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琦玥 姜复宁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1 引言

在文学文献和历史文献两个领域的研究中，方志文献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学价值。以碑刻文献进行辑佚、校勘，可补总集之疏失，扩充作品数量与作家序列。章学诚在《方志略例》中曾指出“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等均应为方志所载，而后世方志纂修者确亦如此，将种类繁多的诗文作品收入方志之中。与着眼全国诸家的大型总集相比，碑刻文献多为邑人所记当地事迹，更为注重乡邦耆献，因而诸多未为名流推重的地方作家之作，往往在方志中得以保存。今以清季肥城方志三种，遴选可订补《全元文》者五例，以为其文学史料价值张目。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积多年心力编成的《全元文》一书，“旨在搜集有元一代之汉文单篇散文、骈文和诗词曲以外的韵文”[1]汇为一帙，堪称元代文学的渊薮，为从事元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然而，总集的编纂要求“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受制于20世纪检索工具的不完备，实际上很难真正达到囊括无遗，存在着漏辑的情况。近年来诸多研究者勾陈索隐，对此书进行补辑，如陈开林先生为之补辑354篇[2]、杨匡和先生为之补辑303篇[3]，为治元代文学者提供了新的文献支撑。但仍存在部分漏辑之文，尚俟进一步填补。今就平日读书所得，补出元代佚文五则，这些佚文均出自方志文献，既不见于《全元文》，也未见于其他学者的补苴之作。现依佚文创作时间先后为序，将其整理如左。若同一佚文见载多书，则录时代最早者，而以后见之文作为参校，订其讹误补其阙漏，以期尽量恢复其全璧。

2 清季肥城方志三种的五篇元代佚文及其价值

李之绍《县尹刘君遗爱颂》（1275年之前作）

盖为邑长于斯，而能得一邑之心为难；得一邑之心易也，而能得总府上官之推举为难；得总府上宫之推举易也，而能得居风宪持藻鉴者之称颂尤难。具是三者，其人之贤从可知已。居今而能如是者，其东平路平阴县尹刘君乎？君自下车，慨然发愤，期有以自现，而不肯碌碌安于苟且。加以材刃有余，物迎而解，力于报称，勤于抚字，日慎一日，罔有懈怠。故三载之间，林麓开辟，赋役适均，学校兴而士知向方。词讼简，贼盗息，而刑罚以清。他若约聘嫁之礼，使婚姻以时；禁公胥之扰，使阖境帖然。明西番僧官之诈，除名为贡献者往来侵渔之害，使凶徒恶少缩首畏避。由是邻邑疲民闻风胥至，而户口岁有所增。呜呼！君之绩秩然有序，屹然不倚。恩足以及编氓，威足以服强暴，不待悉举其梗概固可观矣！乡耆老常克温、陈国贞等被惠日深，屡率邑民数十百人，具状其德政，诣总府及宪司称诵。东平总管太中苏便嘉其廉能，荐名宪司，仍闻诸朝廷。佥宪元公巡历至，止，题诗厅壁以示褒美。总府、宪司数以疑事委，问经听断者多，致办香拜谢而去。今克温、国贞等又以君瓜代矣，及不忍其去。济儒士陈牧去东平路，以颂遗爱为请。其得一邑之心，总府上官之所推举，风宪、持藻鉴者之所称颂，如此其贤于人也远矣！视彼拱默尸素，骫骳不振，侥幸终吏，奉身而退，略无片善之可称者，殊有间矣！君名索，字彦高，世为燕城大家，资笃实，通儒学，尝伴读英庙潜邸，历高邮府宝应县丞，用荐者选擢兹任。窃闻自汉唐以来，循吏有传，厅壁有记，贤牧守代，去而民思之不忘，则又有曰去思、曰遗爱者垂诸金石。今刘君之事，其亦无愧于古昔矣乎。余既按来状为书其事，又采邑人之语而为之颂，俾后来者有所观省。

颂曰：昔荒田兮弗治，今禾黍兮离离。昔疲癃兮嗟咨，今民俗兮熙熙。昔学校兮废毁，今师友兮相规。昔婚姻兮不时，今室家兮相宜。君之来兮民之依，君之去兮民之思。送君归兮迟迟，不见君兮涕洟。祝君兮期颐，福禄兮宜之。忠上结兮立知，羌接武兮天墀。棠阴兮未移，岁月兮如驰，颂遗爱兮丰碑，名不朽兮昭垂。

按：此文录自嘉庆二十年（1815年）《肥城县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肥城县志》亦收录此文，题目亦作《县尹刘君遗爱颂》[4]上册528-529，下册416-417。此文为李之绍应常克温、陈国贞之请，为平阴县尹刘索所作的遗爱碑记，记载了刘索在任时的善政。李之绍，字伯宗，东平平阴人，少即以颖悟聪敏名世，泰定三年（1325年）卒。官至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其事迹详见《元史·列传第五十一》[5]3862。此文具体撰作时代难以考察，由文中“济儒士陈牧去东平路，以颂遗爱为请”可知，此时肥城仍隶属平阴县管辖，平阴县尹刘索的遗爱碑存于肥城境内亦可作为此论的佐证。肥城由隶属平阴县、奉符县分辖，转为独立设置的县邑，发生在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4]1。由此可知，此文撰作时代当在1275年之前。此外，此文除却纪事性的记述文字外，文末尚有颂文，以楚辞体写作。一方面可以为研究元代颂文提供文本依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消极避世思想影响下，元代士人对屈宋辞章的认同。

李谦《肇建庙学记》（1283年作）

肥城，汉县隶泰安郡，应劭以为肥子国。今上改元之十二年，始立肥城县，隶济宁路。其监领县事赵珪，以忠翊校尉为肥城县达鲁花赤，为肥城监隶者也。既至，立公廨，画井闾，民居甫奠，学社爰卜，时校尉张礼同至，乃略定殿址。又数年，元承事琰至，并与珪同经画。为圣殿，为资庑，为戟门，为讲授之堂，时则典史刘成、米璋实相继提督。二十八年，张承事纲来尹兹县。是年，珪之子世公始授进义副尉，袭职监隶县事。凡前功未卒者，相继善完。其先师十哲貌象有俨，张弛合制，七十子及先儒别绘于两庑。殿宇峻极，门窗严肃，望之令人起敬。又为祀器，以备春秋释菜之用。匾其讲授之堂曰“君子”，取乐正子春所谓肥有君子之义。集邑人子弟教育其中，延李璧、晋显忠相继为师。是役也，邑司达鲁花赤长官赵珪始赞襄之，其纪纲役事，廉勤奉公，则典史张仲也。（既成），邑人以记为请，谦曰：“导民之道，惟所欲为，所常见则识之，所常闻则知之。耳目熟习而中心不谕，宁有是理耶?矧学校庠序，教化之地，民之耳目在焉。以之习容观礼，所睹者升降揖让之仪；以之考德问义，所闻者孝悌忠信之义。朝暮渐染，涵养气质，岂前代醇粹不可复乎?”县吏去民为最近，责任所在，将谁归？肥密迩邹鲁，有孔孟遗风。前史谓其人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人风烈。今学成教、立风俗，或有愧於古者？吾不信也。”

按：此文录自康熙十一年（1672年）《肥城县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肥城县志》亦收此文，作《元至元二十年肇修庙学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肥城县新志》定题为《肇建肥城庙学记》[4]上册118，上册526-527，下册324-325。李谦字受益，郓之东阿人，官至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其生平详见《元史·列传第七十四》[5]3767-3768。此为至元二十年（1283年）李谦为肥城庙学所作记文，记述了肥城县学的修建始末。由文题下所注官职可知其时李谦任职侍读学士。这种将儒学贯注于乡间教学中的方式，既是作为地方官员的县级行政长官的施政之道，也是“官师合一”的中国古代政治管理制度下，官员文人身份及其文学教育、以文学教化作用为施政提供精神助力的体现。由此可以窥得时人的文学教育思想。

王载《抹汉遗爱碑记》（1298—1307年之间作）

皇元受天明命，疆理四海。至太宗践祚，凡宗亲戚里、勋旧大臣，皆锡之山川、土地以为分地，使之家传世守，乃命所属每城皆张官以监临之，此监路监邑之设也。其济、单、兖三州，乃皇姑鲁国太长公主驸马济宁王食邑也。先是朝廷以鲁邸编户，为数不敷，乃割东平属邑平阴东鄙之民，其为数四千有奇以益之。乃令平阴兼治几四十载。至元十年春，籍邱民之数，各立所属，乃析平阴为二，于是建镇立寨以治之。监邑抹汉曰：“镇无城廓，何以鸠民？若为远图，必因旧垒。”乃于锦川之东、翔鸾之北、牛山之南，故垒曰肥城，古肥子之国。东接泰宗，西连平阴，北距清亭，南通古兖。长官邹谨、佐史郭兴博览传记，云汉章帝时有鸾集其地，因语抹汉，以斯地为可置县。公亦爱其土沃民淳，有桑枣之利、稼穑之饶，乃不惮寒暑，频年修治。谋于本属曰：“肥城隶宁王之食邑，向者割分平阴，以无城壁削去，事统于平阴，名为济宁属邑，实附庸于东平。民吾民也，顾其治于别郡，非计也。”邹郭二公又按传记，平阴东南三舍有古肥城，即今县署也。乃绘为地图启于驸马王韪，其议乃启都省以闻于朝。是岁夏四月，有旨改镇寨肇立邑署，于今之县治。至六月，李总管同抹汉度地，居民、公廨、儒官、驿舍、市肆星分棋布，井然有条。甫及期年，民皆奠居，商旅辐辏。盖公以便宜行事，向时编户每岁赴府输赋，往返六百（有）余里，地临须城，有衣带之水曰盐河，夏月霖潦暴涨，圮桥垫陷，无舟可济，冯河者率多溺死。公虑民之病涉，乃立团并库于县，以从民便，俾无远输之劳。十四年岁次已卯，洪水为害，民罹饥馁，公与县尹郭公极力救荒，视民如己。急闻于府于朝，乞行赈贷，以济饥民，阖邑编民咸获更生之赐。公征税，省徭役，宽刑罚，监邑（乃）十有八年，殆如一日。吏畏其威而不敢犯，民受其赐而安其业。粤从视篆礼，请李教谕璧兴学校、训生徒、美风俗，兼以敦贤下士，喜接寒素，时人以平原君称之。大德二年春，余自应奉翰林叨令是邦，而邑之耄儒、前儒学谕晋君国昌，为余言公之德之劭，尝以公遗爱之颂为请，余甚韪之，方欲援笔为公以记其实，（适）以秩满而归。兹又叨长胄庠，而邑之教谕孙祯及儒生徐克让、都监张岩等采公往日所行之政绩，来徵鄙文，欲镵诸石，记公开创之公、循良之政，以传不朽。传曰：“智者创物，若抹汉可谓智者矣！公以明敏之才，廉能善政，曳裾鲁邦非止一日。创立肥邑，兴学待士，救荒济溺，有便于民，无不举行。迄今岁月滋久，而君之遗爱在人耳目，犹能记之，非善政之得民心何以臻此。今君之家嗣，克绍箕裘，继为监邑，恪勤清慎，有光前人，则忠翊虽死而不忘矣！乃为之序，以其创邑之功，爱民利物以示来者。而继之以颂（大德），颂曰：“翩翩公子，泒出平原；粤从早岁，曳裾王门。不惮勤劳，创立肥邑；监临是邦，能输忠力。公清勤恪，利兴害除；监政有年，民生奠居。公虽先去，遗爱犹在；刻之坚珉，流芳千载。”

按：此文录自康熙十一年（1672年）《肥城县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肥城县新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肥城县志》亦收录此文，同载题为《抹汉遗爱碑记》[4]上册115-116,上册532-534，下册420-421。此文具体写作时代难以考察，但由文题所署官职可知作于王载任职县尹期间。王载于大德二年（1298年）任职肥城，大德十一年（1307年）离任。则此文当作于大德二年至大德十一年之间（1298—1307年），因文中既无落款，又无确凿内证，因而其具体撰作时间难以确定。王载，《元史》无传，其生平已不可详考，就本文所载可知曾任应奉翰林、肥城县尹。此文为王载应肥城县教谕孙祯、儒生徐克让、都监张岩之请，为时已离任的肥城前任监邑抹汉所作的遗爱碑记，记载了抹汉在任职肥城期间爱民如子、为民造福的政绩，称赞了其作为循吏的事功。此文文末的颂文仿《诗经》体，但又不押古韵，颇有特色。以《诗经》体作为循吏碑记的颂语，与中国古代“诗言志”“颂诗”思想和追圣心态是一脉相承的。而以今韵入诗，不押古韵，则可以反映出元代文学创作中对作为外在形式的文学语言的改革，这也是元代韵文向近代音靠拢的有力证据之一。

张起岩《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记》（1307年作）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苍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系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猪者施行。右诏。）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嗣位之初，当大德丁未岁，制加元圣大成至圣文宣王，临遣使者以太牢告祀阙里。越二年，浙西宪臣言：在昔尊夫子固云重矣，然未能尽其形容。皇朝加赐徽称，诚非前代所及。勒石郡邑庙学，以彰盛典，朝议是之。於时，守臣公命有间。又十有四年，将仕郎主簿刘璋至肥城，祇谒文庙，大惧无以钦承德意，亟谋伐石以镌之。教谕周文信、同进士如皋县丞夹谷企徽来言於史臣张起岩曰：“愿有述。”起岩窃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钦惟制诰之言备矣。苟赘为称赞，是犹誉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则惑。虽然，窃有说焉。自予赐若及暨孟轲氏推崇之言著于经，独孟氏因伊尹夷惠而言孔子之谓集大成，后世无异议。然加号未尝及之天，固有待於盛时也。夫所议大成，人皆知诵之，而未知夫其下子之道，以求其义，宜乎有未及也。何则？盖徒知大之为大，而不知大之无外；徒知成之为成，而不知其成亘万古而不坏也。兹所以继天立极、神道设教，而万世永赖者欤。洪惟我皇元武略戡定，文德诞敷，自都郡邑县，草野荒裔，莫不有学，作成士类，冀收实效，盖非止尊显其名，抑推致其道，以泽斯民也，於皇哉，士生此时亦何幸欤。矧是邑去圣人之居甚近，长民者奉扬右文之懿，以躬率之，人固有所惑而知劝，一变至道斯易也。学者曷思？勉勉循循，以任重道远为事，以近利欲速为戒，而有以称副国家期待之意也哉。乃不敢辞，而敬书（其下，以）谂来者云。

按：此文录自康熙十一年（1672年）《肥城县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肥城县新志》定题作《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视》，光绪十七年（1891年）《肥城县志》定题为《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诏并记》[4]上册118-119，上册530-531，下册326-327。二题均不确，今从康熙志。此为大德十一年（1307年）张起岩应肥城教谕周文信等人之请，为文庙所撰碑记，记述了元武宗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号的事迹。张起岩字梦臣，博学有文，善篆、隶，有《华峰漫稿》《华峰类稿》《金陵集》等著作，其生平详见《元史·列传第六十九》[5]4193-4196。元代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极为推崇。而汉族士人对这一状况的歌颂也可以看出作为文脉代称的孔子思想影响之深远，文中“洪惟我皇元武略戡定，文德诞敷”“抑推致其道，以泽斯民也”等记载，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推行儒学的不遗余力，也可以看出张起岩的文学思想乃是以文化人，用儒家思想的内核和中国文学的形式，规训正道人心。

张起岩《瞻岱亭记》（1339年作）

肥城震隅庙学后壖，旧有瞻岱亭，废圮久矣。而亭基隆然，阅岁浸久，盖莫有顾省者。龙门王君大用宰邑之三年，政成事治，民安于田里。吏饬躬趋事惟谨，后生响学而人耻于游惰。公退，至讲堂视诸生课业，竟谂於众曰：“邑故鲁境，诸山绵亘，林麓连络，实岱岳右武、齐鲁礼义之乡，自古云然。今朝廷清明，斯民生育寿域。兹邑僻静，人皆安土乐生，吾侪承宣德化，幸熙恰无事，其亦与民休息登陟临眺，以观浩浩之俗，以审太平之象，而有以同其乐哉！”于是庀工度材，以构以茨，矫矫翼翼，轩户宏敞，冠裳襟佩，雍容揖逊，觞詠相属，而落成其上，蔚乎其有沂泗舞雩之风焉！咸谓宜有记也，专邑十栾节来请余。向至邑为数日留，乐其清旷，且闻秀民辈出，愿学者众，渐劘师友之泽，则又佩服主君之教而复鲁俗之旧。而是亭密迩讲授之地，则凡来游来歌登乎亭之上者，徘徊瞻望，仰岱宗之峻极于天，以起希贤圣之心，以思参天地赞化育付受之重。扩而充之，磊磊落落，以自表现于世，矧岳之降神而表见者，如晋之羊祐，宋之孙复、石介等。而上之曰孔曰颜曰洙泗邹郓之贤，矜式而追尚者，宁不在是？讵止肆其舒啸逐夫游观而已哉！诗曰：“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则有来登斯而瞻岱之高，必也企其齐而无日已。而鲁多君子，余惟是，似庶几不愧於亭之名，而亦有答贤令尹新民复古之勤云。构亭於至元后巳卯，其落成实夏月，正奉大夫侍御史张起岩记并篆额。

按：此文录自光绪十七年（1891年）《肥城县志》[4]上册 150-151。其创作时间可由文中内证探知，“咸谓宜有记也，专邑十栾节来请余”可知此文为应主持修亭者所请而作，非后人述古之文，文末“正奉大夫侍御史张起岩记并篆额”说明此亭之篆额亦出自作者手笔，亦可为佐证。王大用任职肥城知县时间为至元十三年（1336年），“龙门王君大用宰邑之三年（1336年）”后即为至元十六年（1339年）。文中称“构亭於至元后巳卯”，查至元年间并无巳卯干支，而至元十六年（1339年）为己卯年，除此外无与“巳卯”相近者[6]。古人刻书，“己”“巳”鲁鱼亥豕并不鲜见，此亦为此误。则此文撰作当在至元十六年（1339年）夏月。张起岩生平可参《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记》后按语，此不赘述，由落款可知其时张起岩任职侍御史。此文在记述重修瞻岱亭这一事件时，跳出就事论事的藩篱，而是将目光放在对“道统”的承嗣之上，以先贤遗风和前人论述立论，并将其在文中作为一种号召予以阐发。由此，此碑可以作为研究元代北方士人文学创作思想的宝贵资料。而元人之文往往佶屈，且元明之际的战火、明清思想控制的增强与对前人文集的篡改等客观事实，都使得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元人文集常常出现讹字断章。而此文乃是方志所录碑记，其客观性与真实性较强，以此作为研究文学思想的材料，较之与难寻实物证据的文献，更具说服性，与“以朴释玄”的思想研究范式有着某种层面的共鸣。

以上五篇元代作品均为《全元文》所失收，这五篇文章均为当地官吏记载当地之事，因去古未远，其记载自是较为准确，具有较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本文辑录的李之绍、李谦、王载、张起岩四位作者，在《全元文》中都未著录，因此本文的辑佚工作也起到了扩充元代作家队伍阵容的作用。以上五篇佚文的撰作年代连贯，在时间上可以形成相互系联的链条，作者的生活地域又联系密切，因此可以作为一种具有共同文化特质和密切关联的地域文学共同体予以考察。通过对这五则佚文内证的探寻，可以窥得元代泰山区域的文学生态特点，对从事元代文学研究有所裨益。

3 结语

方志文献作为历史资料的渊薮，其中往往收录芜杂而又丰富的诗文、碑记等文学作品。对其进行勾陈索隐，既可以对断代文学总集进行补充，辑录出失收之文，又可以为地域文化、历史研究提供资料。重视地方志在辑佚工作中的价值，对方志中所存佚文予以辑录，可以使长期湮没的地方文献重见天日、为人所知，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且地方志所收文献多保留文章的原始面貌，而其作者亦多为当地文士，往往可以代表一时一地的文学生态和较低阶层的文学创作风貌。因而值得在辑佚完成之余，充分考虑其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为地域文学、文学生态和文学思潮研究提供原始材料，在文学研究上具有不容小觑的地位与价值。