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琦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周瑄璞曾在2018年6月16日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和《小说评论》杂志社主办的“寓言与现实：70后写作高峰论坛”研讨会上谈到“代际命名”的问题，她认为“代际命名”最初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渐渐被“装进笼子”的束缚感所取代，或许只有当“代际划分”被模糊的时候才意味着作家的成熟，只有剩下“作家”的时候才意味着一个作家的真正的成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瑄璞在对已有清晰化命名的反思中，表现出一个创作者的独立立场。周瑄璞新作《日近长安远》由《十月》长篇小说专号(2019年第2期)推出，并于2019年6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型文本”模糊的小说：小说对主人公们从“乡”到“城”的追寻之路作了充分书写，却明显不属于典型的城市文学或乡土文学；小说中有大量的情感书写，但它又不是都市情感小说；小说中的成长与蜕变被凸显，但我们也很难将其称为成长小说等等。对类型小说的远离其实是对自由叙述的靠近。懵懂的生命状态和叙述中的突兀、空白、裂缝相互契合，共同展示出该小说“混沌”的力量。

一、“不屈不挠的凌霄花”：生命状态的混沌

“凌霄花”在小说中出现过近十次，当然不是舒婷笔下“攀援的凌霄花”，而是“悲愤激烈”“斗志昂扬”的“红色小喇叭”。凌霄花不屈的绽放就如同罗锦衣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攀爬，其间有理所当然的依附，又有毅然决然的向上追求：

你什么时候来到，凌霄花都是一片火红，藤蔓还在生长，新的花苞源源不断地冒出，你方开罢我登场，好像永远没有尽头，定要充分燃烧了自己……罗锦衣向枝上看去，一嘟噜一串串，更多的花苞伸展在枝头，大的已经绽露红色，小的还是嫩绿，全都斗志昂扬的样子，伸着不屈的小脑袋……罗锦衣有一个感觉，她的事情，或许会成功，否则，命运为何要让她遇见这一树不屈不挠的凌霄，还有这一家永远对她笑脸相迎的人。[1]

以上叙述有意凸显凌霄花的坚韧、倔强和不屈，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新一代女性作家对20世纪80年代舒婷建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式宣告和抒情传统的解构。《日近长安远》中理想和现实胶着在一起，理想还没来得及凌空而起就被无情地拉回地面，欲望的洪流注入理想之大江大河，相互裹挟着朝前奔流。“凌霄花”和“木棉”相对而立的时代已经远去，新世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女性面对着更丰富也更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不屈不挠的凌霄花”带着尖锐的冲破一切的力量，同时又囿于强大的本能和惯性，注定会在绽放后散落一地。

小说对凌霄花的抒写始于罗锦衣接近事业巅峰的时刻，也是她即将走向塌陷的时刻，这个叙述节点很有意思，从小说的三分之二处往后，凌霄花集中见证了罗锦衣最焦灼的等待、拥有权力的快意和丢了官职的失魂落魄。罗锦衣和凌霄花相看两不厌，她觉得那些“发誓要夺取胜利的”凌霄花就是她自己，充满混沌性的凌霄花意象清晰明了地指向罗锦衣，成为我们理解这一女性主体的动力性内核：罗锦衣通过各个外在身份建构起来的内在自我摇摆于“依附”和“独立”之间，越想独立就越得有所依附，而每一次的依附又都回报给她更大的独立空间。此一生存悖论荒诞而又悲凉，表面风风火火的罗锦衣是多么无力无助，依附了三十年的欲望对象轻而易举地把她带向毁灭。

除却显在层面的意义关联，凌霄花在深隐层面上指向甄宝珠、尹秋生夫妇。在《日近长安远》完整版(2019年6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列出的十六章标题中，直接涉及人物达八位之多，但没有甄宝珠。宝珠习惯于跟随和听从，叙述框架形式实际上与宝珠淡薄的自我意识正相契合。正是在对丈夫的跟随中，宝珠的平静幸福忽然被撕裂，她把学生交来的180块钱暂时拿给秋生买化肥，不巧碰上教育局突击检查，一时又还不回去，忽然间就丢了民办教师的职位，继而夫妻二人踏上外出谋生之路。关于他们在城市底层的叙事充斥着依附和依附带来的生存空间的拓展，对生存现状的不满足又导向新一轮的依附和开拓。如此循环不已，什么时候才可以心满意足地停下追逐的脚步呢？秋生就像世界文学中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仿佛一旦说出“停下来吧”就会被魔鬼收走灵魂，只不过秋生身边无形的魔鬼更可怕，在他开始遐想天伦之乐时，魔鬼就已迫不及待地敲碎了他的梦想和他赖以存在的身躯。

压倒秋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血本无归的“依附”投资，而三十多年前走出乡村的第一次“依附”投靠给了他一线生机，秋生用生命画就的圆，不是圆满的圆，而是封闭的徒劳无益的挣扎轨迹。当秋生的日子被挣钱的欲望磨得模糊不清并最终被彻底抹去时，世界依然如故，“并无天塌也无地陷，太阳依然普照大地，街上的景致一如从前，人们照样奔忙来去，没有因为出现一个非法集资案有所改变，不管有人一夜暴富还是突然破产，城市洪涌滚滚向前，地球不动声色地运行”[1]。

锦衣、宝珠们从乡村走向城市，向我们展示着一代青年的闯劲和缺憾。在周瑄璞改写的凌霄花意象中交织着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人生，含混、懵懂生命状态的被呈现，正是《日近长安远》对时代潮流中微小者的应答。

混沌是底层的常态。小说中老朱和孙腊梅各怀心事，苟且偷生，彼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得一时安宁，“她图个肚儿圆圆，我图有个女人搭伴过日子，权当我像有钱人一样，包养了个女人，咋？”[1]老朱无意识套用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现实之无奈暂且成为想象的狂欢。秋生也想象过自己是个中产阶级，乡村中产阶级，还在心底为此“涌上一丝甜蜜”。走到生命尽头的秋生才有时间打量从前经历过的无数模糊不清的日子：投奔同乡吴成贵，在郭杜开门面房，在康复路对面开饭馆，在路边收停车费，这一系列的努力没能让秋生实现安享晚年的梦想，就算他对未来的畅想很安分很实际，也终究只是存在过的遥不可及的梦想，想来极为悲凉。

混沌生命中的温暖与慰藉被周瑄璞写进201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星期天的下午餐》[2]，“下午餐”像“下午茶”的仿写，早餐、午餐、晚餐之外冒出来的“下午餐”很醒目又很不真实，在日常之外又在生存之中。小说围绕“吃饭”展开，小龙一家生活拮据，孩子们在一次“要饭”的时候遇见一位妇女，不仅送他们“罐罐馍”还邀请他们每个星期天下午四点都去她家吃一顿饭。叙述中没有提及任何理由、没有解释，邀请者和被邀者配合默契，只说“来我家”或“去你家”，彼此对“吃饭”二字避而不提，但文中每次写到“下午餐”都极尽叙述之力，写得逼真形象。可是细节越真实，就越觉得“星期天的下午餐”不真实，联系小说开头给出的小龙的回忆视角，亦真亦幻的感觉愈加强烈。不论跳脱出来冷静审视也好，感动落泪深陷进去也好，这个短篇都让人感到温暖，它或许能照亮《日近长安远》中那许多晦暗的时刻。小龙的爸爸“明知道娶农村女人后患无穷却娶了，明知道养不了这么多孩子却生了”，《星期天的下午餐》对底层苦难生命混沌感的书写与《日近长安远》类似，均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饥饿”的儿女们，而“下午餐”作为幸福的隐喻，却比秋生心底生发出的那一缕甜蜜更坚实。

二、形式的混沌及其叙述力量

与混沌的生命状态相伴而生的叙述形式必然充满空白、断裂等引发的含混问题，而形式的症候表征并不真的成其为问题，相反它充满活力，吸引我们注意。如巴特所言：“身体的最动欲之区不就是衣衫的开裂处么……依精神分析的贴切说法，恰是那断续是动欲的：两件衣裳的触接处(裤子和套衫)，两条边线之间(胸部微开的衬衫，手套和衣袖)，肌肤闪现的时断时续；就是闪现本身，更确切地说：这忽隐忽现的展呈，令人目迷神离。”[3]13《日近长安远》中“民办教师” “计划生育”“高考”等词语不都是一闪而过的深刻记忆吗？莫言的《蛙》、刘醒龙的《天行者》和吕翼的《寒门》，分别观照“计划生育”“民办教师”和“高考”，均以长篇小说的体量展开叙述。相比较而言，周瑄璞用一部小说的体量，对中国当代社会进程中这些关键词的叙述就像罗锦衣看到的“匆匆而过的一星灯火”。在我们迷恋着20世纪80年代的精英文化和先锋意识时，周瑄璞却在她的小说中撒下另一种时代记忆的碎片，属于鲜活民间的真实记忆。我们还是回到小说搭建的叙述世界来找寻形式症候中裹挟着的意味。

小说叙述分两条线展开，围绕罗锦衣和秋生夫妇分别从两个向度描绘出三十年间的世事变迁。在成为“商品粮”、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商品，罗锦衣一次次出卖肉身以换得升迁的通行证，这条线变化更丰富，节奏也更快，小说甚至都没有去叙述人物在关键节点上的任何犹豫或权衡心理，情节显得比较突兀。而小说中又恰恰有大量的心理描写，锦衣处于人生转折点上的激动、紧张、落寞等意识流动被叙述得极其绵密生动，唯独缺失了我们可能最看重的“做还是不做”之类的“选择”焦虑的叙述。尤其是关于锦衣跟教育专干孟建设的交换，那个在乡间小道上忧虑着未来的清纯高中毕业生突然被切换为散发着浓郁荷尔蒙气息的女性，毫无铺垫。可是，“选择心理”叙述缺失所带来的叙述线的断裂感是小说叙述的不足吗？

在我们熟知的症候式理论中，阿尔都塞一再强调阐释空白和断裂的意义，其弟子马歇雷指出：“我们应该质询作品中没有说出的和不能说的，正是为了这些沉默才写出作品……作品显示的顺序纯属想象的顺序，是投射在无序上面的，对意识形态冲突的想象性解决”[4]155。《日近长安远》中罗锦衣“选择心理”在叙述层面的阙如及由此形成的叙述链条的断裂，召唤着意义的读解：一方面，以形式症候表现人物内在世界的含糊，来自底层又蠢动着要摆脱底层的人们没有能力清醒地审视自己面临的境况；另一方面，底层人们求生的本能欲望以及求生机会的稀缺状况与形式症候合一。罗锦衣身边始终没有帮她拿主意的人，她只有在混沌中前行，如前一部分所述，像不屈不挠的凌霄花一样努力绽放。叙述者赋予罗锦衣永不停歇地向上追索，在这一点上她和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塑造的青年主体形象气质相投；更值得寻味的是，罗锦衣的故事俨然就是人们熟知的20世纪80年代普通大众狂热理想的另类表达。

《日近长安远》是一部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文本中有大量的女性视角，比如在人群中穿梭被比作毛衣针穿来扎去，单个的日子是毛衣上的花样和分针等，但小说作为女性文本又有其坚硬的一面，多次用太阳衬写女性而不是用月亮。应该说周瑄璞以相对硬朗的叙述，描绘了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女性生命轨迹及其不自觉的使命意识，罗锦衣这条叙述线上的断裂也正呼应着这一女性主体形象的建构。

对于拥有过地位和权力的罗锦衣，叙述者借评论干预淋漓尽致地道出其对人生的深刻领悟：“外部世界与她一刀切开，那个悬崖，她一脚踏空，跌回到从前。不，若一直在从前，倒也罢了，艰辛与底层是人生的懵懂，大多人都那样过的，不会有痛和耻”[1]。对于开了五六年饭馆的秋生，叙述者以评论干预的方式触碰其朦胧的内心：“人活着，难道只是这样吗？除了睡觉，就是囚禁在这小屋子里，做饭，卖饭，收钱，盘点，挤出一点时间，赶忙骑着小三轮，去批发菜”[1]。叙述者主体在评论干预中灵活贴合于不同的人物主体，甚至读者不仔细看的话都有可能会忽视评论干预的存在，但秋生混沌生命中偶尔的清醒和锦衣对底层人生混沌性的审视已然留存。叙述干预与意识流动的汇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小说对混沌生命状态的反思。

《日近长安远》是第三人称小说，一般而言，隐身叙述者进行叙述干预会显得不自然，而《日近长安远》中的叙述干预却似行云流水般自如。叙述者起到叙述干预效果又不引起读者的反感何以可能？《日近长安远》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平衡叙述者主体和人物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周瑄璞擅长写心理，《日近长安远》中的心理描写基本都不是传统写法，而是意识流式的现代写法，但也不尽相同。在周瑄璞这里，人物的意识流动没有被放任自由流淌，意识流动往往在叙述者主体的干预中有节制地展开。反过来，叙述干预的刻板印象被人物主体意识流动的自然状态冲淡。综上，混沌生命叙事中的断裂、空白与突兀的形式意义在形象建构与文化书写中得以呈现。

三、预言与寓言

小说叙述始于承载着罗锦衣荣辱的省会城市绿城，不同于小说中出现的西安、洛阳等城市的现实锚定，绿城只是一个出自文学想象的符号。从现实中抽离的绿城成为叙述中最大的混沌空间，它必须混沌，因为围绕绿城展开的叙述部分卷入了城市主流历史，虚构叙述以模糊空间的方式抹去可能的官方写史印记，这不得不说是非常巧妙的。而小说中围绕西安的叙述大多关涉城市边缘历史，康复路尽可以被写得详详细细，底层叙事和民间叙事的自由传奇亦可见一斑。绿城与西安，两个完全不同的叙述空间，分别接纳了逃离农村后的罗锦衣和甄宝珠，反观她们的不同走向，“红苹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预示，却又不是一个清晰的预言。

罗锦衣和甄宝珠的青春年华里满是担忧与落寞，惺惺相惜的两人面对失败、痛苦和可以预见又不忍预见的未来不知所措。高考是决定她们命运的天大的事，又像是注定的苍白命运，一方面是对人生分界线的清楚认知，一方面是对未来的被动等待，在两个女孩子的背后有太多她们理解不了更撼动不了的积重。面对无力反抗的现实，小说叙述在真切的写实中带出了一位神秘老婆婆，她递给锦衣一个红苹果，并说锦衣的脸就像这苹果，是个有福人，将来一定会到外面去发展。而命运仿佛早已注定，宝珠和这苹果无缘，自然也就不会受到上天的青睐。锦衣和宝珠的出路就此有了暗示，老婆婆在锦衣的心里种下了野心的种子，让她在后来的人生中不知疲倦地往上爬。从叙事效果上来论，红苹果带给读者一种强劲的阅读期待，锦衣可能会考上大学走出去，宝珠会留在土地上成为普通村妇。尽管叙述很快就否定了我们的期待，但红苹果的牵引作用已无法抹除，阅读成为叙述者主体和读者主体间的紧张角逐。小说最后写罗锦衣和甄宝珠穿过北舞渡街道，遇到路边小道上走出来的一位大婶，想起三十多年前秋日黄昏里拿出红苹果的老婆婆，意识流动中小说甩出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大婶身上有没有藏着一个枯皱了的苹果？恍惚间“过去”“现在”“未来”相会于这一刻，小说留给我们一个漂亮的结尾，无限开放。

当代小说叙述中类似《日近长安远》对红苹果的设置并不少见，叙述目的也大致相同，多是为了增加命运的神秘感。红苹果叙述有形式意味，更有深层意义指向，它是人物命运的隐喻，又是对隐喻的消解，同时也是命运的推手。罗锦衣和甄宝珠脚下的大地和头顶的太阳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转，“地球不管人们高兴还是痛苦，照样轻轻转动”[1]，抽离于大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迷茫和忧愁，地球兀自转动。小说中五次写到地球的转动，真切得就像我们能够听到吱吱扭扭的声音，在这样逼真的动态画框里站着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以及其他各色人等。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或从新世纪的城市边缘走过的主人公们，丝毫没有面向太阳、拥抱大地的主客交融之和谐亲近感。罗锦衣们无处求告，神秘的红苹果顺势而出，乡村青年的半生追求维系在偶然遇到的老婆婆身上，孤独、痛楚、懵懂的生命存在被抒写得如此有力如此尖锐！

上述红苹果的神秘性，作为预言的模糊性以及在小说中形成的显赫形式结构，又共同组成更深广的寓言式结构。在本雅明看来，寓言以“思辨的冷静沉浸于把可见存在与意义相区别的深度之中，丝毫不具有显见于符号的相关意向之中的那种无利害关系的自足性”。[5]121寓言的意义在可见的文字之外，具有含混性、包容性、碎片性等特征，因而把红苹果叙事看作是一个寓言而不仅仅是对人物命运的预言，我们将收获更多的意义。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个体，该如何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出走后的个体该如何处理自身所携带的乡村价值与新获得的城市价值之间的关系？漂泊者的回归之途又在哪里？

《日近长安远》多次写到罗锦衣、秋生和甄宝珠对“小时候”的回忆，其实每一次回忆都指向与现实的龃龉，“小时候”成为他们在现实或者说城市生活之外找到的心灵依托。罗锦衣回忆中的“小时候”有着小说主叙述中所没有的诗意和美好：

天继续凉。城市里的季节转换，不像乡村那么明朗。记得小时候，某一天清晨醒来，天地寒肃，屋后空地上，一片白茫茫，将昨天干枯的落叶覆盖，低头细看，是针鼻大小的露珠，结成小小的颗粒。手指轻轻划过，它们温柔地融化了，趴下哈口气，它们顺从地流淌了。转眼之间，它们又恢复了晶莹的颗粒。如此微小的体积，却因数众，足以改变世界。她忘记了妈叫她来屋后抽麦秸的任务，提着个空篮子，痴了般呆立于霜降的大地上。[1]

罗锦衣看露珠也像看凌霄花一样，偏和常人不同，被露珠微小中凝聚的力量打动，忘形于天地间。对“小时候”的记忆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罗锦衣形象的二度书写，两次书写处于对立关系而不是补充关系之中。回忆中的锦衣和我们在小说开篇就遇到的痛恨土地的锦衣实际上无法融合，女性主体业已分裂，分裂的主体与寓言式结构中生发出的问题一并引发我们继续思考可能的出路。集“乡土内核”与“城市外表”于一身的罗锦衣如何融合城乡价值体系，如何在两套价值体系之间作出适度取舍，如何打通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关联等等，都是周瑄璞小说留给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最后，回到小说的篇名——《日近长安远》。《世说新语》记载晋元帝问明帝长安和太阳哪个更远？明帝两次分别答作：太阳远(因为从未听说有人从太阳那边来)，长安远(因为抬头就能看到太阳)。“日近长安远”与“日远长安近”共生于同一个问题之中，结合起来读解更有趣。不是整本小说在注释一条典故，而是一条典故为整本小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从小说题名的多重意义指向到小说对主体生命状态的细致刻画，再到小说叙述形式背后的意义编织，《日近长安远》不动声色地向我们传递着混沌中蕴含的力量。小说中叙述的现实与理想、理想与欲望、依附与独立、乡与城、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寓言与现实等等均在缠绕中相依相存，亦近亦远，非近非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