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竹青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党史教研部， 福建 福州 35000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得益于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思想的成功构建和传播。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出来的“人民”概念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历史发展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概念史角度对“人民”一词进行研究，学界已有初步成果，但诸多问题仍未涉及(如“人民”概念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其理论意义如何，等等)(1)在中国知网上可查到的相关文章有乐容胜：《“人民群众”概念的再探》，《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万齐洲、冯天瑜：《“人民”词义的变迁——政治术语“人民”之历史文化考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林雪霏：《中国语境中“人民”话语的思考》，《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张绍翼：《对“人民”概念的新解》，《学理论》2009年第15期；史坤坤：《毛泽东“人民”概念研究》，《北京党史》2013年第6期等。这些成果对“人民”的研究均没有涉及到“人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拙作《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限于篇幅的原因，仅对该时段“人民”概念的起落做了初步探索，1937—1949年间的“人民”概念及其理论意义尚未涉及。，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欲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构建和意义形塑做一初步探讨。

一、1935年前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初步构建

“人民”一词在汉籍古语中早已有之，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其意蕴有三种：一指人类，和其他动物相对立的一种高等动物。如“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白虎通义》卷1)。二指“民族”。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三指平民、百姓，与统治者相对应，处于权力体系的底层。如“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后汉书》卷114《百官志》)。尽管古语中“人民”一词意涵丰富，但古人更习惯用的是“民”而不是“人民”一词(2)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搜索，“人民”出现3303次，而“民”则达19万多次。，其原因在于“孔孟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开明政治’的理想，只承认人民是民，不承认人民是人”(3)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这意味着古语中“人民”自身的第二种意涵更加突出，为近代时人使用“人民”一词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人民”古义中的第二层意蕴得以扩展和凸显，并被赋予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近代思想元素，实现了从臣民向独立个体和民族国家相结合的转变。梁启超认为近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人民”(4)《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2月8日)，李华兴、吴家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1页。，而“有权利，有责任(即义务)，有自由、平等、独立之精神的人民，换言之，就是有国家观念的人民”(5)《说国民》，《国民报》1901年第2期。，具有民族和民主性。“人民”概念这种新的特性符合近代国人的心理期盼，很快流行开来，成为民初政治话语体系中不可忽视的词语。在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国家》中，第一条即是“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人民”一词在全文也多达22处(6)《约法》，《临时公报》1912年第1卷第27期。。但是近代西方政治在中国的实践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反而出现了国家分裂、军阀割据的局面，先进的知识分子便把目光转向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用马列主义观察中国，马列主义对“人民”的认知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观察和构建。

经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宣传和形塑，“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深入人心，也使“人民”成为塑造、维护统治者合法性不可或缺的特殊思想文化符号。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人民”一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对资产阶级思想中的“人民”概念给予了扬弃：“卢梭式的公意并非真正的人民主权体现，而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反映，惟有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代表者——无产阶级，才真正是人民主权的象征”(7)陶庆：《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主权的理论原则与政治意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并尝试构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民”概念。列宁解释时说：“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8)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6页。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和以俄国为师的中国共产党，试着用马列主义的“人民”概念来观察和指导中国的革命。

1922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认为：“在这样状况之下(辛亥革命失败后——引者按)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方八面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小工厂主小商人，受外货及大资本营业的影响，渐次坠入了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因为手工商品被外来机器品驱逐的缘故，大半流为失业游民；农民因为物价腾贵的缘故，渐次将自种地卖给地主；所有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以及无力避难的半无产阶级的人，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缘故，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9)《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9-90页。中国共产党虽然此时尚未明确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划为“人民”范畴，但隐含着这样一个信息：他们均是当权者和外国势力的受害对象，是革命的潜在力量。这显然与列宁所谓的“人民”标准是大致一致的。

时隔不久，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又这样表述：“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10)《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2页。明确指出了“人民”的具体成分；而且在各成分的表述中，资产阶级排在工人和农民之前(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注重次序的文化)，显示出了资产阶级在“人民”中的地位，这与“马列主义中的‘人民’明显的阶级性与资产阶级敌我对立的政治色彩”(11)林雪霏：《中国语境中“人民”话语的思考》，《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不一样，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推翻资产家阶级的政权”(12)《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页。的最初设想也大相径庭。实际上，这种排序深层次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程度和她的革命策略。

近代中国要完成艰巨的反帝反封建任务需要强大的力量。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决议时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1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6页。，但在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又解释说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的敌人(14)《中国共产党第一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共产主义小组》(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54页。。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15)《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1页。。因而，中国共产党制订了“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16)《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7页。这一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支配力的苏俄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国民党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推动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而“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似乎更加证明了共产国际的这种判断。结果中国共产党将“资产阶级”视为一种可联合、超过其他阶级的重要政治力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范畴以及各成分的排列顺序正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力量和革命策略认识的体现。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人民”的成分必然会进一步转移，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认知也必然发生变化。

国共合作前后，出于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对资产阶级给予充分重视的同时，也没有消除对资产阶级的疑虑。国共合作后，随着两党分歧的加大、矛盾的加深，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为了从理论上解释这种现象，给中共党员以斗争指导并分化国民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决定将阶级斗争的策略引入国民党内，即根据国民党人的政治立场、态度和行为，将其分为左、中、右三派：代表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的左派最富于革命性，代表知识阶级、工商业家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中派容易动摇富于妥协性，代表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大商人(如华侨等)、地主、军人、政客及洋行买办等右派最富于反革命性(17)《国民党底分析》(1924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6-197页。。资产阶级由原来的第一变为第三，而且从修饰语看已经离“敌人”不远了。五卅运动则从实践上为中国共产党观察各阶级提供了一个窗口。之后，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各成分结构做了经典的剖析，各阶级的判断标准不仅仅是以阶级为基础，而是加上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从而使一些人物政治立场的变化得以在理论上圆满阐释(如左中右的划分)。随着国民革命的继续发展，国共之间的冲突愈加激烈，“七一五”政变发生后，原本被中国共产党视为资产阶级左派的汪精卫叛变了革命，成为打倒的对象，至此，国民党彻底背叛革命，其基础资产阶级也从“我者”变为了“敌者”，原来承载阐释“人民”条件的语境已经消失，这导致具有国家之本的、整体性的人民概念与背叛革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无法兼容。中国共产党这时如果继续使用“人民”一词，就必须构建出自己的“人民”理论以区别于其他政治势力(由于“人民”概念所具有的政治功效和概念模糊性，不管是蒋介石集团，还是其他政治势力都必须、也可以争夺它的话语权(18)中共曾经引用汪精卫的话以驳斥他：“‘且飞机轰炸，不仅施行于阵地，并广及于非战斗之人民，以致民命摧残，室庐荡析’，这似乎说国民党非常为民众着想。”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华北停战协定”的宣传大纲》(1934年6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7页。)，否则容易给军民的思想带来混乱。这在共产国际运动中已有经验教训。恩格斯说“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19)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页。。马克思甚至有用其他词语替代“人民”的表述：“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20)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10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着该难题。彭公达曾说：“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21)《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3页。为了区别于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不仅曾试图用“民众”、“群众”等替换“人民”一词，而且在使用“人民”一词时亦非常谨慎，往往以“劳动人民”、“下等人民”称之，特指工农兵(22)参见侯竹青：《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这种对“人民”一词的处置从更深层次表明未中国化的马列理论尚不足解决这样一个矛盾：如何从理论上处理“人民”这样一个在政治理论上具有合法性象征的词语和其具体成分复杂性之间的内在矛盾。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使用权的保留为其重拾“人民”、并根据理论和现实需求不断地赋予这个概念新的政治含义奠定了基础。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进一步构建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势力猖獗。1935年7月，法国共产党、社会党等几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人民”作为一个同法西斯“敌人”相对立的政治词语，逐渐广为人知。中国当时面临的情形与欧洲相似。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加剧了侵华步伐，中日矛盾日益尖锐，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加之，共产国际作出了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成立各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改变过去关门主义的做法，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中共中央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正式的文件中重启“人民”一词(23)《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0页。。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原来的对手及其阶级基础由敌人变成了同盟者。在实践中，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纷纷联合起来抗日，出现了一大批抗日英雄。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对“人民”概念做出符合形势需要的构建，对一些困惑作出理论回应。

与土地革命时期单一的阶级标准不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将“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24)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64页。都纳入了“人民”的范畴。“人民”概念的内涵界定，不再是土地革命时期单一的阶级标准，而是将民族主义标准放在了首位，即能否成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维护者。“人民”概念标准的变化对于改变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形象起到了很大作用。一些中间派敏锐地感觉到“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议论似乎稍稍改变了一点……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宣告：特将自己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更加表明苏维埃政府不只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府，而且是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政府”。尽管这些中间派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心存疑虑，不能肯定“是诚意的，还是一种策略”(25)梁实秋：《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自由评论》(北平)1936年第18期。从现查到的史料看，中共政策开始改变后，引发了很多回响。除了左派的报刊外，中间派也意识到了中共的变化。本文所选中间派的史料更能说明问题。，但还是承认这对中国的抗战将大有裨益，为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

但是，“人民”标准的变化又引起了一些理论困惑，主要表现在有抗击日本行为的集团、阶级是否属于“人民”？为了解决该难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阶级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层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如资产阶级，可以分为几种，其中“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26)《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8-639页。。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这种特质，表明其根子是反动的，一部分参加抗日，不是其爱国，而是跟随统治者的暂时行为，所以，他们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党派虽抗日但也永远不能算在“人民”之列。对“人民”概念意涵的这种分析，同样适应于对其他阶层。毛泽东认为，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说来，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某个阶段可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另一时期却“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但抗日战争时期内，“至今仍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所以，这些人属于“人民”范畴(27)《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8-639、640页。。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对“人民”与其成分间的矛盾进行了理论构建。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构成“人民”的各阶层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有种种不足之处，那么作为综合体的“人民”必然不是纯洁无瑕的。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中，“人民”概念是先进、无瑕疵和实践的。为了解决二者逻辑上的矛盾，就需要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28)《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1页。，最终使这些阶层迈向“人民”的最高层次。

中国共产党也对“中国共产党”和“民族利益”以及“人民”和多数等彼此间的关系进行了构建，进一步健全“人民”的理论内涵。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是有阶级性的、所指对象并不是全部国民，那么，中国共产党能否代表全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29)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67页。经过这种阐述，不仅“人民”的阶级性与全体性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数与“全民族”的矛盾得到了圆满解释；而且“人民”还关联着两种话语，它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具有民族主义的意涵；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具有民主主义的意涵。“人民”概念是两种话语的关节点，“人民”概念将民族和民主、阶级和全体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伸缩自如的弹性概念，为形势改变下“人民”内涵的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构建，不仅仅从“人民”本身着手，还借助了其他概念。这些或敌对、或下位的概念形成了对“人民”概念的补充，构成了“人民”概念的一部分，解决了单靠“人民”概念无法解释清楚的一些深层次的理论困惑，使“人民”概念既有总体囊括性又有差别层次性，成功地实现了阶级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而且，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重构的“人民”概念具有巨大的涵盖面和包容性，它们所具有的政治性意义，在于其蕴涵了与这种涵盖面为主体的对立面即“敌人”。这种被理论化的二元对立即“人民”与“敌人”的关系，是应对社会现实关系的政治观念。因此，这种二元关系的理论化，使得“人民”概念及由此延伸而来的政治理论体系对中国共产党成功化解曾经遇到的理论难题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中之一是让中国共产党在主导“人民”话语权的情况下，可以灵活地解决中国社会阶层或阶级在革命年代可能是敌人亦可能是同盟者的理论难题，从而避免了土地革命时期因理论建构不足而面临失去“人民”话语权的窘境，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发展的标志之一。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期的“人民”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只是在相关论述中有所关联。随着形势的变化，“人民”概念有了正式的定义，其相关意义得以进一步产生。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深入构建

抗战胜利后，“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是民众的心声。能否抓住人心不仅是国共两党执政能否合法的根基，也是两党较量输赢的前提。重庆谈判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途径，但是，国民党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派军队进攻解放区、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等一系列行为，使国民党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因战局不利对中间党派开刀，更是将中间力量推向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日益孤立。随着中间力量的加入、军事上的胜利在望、土改的进行，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起一种新式的、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能容纳中间力量并解除其后顾之忧的理论解释范式，这使“人民”的意涵得以进一步构建。

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自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探索和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和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为即将进入实践的新中国做出了蓝图规划。在该文中，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给出了正式明确的定义：“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人民”在革命和国家中的主体地位给予了规定：“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30)《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人民”的概念和地位既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的说明式，也不同于抗战时期的隐含式，更不是对抗战时期各阶层理论的简单、机械相加。实际上，它是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结晶，是一种理论创新。

其一，差异性中的整体性。在马恩思想中，阶级差异是其重要的一个着眼点(31)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216页。。在《新民主主义》一文对“人民”的定义中，中国共产党虽也强调阶级差异性——构成“人民”概念的各阶级并不是浑然一体，而是有分层性和阶级性，地位和作用也不一致，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首要强调的是整体性和一致性、包容性，即必须“唤起民众”(32)《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页。。这种特点不仅仅使各个阶级在“人民”概念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而产生认同和归属感，将“人民”概念作为“自我意识”，而且“人民”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马列主义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等二元对立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中得以化解统一，如战犯经过改造可以进入“人民”之列，曾经是“人民”一员者也可能因犯罪而被排出“人民”之列(这同样适用于阶层和阶级)，从而使马列主义的阶级观不仅仅是对立的，而且还可以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是对马列主义阶级观的重要发展。

其二，整体性中的链接性。“人民”概念虽然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但并不是各成分之和，而是吸取了各成分的精华并将其融合成“人民”特性的概念；而且各成分之间处于一种复杂的关联之中，这种关联只有通过历史的动态才能呈现。所以，“人民”概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概念的联结点，是“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33)《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理论在概念上的呈现；并形成了以“人民”为核心、将其他概念勾连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主体性框架。

其三，整体性中的差异性。在“人民”概念构成的各阶级中，农民阶级位居第二，仅次于无产阶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农民是个模糊的概念，而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了扬弃，认为其“简单、纯朴的性格，未受到都市诡谲的邪恶势力的污染”，“是中国力量的堡垒”(34)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第215页。。这种排序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35)《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1479页。。同时也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宗旨和执政之基的根本所在。

“一种新的、先进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积极作用，必然要面临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使新的政治文化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36)王沪宁等：《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页。。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者，中国共产党需要将其政治思想大众化。而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建构，以“人民”为核心的概念群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主要承载者，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大众化表现之一即是“人民”概念的大众化。1949年，随着民主党派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时，将新政协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人大召开前具有人大之责)(37)董必武：《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194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9页。，“人民”一词被嵌入国家的最高权力和立法机关话语体系中，地位和权威性有了制度和法律保障。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人民”概念被广泛地应用到法律、政治以及国家各级政府体系中，成为一个随时可见、随时可听的词语，遍布在生活的各方面，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不断得到加强，而民众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会产生一种较为稳定和持久的内心体验和政治情感反应(犹如下文中吴满有的反应)。这种政治情感在反复进行中会成为民众不自觉的日常意识，“并流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最终积聚转化为对中共领导的政治体系及政策的热情与认同”(38)高莹：《政治文化视域下的中共纪念活动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3期。。

可以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具有规划蓝图的文件中对“人民”概念做出定义，是对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是中国革命探索的经验总结，彰显了中国革命主体性的总体性本质，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教条的马列主义中拯救了那些各自为战甚至敌视厮杀的孤立主体，使各阶级意识到抛弃彼此的各自并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只有合起来才是真正的革命主体，并且可以发挥叠加的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之道，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之基。

四、中国共产党“人民”概念的政治理论意义

经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形塑，“人民”概念已经浓缩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符号，其蕴含的思想价值、政治功能是任何欲成功指导实践的政治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但是，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理论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想让“人民”概念吻合自己的政治思想，各政治派别需要对“人民”概念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和改造，不过这种加工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受制于思想文化和政治需要的程度，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每一次阐释，都是为了应对理论上或现实中的危机，在阐释的过程中相应的意义也会应然而生。

在对“人民”概念内涵的认知和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人民”概念在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分析中的重要地位。对于这种政治理论的历史渊源，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扬弃，并把卢梭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主旨思想，转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权决定论，其重要成果就是人民是国家主人的人民主权理论(39)陶庆：《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主权的理论原则与政治意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这种思想，而且还更进一步地进行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创造，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且“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40)《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将“人民”概念所蕴含的思想、政治价值更推进了一步，“任何政党只有在能够与人民一起正确反映与集中人民的要求而又不折不挠坚持这个要求，才能成为运动的胜利的领导者，反之，就会成为可怜的失败者、历史的丑角”(41)《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1949年2月4日《解放日报》社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为了突出“人民”概念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政治理论中通过修饰语词来表征其特征和作用，如用“伟大”、“力量雄伟”、“历史创造者”等来确认“人民”一词的政治价值和地位。“人民”被塑造成自我肯定的形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执政合法性之基，实现了其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意识中的不断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其在同位概念中脱颖而出(如在严肃的法律表述主体时使用“人民”一词)，甚至到了支配其他概念的地位。这在由“人民”所构建的亲缘性概念丛“人民群众”、“人民大众”中表现得最明显：“人民”在词语权力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群众”、“大众”则处于被“支配”地位。

当“人民”作为一种被赋予“作为历史主体”、“创造历史主体”或其他思想特性的政治术语，并用之来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时，“人民”一词也就被纳入了思想文化解读的范畴——一种具有象征符号的、非实体性的意义特征。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思想领域或意识形态之中不断地引入“人民”观念，根据意识形态的需求重塑其意涵，并将其与其他同位概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人民”理论，“人民群众”即是其典型代表。刘少奇在《论党》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中必须时刻保持“人民群众”(42)有学者认为“人民”概念和“群众”概念在毛泽东作品中是可以互换的，但毛泽东常将二者合起来使用(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05页)，实际上这是中共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表征，“人民群众”一词既可以体现夺取政权道义上的合法性，又可以说明依靠的力量，集两个词语的优势于一身。的意识，这种意识包含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43)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8页。等四个方面内容。随着政治理论的不断成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了“人民群众”思想，将能否“为人民服务”作为衡量是否是合格共产党人的标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4)《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人民”概念所蕴含的意义成为对周边世界(特别是对共产党员)作出价值分析的标准。共产党人刘荣在日记中将“正确树立起很好的群众观点和劳动观念”作为检验“布尔什维克”的准则，对自己所流露出来的轻视劳动、群众的行为不断反省，认为“非专心进行改造自己不可”(45)梁山松、林建良、吕建伟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45、170页。。在构建和传播中，“人民”概念不断生产出意识形态需要的意义，“一切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人民大众利益着想”(46)梁山松、林建良、吕建伟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第224页。，使其符号性功能越发强大。中国共产党不仅将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上升为一种“思想”，对共产党员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要求；而且对非“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对违反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极度警戒，将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的思想(47)《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脱离人民群众的命令主义、漠视人民愿望的官僚主义思想(48)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400-401页。等列入非“人民”思想之中，从而使“人民”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所包含的思想更加丰富。

将“人民”这个原本属于政治的概念当成一种思想论述，是为了应对相应的理论或现实危机，是时代的召唤。

“人民”概念作为特殊的政治思想文化符号，它的作用也成为各政治团体的争夺对象。尽管国共两党都极力希望舆论相信他们是民族、人民的代言人，但这种愿望能否实现不仅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建设，更在于“人民”根据自己的体验进行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肇始，即以国家独立、人民幸福为目标。早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人民”的价值，不断地给予养料，将阶级观融入“人民”中，以最大程度地扩大革命的基础。但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和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高层教条地坚持超越国界的革命路线，使“人民”构建中的“民族”性不足。这种理论构建的不足冲淡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性色彩，给时人留下了“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始终不越乎国家主义之范围，而共产党则以‘打破国界’为号召，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祖国’”(49)曾琦：《国共两党决裂吾人对国民党之态度及忠告》，《醒狮周报》1927年4月23日，第129期。的感观。这种感观进而被国民党加以利用，成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在与三民主义理论的较量中处于下风(50)“人民”也是国民党争夺的重要概念。不管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党还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都试着将民族主义与“人民”联系起来，以证明国民党执政的合理性。尽管由于三民主义自身理论构建的不足、实践上的形同虚设，但其高举的“民族”旗帜，使其在与教条化马列主义的初次较量中略胜一筹。。加之，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据学者研究，早在1933—1934年根据地干部“粗暴的工作作风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导致了“群众支持度的下降”，甚至出现了“群众成规模逃跑事件”(51)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2页。。理论构建的不足和实践中的偏差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土地革命时期已受到损害。即使在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政策的延安时期也不乏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者，中共中央曾对下列现象进行批评：“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对党的地位与作用有一种不正确的见解。他们怀疑党的主张与政策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尽管是最革命的最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总不能说党的主张全等于人民的主张。”(52)任弼时：《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1943年1月7日)，《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9页。消除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不仅需要政策的改变和“人民”概念理论的重构，更需要共产党人的践行。而思想是行动的先知，要顺利地让“人民观”得以践行，首要的就是让“为人民服务”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53)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403页。，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意识。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地阐述构建，使“人民”概念意义得以提升、扩展和充实，成为一种思想。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群众路线，从而使“人民”成为了一个从概念到思想再到实践的系统化话语体系。

伴随着“人民”概念系统化话语体系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的实践，“人民”观念日益大众化，渐渐成为哲学性和社会性概念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成为承载和象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符号。1944年2月29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吴满有的发言：“今天我吴满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参加这个座谈会，和林老吴老李老坐在一搭儿讨论问题……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54)《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解放日报》1944年2月9日，第1版。这给谢觉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前日座谈会上，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55)贺永泰：《“人民政府”名称的提出和确立》，《党史文苑》2009年第2期。，自豪、欣喜之情跃然纸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是人民利益真正代表的思想在获得民众认可时的反应。吴满有对边区政府的称呼也反映了“人民”观念已深入人心。当然，吴满有的“人民”概念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并非能完全重合，但普通人对“人民”一词的接受，意味着他们参与到构建人民概念的过程中，他们会以各种方式维护“人民”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除了普通民众，“人民”概念也得到了中间某些派别的认同。抗战时期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时，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曾将一个外围刊物命名为《人民周报》，而“以‘人民’命名报刊名称的，这个刊物是第一次”(56)叶笃庄：《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民”概念的传播，“人民”概念所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意义愈加突出，甚至连对手国民党也不得不避讳“人民”一词。抗战时郭沫若主笔的宣传稿曾遭到国民政府的刁难：“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为‘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过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因为，“谁要用这些字眼，谁也就在企图赤化了”(57)黄淳浩编：《郭沫若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354页。。将“人民”一词和“赤化”挂钩，意味着国共两党在争夺和不断构建“人民”的过程中，国民党理论建设和实践的失败，“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独有的象征符号。如此，“人民”概念中所含有的政治合法性意义亦为中国共产党所独有，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然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五、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构建出了国人心理期望的政治革命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8)《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这就意味着革命主体的研判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首要解决的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构建理论的反映。概念是构成和理解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作为革命主体的承担者——“人民”概念在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理论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形成并非朝夕所致，而是中国共产党久久为功、不断构建的结果。1935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将普遍意义的“人民”概念赋予阶级性，用阶级的眼光来观察“人民”。193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将之前弱化的“人民”概念重拾，并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对“人民”概念的构成标准做了调整，从而使“人民”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人民”概念及由此延伸而来的政治理论体系使得中国共产党可在主导“人民”话语权的情况下，灵活地解决中国社会阶层或阶级在革命年代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同盟者的理论难题，也解决了“人民”概念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的统一问题。不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是建立在其他概念基础上的，并没有明确化。解放战争时期，适应语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开始明确化。在对“人民”概念的认知和理论构建中，中国共产党赋予了“人民”以主体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表不仅得到了根据地民众、国统区资产阶级的认可，而且无形中也被国民党所承认。结果，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论中主导了“人民”的话语权，“人民”一词逐渐意识形态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人民”概念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