道（Gloucester Road）划分下的城市格局凸显出旧传统（湾仔南）与新发展（湾仔北）的双元特征，多模态的生活空间构筑起了一个混杂的城市主义（hybrid urbanism）。

对于眼下湾仔双元的城市结构，如何探索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挖掘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与设计问题的关键。基于这个想法，一个对比的模型作为评估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系统的首要途径，并且结合对湾仔北与湾仔南的影像记录，逐步呈现出迥异的人文景观与日常图景。本文虽以质性的描述为根基，但其结合六个纬度的剖析从而对现代城市区域（modern urban areas）和传统生活区域（traditional living areas）进一步差异性量化：

1）湾仔北与湾仔南建筑和设施的差异；

2）湾仔北与湾仔南管理程度的不同；

3）区域内人们移动行为的模式；

4）两个区域中使用者分别如何与城市环境形成互动联系；

5）日常空间如何被使用，并且谁使用了这些空间；

6）两个区域是否为市民提供了高质量的社会交往空间。

三、双元城市下的生活日常

跟随着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在街道生活计划（street life project）中的思想与方法[8]，我们对湾仔的街道与公共空间进行了大量的影像记录与研究，并观察、记录、阅读市民的空间行为模式与生活日常，从使用者的视角重新审视现代城市区域（湾仔北）与传统生活区域（湾仔南）在建筑与设施、城市管理、交通与人流、公共活动、行人多样性、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并透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对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上的价值。

1.建筑与设施

这个纬度主要基于建筑特征和公共设施来理解当前的建造环境，其直观地呈现着现代城市区域和传统生活区域最显著的差异。和世界上其它现代城市一样，湾仔北由许多功能单一的单体建筑所构成，建筑所采用玻璃幕墙设计不仅给人以美感和整洁的感观（图2-1），同时也为城市天际线提供了连绵不断之感。受制于紧凑型城市布局的湾仔南与之相反是由混合使用的空间和各种尺度的建筑所组成。这些过时的建筑大多底层设有商铺和餐厅，上层则为居住、办公、和其它功能所用，公共的建筑外墙被不少住（租）户用来竖立广告以助推其生意。虽然这些悬挂的招牌充斥着街道成为香港街景的主要特征，然而其年久失修对街道造成视觉障碍和杂乱却潜在地危及着行人的安全（图 2-2）。

在湾仔北公共设施通常基于空间的功能由多种公共与私人的实体来有序地规划。诸如大量的长凳被计划性地散布在各种指定的休憩区域，如海滨花园、运动场及公园等。一些公共设施更包含着使用守则和限制条件致使人们需遵从一定的行为准则（图2-3）。反之，在湾仔南公共设施却没有较好地由政府来规划与调配，破旧、不充分或缺失成为了当前区域的现状，因此市民常以自己的方式来满足日常的需求。例如路侧护栏原被设计作为道路的安全设施，但人们却会用来倚靠或坐卧（图2-4）；由于公共停车位的短缺，沿街的店主常用椅凳放置于街边来为上下货物创造停车装卸空间（图2-5和图2-6）。相较于湾仔北，人们在湾仔南使用公共设施更随意、灵活和自由。

图2 建筑与设施

2.城市管理

一个城市的管理纬度是指其空间秩序和关于空间公共使用的管控机制。在湾仔北开放空间（open space）通常由私人实体和管理公司所持有和运作。其由于对这些空间享有完全的管制权，不仅设立了大量的规则并同时雇佣相关安保人员以监管空间的合理规范使用（图3-1）。事实上，甚至对于那些由政府管理的开放空间，各种不同的限制规定和条例同样约束着公众的使用（图3-2），诸如限定开放时间、要求授权和许可、禁止携带宠物等。虽然这些规定和条例以保持场地干净整洁、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为目的，却过度地限制着人们自由进入空间和使用空间的权力。

为了便于管理，政府趋于把城市分成各种单一功能专用区，并根据空间的功能来划分行为活动。例如于会议道和告示打道之间的区域被划作政府行政与商业单元，而金紫荆广场周边的区域分别作为景点和会场为游客和正式活动服务。这个单元划分模式（zoning approach）不仅促成了一个清晰而有条理的城市布局，更有助于管理过程的精细化和高效。

在湾仔南大部分开放空间并非由私人发展商所管控，而是基于政府与公众合作的管理模式。在高密度的传统生活区域下，伴随着紧凑的城市布局和混合的土地利用，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界限越发变的模糊（图3-3）[9]。鉴于其现状及管理上的复杂性，一个相对慷慨、弹性、实用的方式——口头劝告被用来执行相关的法律规定，此外公众也常被默许对其周边环境进行自发管理。虽然湾仔南的城市空间和街道常显得复杂与凌乱，但无论个人或商家都自觉遵守着将使用后的环境恢复原样之惯例（图3-4）。

图3 城市管理

3.交通与人流

这个纬度是指人们于湾仔的移动行为情况与模式。在湾仔北，宽阔笔直的道路、极少的地面行人过道、系统的行人过街天桥和构筑物等是其道路交通网络的主要特征。政府为了提供舒适安全的人行环境及保障高效畅通的道路交通将人流与车流分隔作为主要举措。人车分流（vehicle-pedestrian separation）成为湾仔北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原则。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驾车者的等候时间和行人与车辆之间的冲突，地面行人过道被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所大量替代。因此，湾仔北的人行天桥系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例如从湾仔码头至修顿花园（湾仔港铁站）及从分域街至杜老志道，行人能够在不接触地面的情况下穿行于这些街区之间。然而其固定的结构走向却使得行人步行的路线和方向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规划与约束（图4-1）。在繁忙时段，天桥上的行人不但“在列行进”，而且每个人必须“步调一致”（图4-3和图4-4）。

与之相反，鉴于道路之于所有人（例如驾车者、骑行者、行人）共享，湾仔南呈现出一种相对缓慢的人车流动（图4-2）。不受固定计划路线的限制，人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自由地穿行于大街小巷。基于此，行车者和骑行者除了忍耐之外，也同时主动地降低行（骑）车速度。此外，混合土地利用提供了更多样的选择使人止步于湾仔南就能满足其日常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人们长距离的奔波。

图4 交通与人流

4.公共活动

此纬度意在阐述公共空间的使用及其相关活动。依据扬·盖尔（Jan Gahl）对室外活动的分类——必要活动（necessary activities）、选择活动（optional activities）、社会活动（social activities）[10]，湾仔北与南就公共活动而言呈现着截然不同的境况。由于诸多行为活动备受各种规则和管理的约束，必要活动成为了构建湾仔北公共空间（例如街道、人行天桥等）唯一的方式。在湾仔南，街道、公园和其它休憩处却无论何时都充斥着多样的选择活动与社会活动。

单元规划模式将湾仔北显著划分以助有效地梳理和过滤行为活动，但其结果却是活动类型趋于受限并向着单一化的模式发展。例如，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一带，其优质的建造环境常被设想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但观光和摄影几乎成了该场地仅有的一切（图5-1）。此外，一些由政府组织的大型正式活动也常举行于此，其中大量的管控工具（例如人流管制障碍物等）标志着政府对该些场地的绝对控制权（图5-2）。

在湾仔南传统生活区域，街道常作为公共空间为人们相遇、交流与联结所服务。随着场所和时间的变化，湾仔南街道时刻都发生着各种不同的公共活动。于湾仔港铁站附近的庄士敦道，一些公共活动常因日常生计而发生（图5-3）；于传统的湾仔南街市，公共活动更是包括：买卖、闲聊、谈论、下棋、打盹等（图5-4）。这些选择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发生皆源自于湾仔南宽松的管理环境。

图5 公共活动

5.行人多样性

在上文论述了公共活动的产生主要取决于规划的方式和城市空间的管理。单元划分模式及混合土地利用不仅影响着空间的使用，更决定着使用空间之人的类型。随着行人多样性分析在城市规划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1]，针对此纬度我们并不局限于定量指标（行人流量和步行速率）的衡量，更专注在以场所营造（place-making）为目标的质性指标上。

在湾仔北，人们普遍享有着进入或使用空间的权力，然而功能划分和严格管控将不同背景和需求的人予以分隔，并趋于把不受欢迎的使用者隔离在外。例如，邻近告士打道以北被作为经济活动的场所，着衬衣、套装、领带的人组成了该区域主要的使用者。金紫荆广场及海滨一带被设计作为城市地标，其中约90%以上的来访者均为游客。

不同的是聚集着各种建筑、商铺、餐厅、市场、休憩处的湾仔南，不仅引来多样的街头活动（例如表演和贩卖），更吸引着诸多不同背景的人、群（例如街坊和游客）。此外，比起湾仔北干净整洁的休憩处，长者更倾向于逗留在湾仔南的公共场所。对于他们来说，由南至北必经的天桥——坡道、阶梯、升降机等成为了其生理和心理上的屏障。

6.社会资本

此纬度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用来描述在群体之间或群体内的社会联系及交往质量以对规划下的社会现象提供更好的解释。社会资本的高低通常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信任感、公民参与相关，进而影响着群体行动、社会团结与包容性[12]。

图6 社会资本

通过深入访谈与观察，发现湾仔南的社会资本水平显著高于湾仔北，其反映在湾仔南较多的自发性社会活动和群体行为中。社群（区）和社会资本的发展得益于湾仔南空间的可用性（availability of space），市民有着更多机会参与到不同类型的日常交往与社会网络中。例如，计划性或自发性的会面和熟人间的随意攀谈时刻发生于湾仔南街市及其附近，这些社会活动逐渐凝聚成了一个潜在的社区（图6-1和图6-2）。

对现代主义城市而言，单元划分不仅将城市中相互依存的功能分割成片段，而且暗中破坏着整体的街坊社区和本地的社会资本[13]。土地分割下的单一功能化并未考虑到空间的心理与社会层面。当人们大量的时间被日常交通和工作所占用时，对于居住社区的陌生使其逐渐丧失融入公民社会（civic society）所需的归属感。在湾仔北，大多数人常以“旅居者”的身份将其作为纯粹的工作场所，而非建立社会网络的地方。社会活动的缺失从而致使了社会资本的低下与不足 。

四、反思与讨论

图7总结了传统生活区域（虚线）和现代城市区域（实线）之间的差异化表现，其中对上述每个维度进行了评级。点越接近图表的中心，该维度就越差。

图7 六个纬度下湾仔南与北的差异化表现

1.现代主义规划施加巨大的管理与控制

在湾仔，政府倾向于在现代城市地区实现比传统生活区域更高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秩序。自上而下的方法（top-down approach）侧重于严格的管控，并坚信可以解决诸如街道杂乱、非法停车、街头贩卖、游行喧闹等常见的城市问题。

其严格管控的手段主要包含：对公共活动的分区与规划；将空间管理工作外包予私人开发商，企业及管理机构；发布大量的规章制度以管理空间的正确使用；积极主动地监控和对规则的严格执行。这些措施既能约束空间的合理使用，同时又能驱逐那些不良人群。

严格的管控措施同样也被私营部门所采用。在湾仔北，开放空间通常由私人企业和管理公司拥有及运作，对其拥有的空间具有绝对的权利和管理上的自由。整洁和有序通常有助于促进正面的企业形象。出于这个原因，业主经常设置诸多使用规则并雇佣保全人员对空间予以管理。其结果是自发性社会活动很少发生在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p rivately-owned public spaces）之中。

就公共秩序和游行示威而言，高度的管控也具有政治意涵。现代城市区域潜在的示威活动向来是行政管理部门的一个主要关注。首先，所有示威活动都需要申请许可。其次，抗议者及其活动被区域划定并加以管控，甚至被武力驱逐。例如，2012年10月1日于金紫荆广场国庆升旗仪式前，几位身着黑衣的市民被强行带走数分钟。一位官方发言人表示，这些举措是基于“仪式守则（code of ceremony）”，旨在防止对公共活动的扰乱及破坏。然而，其法定权利和预防措施却十分含糊其辞，因为那些身着黑衣的市民在被安保人员带走之前没有喊出任何口号或表现出任何越界行为。

2.行走和生活在以效率为导向（effectiveness-led）的规划方式之下

湾仔北通常具有大量的人流和车流，其快速地流动致使街道空间死气沉沉（lifeless）。另一方面，行人在湾仔南移动较为缓慢，并有机会参与到多种社交活动中，从而呈现出更为生动活跃的街景。扬·盖尔指出“步行是一种交通方式，但其也是许多别他活动发生的潜在开始和原因”。[14]他指出行走的节奏对街头活动和城市的空间生活有着显著的影响。如果人们在街道缓慢步行，其就有更多机会去密切接触周围环境，并与他人会面交流，或发起和参与到任何活动之中。因此，规划的思想体系如何影响步行行为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对于城市空间生活的影响成为关注之所需。

街道空间的本质是影响人们活动行为的重要因素。当街道设计用于交通运输时，对其而言就丧失了诱人的魅力。与世界上许多其它城市一样，湾仔北的道路规划基于由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倡导的以机动车为导向的规划方式。在他们看来，分区规划的方式将城市分隔为独立的功能区，一个快速、密集、高效的运输系统成为了连接每个独立空间的必然需要。由于湾仔北的步行网络迂回且复杂，道路穿行变得十分困难和不便，行人不得不采用绕道的方式穿行或凭借人行天桥到达其它区域。与此同时，作为通道而非公共空间，街道和人行天桥在其功能上逐渐单一化。对于现代主义而言，街头表演、贩卖、甚至停留在街道或人行天桥等活动都可能被视为影响快速连续通行的障碍。

实际上，分区政策的问题在于其只顾路线规划的物理层面，却忽略了人行环境在心理上的质量[15]。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感知距离（perceived distance）”的度量与街道规划和设计中的“物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一样重要。据戈吉尔（Gogel）等人所述，“物理距离”可被定义为“眼睛到物体的距离”，而“感知距离”是“观察者对物体距离的感知”。[16]因此，与湾仔南旧城区相较，湾仔北的街景主要由机动交通、商务楼宇、既长且封闭的墙体和无趣的外立面所构成。这些毫无吸引力的“硬边界（hard edges）”让行人下意识地认为街道颇长，从而促使其大步快行或使用并不便捷的地下通道或过街天桥。

为了使街景更具吸引力，诸如精心设计和布置的街道设施尤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多样的沿街立面、活动和人群的相互作用。湾仔南混合用途的楼宇驱使着行人在步行时能和不同种类的沿街商铺和街道活动发生联系。展示橱窗、户外标识、楼宇入口，餐厅户外等候区、街头小贩及贩售亭等都鼓动行人减速或停留。此外，在湾仔南的部分街道（如庄士敦道和太原街），行人、骑行者、机动车共享一个共有的街道空间。使用者从而更关注周边环境及人群，这种“心理上的悠闲式道路空间（psychological traffic calming）”且有助于预防严重事故的发生。传统生活区域的街道空间多样且包容，在缺少指定的步行路线情况下，人们能够自由地活动并拥享街道生活。

3.社区的消亡

社区的概念与诸多情况有关，并含有不同的层面。一般而言，社区可以被定义为“一群居住在当地的人且有共同的兴趣和困难”。[17]近些年来，许多学者采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社会资本理念作为理解和构建强大社区的框架。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区之轮平缓推进的润滑剂”，并提出公民参与、归属感、信任与社区凝聚力的概念[18]。

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及强大的社区现存于湾仔南，因其有大量的居住和商业建筑、学校和公园、餐厅和商店、历史悠久的露天市集等，并伴随着诸多机会与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互动与社交。在这样一个混合土地利用的区域，没有人被孤立或被视为外来者。

湾仔南的社区并非基于官方的规划蓝图发展而来，而是由使用空间的人经历时光岁月构建而成。例如，湾仔露天街市是由1920年代于太原街、交加街、湾仔道的非正规街头交易转变而来。街道本不以商业用途而建，人们却利用其进行交易、聚集和与他人互动。通过这个方式，一个由周边居民和店主组成的社区逐渐成形。虽然空间由社区共享，但成员获得归属感和密切关系却来自于“兴趣和活动的分享”及“共同的历史记忆”。[19]

分区规划虽以土地使用调控和开发为目的，却影响着城市社区的成长与发展[20]。这种单一功能分区体系将家与学校、购物、工作和其它活动分离，导致社区认同感的下降。这种家和工作场所分离的状况更凸显了“工作的艰辛及家庭生活的美好”[21]。不同区域之间相距遥远迫使人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在路途上，这进一步减少了其户外活动的参与及社区的融入。此外，当空间由私人开发商占据时，人们几乎没有发展社交网络或社区意识的动力。

文化与社会多样性被广泛认为是发展社会资本的重要构件。然而，单元划分模式显著地造成了空间和社会排斥。通过将不同的土地使用物理分割成单一区域，城市被进一步碎片化，并创造了许多由桥梁、隧道、高速公路环绕和连接的“城市岛屿”。这些岛屿限制着社会交往，从而引发着强烈的物理和社会隔离。

五、结语

本研究深入调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区域下使用者的日常行为。基于香港湾仔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方式缺乏对于空间的心理和社会层面的考量。相反，那些毫无规划可言的传统生活场所却是城市使用者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并有助于城市活力和社区认同感的提升。

通过对于现代主义规划的考察，我们质疑其是否创建了最佳的城市环境。事实上，现代主义的方法多年来已被证明难以改变，越来越多的规划学者要求发展新的城市规划方法。从湾仔南的个案研究来看，传统的方法并非过时落后，它蕴含着现代主义方法所忽略的人之因素。此外，高密度作为城市生活的一种功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为场所营造提供了大量机会。总而言之，在着手城市开发项目时，我们必须仔细地考量规划设计的物理、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所有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