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光东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事关走什么路、建什么制度、朝什么方向前进等重大问题，直接决定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16这言简意赅地明示，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必须始终坚持而不能放弃；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一直面临着各种思潮的干扰与冲击。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直以不同的形式与话语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路线和方向，其带来的挑战与危害非其他思潮所能比拟。由此，在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之际，细致梳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流变，分析其理论本质，对于防范自由化思潮、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自由化思潮的历史流变与话语呈现

顾名思义，自由化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自由主义在社会中不断扩散和传播的思想潮流。作为其核心的自由主义就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标榜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反映资产阶级利益与意志的观念体系。在历史发展中，资产阶级自诞生起便建构起体现自己意志的理论体系，并随时代变迁与形势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话语体系，以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并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服务。改革开放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集中体现的自由主义开始传入我国，并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理论形态和话语体系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先后呈现，形成与改革开放基本同步并不断嬗变的自由化思潮，伺机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人道主义思潮。一般说来，历史观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是欧洲资产阶级早期以“人权”否定“神权”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其后经启蒙主义者的概括与加工，人道主义具体化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本原则，以实现人的“自由”本性的“理性”国家为基本要求的体现资产阶级意志的思想体系。

改革开放后，人道主义思潮利用人们反思过去极“左”路线的时机，在我国文学艺术界首先出现，并逐渐扩展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人道主义者套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资产阶级学者利用“青年马克思”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思路，以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曲折探索中的挫折为借口，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大谈人的本性，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离开实际社会生活来空谈所谓的“人”，并将这样抽象的“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立足点，从而离开人们所从属的社会关系，不分场合地谈人的本质、价值和尊严，强调要使人像“人”一样地生活。基于此，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人道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把属于“人”的东西还给人，从而将社会主义抽象化与人道主义化。同时，为证实自己的观点，人道主义者引入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并将其永恒化、普遍化，并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即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全面异化，必须要通过“扬弃异化”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而我国推进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要解决制度中“异化”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对人道主义思潮进行了强烈的批驳，随着1984年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后便逐渐失去影响，但其在苏联却因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后侵袭并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第二，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由于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陷入“滞胀”，在声讨主流的凯恩斯主义过程中，反对国家和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复苏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在发展中逐渐政治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化，并经美国政府炮制的“华盛顿共识”在90年代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用来推行全球垄断的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以经济领域为突破口，强调“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2]，所有现代化国家进行改革的“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3]。

改革开放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极力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借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逐渐扩散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其从经济领域入手，并逐渐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在经济改革方面，其为我国炮制的“药方”是：由于市场机制是最富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国必须取消党和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杜绝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 由于“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不可缺少的前提”[4]441，因此，我国必须要通过私有化改革来建立“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4]490；由于“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4]16，因此，我国必须要加大产权改革，以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竞争来推进改革进程，因为“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4]16。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方面的目标是使我国最终实现绝对的自由化、完全的市场化与彻底的私有化；在政治与文化领域是极力鼓吹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要求推行美欧式的多党制、民主化，宣扬政治的多元化和文化的美欧化等。

第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改良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是以“西式民主”为其理论核心，以建构起包括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制度在内的政治社会模式为目标，其实现路径便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以多党竞选、轮流执政来推进政治的民主与自由，以对经济活动的监督来促进经济的民主与自由，以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自由等。可以说，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其本质与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差别。

改革开放后，民主社会主义亦传入并开始影响我国。随着20世纪末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因提倡走“第三条道路”而在英、德等国家上台执政而名噪一时后，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影响也快速扩张，并在进入21世纪后对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的强烈冲击。在理论“阐释”时，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如一般自由主义者直接介绍其理论，他们的方式更为彻底，即一方面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入手，“旁征博引”经典作家的论述以“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倡的“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5]，由此，民主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5]。另一方面，他们从对现实的解读入手，用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认为“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举措就是“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而“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我国 “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也只是为“避免‘修正主义’之嫌”[5]，更有甚者直接“喊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鼓动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6]。可以说，虽然解构的方式不一样，但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意图与典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并无差别。

第四，普世价值论思潮。本质上，普世价值论是一种以宣扬超越历史、超越阶级并超越现实的价值观来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其摒弃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价值理念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简单地将具有特定意蕴的、抽象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即“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包装成超越物质基础和社会历史的永恒价值”[7]。

改革开放后，以宣扬抽象的普遍价值为主旨的自由化思潮便意图传入我国，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以“颜色革命”为代表在世界上屡立奇功的普世价值论便借机传入我国，他们借助于一些焦点事件，其影响也在发展中逐渐扩大。在传播中，普世价值论者一方面鼓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普世性”与“超然性”，即将资产阶级理解的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看作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与宪政看作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并以此为评价标准来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们采取混淆视听的办法，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解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将党和政府领导的大无畏的全民抗震救灾之举称为“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8]，或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字面上的部分重合，宣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或将我国推进改革开放解释为“放弃”对“普世性的核心价值”的“抗拒”[9]，以此让普世价值论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自由化思潮的理论特点与本质透视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领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斗争尖锐且变幻莫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自由化思潮以不断嬗变的样态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演绎了一幕幕一元主导与多元争斗、渗透与反渗透等不断角力的立体图景。这些自由化思潮尽管在时机选择、话语表达、渗透领域等方面表现出差异性，但它们在理论的诉求、本质和企图上却高度一致，即都是要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以西方模式来影响或取代中国道路，最终使社会主义中国改旗易帜，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

第一，时机选择不同，理论诉求不变。在时机选择上，上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都并非偶然，它们的出现乃至消极影响的集中爆发都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具体来说，人道主义思潮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其直接源于思想大解放后宽松氛围下人们对改革开放前曲折探索以及人的主体地位缺失的反思，同时也离不开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解释的传统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改革开放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便传入我国，但其危害爆发主要是90年代，此时，不仅苏东剧变后“过时论”和“失败论”叫嚣甚欢，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探索和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期，而西方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为武器，从经济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和攻击，以期影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早就传入我国，但其真正发挥较大消极影响乃是在21世纪初，这源于20世纪末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上台执政，以此为契机，发达资本主义利用人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简单认知以及以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非本质相似性为突破口，将两者混淆甚至简单等同起来。普世价值论的爆发期在新时代前后，是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传统在“911”事件和“文明冲突论”催化下的一次“更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他企图失败后，将战略重心调整至价值观领域，意图以资本主义价值观来影响和控制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

由此可见，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我国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因时因机而动，但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初鼓吹人道主义和 90年代鼓吹的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还是近年来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纯粹意义上的抽象价值观，其理论诉求显然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以狭隘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来歪曲、消解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以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

第二，话语表达不同，理论本质不变。在话语呈现上，改革开放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非一成不变，它们的出现时机与理论切入点的不尽相同，这使得它们的理论表述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具体来说，人道主义思潮从历史观的基础问题，即如何看待人这一根本问题入手，离开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而抽象地空谈人的本性，用“抽象的人”去替换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的“现实的人”，并由此出发大谈人的异化与扬弃，直接退回到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唯心主义哲学。新自由主义思潮直面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运行方式以及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标准，为我国的改革提出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绝对自由化的三剂“药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立足点是“民主”，即从抽象意义上的民主出发，强调在政治上必须要超越简单的“左”与“右”之争，进行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在经济上虽然强调要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监督，但避谈改变私有制问题，而是将关注点放在分配领域，推行普及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普世价值论采取的策略是将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抽象的范畴，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包装”成人类的普遍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向，以实现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偷梁换柱”。

可见，尽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关注点与话语呈现上大有不同，但无论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鼓吹经济改革的“三化”、提倡“民主”的改良主义，还是叫嚣“普遍意义”的价值观，都还是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其实质并没有变，都是资产阶级意志的直接体现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伪装与变种。

第三，渗透领域不同，理论企图不变。在渗透领域上，自由化思潮也表现出差异性，这与它们的理论观点息息相关。具体来说，人道主义专注于社会历史观领域，其方法乃是以替换唯物史观逻辑起点的方法来消解马克思主义，最终以人道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社会主义中国“改旗易帜”，这是改革开放后最初与最隐晦的自由化样态。新自由主义专注于经济领域，其方法是通过兜售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三化”主张来消解我国经济制度中的社会主义属性，进而影响并改变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与目标，这是改革开放后最主要的并最具危害性的自由化样态。民主社会主义主要专注于社会政治领域，其方法是通过强调非本质的共性来混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以诱导我国在制度建构上改旗易帜，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算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较直观的理论形态。而普世价值论专注于社会价值观领域，其乃是从深层次的价值理念入手，用抽象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来“解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此来影响改革开放道路，其可以算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最新的同时也是最具迷惑性的理论样态。

由此可见，上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虽然在渗透领域和理论样态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但无论是从哲学世界观和社会价值观入手，还是从社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以及政治制度建构入手，它们的目的和企图都是一致的，即千方百计地诱导我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走资本主义的“邪路”。

三、全面深化改革中防范和抵御自由化思潮的应对策略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自由化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数度呈现，意图在蚕食阵地中混淆视听，逐渐扩大在思想领域乃至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最终实现其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并在中国推行“西式民主”的企图。显然，这对于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其危害是极具破坏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将无法完成。由此，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化思潮，应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是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坚持的底线。

第一，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全力防范无时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这是新时代抵御自由化思潮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不仅以发动贸易战、加强技术封锁与制度隔离等方式对我国进行围堵和打压，更是不断加码意识形态领域的分化和渗透，其目的是通过意识形态战争而使我国指导思想逐渐西化，最终将我国纳入到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中，以维持其永久霸权。由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上的这种大气候必然借助国际人员往来交流增多、网络空间信息的跨国界性等便利条件，特别是在国内外思潮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中传入我国，进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及经济社会发展施加影响。而且，在当今仍然“西强东弱”的格局中，我国经济社会越发展，西方国家的攻击性就会越激烈，同时采取的形式与策略也将日益多样化，并更具变化性。正如邓小平在多年前所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10]325-326

由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性，提高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警惕，即要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和渗透是长期的、多样的，无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宣传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其推行的“和平演变”也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由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也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第二，要时刻保持批判意识，深入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本质，这是新时代抵御自由化思潮的关键。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发起的意识形态挑战，需要积极增强风险意识，警惕自由化思潮的渗透，而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变异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昭示，要打好意识形态领域主动仗，关键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即要树立理论批判思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确立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社会思潮的观点与方法，辩证而历史地全面深入分析各种社会思潮产生的背景、原因、实质以及影响。在这方面，列宁曾说过：“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1]在这段话中，列宁可谓直面包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内的各种唯心主义的理论缺陷，直指这些思潮的在研究方法上的谬误。

在新时代必须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全面地、客观地把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材料，并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特定的阶级话语中去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便可以在对社会意识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理解中获得对社会思潮本质的认识，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第三，要始终保持政治意识，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这是新时代抵御自由化思潮的根本。在改革过程中，不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如何蜕变，其目的都是以混淆视听的方式来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此实现其将我国引上资本主义邪路的企图。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10]12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并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赢得了比较优势。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16在新的历史阶段，“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7

应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风险与挑战，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意识，即面对不同样态和话语体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全党和全社会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保持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鉴别力，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在事关道路和旗帜的大是大非问题和政治原则问题面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第四，要始终保持阵地意识，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是新时代抵御自由化思潮的基础。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实践中为实现其企图，必然将攻击的重点放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等抽象价值观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为突破口，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达到改变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目的。众所周知，思想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是把握好意识形态的前线堡垒，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思潮竭力争夺并继续斗争的主战场，“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主导权是政党在主流话语中最需要掌握的核心权利，也是绝对不能让渡的权利”[12]，“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13]由此，应对自由化思潮的冲击与挑战，必须保持阵地意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特别要从理论与制度建设创新等多方面入手，守住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宣传思想工作时指出：“要增强阵地意识，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14]。

在新时代的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与传播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15]。这就是说，要双管齐下，坚持以创新的话语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制高点，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确保意识形态阵地的绝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