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英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与法学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湘军本是咸同年间在籍京官曾国藩应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需要而组建的一支以湖南人为主体的地方武装集团，该集团成员既包括在前线指挥战事的带兵大员，也指向随军办理营务的后勤幕僚。由于湘军属于地方武装，这就决定了其在应对血腥军事斗争的同时，还需要设法筹措军饷，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既是一支英勇善战的威武之师，也是一群善于经营军需物质的理财能手。为了扩大经费来源，他们逐渐开始了集团经营，而且经营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盐茶、田产、当铺钱庄、学校教育、军工企业等，或宜公或与私，最终使得很多湘军集团成员在荣归故里前都摇身一变成为了富甲一方的掌柜和老板，南北征战和内外任职又让他们眼界大开，致富后的湘军官员们转而成为湖南社会风尚转移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引领者。以往学界对湘军集团的活动与影响研究大多集中在军事、政治、文化活动等方面，而对其经济活动及与晚清湖南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探究不是很多①关于湘军集团对晚清湖南社会影响研究的前期成果主要有王继平先生的《论湘军集团》（1996）《论湘军集团和晚清政局》（1999）；朱汉民先生《湘军与晚清中国》、朱耀斌先生《湘军与晚清政治生态》和许顺富先生的《论湘军对晚清国家政权的影响》；谢世诚先生《湘军与晚清吏治》和高照明先生《湘军集团与晚清学术》；本人的论文《论湘军与晚清湖南社会风气的变迁》等等；而对湘军的经济活动研究成果则更少，本人曾撰有《论湘军与晚清湖南茶业贸易的兴衰》《同光年间湘军将领在湖南的地产购置潮研究》等。。本文试图将研究的视野转向湘军官员们的经济活动，并深入挖掘其对晚清湖南社会风气变迁的影响。

一、湘军集团从事经济活动的背景

（一）湘军集团在军事活动中普遍致富为从事经济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

湘军主帅曾国藩懂得“天下事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1］的激励机制，一改清朝对绿营兵的苛刻待遇，对湘军实行了“厚饷养廉”的饷费制度。据史料记载，普通湘军陆军士兵月饷为4 两五钱，而在家乡做佣工工资折合银不过四钱一分，高出了当时佣工工资十几倍［2］；湘军将领则以带兵多少发给开支费，陆营统领带兵千人者每月可以支取银两5 800 两，万人可以支取58 000两，这其中还存在吃空额的乱象，“带勇万人，据面谓曰，实勇六千”。湘军营官每月饷银50 两，另加办公银150 两，水师营官的办公银更多一些，达到200 两。如此高额的饷费使得湘军“稍有官职，皆有资财”［3］。此外湘军还能获取一些非正当收入，比如打胜仗后的放任抢劫、挟带私盐、兜售军火、私占空额等等，于是“文武带勇者，竟以为利薮”［4］。正是这些正当和灰色收入加在一起，让湘军将领们绝大多数日后都成为富甲一方的军功大地主，其中比较著名的便是曾国荃、郭松林、席宝田、周达武、娄云庆等，即便是普通士兵也走上了富裕之路。诚如王闓运所言：“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5］这便是是湘军将领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本积累。

（二）湘军集团上层人物掌管了军需和筹饷的权力为其经营活动提供了条件

湘军成立之初，面临出省作战，为方便军需管理，特许设立粮台，按职责不同分八所，其中军械所、火器所、内、外银钱所就是专门负责办理军需和军饷，湘军的一切军需物质如武器弹药、粮秣、被服、车马及药材等军需品的采买、运输、仓储等都归专门的机构和职官负责，于是湘军集团中的上层人物便成了集军政和经济活动于一身的特殊人群。据史料记载，先后进入采办军火和粮盐供给的湘军集团上层人物主要有左宗棠、郭嵩焘、郭崑焘、唐训芳、彭洋中、李兴锐、陈湜、陈士杰、廖树蘅、欧阳兆熊、魏光焘等，曾国藩上报奏则中就曾对这些人的贡献如是奏明：“助臣办理军务、实有劳绩不可泯灭者，赖湖南巡抚骆秉章及其幕友左宗棠一力维持，接济军饷，照料船炮；主事胡大任，劝捐助饷，接济军火，历艰险而不渝，知府黄冕，造炮精炼光莹，实属有用之才。”［6］湘军将领们通过筹措军需物质在军营致富并具备了实践经验，后来直接参与了兴办实体的活动，成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如李兴锐曾经在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府内总理粮台，后佐直隶总督李鸿章督办上海机器局。廖树蘅早年跟随湘军主将周达武赴固原赞襄军务，后回到省城受巡抚陈宝箴之聘主办常宁水口山矿务等等。

二、湘军集团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湘军集团的经济活动广泛，涵盖了当时的工业、农业以及商业、金融，甚至还投资教育。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营盐茶

湘军集团经营盐茶，一是因为饷源短缺，二是源于利益驱使。1853 年，太平军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淮盐运往长江中游各省的道路因此梗阻，几至片引不行。鉴于淮盐销售的困难和各路军饷的短绌，清政府不得已采纳了“以盐抵饷”的措施，办法是让各路军营皆可赴坝领盐以抵军饷，称为“饷盐”，官兵们纷纷下场自捆，贩盐寻销，于是淮北盐场充斥着各路营弁，“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饷，遂为武人垄断”［7］。曾国藩对该行径有过记录：“淮北票盐立法本善，自以盐抵饷，紊乱成规。”“未办饷盐以前，票贩虽日行竭蹶，而尚能勉力从公；池商虽难免偷漏，而未敢任意售私。迨军营提盐抵课，变易旧规，营员日出于其途，商贩遂闻而却步。”［8］军人垄断盐利导致了商贩裹足，无人敢运盐销售。在淮南，湘军将士更是纷纷致力于搜刮盐利，郭嵩焘在离任两淮盐运司之前，曾描述了如此情形：“近来盐务之巨害，尤莫甚于营牟之夹运私盐，大抵各营兵牟倚势贩私，藉捆运官引之名，率以一引夹私至数十引，不服盘查。奸枭私伙，附托影射，相比为奸。”［9］122，260咸丰十一年（1861 年），湘军将领曾国荃名为筹饷之计，打算在湖北、江西、湖南等各大通商口岸设盐局谋利，他写信给郭嵩焘，直言“欲于汉镇、南昌、长沙设局，揽盐利，贱买贵卖”［10］。湘军水师更是利用运输之便“专以包揽商船漏税，坐收海资规例为事”。左宗棠认为淮盐难以复旧的重要原因就是“盐枭其戎首也”［11］。同时，依靠湘军起家的文武官员及家属抓住商机领得官盐垄断销售权的比比皆是，他们以拥有盐票为谋生之手段，发财之契机。如长沙的黄冕、朱昌琳、魏鹤林，湘阴张自牧、郭嵩焘、郭昆焘，平江李元度，衡阳聂亦峰、聂缉椝父子，湘潭的袁綬瑜，湘乡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等等。光绪八年（1882 年）左宗棠实行票盐改革，办理盐务加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湘军将领谋福祉，湘军将领李元度与欧阳静山因此各得六十票（每票计价高达八千），后改为欧阳静山、李韵府、汪冰臣三人，欧阳静山还在汉口设立盐号仁和厚，郭嵩焘家也获得了三票，后左宗棠陷入了盐务弹劾案。早前彭玉麟为了解决曾国藩女婿陈松生家的生计困境，曾将手中握有的六张盐票（时每张盐票价值二千金）转赠给他家；东安精毅营将领叶兆兰在总理湖南督销淮盐局的过程中，虽承曾国藩之意着力经营东征局盐税征收，但也参与了盐票经营。湘阴张自牧更是谋加引票，发家致富。同光年间湘军集团在东南绑架盐斤的同时，又趁入陕甘、新疆等地平定叛乱的机会整顿茶务，引导湖南茶商携湖茶入大西北。陕甘回民起义结束后，相继担任陕甘总督的湘军将领左宗棠、杨昌濬、谭钟麟、魏光焘等人为整肃茶务，仿效东南盐务改革的办法，制定了《变通茶务章程》，通过以票代引、纳正课以给票、改变税收、严禁私茶、扩大招商等方式将西北茶务推向了繁盛，特别是依随湘军发家的湖南巨商朱昌琳在西北经营“南柜”专营湘茶，临湘、平江、安化等地充满了前来收货贩卖之茶商，于是湘人逐渐占领了西北茶叶市场，有资料显示：“清末民初，该地包括烟帮兼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加到40 多家，每年销售茶叶达数十万担。”［12］因而时人慨叹湘人“从征功最多，势亦称盛”，“乱后夺取晋茶大利，擅商务大宗”［13］。湘军文武将领“有冒饷致富者，有行盐起家者，如当铺，票号，无不设法垄断”［14］。

（二）购置田产

湘军将领们早在咸丰末年间就有相当多的购置田产的行为，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在其《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一书中坦言九叔曾国荃每打完一场胜仗就趁回家修养的机会大量买田置地，1859 年更是因其在乡间置地修造了豪华壮观别墅而引发浮议。1860 年湘军重要幕僚郭崑焘专门雇人为他购置新庄。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天京后，官兵们纷纷携带资产回到家乡，或在老家或在省城买田置地、大兴土木的投资。湘乡是湘军的发祥地，也是军功地主扎堆的地方。据史料记载，从同治三年湘军裁撤返乡到光绪年间置田达6 000余亩的就有曾国荃和章合才，两人分别在家乡和省会长沙建造大型庄园别墅数套，其中曾国荃在家所治田庄，塅势之敞，水口之紧，蔚为壮观。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广置庄园，“劼刚所治新庄，地势亦佳”［9］813；湘军将领陈湜更是号称“陈百万”，置田也是数千亩，就连极力反对多置产业的曾国藩，也有田产2 000 亩。湘阴左宗棠在咸丰七八年间由柳庄移家至长沙，租屋而居，不久以五百两的价格购买下来，稍后“拓地架屋，侵圃地池塘，图广其居，到光绪四年，此间新造屋宇甚多”［11］。郭嵩焘归隐在家，经常邀请风水大师相地，而且购买都是大手笔：“吾于求地，亦若汉武之求仙，一切羁縻宽假之，冀遇其真，观武帝求仙之效，可以卜此事之终无所得也，吾视看地又重于做官也。”［15］371临湘台湾道刘璈被弹劾去官抄没家产，据奉命前往核实的官员统计有住屋一所，共六十八间，田契四百三十一纸，仅两项加起来值银两十万余两；涟源藉将领刘岳昭家族在孙水河北杨市镇西门外建起了老刘家堂屋群；还有的湘军将领在省会建房出租，收取租金。如杨昌濬在长沙所建住宅就“索租价极昂”［9］655。位于贾谊太傅祠附近的李桓住所香芋园“树木葱然，为省城第一胜境”［15］28，李元度在平江老家建有规模宏阔的“超园”，张自牧在长沙潮宗街修有絜园，娄俊山、郭松林等湘军将领除了在老家建有宽敞山庄外，还在省会更是买下了多处花园式的房产，并以高价出卖田产谋利。总之，同光年间湘军将领们在湖南掀起了一个买田置地的热潮，他们所营造的住宅之工雅，器具之精丽，皆极一时之盛。

（三）放贷军饷、投资金融和股份公司

在与太平军交战的过程中，湘军军营内经常会遇到饷费短缺的紧急情况。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湘军将领与幕僚们想出的奇招就是将养廉银放贷于军中，返还时奉上利息。湘军主将李续宾、李元度、左宗棠都曾经在军中如是操作，特别是左宗棠所部军饷的筹措，多采用了这种方式，“军中用度有碍报销者，向均取廉馀津贴，不待外求”［16］。光绪初年，湘军将领浙江巡抚杨昌濬就将自己的养廉银万金寄往左宗棠军营中，稍后因处理杨乃武一案失察而遭遣还乡，左宗棠不得不设法返还。咸同年间，应军需之求，漕米改征折色、田赋缴纳改用银两，导致了湖南各地以兑换银两为主要业务的钱庄纷纷设立，镇压太平天国后，一批拥有资本的湘军将领和幕僚们就纷纷投资钱庄票号，“同治末，湘人仕宦满天下，拥巨资，归故里，渐有经营钱号者”［①《湖南省商事习惯报告书：第二编》，第一章钱业，第一节钱号。，“湘省自江南收复后，文武将领冒饷致富、行盐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种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②李桓《宝韦斋类稿·书牍》。。曾主持东征局工作、长期为湘军负责筹饷的黄冕在长沙八角亭一带开办了永泰金号，每年获利都在五六万；李元度在平江就开有怡昌钱庄、阜昌、会昌等钱庄，郭嵩焘当年曾因参加李家婚宴亲自前往查看运营情况，感觉生意极好，“但出票而不兑钱，经纪之便宜，无逾此者”［15］276；1869 年，湘军将领善化人杨玉科就与山西商人范晋在长沙合开云丰泰票号等等。在这些钱号中，尤以饶太和、多福、沈自褔、杨广生等号最为著名③湖南调查局《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第二编》，第一章钱业，第一节钱号，宣统三年长沙铅印本。，大钱庄往往还会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分庄，办理商业汇兑。郭嵩焘曾放款鼎泰钱庄和太和、多福等票号，1875 年又投资李鸿章等人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所属的仁和、清和两保险局，参入百余股，每年六月收取股息，收入颇丰。据史料记载，长沙有个玉振银号，曾氏族人亲戚入股其中，曾国藩亲家衡阳聂云峰的夫人张氏就投资了存款七千余两，光绪七年间，其经理因赌博亏空，曾家和聂家存款全部被侵蚀，彼此还闹起了官司。湘潭的钱庄业也发达，有西帮、本帮、湘乡帮，其中湘乡帮居多，而湘乡帮多数都是湘军将领打下南京携巨资解甲归田后来湘潭开设的，最著名的就是湘乡富商王黼臣（秋瑾的公公）在由义巷开的义源当。至光绪中叶，钱庄实力超过了票号，与湘军将领与幕僚们的经营意识有密切的关系。

（四）兴办企业、包揽工程

湘军将领在筹备武器弹药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兴办军火工业的必要性；加上经营军用物资回报丰厚，有利可图，于是纷纷投资办厂。湘乡是湘军发源地，这里的军火工业最为发达。据郭嵩焘记载，湘乡境内及长沙诸乡在咸同年间有很多铁铺、硝户，其中长沙有铁厂四十八家。随着冶铁业的发展，煤矿业也逐渐繁兴起来，光绪六年（1880 年），湘军将领郭子美联合官家子弟袁瑜笙在江车一带开采煤矿，由招商局承售其煤，役工千余人，郭嵩焘对此同样有记载：“袁年来于开矿事宜颇竭力为之，使用摇龙一架为汲水机器，可以引取远水而省人力”［15］45。光绪元年（1875 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开办机器制造局，最先响应的就是记名提督长沙协副将韩殿甲，他就地取煤铁，仿造后门枪、开花炮子及火药。湘军提督陈海鹏在湘期间，主持各名宦公祠、碧浪湖亭等多项修建工程，兴办早期餐饮酒店，所“起运砖石，皆役勇为之，夺小民之利”［17］。宁乡士绅廖树蘅早年曾与陈宝箴交好，1877 年入其幕，1884 年入湘军甘州提督周达武幕府，眼界大开，1895年12月，湖南官矿局设立，巡抚陈宝箴委任其以土法开采水口山铅矿，他首创“明垅法”采矿的方法，从而卓著成效，使水口山铅锌矿成为当时中国的矿业之首，员工虽达五六千人，但矿场管理井井有条。廖树蘅开办水口山矿八年，不仅将水口山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矿区，而且为湖南财政赢利六百多万两白银，成了湖南财政的最大来源地，仅一个水口山矿，其年收入约占当时湖南全省财政的八分之一，为此，他也被中外媒体誉为“矿业大王”。邵阳魏荫亭曾入左宗棠的老湘营，后与儿子魏温云经营企业，成为淮南大商人。湘军将领蒋凝学家族投资矿山，有史料可查的投资金额是22 500 元，其儿子蒋德钧还担任了省矿务总公司南路总理。此外，郭子美、黄子寿、李元度等湘军幕僚都先后投资企业股份、承揽省内的修造工程。光绪七年春，曾国荃约李元度、陈湜、郭昆焘等湘军宿将与幕僚商议修南岳庙工程，李元度担任了屈子祠、南岳庙修造工程的总负责人，所倚用的小包工头全是武牟。

（五）投资教育，创办书院

湘军将领大多数都是儒生起家，文化修养比较深厚，军营幕僚也都是绩学之士，时常跟长官谈经颂词，交流学问，学术气息浓厚。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他们关注着家乡家族后辈子孙们的学业，纷纷或以饷银捐广家乡学额，如记名提督陕西绥榆镇总兵刘厚基捐饷银3 万余两请增耒阳县学额3 名，后改为永额2 名，暂额10 名；贵州按察使衔的湘军儒将李元度倡议平江军相继捐出30 万饷银增广平江及岳州府的学额达37 名；或筹措资金修建或者改建书院学堂，多采用先公益后商业的方式招收学员，培养人才。如湘乡刘锦棠支持乡绅许绶琮捐资修建东山书院前身东山精舍，益阳胡林翼利用自家祠堂建成了箴言书院，供同乡子弟求学于家中；宁乡刘典年轻时满腹经纶，可乡试却蒙冤弃考，为圆自己当年摘取举人桂冠的科考梦，已是陕西巡抚的他在家乡创办了云山书院；衡阳彭玉麟捐银12 000两主持承修衡阳当年王夫之所创建的船山书院；湘西杨载福在家乡乾州厅捐修文庙书院，并筹添乾凤永宝乡试号舍；湘阴郭嵩焘辞官在省会长沙任教于湘水校经堂、思贤讲舍等学校；东安席宝田军功告捷后返乡重建孔庙、修县志、置学田，办诂经书院，又与亲家王德榜共同捐资修建了萍州书院，同乡叶兆兰也是兴教助学多有补益；新宁刘光才发迹后于光绪二十八年购得刘希陶公馆，创办了“斗光书院”和“青藜书塾”；李元度联合本地绅士张岳霖创办天岳山馆书院，并重修文庙等等，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这一点，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就提到了部分湘军官员及幕僚战后回到家乡从事文教工作获得了部分收入。

三、湘军集团的经济活动对晚清湖南社会变迁的影响

同光年间，湘军作为应镇压太平天国这个运而兴起的军事集团，在血与火的战争间隙，“相与设局网利”［15］62，纷纷从事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经营活动，不仅促进了晚清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培植出一个特殊的经济利益集团，而且随着该集团资本财富的不断增长，代之而起的就是这个集团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明显提升，进而对晚清湖南社会的历史变迁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

（一）提升了军人的社会地位，晚清湖南出现军人绑架官绅治理地方的政局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就将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划定为士农工商，兵被排除或者游离于四种职业之外，俗语说“好男不当兵”也足以说明军人从来就是一个高危职业，不到万不得已，普通人家男丁是不情愿选择当兵的。同时，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和隋唐科举选拔人才之兴，开启了重文轻武的时代，即便有武科举选拔人才，但是军人的社会地位远远不如仕途之人，如是就有了同治年间学历不高的湘军将领们回乡再考科举的典型事例。譬如湘军将领陈鸣志（展堂）早年跟随刘长佑，因军功保至道员加布政使衔，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主动到长沙参加乡试，类似的例子很多，“近年保举一二品大员应乡试者盖多有之”［9］606。曾国藩在家书中也如此盛赞重文的风气：“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18］可是到了同光年间，湘军凭借其镇压各地反叛势力立功朝廷，且收入可观，换来其政治与社会地位的提升，甚至出现了“凤凰女喜嫁当兵郎的”的头条新闻。他们休假返乡后，很多有头有脸的士绅们都以能与之见面甚至结为儿女亲家为荣。郭嵩焘居省城期间，就经常与湘军将领们相聚一谈，一面打探外部局势，一面酒肉征食不绝。湖南各地还频频发生军人干涉地方政事和跋扈乡野的故事，如李元度“居乡多无法度”。地方官为了维护军人的地位，不得不亲自为军人行事保驾护航。据郭嵩焘日记记载，同治七年，长沙有个充当勇目的益阳人刘大庆，诱拐了湘阴县民龚柏林在长沙帮佣的妻子，龚先后八次控之县衙、历经两个县令之手，最终还是败诉，其妻判给了刘大庆。同治十三年，临湘籍湘军将领刘璈为其所部兰军将士捐建忠义祠而强占岳州府城学宫地基，“平其地十余丈为祠外照墙”，被当地士大夫和候补知府吾春谷控告构讼，可刘璈的行为不仅得到了岳州张太守的支持，更为湖广总督李鹤章、湖南巡抚王文韶“意存袒护”［9］606。同时，湘军将领们所以能肃清东南各省，成就中兴之业，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一大批饱读诗书却无以施展才华只能游幕于军营的士子，于是傍军人起家的士绅们转而开始效忠于军界大佬，士绅们的政治地位也跟着提升，湖南的各大工程招标承建、各项政令的颁行都离不开军政长官的领衔参与。诚如郭嵩焘所言，“数年以来，悉中外之人，被湖南绅士以跋扈之名，相与嫉忌之”［9］633。这种局面到民国初年，逐渐演变成“军绅政权”和军阀乱政。

（二）军人和官绅纷纷经商，开启了晚清湖南官商结合网利新时代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长期以来信奉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始终位于末流，地位低下，根本上不能跟仕宦为伍。到了晚清时期，官僚士绅、军营人等无不谋取私利，“近年水师营牟专以包揽商船漏税、坐收海盗归例为事，自水师总兵以下各缺、题补升署其权，均操之督抚兵房书吏之手，视其缺之肥瘠之多少，有上中下缺之分，督抚随事画稿而已，竟有庸劣衰弱之牟一旦由行伍循资升至参游专阃者”［9］260。湘军出身的官僚士绅、达官贵人开始打破士商等级观念，不屑与诗文为职业，纷纷跟商人结交，甚至与商人为伍，投资近代工商企业，逐渐跻身商人行业。“今天下达官贵人罕复有能言诗文者，贱经术，贵末伎，视老成宿彦相诮以为迂阔”［19］。曾氏兄弟、李元度、张自牧等湘军将领与官绅们先后投资湘潭、长沙、平江等地钱庄，当铺，特别是长沙首富朱昌琳的乾益银号成为他们注钱的老巢；曾国藩的小女婿聂缉椝光绪十年（1884 年）获得了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的帮助，谋得了上海制造局总办的席位，以后升任上海道台，随后创办经商致富；郭嵩焘也将为官和授徒所得收入变成资本注入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及所属仁和保险公司，同时还伙同张自牧、饶春晓、黄子襄及侄儿郭庆藩营办票盐，诚如他自己所言：“士大夫而怀商贾之心，于古有之，士大夫而竟习商贾之业，则晚近数十百年争趋于是，无以为非者。”“士大夫无不经营生计……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而不顾”［15］298，官商一体化、官依附商人的态势日渐形成。光绪八年，太和票号欠款为言路御史所纠，清政府要求湖南巡抚帮助追缴，此举表明官府已被商人裹挟了，郭嵩焘感慨：“御史为商人索债，中丞为之着追，亦末世之奇闻也。举朝士大夫无一有识者。”［15］340当然在投资的过程中也不能排除被骗取巨额资金的负面影响，如曾乾斋骗诈湖南淮盐督销局理事叶介堂、朱晓亭骗诈湘乡曾澄侯、沅甫，皆以数万金巨富。郭嵩焘也在经营票盐的过程中被裹挟上当受骗。总之，晚清湖南商人的地位逐渐提升，官宦人家与商人联姻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如著名民主革命家秋瑾与湘乡富商子王子芳、左宗棠之长孙女与湖南富商聂缉椝儿子、湘阴李桓的孙子李相纶与长沙首富朱昌琳的女儿的联姻就是典型。

（三）湘军集团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助推整个社会奢靡之风的形成

道咸以前，湖南基本处于农耕社会阶段，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各省相比，属于落后地区，“湖南地方山泽多而平原少，地多硗薄，素非财富之区。民务耕农并鲜经商之利。合通省钱漕计之，仅抵江浙一大郡”①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2》，载于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447页。。广大民众“率守耕农，不但仕宦稀少，而经商服贾以至外省者亦不数见”［20］。湘军应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需要兴起后，军火武器和粮食多由湖南办运，促进了湖南的采矿业的发展和米粮的外销，湘军将领征战陕甘地区和新疆，又拉动了湖南的茶叶贸易，湘军的被服、旗帜多由湖南供应更是推动了湖南纺织业的发展，如此种种。总之，湖南的商品经济在同光年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富人日渐增多，如“新宁富家为多，陈展堂最号多财”，时人戏称“天下皆贫，湖南独富”。于是许多湘军将领与幕僚们纷纷迁居城市，一改过去生活简朴的习惯，酒肉征食，梨园聚会，大肆挥霍钱财。长沙士大夫人家宴客，互相攀比，有一顿饭花销数金者；湘潭县归籍的湘军将领更是“率侈于食用，一饭至百金，……挥霍煊赫，所过倾动，良田甲第期月而办”①王闓运等《谭杨二罗传》，载于《湘潭县志：卷八》，光绪十五年刻本。；湘军将领家的子女很多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烟毒、开馆豪赌的不良气息，仅在长沙就有烟馆三千多，“富贵之家，子弟无嗜洋烟者，黄南老、李仲云、唐研农三数家而已”。湖南的麻将馆到处充斥，赌风变本加厉，多为湘军将领们“相与设局网利”所致，刘星源军门就曾以善博为名，一时间大家都说他是郭子美、陈舫仙标手，以至于刘典曾经在光绪二年（1876 年）上奏朝廷“湖南赌风日炽，多系在籍文武大员充当局首”。朝廷接到上奏后，严饬湖广总督李瀚章等将赌局一律禁止，认真查办［21］。

（四）兴办教育，倡导新风，推动了湖南各地文明开化的历程

咸丰初年，湖南未出仕的读书人以及大批青壮年男子为了博取功名报效朝廷，纷纷弃文就武、墨绖从戎，到处招兵买马，筹措军饷，征战沙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练。他们或跻身晚清官场成为统辖一方的要员，或晋升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名流，告老还乡后，便以绅士的身份纷纷担负起地方文明教化的重任，或者兴办学堂教育，或者倡导文明乡风，对湖南意识形态的近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像新宁人刘光才，咸丰七年进城卖猪，途中参赌输光猪金，出走从军，光绪二十八年积功返乡后，为方便家乡学子读书，购得刘希陶公馆，创办了“斗光书院”；益阳胡林翼将祖上祠堂建成箴言书院，捐千金购书其中，供邑人读书，目的是“相勉以正子”；平江李元度修建天岳山馆，延请名师在此授徒讲学；湘阴人郭嵩焘同治年间居乡期间目睹了长沙城内富贵之家子弟吸食鸦片的人很多，直至光绪初年出使英国期间，观察到英国人很少染上烟毒，就奏请清政府以三年为期设法禁止。辞官定居省城后，为了带动家乡人除掉吸食鸦片恶习，联合长沙名流张笠臣、熊鹤村、陈海鹏等，于光绪六年（1880 年）成立禁烟公社，游说吸烟的危害，倡导文明社会风气。“吾辈十余人之心，必为之力障其流，以使后人所知警惕。……成立禁烟公社，庶冀鸦片烟渐有止境，人心风俗可渐次归于纯实”［15］23。同时为了振兴家乡教育、挽回人心风俗，郭嵩焘还相继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力言“君子在位则忧朝廷，退归则忧学校。学校者人心风俗之本，学校修明，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转移于不自知者”［15］157。长沙人张自牧早年仅为诸生，因为入湘军，“以筹办黔捐，洊保藩司衔，并戴花翎”，到同治六年“积劳至道员”。后寓居长沙，退隐林下，凭借家世与财势，广交官场达人和社会名流，确立了在长沙上层社会的显赫地位。晚年积极投身湖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参与编纂《湖南通志》，并掌管资金而地位尤重。其故居“絜庐”又称“絜园”成为晚清湖南湘军幕僚们经常仿兰亭修禊之事，祈福消灾、登高赏月、赋诗作画的佳地。此外，光绪年间湘军水师总兵陈海鹏（字程初）在开福寺碧浪湖旁筑屋三椽，成立碧浪湖诗社，规复祓禊之旧，引得省城湘军幕僚及各地名流趋之若鹜，陈家高朋满座，常有鸿儒吟诗作赋，谈笑其中。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在上海时与傅兰雅夫人相处甚笃，当时傅兰雅为制造局编译新书的外国学人，曾氏有感于外国语文与科学之重要，因命其昌其杰两儿逐日从傅夫人学英文，让孩子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眼界大开。总之，晚清湖南学人纷纷追求新学、游学海外、湖湘文明开化风气日盛，实与湘军将领与幕僚们的倡导，尤其是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亲自倡导与示范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