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颖晨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改之前消极被动的知识分子政策，强化了对高校师生的控制[1]，加之其统治下混乱的经济政治状况，全国高校师生苦不堪言，这也自然引起了经历甚至领导过多次革命运动的清华大学师生的不满与愤慨。一方面，“美蒋的统治则日趋孤立，其政策则更加反动”[2]，军警借查禁学生运动之名入校肆意搜捕、殴打学生，激起了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担忧，不仅进步教授指责国民党是在“维持封建”，认为打压学生运动“似乎是专心一志地在误国祸国”(1)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团结·战斗·在四月反迫害反饥饿纪念手册》，1948。，胡适、梅贻琦等知识分子也表示肆意搜捕师生“必致学校陷入长期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亦必一致攻击政府”[3]。另一方面，币制改革失败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引起了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思与怀疑，加之进步思想在校内不断传播，师生对造成他们动荡生活原因的认识也越发清楚。钱伟长在清华教工的一次集会上将“生活苦”的原因归结为“一方面政府滥用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孤意造成的；一方面是我们人民被剥夺了权利，不能制止它”。而且与他共同参加本次集会的袁姓教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将剥削所得用于“打仗，屠杀人民”，导致此种动荡时局的原因就是“这种残酷自私的统治阶级的剥削”[4]。

虽然国民党失败的高校政策使多数清华师生对旧政权充满失望与厌恶，人民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胜利也使他们感到中共夺取政权已是大势所趋，但校园内一些知识分子因久居书斋，对中共的形象本身十分模糊，加之国民党长期的歪曲宣传，导致他们对中共存在恐惧与担忧的心理(2)例如：如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虽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强烈不满，但也恐惧中共在夺权后复制照搬苏联制度，从而剥夺知识分子自由(引自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三章《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而且“中间道路”者仍对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抱以幻想(3)例如：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虽然接受中共的领导，但思想上仍坚持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希望可以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对中共提出批评(引自[美]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六章《1945-1948年的政治活动》)。。因此，清华大学作为中共最早在北平开展工作的高校，中共对其进行接管既是在全校师生面前展现执政能力，又是面向全国树立良好形象。

一、“安民护校”：中共在对清华大学接管前的任务与形象

194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指出，北平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对人民大力宣传目前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使他们了解我党的政策而欢迎解放军的来临；留下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有用人才；发动群众保存文书档案和物资财产，护厂护校，迎接解放”[5]。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随后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对北平的包围。中共此时一面要做好武力解放北平的准备，一面又要不断向高校、工厂、市民中间渗透，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此时的清华大学已经历过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洗礼，学生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提升，相较于还在徘徊观望的多数教授，“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6]260。国民党军队撤回城内后，即有学生在校园内张贴“光明来到了”“我们是没有失掉灵魂的，我们是敢见太阳的，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7]之类憧憬新政权、迎接解放的标语，为解放军进驻清华校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1948年12月，随着近郊地区的相继解放，对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所地处近郊的北京高校的接管工作似乎已近在咫尺。但面对这两所在中国教育界举足轻重且仍有“绝大多数师生留在校园”[8]的高校，中共自然不会盲目行动，最为关键的是保障人员与校产的安全。1948年12月15日，毛泽东亲自批改电文，要求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9]31。12月17日，毛泽东又发布军委命令，强调在保护校园与人员的同时“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9]1。驻扎在两校附近的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按照相关要求，于18日在清华西校门处张贴了“安民告示”，声明“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10]4。解放军来到清华大学却不涉足学校教学管理的做法得到了师生的拥护，第十三兵团政委刘道生在张贴完告示后被“同学簇拥到大操场体育馆门前”进行了简短发言，然后在“一阵阵欢呼声中被簇拥而去”[10]262。

解放军的到来为笼罩在战争阴云下的清华大学带来了安全感，也激发了师生们对这支部队的好奇心。大胆的同学溜出校园，与驻扎在学校附近的战士进行攀谈，发现解放军战士“都是老老实实的、带了枪的庄稼汉”，“纪律好、觉悟高”[11]，而且还懂得军事形势与政治理论，这让他们“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12]。教授冯友兰的妻子发现校门口站岗的战士寒冬腊月依旧光着脚穿鞋，便为他送去袜子，却被婉拒。这件事让冯友兰感叹道：千古以来只有解放军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13]106。随着师生与解放军战士的频繁接触，校园内拥护中共、迎接解放的氛围日益浓厚，特别是学生们，立即将迎接解放的热情转化为协助新政权建设的行动，他们主动建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开始学习新民主主义与党的政策，并向学校附近的工农群众宣传和介绍中共的政策与天津解放情况，同时解放军也吸纳了一批师生作为积极分子参与入城准备工作[14]，这有力支持了北平解放。

解放军进驻清华大学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恐慌。1948年12月19日，国民党北平当局竟派飞机对学校周围的解放军进行打击，其间六枚炸弹落入校园内，造成了师生的极度恐惧与愤怒。20日下午，清华教授召开会议通过了“清华大学教授为校园遭轰炸的抗议”，并向外界播发[15]。24日，《大公报》(香港)发文评论解放军进驻校园后“师生生活如常，大家引以为慰”，而国民党政府的破坏是“与文化为敌”，国民党政府的“回光返照，肆意行凶，这是全国人民不能忍受的暴行”[16]。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企图挽回战场失利与中共对校园安全的保护工作形成了鲜明对比，两党的形象差异不仅使对政治缺乏了解的师生一目了然，而且使中共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广泛宣传。正如《进步日报》所言：“(轰炸)作为给清华人最后的一次残害，又一次地种下了清华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而解放军对清华园一草一木的爱护“永远是清华人所怀念敬仰、作为我们将来为人民服务的模范的”[17]。

二、“迟缓一些”：赢得多数师生支持，占据主动权

即使高校师生拥护新政权的情绪高涨，中共也并未急于对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这两所“易得风气之先”的高校进行接管，这是因为两校具体情况错综复杂，敌我实力一时难以辨明，况且还有不少人将选择留下来归因于“他们具有的强烈的爱国情感”[18]与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憎恨，而这种情感上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共初入校园的一种新鲜感，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共执政能力的认可。校内的矛盾并未随着国民党的离去而得到解决，多数人特别是坚持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共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还缺乏了解。例如，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虽不吝赞赏解放军进驻清华爱惜人民的做法，但他却表示“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13]107。虽然中共早在延安时期就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分子思想教育经验，但毕竟此一时彼一时，“思想革命的群众运动”尽管在统一思想认识上有其必要，但过早地开展只会刺激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而适得其反。因此中共此时只能从调查研究工作入手，关注知识分子们的所思所想，并争取他们加入新政权的建设中。对此，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指出，在“情况难以分清时”，在学校中首先应“召集座谈会，谈谈各种问题，如新北平的建设问题、课程问题等等”[9]2。一方面，座谈与讨论的形式能创造出轻松活泼的氛围，让师生卸下思想包袱，倾吐心中的真实想法，拉近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与校内师生之间的距离，以促进团结。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在日记中记录了1948年12月22日晚的全系师生座谈会：“本系师生全体出席，济济一堂。同学表现解放后的乐观气氛。讨论如何走向光明的道路，检讨自己的生活，讨论大学教育的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发言的人也很多。十时半始散。”[6]265-266从座谈会的热烈程度与持续时间看，师生们对中共的行动与政策高度关注，也流露出要调整自己的思想与学校工作以契合时局变化的愿望。另一方面，召开座谈会的做法鼓励知识分子凭借专业知识加入中共的解放工作中，既能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又使知识分子亲历其中，深化对新政权的认识，收获一举两得的效果。清华园解放前夕，解放军代表主动至梁思成夫妇家中请二人标记需要保护的北平古迹，以免炮火摧残，这让视文化遗产为珍宝的夫妇二人激动不已，立即连夜编辑图册。随后中共干部频繁登门商谈古建筑保护问题，更使梁思成对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钦佩不已，这让他干劲十足，从而带领年轻教师仅用一个多月就编制出《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使得诸多古建筑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免遭厄运[19]。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进程的推进，中共也加快了高校接管的工作进程。1948年12月21日，北平市军管会在南郊良乡成立了文化接管委员会(简称文管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牌高校的接管工作定为其主要任务，并对接收人员进行系统培训，讲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在培训中强调“我们是保护发展文化政策，对知识分子要争取团结”，工作进度“宁可迟缓一些”，“做温和派”[20]。由于学校地下党组织具有长期指导进步社团、组织学生运动的先天优势，因此接受培训的干部中主要成员多为各学校地下党骨干，其中“平津地区大中学校地下党骨干140余人陆续参加了迎接解放的集训”[21]。清华地下党完成培训任务后，便立即着手调查学校财产与学校周边的地形和敌情，并组织党员加强对贵重设备与校内人员的保护，防止国民党、三青团等残留在校内的敌特分子破坏校园安全。不仅如此，地下党组织由于在校园内活动，自然也就成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稳定师生情绪的重要力量，他们将军管会入城时携带的书报有计划地在校内散发[22]，为久坐书斋对中共鲜有接触的知识分子提供认识了解的渠道。

地下党组织为中共正面接触清华师生作了充分准备。在此基础上，军管会干部刘道生还走进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解读党的政策与路线(4)1948年12月26日，西郊工作团团长荣高棠率队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作首次访问(载《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关于接管清华、北大，维持燕大的专题报告》，1949年4月1日。陈大白：《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12月28日，刘道生赴清华大学演讲(载《清华大学一百年 百年校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1949年1月，刘道生两次赴燕京大学作报告(载《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3页)。。军管会的干部、士兵既是中共形象的化身，又是行走的政策纲领，在言行举止间影响着高校师生的政治心理，潜移默化引导着他们的思想转变。据《解放后的清华和燕京》一文记载，在1948年12月28日解放军代表刘道生到清华大学讲话之后，校园内的气氛更加热烈，“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开始积极工作，帮助解放军入城，许多学生通过参加讲座、阅读理论书籍，开始在思想和生活上向无产阶级看齐，“过去穿得漂亮、每天玩摄影、听听无线电的同学，生活变得朴素起来了，认真学文件，觉得‘为人民服务’实在对”；甚至部分工商业家子弟与地主子弟还向父母写信宣传党的政策，呼吁家人接受党的领导[14]。在中共的扎实工作下，不仅学生们的思想取得了进步，而且教授们也受到了感染，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逐渐认可中共为人民解放所作的贡献。当时，解放军文工团于校园内演出，控诉国民党剥削压迫穷苦农民的戏剧《血泪仇》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教授在观看后即要求该戏应该重演一次，认为“清华、燕京很多人就不了解社会上有着这种压迫，这个戏太有用了”[14]。

三、“接而不管”：成功接管与形象的确立

中共的细致调查与动员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多数高校师生已经从心理上认可了中共，例如陈垣、徐悲鸿等在中共的动员下断然放弃了国民党方面的邀约，留下来迎接北平解放[23]27。这标志着高校接管工作可以有序展开了。1949年1月10日，文管会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正式接管了清华大学。在当日举行的教职工大会上，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宣布了接管方针：废除早已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反动训导方针；停止国民党、三青团的全部活动；学校经费由军管会供给。文管会支持校务委员会继续工作，对清华大学“实际接管而形式上是维持原状”[24]。“接而不管”的做法得到了绝大多数高校师生的拥护。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的冯友兰十分感动，他在大会上宣布：“从今以后，我们清华大学变成人民的大学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清华的方针就是五四革命精神的继续。”[9]11另外，为学校提供经费这项做法，使得清华大学教授对中共更加认可。接管前，清华的教授们“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25]，费孝通就曾感慨：“(月)薪只够一个星期的用餐，想要以稿费来补罢，也得有一万字方换得一袋面，一个兼有教育工作的人，那能抽出这许多时间？”[26]接管后，军管会立即向清华大学拨付小米15万斤，人民券100万元，而且不仅教授、学生分到了补助，就连工友也能分到二百元人民券和粮食，大家都感到欢天喜地[27]。2月，文管会“以去年11月员工所得之货币及面煤均折合成小米斤数”向全校教职员工发放粮食，同时校务会议也决定以“每人每月按小米106斤编制”[28]向学生发放救济粮。这对饥饿中的清华师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中共通过一系列的实际工作，保障了清华大学在政权更替期间的平稳过渡，教学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即使是在“动荡的情况下，教学实验设备方面，仍有增加”(5)冯友兰，《解放期中之清华》，原载于《清华校友通讯》解放后第一期，1949-04-24。。师生们的生活也很快回到正轨，“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地照样工作”[29]314。这使得原来对国家命运心灰意冷的清华师生渐渐接受并开始拥护新政权。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30]，揭露了国民党“所谓的和平，不过只是一个骗局”的事实。当日，清华、燕京两校51名教授根据学校被接管前后的亲身经历发表宣言，表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我们愿意和全国文教界人士共同为人民的教育而努力，为中国的全面解放而奋斗”[31]。这些开始转变思想的清华教授们自然成为中共的宣传者，其所见所想成为鲜活的宣传材料，点亮了新解放区知识分子的希望。如张奚若、吴晗等教授在北平解放后两次邀请北平各高校教授座谈，宣传讲解中共政策，以安定人心[32]。梁思成则在给南方友人的信中表示：“从(清华)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军的纪律就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接着与中共方面的种种接触，看见他们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中国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共政策才能把腐败的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里拯救出来，前途满是光明。”[33]186中共在清华大学所树立的良好形象已成为其知识分子政策的最好诠释，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日后所言，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那道“鸿沟”正在被“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感化”而填实[28]。

清华接管工作为其他高校接管工作提供了范例，“接管了清华，安定了北平各大学，特别是大学教授们安定下来了”[9]11，“旧的力量更不易抬头”[9]12。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根据接管清华大学的经验，文管会又接管了城内的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工作。在接管过程中，除教会学校遭遇波折外，其他学校均实现顺利接管。由此，中共的执政党形象也在高校师生的心中更加巩固。

四、关于中共接管清华大学与形象树立的经验

顺利接管清华大学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所庞大的高校的和平解放，减少了因政权更迭和战争所带来的财产与人员损失，团结了一大批高校师生，为新政权建设与国民经济恢复储备了重要的人才资源。通过梳理中共接管清华大学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共高校路线与国民党高校路线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遵循了教育规律，顺应了民心，将无形的宣传动员化为有形的具体工作，成功塑造了充满责任意识、重视群众利益的形象，与国民党政权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可与拥护。对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经验。

首先，保证党对高校的领导。清华大学的接管虽然可以视为“接而不管”，但无论是解放军进驻校园保障师生安全，还是党的干部走近师生宣传党的政策与路线，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而为之的行动，成功缓解了校内师生在政权更迭中恐慌与疑惑的情绪，获得了大部分师生心理上的认可，成功树立了中共执政党的形象，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障了清华大学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接管高校是一项综合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对于清华大学这所人员规模庞大且居中国高等教育重要地位的高校，若缺少党对接管工作的全面规划与统一指挥，不仅师生生活得不到保障，而且潜伏在校内的敌对分子也必定会利用校园内的矛盾兴风作浪，校园秩序必将再次陷入混乱，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党正是以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详细规划接管进程，严格保障各项工作的认真落实，并将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融入与师生的接触中，才实现了清华大学在政权更迭时期的平稳过渡。这足以见得，党的领导是高校一切工作正常进行的保障，只有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才能为高校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

其次，满足师生基本需求，维护学校稳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仅严重钳制了高校师生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而且就连校园安全与维持温饱这种基本的保障也做不到，因此令知识分子们大失所望。人民解放军在进驻清华大学之前，中共中央就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组织进行护校工作，尽最大可能保证师生安全。在圆明园的一次战斗中，人民解放军为避免炮弹落入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校园，便用刺刀和国民党军队进行肉搏，牺牲了三百多人，令师生们感动不已[14]。文管会接管清华大学后，虽然前线急需物资保障，但接管翌日即拨付清华大学粮食与经费，解决了清华师生长期以来生活困难的问题。正是这些为群众利益着想的表现，换来了校园的稳定，赢得了民心，树立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将人民生命置于首位的政党形象，从而调动了师生支持并建设新政权的热情，为后续的高校工作奠定了基础。

再次，以实际行动代替空洞的宣传。马克思曾说过“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34]。接管后的清华校园内充满朝气，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校园内的颓废恐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国民党对中共多年来形象的歪曲不攻自破，多数中间派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态度也从怀疑恐惧变为认同和接受。正如试图做“忠诚的反对派”的费孝通在经历接管后改变了之前的偏见，公开表示：“解放以来，我对于共产党钦佩的地方是苦干、负责、谦虚、有办法、不怕麻烦。我爱它，因为许许多多我熟悉的、我爱好的青年朋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个个都拼命工作，中国有希望了。”[35]这表明，中共在清华接管工作中依靠求真务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树立起的光辉形象，不仅使师生深刻体会到接管前后校园的明显变化，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与认可，而且将无产阶级的作风带进校园，影响了校园内的思想风气。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需及时跟进。对清华大学的接管工作整体上是成功的，但清华师生毕竟是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可来源于与旧政权的对比，缺乏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思想指导，这种情感上的认可显得极不稳定。一方面，一旦中共因其他工作而无暇顾及知识分子时，知识分子的心理便会出现“回潮”。例如1949年1月底，军管会因忙于“北平进城工作”，将清华大学第二次粮食经费计划暂时搁置，这立即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9]11。另一方面，由于思想教育没有跟上，加之中共在接管清华大学后维持了教授治校的模式，因此局势稳定后，部分师生便重新恢复到只关心学问而对政治嗤之以鼻的状态，甚至对思想学习课程改革这类问题持抵触态度，以致清华大学文法两院的课程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阻力[9]11。这两类问题都表明，虽然“接而不管”政策可以起到稳定师生心态的作用，但知识分子的思想尚停留在旧的阶段。因此，高校改造工作单纯依靠形象树立还远远不够，更要对知识分子从思想上进行引导，即在满足其生活需求的同时从思想教育的环节主动出击，把握师生的思想动向，及时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以使他们抵制其他思潮影响，认识到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与共产主义道德，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理性的层面认同并接受中共的领导。这对于当下的高校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